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开国伊始，宗室王公中的诸王贝勒兼具旗主掌控权、议政参与权以及军事指挥权，这使得他们在朝廷中地位尊崇、权势显赫，部分王公的权力几近皇权。自康熙皇帝登基，便着手推行一系列举措以抑制王公权力，然而，权力制衡的实质性突破，则是在雍正皇帝主政时期得以实现。

对于熟知八旗制度的研习者而言，理应明晰，在清朝初期，八旗下五旗归由获分封的宗室进行统摄管理。下五旗的都统、参领以及佐领，在管辖本旗兵丁时，必须遵循王公的指令行事。不仅如此，就连旗内兵丁亦需为王公履行相应的服役义务。

以顺治十七年为例，彼时朝廷已颁行明确定制：“该部需从各王贝勒辖下，甄选适宜补任之人，并奏报朝廷。若所选之人恰为皇上所熟知，可径直补用；反之，便仍需交由该王贝勒，询问其对所选之人补任的可行性意见。”

由该项规定可见，在彼时的下五旗选官机制中，皇帝并不直接介入相关权力行使，人事任免权大体掌控于诸王贝勒之手。然而，此情形与皇权至上这一根本准则相悖，故而，对这一局面予以扭转实属必然。

依据清初定制，下五旗各设旗主王爷，于本旗范围之内，旗主王爷握有绝对统治权。自康熙中期以降，朝廷将年长皇子分封至下五旗，并使其掌管部分佐领，这些皇子被称作“领主”。此举有效削减了原旗主王爷所掌控的佐领数量，进而对其权力结构产生影响。

然而，相关问题并未得到妥善解决。在当时的局势下，诸王贝勒所掌控的牛录与佐领在整体架构中占据相当大的比重，并且，他们对旗下兵丁拥有着不容置疑的绝对控制权。

雍正登基伊始，便敏锐洞察到宗室王公与皇权之间矛盾冲突的严峻态势。为扭转此局面，在其强势的统治策略之下，旋即着手收回王公所掌控的各类政治权力，具体举措如下：

【其一、限制宗室王公的人事权】

在清朝，诸王贝勒于官员选任方面已形成既定制度。然而，雍正帝对此制度持有显著异议。雍正初年，恒郡王永皓竟公然违背吏部选任规程，致使笔帖式维宬从原职告退，转而充任王府库丁之职。

此举措致使雍正帝心生强烈愤懑。在雍正帝看来，维宬虽隶属永皓麾下，却并非王府包衣，且既已踏入仕途，便应效命于朝廷。私自更改其任职安排，无疑等同于王府与朝廷公然争夺用人之权，这般行径，实在是胆大至极、肆意妄为。

基于此特定事由，雍正帝颁布谕旨，对王府护卫及人员编制进行大规模裁撤。在这之前，下五旗的各佐领中，均配置17名王府护军，负责王府府门的守卫工作。而雍正帝实施改革，将这些王府护军收归国家统辖，并编入正规营伍体系。经此调整后，王府仅留存满洲、蒙古佐领下各两名亲军。

此外，雍正帝实施举措，将下五旗的官员与兵丁重新调配，令其回归旗下履职。同时，贝勒、贝子及公等所统辖的包衣佐领，亦被整合至各旗的公中佐领之下。这一系列调整致使王公所属人员数量削减，并且在人事控制权方面，王公对多数旗下佐领已难以维系掌控。

【其二、将诸王所属的旗分佐领改为公中佐领】

旗分佐领，可界定为归属于诸王的附属佐领体系。在这一体系下，诸王对其辖下旗分佐领之人享有广泛支配权。诸王不仅能够随意征调他们承担各类差役，且一旦这些人出现过失，便可行使锁禁、籍没家产等举措，并予以任意责罚。由此可见，该体系呈现出极为显著的主奴属性特征。

从封建皇权统治视角审视，旗分佐领归属诸王管辖，皇权对其干预存在较大局限性，此情形令雍正帝深感棘手。雍正帝秉持这样的见解：太祖与太宗皇帝虽将旗分佐领分赐予诸王，然而，这些佐领并非如包衣佐领那般具有特殊属性，本质上仍为朝廷统辖之属。

旋即，雍正帝颁行谕令，于下五旗诸王贝勒及宗室所属之满洲、蒙古、汉军佐领中，择取部分，改制为公中佐领。公中佐领，其义为“公有”，意即此类佐领虽仍隶于本旗，然已超脱诸王贝勒之管辖范畴，径直归属朝廷统摄。

此举措对诸王利益形成显著约束，致使其于本旗的话语权大幅式微。随着大量旗分佐领转制为公中佐领，这些佐领转而直接受制于朝廷及该旗都统。

【其三、裁撤诸王的私人佐领】

在关外时期，清太祖努尔哈赤确立了一项影响深远的基本国策，即由王公负责统辖八旗。其核心原则为“人口与土地皆由八家均分”。依据此项国策，宗室王公在战争胜利后，可将所获俘虏进行分配，这些俘虏会被编入王府专属的包衣牛录之中。

王公所掌包衣牛录之数量，因功绩差异而各有不同。包衣牛录依族属可分为满洲包衣牛录与汉人包衣牛录，其中汉人包衣牛录，亦常以“旗鼓牛录”称之。从属性而言，这些包衣牛录均为历代王公的私产。

因包衣牛录下人身份具有私属性质，故而其对诸王形成了深度的人身依附关系。在这类群体的认知体系中，相较于君主，旗主王爷所具备的权威更为显著，可谓“但知有主，罔识君主” 。

雍正三年，当胤禩遭革除爵位且王府所属佐领被撤之时，都统武格于雍正御前，依旧以“主人”称呼胤禩。对此，雍正旋即向诸大臣阐述：“古人有云，天无二日，民无二主。臣子对于君上，此乃遵循天地间不容置疑之纲常，岂容另有‘主人’之说？”

由此可见，八旗子弟彼时已沦为诸王的心腹势力，对皇帝的诏令置若罔闻。鉴于此严峻形势，雍正帝毅然决然地推行针对诸王的强力禁抑举措。其中关键的一环，便是裁撤包衣佐领，并将其改制为公中佐领，以此加强中央集权，稳固皇权统治。

雍正七年，经诸王大臣合议商定，对各旗所属包衣佐领按甲喇重新予以分派，旨在削减下五旗王公名下包衣佐领数量。同时，为优化管理架构，于每旗均衡设置五个参领与七个佐领，专门司职管辖包衣兵丁。雍正帝推行此举措，实则意图明确，即通过赋予都统、参领以及佐领对王公包衣人丁的统辖权，从而有效削弱王公对包衣人丁的掌控力度，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统治。

当这些包衣佐领归于朝廷统辖之后，其俸禄供给来源随之转变为国家财政。诚然，这一举措使得国家财政开支有所增加，然而从整体局势考量，其积极意义更为显著。此变动有效规避了王公贵族拥有私人武装力量的风险，从长远角度而言，对维护国家统治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

自雍正帝颁行上述三项举措后，清朝诸王所享有的政治权力，遭受了自王朝肇始以来最为沉重的冲击，至此已无力与朝廷相抗衡。乾隆登基后，鉴于康熙朝末年诸皇子争储所暴露出的问题，明令禁止宗室王公涉足政治事务。直至咸丰时期，宗室王公方再度跻身权力中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