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在《小团圆》第一章，讲到有一个穿着褴褛的邮差，给九莉送来一个邮包。

等他走了，旁边没人，九莉才耐着性子扒开麻绳，里面一大叠钞票，有封信。先看末尾签名，是安竹斯。称她密斯盛，说知道她申请过奖学金没拿到，请容许他给她一个小奖学金。

九莉一数，有八百港币，有许多破烂的五元一元。

在这部自传体小说中，主角盛九莉影射的是张爱玲自己，安竹斯在《小团圆》中是张爱玲的历史教授。而在散文《烬余录》中，这个历史教授真名叫佛朗士。

能在张爱玲的作品中多次出现，无疑他在张爱玲的心中有非常重要的位置。

香港大学合影。左起：祈祖尧神父、佛朗士教授、陈寅恪教授

其实佛朗士并不仅仅是一位教授，他还出现在宋庆龄抗战时期在香港筹建的“保卫中国同盟”的成员名单中，名叫诺曼·法郎士。

从官方介绍中，可以得知这位香港大学的法郎士教授和张爱玲在香港大学的历史教授安竹斯、佛朗士就是一个人。

可能张爱玲描述的佛朗士的外形与官方的真人照片略有出入，但那不过是艺术创作的一点自由吧。

张爱玲在讲述香港沦陷时期的散文《烬余录》中，最为感慨的是他们的历史教授佛朗士被枪杀的事件。据张爱玲得到的消息，他是死于自己人之手。

战争爆发后，佛朗士被征入伍，那天黄昏他回军营里去，大约正专注思索着什么，没听见哨兵的吆喝，结果被哨兵开了枪。

一个好先生，一个好人就这样送了命。张爱玲悲叹是“人类的浪费……”

在诺曼·法朗士的官方介绍中，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参加了香港志愿队第二炮兵连当炮手。法朗士是在抗击日军战争中第一批牺牲者之一。后来，由保盟成员詹姆斯·贝特兰协助将他埋葬在赤柱的地峡，并在那里竖立了一块诺曼·法朗士的墓碑。

2018年12月1日，中国福利会成员为诺曼·法郎士扫墓

《烬余录》写于1944年，距离佛朗士去世仅仅两年。回到上海后，张爱玲定下心来，她才慢慢清理思路，记下了香港沦陷时在她看来一些与大历史并“不相干的事”，包括佛朗士教授的死，因为这些事情对她有切身的、剧烈的影响。

香港开战初期，所有的生活秩序都被打乱了，教师被征入伍，学生被迫离开宿舍，参加守城工作。在混乱和恐惧中，张爱玲得到的第一个坏消息就是他们的历史教授佛朗士被枪杀。

在张爱玲的回忆中，佛朗士是一个豁达的人，彻底地中国化，中国字写得不错，爱喝酒。

他在人烟稀少处造有三幢房屋，一幢专门养猪。家里不装电灯自来水，因为不赞成物质文明。一辆破旧不堪的汽车是给仆欧买菜赶集用的。

佛朗士抽烟抽得很厉害，上课时“嘴唇上永远险伶伶地吊着一支香烟。烟蒂顺手向窗外一甩，从女学生蓬松的鬈发上飞过，很有着火的危险。”

香港大学时的张爱玲

张爱玲喜欢上他的历史课，认为他见解独到，上课比较轻松滑稽。“我们从他那里得到一点历史的亲切感和扼要的世界观……”

时隔30多年后，张爱玲在美国开始创作她晚年最具份量的自传小说《小团圆》，此时的她已经50多岁，仿佛听到历史的回声，她满怀深情地忆起在香港大学和“安竹斯”教授相处的一些片段。

安竹斯酗酒，“他那砖红色的脸总带着几分酒意，有点不可测。”

《烬余录》中，他是“孩子似的肉红脸，磁蓝眼睛，伸出来的圆下巴，头发已经稀了……”

在课堂上他和大家开着爽朗的玩笑。同学说安竹斯人很好，替他不平，“其实他早该做系主任了，连个教授都没当上，还是讲师！”

究其原因，她们认为安竹斯“是剑桥出身，仿佛男色与左倾是剑桥最多。九莉有时候也想，不知道是否这一类的事招忌。”

小说中没有明说，但在张爱玲的《我看苏青》一文中，她应该是这位历史老师的骄傲。她写道：“在香港读书的时候，我真的发奋用功了，连得了两个奖学金……有一个先生说他教了十几年的书，没给过他给我的分数。”

张爱玲在香港大学的成绩单

如果看过张爱玲在香港大学的成绩单，就知道这位先生指的就是教他们的历史的佛朗士教授了，他给过张爱玲历史成绩满分。

有一次在安竹斯办公室上课，九莉看到他书橱里清一色都是《纽约客》合订本，不禁笑道：“这么许多《纽约客》！”

安竹斯随手拿了本给她。“你要不要借去看？随时可以来拿，我不在这儿也可以。”

这对嗜书如痴，又不善交际的张爱玲来说太摸透她心思了。于是，张爱玲没多久一橱的书都看完了。

另外一件对张爱玲来说终身难忘的事就是安竹斯给她奖学金的事。这件事张爱玲曾在多处写过，但在《小团圆》中，有些隐约其词的心理描述。

比如她母亲因此怀疑她和老师的关系，这对张爱玲是一个很大的伤害，甚至比她母亲转身就在牌桌上输了这笔奖学金对她的伤害更大。

也从此，她们母女关系有了难以弥合的嫌隙。

或许，当时青春期的张爱玲对老师只是一种神圣的仰慕和纯真的喜欢，而她母亲的言行在张爱玲看来有亵渎的意味，以致使她不能容忍。

无论怎么说，这位历史教授显然在张爱玲心中的位置非常重要。

张爱玲曾猜测佛朗士之所以招忌，可能与他左倾思想有关。而实际上，佛朗士不仅仅是大学教授，他还是宋庆龄筹建并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的成员。

外国医疗队通过保盟来到延安

抗战爆发后，宋庆龄撤退到香港。1938年6月，她和弟弟宋子文等人筹建了“保卫中国同盟”机构。由宋子文出任会长，宋庆龄担任主席。

经宋庆龄邀请，国际友人克拉克女士任名誉书记，香港大学的诺曼·法朗士教授担任名誉司库，后来撰写《宋庆龄传》的犹太人爱泼斯坦先生担任宣传工作。此外，廖梦醒、邹韬奋、许乃波等也参加了保盟的工作。

在以宋庆龄为首的保盟中央委员会下面，设有由法朗士负责的财政委员会；由贝克登负责的运送委员会；由邹韬奋负责的宣传出版委员会等。

保盟的主要目标是，在全世界争取所有爱好和平民主的人士，努力以医药、救济物资供应中国，帮助中国取得在艰难的抗战中所需的物资等方面的救援，使其“成为需要者和资金、物资捐赠者之间的桥梁”。

在宋庆龄巨大的人格魅力和国际影响下，许多物资源源不断地通过保盟，汇入到支持中国抗战的队伍中。特别对于当时缺医少药的延安，保盟的支援就像雪中送炭，给处于物资困境中的边区以巨大的支持，也为中华民族抗战的最后胜利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这是一张保存于宋庆龄纪念馆中保盟部分成员的合影，其中就有诺曼·法郎士。

左起：爱泼斯坦、邓文钊、廖梦醒、宋庆龄、克拉克、法朗士、廖承志

这张照片是1938年所拍摄，从照片上看，这位叫诺曼·法郎士的英国籍香港大学历史教授，和张爱玲书中所描写的形象非常相似。

法郎士的叔叔多年来一直是维多利亚—个英国圣公会教堂的教区牧师，诺曼本人是一个有正统风格、文化素养很高的和蔼可亲的学者。他住在—幢老式的葡萄牙风格的屋子里，喂养着山羊和蜜蜂。他能说广东话和国语，这在香港的欧洲人当中是极其难得的。

这也和张爱玲书中所描写的情形非常接近。

张爱玲也许一直不知道诺曼的另一个身份，在《小团圆》中，九莉曾怀疑他是共产党，因为他总爱问欧洲革命的时间。

战争让这个世界混乱和荒谬，得知老师死亡的消息，九莉正在浴室洗袜子。

在香港的诺曼·法郎士之墓

张爱玲通过九莉之口道出：“这才知道死亡怎样了结一切。本来总还好像以为有一天可以对他解释，其实有什么可解释的？但是现在一阵凉风，是一扇沉重的石门缓缓关上了。”

在《烬余录》中，张爱玲回忆道：

每逢志愿兵操演，他总是拖长了声音通知我们：下礼拜一不能同你们见面了，孩子们，我要去练武功。

然而，“练武功”竟送了他的命！这令张爱玲感觉特别悲痛和荒谬。

幸运的是，诺曼·法郎士有张爱玲这样一位著名的作家学生，多少为他在纷繁浩瀚的文学历史宝库中留下了一笔难得的生平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