自雍正朝对官制进行重新厘定后，大学士一职被明确划定为正一品，尚书则为从一品。依据当时的品级体系，尚书若获升迁，依循既定规制，进阶至大学士乃顺理成章之事。在雍正九年以前，情况尤为如此。彼时，每逢大学士之位出现空缺，惯例是从尚书与左都御史之中选拔任用。

自乾隆朝始，尚书径直擢升为大学士之情形渐趋鲜见。究其缘由，在于大学士与尚书之间，新增设协办大学士一职。尚书若欲晋身大学士，必先获任协办大学士，此为必备前提。

【协办大学士因何而设？具体职能又是什么？】

雍正八年，怡亲王允祥溘然长逝，此后军机处的相关事务，渐由大学士张廷玉与蒋廷锡共同主理。需知，军机处位列内廷，而内阁地处外朝，于彼时，国家军政要务极为繁杂。在此情形下，张廷玉与蒋廷锡全身心投入军机处事务，实难再对内阁诸事加以兼顾。

自军机处设立伊始，便对内阁的中枢地位构成冲击，此观点确凿无疑。然而，这一影响的彰显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历经了一定的发展进程。在雍正一朝，军机处尚处于初创时期，各项机制有待完善，彼时内阁于朝廷政务处理中依旧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

雍正九年，出于保障内阁高效有序运作之目的，朝廷颁布旨意，于大学士编制之外，增设“额外大学士”一职，该职位别称“署大学士”与“协理大学士”，其品秩为从一品。

额外大学士这一职位，并不兼任军机大臣之职。雍正帝创设此职，其初始意图在于，令额外大学士切实执掌内阁事务，旨在缓解诸如张廷玉等大学士所肩负的工作压力。就其命名而言，额外大学士实则是雍正帝推行的一项临时性举措，并未正式纳入官制体系之中。

乾隆四年，清廷对官僚体制进行规范与完善，将此前存在的额外大学士，正式予以定名，定称“协办大学士”，于满、汉官员中各设一员。自该举措施行后，“协办大学士”这一官职正式被载入《会典》，成为国家官僚体系中稳定且固定的编制构成部分。

在清朝政治体制的演进历程中，军机处自设立后渐趋成熟完善。发展至乾隆统治阶段，其职能已高度强化，致使内阁的权力被大幅削弱，几乎形同虚设。此时，内阁对于军国大政已难以参与其中，所处理的政务大多局限于一般性事务。在此背景下，协办大学士这一职位的地位较雍正一朝出现了明显下滑。具体而言，其实际掌握的权力甚至无法与六部尚书相提并论。

尽管情况如此，然而从国家机构架构层面审视，内阁作为国家最高权力中枢的地位始终存续。与之相对，在品官体系里，军机处仅为临时建制，既无品级划分，亦未被赋予明确的品秩。基于此，在整个文官序列中，内阁大学士长期以来被视作文官的最高品级象征。

协办大学士，位列从一品，在官僚体系中地位尊崇。然而，彼时内阁所处位置颇为微妙，介于军机处与六部之间，致使其处境窘迫。乾隆皇帝洞察此情形后，为使协办大学士一职名实相符，特颁规定，要求协办大学士照例兼任实职尚书。

乾隆朝中期，内阁大学士的建制正式确立为三殿三阁之制，具体涵盖保和殿、文华殿、武英殿，以及文渊阁、体仁阁、东阁。

依据相关规制，理论上内阁大学士之职，满、汉官员各设三人，共计六人。然而，自傅恒所处时期起，保和殿大学士一职便不再实际授任。于乾隆一朝，体仁阁大学士亦仅杨廷璋、福康安二人获此职位。通常而言，内阁大学士的额定配置人数为四人。

【尚书不能直接升任大学士】

若将内阁类比为现代行政体系中的国务院，那么，六部尚书与都察院则可视为各个部委机构。内阁大学士在这一架构中扮演着类似总理的角色，而协办大学士则如同副总理，尚书所对应的便是部长职位。从行政晋升逻辑来看，在官员品级相当的情形下，遵循既定的层级递进原则，部长通常无法直接擢升至总理之位，而是需循序渐进，先晋升为副总理，方有可能迈向更高层级的领导岗位。

或有读者心生疑窦：自乾隆朝以降，是否便不再存在尚书径直升任大学士之实例？实则，此类情形确有发生，然其仅为凤毛麟角之个别状况，绝非普遍通行之常规举措。

乾隆十二年，傅恒获擢升，就任户部尚书一职。至乾隆十三年，其职位再度升迁，出任协办大学士并暂代川陕总督之职。旋即，傅恒亲赴金川前线，参与军事谋划工作。鉴于其在军事方面展现出的才能与贡献，乾隆帝特授予他保和殿大学士之衔。

乾隆二十四年，刘统勋获任工部尚书，旋即膺命协办大学士一职。时隔两载，刘统勋再获擢升，晋拜东阁大学士，同时肩负起礼部与兵部的兼管职责。

乾隆三十年，于敏中获擢升，出任户部尚书一职，并加太子太保衔。至乾隆三十六年，其又获授协办大学士，同时兼任户部尚书。时隔两年，即乾隆三十八年，于敏中再获晋升，任职文华殿大学士，仍兼户部尚书之职。

阿桂出身于行伍体系，在其仕途中，主要于八旗系统内出任高级武职。乾隆四十一年，因在金川战事中建有卓越功勋，获晋封一等公爵位，同时获授协办大学士之职，并兼任吏部尚书，且得以入值军机处。至乾隆四十二年，阿桂再获擢升，晋任武英殿大学士。

乾隆四十九年，和珅由户部尚书一职调任吏部尚书，并获授协办大学士之衔，同时兼管户部相关事务。至乾隆五十一年，和珅正式晋升为武英殿大学士，且依旧执掌户部与吏部的管理职权。

上述所举五人，连同福康安、刘墉、王杰等，皆为乾隆皇帝极为倚重的心膂股肱之臣。在官僚晋升体系中，他们遵循着自尚书至协办大学士，再至大学士的既定进阶路径。由此可见，于该体系下，其余大臣亦难突破此晋升模式，逾越这些深受信任的大臣。

为何尚书无法直接晋升为大学士？原因在于，内阁大学士一职有别于普通职务。大臣若荣膺大学士之衔，皇帝通常不会随意褫夺其头衔。唯有当在任大学士因年老致仕，抑或于任内溘然长逝，大学士之位才会出现空缺。

在朝廷官僚体系中，当大学士职位出现缺位时，通常由协办大学士递补接任。鉴于此，若皇帝意图擢升年轻有为、颇具才学的后辈，往往会先安排其出任协办大学士一职，占据这一进阶之位。也就是说，一旦获任协办大学士，便相当于获取了晋升大学士的资格条件。正常情况下，若无突发变故，皆可顺遂晋升至大学士之位。

反之，若尚书未能获授协办大学士之位，则其晋身大学士的契机颇为渺茫。以晚清名臣翁同龢为例，甲午战败之后，他差遣袁世凯充任说客，意图促使李鸿章主动辞却文华殿大学士之职。

彼时，李鸿章仅留存文华殿大学士这一徒具其名的虚衔。此虚衔，从某种意义而言，即便舍弃，亦无足轻重，交由他人承接，并非不可。然而，在诸多可能的受让人之中，有一人是绝无可能获此虚衔的，此人便是翁同龢。

翁同龢在任户部尚书兼军机大臣之时，彼时若李鸿章之职位出现空缺，依据既定之晋升规则，现有之协办大学士将递补为大学士，如此一来，翁同龢便会依序自然地荣膺协办大学士之职。

李鸿藻辞世后，翁同龢得以升任协办大学士，看似仕途顺遂。然而，时运无常，不足一载，他便遭罢黜，被遣返原籍并处于监管之下。至此，其历经四十余载的宦海生涯戛然而止，毕生渴慕的入阁夙愿终究化为泡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