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江西苏区中央红军主力开始了两万五千里的长征之路。

1935年2月，留守苏区的瞿秋白在转移至福建长汀时，遭到敌人围攻。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使秋白的肺病加重、体力难支，被逮捕时他已经筋疲力尽。

作为中共高级干部，瞿秋白的被捕影响重大。在狱中，无论是刑讯，还是优待，敌人都没有从秋白口中捞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他早已做好了为革命赴死的准备。

瞿秋白临刑前最后的遗照

从五四运动的洗礼，到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就坚定了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终身的信仰。虽然革命的道路在当时看来迷雾重重，但他看到千千万万的人正为它抛头颅、洒热血，他相信不管遭受多大的牺牲，多少次的失败，共产主义事业总有一天会在中国、在全世界成功的。

面对国民党的轮番劝降，各种软硬兼施，都不能改变瞿秋白浩然正义的立场，他宁死也绝不出卖自己的灵魂。尤令人感动的是，他在国民党师部还不放弃马克思主义的宣传。

“朝闻道，夕死可也。……我瞿秋白纵然一死，又何足惜哉！”这是他留给劝降的国民党的最后一句话。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唱着《国际歌》，神态从容地走向刑场……

1899年1月29日，瞿秋白出生于江苏常州一个世代相传的仕宦之家，家族之人除了研读经史子集外，许多人还深谙琴棋书画，多才多艺。

在瞿秋白幼小时，“靠着叔祖伯父的官俸过了好几年十足的少爷生活。”

他的父亲瞿世玮作为家中幼子，奉兄辈命在家侍奉母亲，一直没有外出谋事。他心性淡泊，一生与世无争，一辈子虔诚地钻研道家思想，在绘画和书法方面很有造诣，这对秋白有很大影响。

幼年瞿秋白和父亲

秋白的母亲金衡玉出身江阴名门，自幼熟读诗书，能写一手娟秀的小楷，对诗文有相当高的鉴赏力。秋白自幼热爱文学，大半是受了他母亲的影响。

秋白还从三伯父那里学得一手篆刻手艺，后来他给妻子杨之华篆刻的“秋之白华”印章，深藏着他们之间浓浓的浪漫的爱意。

秋白5岁读私塾，6岁进入新式学堂。他天资聪颖，悟性很高，不仅学习用功，而且能文善画，功课门门皆优，作文写得尤其好，颇受老师赞赏，也深得父母喜爱。

11岁时，秋白考入常州府中学堂。这所学校比较注重外语教学，课余文化活动也比较丰富多彩，这对兴趣爱好广泛的秋白来说，非常适宜他的发展。

这所学校的首任校长早年在日本留学时参加了同盟会，教师中也有同盟会会员，他们经常向学生宣传进步的革命主张，讲述革命者的英雄事迹，激发学生的爱国忧民之心。他们还组织学生进行军事操练，使这所学校一度成为反清革命的秘密据点。

武昌起义爆发后，瞿秋白与几个思想进步的同学率先剪掉了脑后的辫子，并欢呼雀跃，非常得意。虽然他的这种行为让家人大惊失色，被斥责太鲁莽，但秋白的思想已然越来越激进。

在周围进步思想的影响下，瞿秋白很早就关注国内大事。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取后，瞿秋白非常愤怒，他对同学说，孙中山退位，袁世凯当了大总统，并且抓着兵权，“民国”已经名存实亡了。

除了学习中国传统文学，瞿秋白还喜欢阅读揭露帝王的腐败、官吏的暴行以及记载老百姓疾苦和反抗斗争的书籍，他很欣赏《水浒传》里犯上作乱、劫富济贫的好汉。

在一篇作文中，瞿秋白赞颂敢于反抗官府的农民，被老师严正予以“纠正”，他却在后面写上大段批语加以驳斥，气得老师向学监告状，使秋白受到记过处分。

少年的瞿秋白所表现出来的反叛精神与他羸弱的体质、苍白的面容以及温和善良的个性似乎很不相符，但他的确较早就感受到旧社会的腐朽不堪、百姓生活的困苦及世态炎凉。

作为“士的阶级”，瞿家人虽然饱读诗书，但在腐朽没落的社会现状中，他们这个阶级却处于一种尴尬而畸形的社会地位。

随着供给秋白家生活用度的叔祖伯父或离世，或衰落，秋白的少年时代几乎都靠典当借债度日，这点和鲁迅的情况比较相似。

秋白和鲁迅后来能成为知己之交，或许和他们少年时的经历以及同是封建士族阶级的“逆子贰臣”不无关系。

鲁迅与瞿秋白画像

1915年7月，在离中学毕业还有半年时，秋白因家庭实在无力支出而辍学。承受着失学的痛苦，秋白变得沉默寡言，他整日将自己关在屋里读书、写字。

秋白的下面还有一个妹妹和四个弟弟，最小的弟弟才三岁。虽然他很少看到母亲的抱怨，但他非常清楚和理解母亲支撑一个大家庭的艰难和辛苦。

累累的债务、世俗的偏见和可怕的歧视，使秋白的母亲为穷困和自尊所煎熬，她觉得非常对不起资质出众的爱子秋白，她想为儿子找一条出路。后来在亲戚的帮助下，她在无锡的一个乡下为秋白谋到一个小学教员的职位。

本来以为自己工作以后可以稍微减轻家里的压力，然而令秋白没想到的是她母亲其实早已决意自尽了，她已经被债主逼得走投无路，而无力侍奉婆婆也让她背上了“不贤不孝”的罪名，这一切都使他母亲感到痛苦不堪。

秋白永远也忘不了1916年的新年，他母亲让他在无锡过年，听话的他还以为母亲希望他不要丢掉教员的职位，哪里知道她母亲是不想让懂事的儿子看到自己的悲惨和绝望。

在有点异常的过年气氛中，当瞿秋白接到父亲的急信赶回家里时，看到的是已经气绝的母亲。他无法相信慈爱的母亲已经离他而去，悲痛欲绝的他倒地恸哭……

母亲的死对于刚满17岁的秋白来说是一个极为残酷而沉重的打击。后来他回忆母亲：“我的母亲为穷所驱，出此宇宙。只有他的慈爱，永远留在我心灵中，——是她给我的唯一遗产。”

他母亲虽然有知识有文化，却在封建礼教的束缚下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但她给儿子的善良、克己和柔情，始终贯穿了瞿秋白的一生。

而他的父亲从未学会“钻营”，虽然在贫困中保持着文人的尊严，却也潦倒终身。

母亲死后，他们兄弟姐妹分散寄养在亲戚家，“一家星散，东飘西零”，作为兄长的瞿秋白感慨家道沦落至此，他惦记着分处各地、寄人篱下的弟妹，常常是“热泪沾襟”。

后来他写道：“一家骨肉，同过一生活，共患难艰辛，然而不得不离别，离别之情反使他的友谊深爱更沉入心渊，感切肺腑。”瞿秋白和弟妹们保持着通信往来，他在无形中也成为几个弟妹的精神依托。

后来在瞿秋白的影响下，他的几个弟弟也都参加了革命，三弟瞿景白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党派斗争中莫名“失踪”，最小的弟弟瞿坚白在抗战爆发后，辗转来到延安，后来在日军的“大扫荡”中不幸牺牲。

办好母亲的丧事后，瞿秋白又回到无锡自己任教的小学教书。

在乡间，瞿秋白常听到农民被肆意欺压的事，即使在教育界，也是弊端丛生，原想在这里“避世”的瞿秋白，好像“精神上被判了无期徒刑”。社会动荡，民生凄惨，国家四分五裂的现实不断刺激着他的心灵，他不想自己的生命就这样苟延残喘。

暑假后，秋白毅然辞职，他回到了常州，和弟弟瞿景白为母亲守灵。

后来在堂兄瞿纯白的帮助下，秋白来到北京，考取了免费的俄文专修馆，之后他将还在读私塾的二弟瞿云白也带到北京读书。

为了减轻父亲的压力，瞿秋白后来还将有智力缺陷的四弟瞿垚白也带到自己身边，虽然生活压力很大，但毕竟可以和家人在一起。

北京求学时期的瞿秋白

在俄文专修馆，瞿秋白非常珍惜这个读书机会，他天分很高，又学习刻苦，成绩非常出色。除了学好俄语，他还自修了英语、法语。

此时的北京城里各派军阀勾心斗角、争权夺利，“你方唱罢我登场”，各种丑剧连番上演，在这种黑暗的现实下，为了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促使瞿秋白在各种思想流派中寻找先进的思想武器。

秋白常常去北大旁听，这里各种新思想和新文学观念冲击着他，他整顿自己的思想，决定做“以文化救中国的功夫”，“担一份中国再生时代思想发展的重任。”

五四运动爆发后，瞿秋白积极投入运动，他被推选为俄文专修馆的学生“总代表”。郑振铎后来回忆说，瞿秋白在他们之中成为主要的‘谋主’，在学生会方面，他以出众的辩才、正确而富有灵活性的领导才能而著称。

五四大潮催生了许多新团体，各种学说和出版刊物纷至沓来，大家各抒己见，激烈辩论，范围涉及政治、经济、文学等各领域。瞿秋白的思想也得到前所未有的解放，他和郑振铎等同学创办《新社会》旬刊，以改造社会为己任。

在此期间，瞿秋白发表评论、随感、译文等大量文章，刊物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瞿秋白的思想也愈来愈激进，对于“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

1920年3月，瞿秋白加入李大钊在北大成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同年5月份，他们的《新社会》被查封，罪名是“主张反对政府”。但这种查禁控制并没有打消瞿秋白战斗的决心，他们又办起新的刊物。

五四“文学革命”已经深入秋白的内心，郑振铎后来说：“秋白那时已有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倾向，把一切社会问题，当作一个整体来看。我们其余的人，则往往孤立地看问题，有浓厚的唯心论的倾向。”

俄国十月革命震撼了全世界，也使中国的知识分子看到了彻底改造中国的希望。

1920年10月，瞿秋白和俞颂华应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之聘，作为特派记者，赴苏俄采访。他们是青年学子中的佼佼者，拥有广博的知识、开阔的视野、敏捷的思维以及强烈的时代责任感，希望将苏联革命成功的经验和真实的社会状况介绍给国内的民众。

亲友们都担心文弱的秋白能否应对长途旅途的险情，瞿秋白后来坦言：“我却不是为生，乃是为死而走。”他要勇敢迎向上去，“略尽一份引导中国新生路的责任”。

1920年，瞿秋白（中）赴苏前与同学合影

这是瞿秋白主动承担时代重任的誓言，也是他下决心自我转变的心声。对此他早有准备，想着“可爱的将来”和“无穷的希望”，秋白的心理“突然呈一种猛进状态”，“宁死亦当一行！”

在去苏俄的路上，瞿秋白乘车穿越东北，他看到沈阳、长春和哈尔滨中、日、俄相混的斑驳画面，到沈阳之前就已经不能使用中国银行的钞票，使他亲身体验了丧失国家主权的屈辱、痛苦的滋味。

瞿秋白将一路的所见所闻写成报道，对于国人所关注的日本势力动向和远东共和国及苏俄情况作了分析和介绍，建议政府要提防日本的扩张，坚决反对日本侵华，并严厉批评北京政府的外交政策。

1921年1月25日，瞿秋白终于到达莫斯科。

令秋白感到十分兴奋的是，在工作之余，他常去艺术场馆和文化胜地，亲身体验俄罗斯文化的伟大和丰富，这是一片孕育奇才的土地， 他感慨“俄罗斯革命的价值不是偶然的”。

1921年6月22日，瞿秋白以中国记者的身份在莫斯科大剧院参加了共产国际“三大”，在会议间隙，他有幸遇到列宁，虽然交谈很短暂，但对秋白来说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

从1920年10月到1922年8月，瞿秋白在苏俄采访报道了各行各业的人，写了五六十篇通讯报道，对这个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状况做了详细的记述和理性客观的分析。

另外他还对共产国际这个国际性组织进行了具体详细的介绍，他以自己的理解和表达方式阐述了共产国际活动的依据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和战略思想，这对国内了解“十月革命”后苏联的真实情况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

瞿秋白还将自己在苏俄的心路历程记录在《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中，虽然更近于内心的独白，但处处是对哲理的探求和深刻的自我解剖。

1921年5月，经张太雷介绍，瞿秋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9月正式成为一名党员。

1923年初，瞿秋白回国留影

同年9月，瞿秋白在东方大学担任翻译兼助教，讲授俄文，唯物辩证法、政治经济学等课程。东大是苏俄为东方各国家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等30多个中共领导人成为东大的第一批学员。

正是在东大的这段教学经历使瞿秋白确立了自己的政治信仰，他“对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抱有浓厚的兴趣。后来他说：“我的思路已经在青年时期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无从改变。”

1922年12月，瞿秋白跟随陈独秀回到国内工作。

1923年夏，瞿秋白和于右任、邓中夏等创办上海大学，这是一所为革命培养新生力量的学校，秋白担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这个时期的他已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和宣传家，并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开拓者之一。

1925年1月起，在中共第四、五、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瞿秋白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局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中共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谨以此文献给为中国人民的幸福而献身的革命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