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独伊，一个非常特别的名字。

她的母亲杨之华曾说，这名字寓意“独此一个女儿”。

瞿秋白、杨之华和瞿独伊

瞿独伊是我国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瞿秋白和杨之华的女儿，也是1928年6-7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唯一尚在世间的见证人。

1928年6月，莫斯科郊区的一座乡间别墅成为中共“六大”的会场，到场的正式代表有瞿秋白、任弼时、周恩来、罗亦农、杨尚昆等第一代革命领导人。

当时只有7岁的瞿独伊，也随父母进入了中共六大的驻地。

为什么中共六大要不远万里到莫斯科开会？这里除了组织上的一些特别安排外，最主要是因为当时国内正处于国共分裂后的白色恐怖时期。

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在上海、广州、武汉等地，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人进行了血腥镇压和屠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笼罩在一片腥风血雨之中。

在这样的恐怖氛围中，为了安全，中共最后经过商议将党的“六大”会址定在苏联莫斯科。

中共六大会址：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塞列布若耶别墅

当时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瞿秋白早两个月来就来到莫斯科，进行大会的筹备工作。他的妻子杨之华时任中央委员，也是“六大”代表，比瞿秋白晚一些启程前往莫斯科。

由于国内反共势力十分嚣张，本来与瞿秋白同行的共产党人罗亦农还未启程就惨遭特务枪杀。在那样的恐怖气氛中，女儿独伊无人照管，杨之华只好将她一起带上。

杨之华带着女儿和罗亦农烈士的夫人李文宜同行，她们一路秘密行动，先从上海乘坐货船，后又从东北转乘火车。在哈尔滨期间，为了掩护“六大”代表分批出境，杨之华经常带着独伊陪同男同志外出活动。

每次外出之前，杨之华都一再嘱咐独伊：“如果遇到盘查，有人问起叔叔，你就大声喊‘爸爸’，一定要记住。”独伊乖巧地点点头，都按妈妈说的照办了。

在“六大”期间，瞿秋白承担大会的领导工作，一直非常忙碌。会后，瞿秋白留在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杨之华则进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没时间照顾孩子，他们只好将独伊送进莫斯科的一家儿童院。后来，瞿独伊被转到莫斯科郊区的“森林学校”读书。

瞿秋白和杨之华

1930年7月，瞿秋白和杨之华奉命回国工作。考虑到国内白色恐怖严重，带着孩子从事秘密工作很不方便，只好忍痛将独伊留在莫斯科国际儿童院，并委托国际友人鲍罗廷夫妇代为照顾。

1930年8月初，瞿独伊收到一张明信片，是从德国柏林寄出的。明信片上面印有一束美丽的“勿忘我”花，这是爸爸妈妈寄给她的。

瞿独伊那个时候并不知道父母已经回国了，而这张明信片也成为她与爸爸的永别。

1935年秋的一天，瞿独伊和儿童院的同学到乌克兰的一个地方旅游时，偶然从一张报纸上读到瞿秋白英勇牺牲的消息。独伊顿时感到一阵强烈的头晕目眩，她当即失声大哭，昏倒在地。

回到莫斯科后，父亲的老朋友、曾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在中国工作过的鲍罗廷夫妇将独伊接到家中给予了无微不至的照顾。

不久，杨之华来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并留在莫斯科工作。会后，她立即去拜访了鲍罗廷一家，以感谢他们对瞿独伊的关爱之情。

分别五年后，她们母女终于团聚了，但此时，她们却从一个幸福的三口之家变成母女相依为命了。

其实，瞿独伊并非瞿秋白的亲生女儿，而是杨之华和前夫所生。

由于在前一段婚姻中，因为性格和志向的不同，杨之华和前夫的感情破裂，杨之华离开杭州萧山老家，来到上海，考进了上海大学。

在这里，杨之华遇到一生挚爱——博学儒雅的老师瞿秋白。

1924年，新婚的瞿秋白和杨之华

在上海，杨之华亲眼目睹了瞿秋白经历丧妻之痛所带给他的沉重打击，在相处过程中，她们相互之间慢慢产生了爱慕之情。

杨之华当时与前夫感情虽然不好，却尚未离婚。瞿秋白了解到这些后，他决定冲破阻力，帮助杨之华解除婚姻的束缚，并勇敢追求他们之间的幸福。

可能是由于瞿秋白善于宣传鼓动，又或者是他的个人魅力起了作用，总之，在和杨之华前夫进行了一番推心置腹的深刻畅谈后，杨之华前夫不仅爽快同意离婚，还和瞿秋白结成好友关系。

在杨之华同前夫离婚，并和瞿秋白结成夫妻以及瞿秋白和杨之华前夫结成好友关系的三则启事登报后，一时成为令人侧目的奇事和美谈。

杨之华与前夫3岁的女儿和妈妈一起生活，并随瞿秋白将姓名改为瞿独伊。

婚后他们共同教导女儿，对这个唯一的女儿倍加宠爱。可惜这样的幸福时光太短暂了，由于革命工作的特殊性，瞿独伊时常跟着父母过着动荡不安的日子。

自1928年到莫斯科后，年幼的瞿独伊就被独自留在了苏联，而父母则回国继续从事革命工作。

1931年4月，由于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的叛变，中共在上海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瞿秋白当时因肺病在上海休养治疗，而他是国民党特务主要抓捕的对象，所以在上海一直过着东躲西藏、极其秘密的地下生活。

徐悲鸿所画《鲁迅和瞿秋白》

所幸，在这期间，他们结识了鲁迅先生。怀着对中国革命的共同信仰，以及在文艺上的相互欣赏和敬仰，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瞿秋白曾先后三次到鲁迅家避难。

1934年初，瞿秋白奉命前往江西苏区，他与鲁迅一家及妻子杨子华告别。然而让他们都没想到的是，这一别却成为他们的永诀。

1935年2月，瞿秋白在从苏区经香港转往上海途中，不幸在福建长汀被捕。在未暴露身份前，他曾在狱中写信求助鲁迅，但还未来得及搭救，他的身份就暴露了。

国民党方面经过反复劝降无果后，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被杀害于罗汉岭。

鲁迅是在瞿秋白被杀两个月后才得知确切的消息，这令他悲愤不已。就在7、8月份，他还在设法到处活动，想办法营救瞿秋白。

鲁迅在给友人的信中黯然写道：“（瞿秋白被杀）这在文化上的损失，真是无可比喻。”

在许广平的回忆文章中，她说这种痛惜之情一直折磨鲁迅到他去世。

就义前的瞿秋白

正如鲁迅所言，瞿秋白的死是中国文化上巨大的损失，他精通俄、英等外语，最早翻译了许多苏联文艺理论作品和小说到国内，并且是最早将《国际歌》翻译成中文并附上简谱的。

而他英勇就义时，就是唱着《国际歌》毫无惧色地走向敌人的枪口的。

在杨之华的回忆文章中，记录了他们一家三口曾在苏联那段短暂而快乐的时光。

“六大”之后，女儿被送进了一家儿童院，杨之华回忆：“秋白知道独伊爱吃牛奶渣，每隔一星期，秋白从共产国际机关下班回来，路过店铺子，总不忘记买一些回来，带到幼儿园去给独伊吃。”

有时间时，他们会带着女儿出去玩。杨之华记得那一幅幅开心快乐的画面：“夏天，我们在树林里采蘑菇，秋白画图和折纸给孩子玩；冬天，地上铺满了厚厚的雪毡，秋白把孩子放在雪车里，他自己拉着雪车跑。”

树林、蘑菇、画图、雪车等等场景相互交叉和重叠，构成了他们最幸福难忘的时刻，“笑声震荡在天空中，似乎四周的一切也都为我们的欢乐而喜气洋溢。”

杨之华说：“我见秋白这样爱护独伊，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秋白无论在我和独伊或其他人面前，总不使人感到独伊不是他亲生女儿，独伊从小没有感到秋白不是自己的亲爸爸。当秋白因病住在列宁疗养院时，还经常给独伊写信……”

2016年，95岁的瞿独伊

2016年，在新华社制作的微电影《红色气质》中，开头是95岁的瞿独伊，她指着瞿秋白的照片说：“我始终不明白，儒雅的书生和壮烈的革命者，哪一个是我的父亲？”

瞿独伊回忆说：“在我模糊的记忆中，我的父亲瞿秋白话不多，很温和，戴着眼镜，很清瘦。母亲不让我简单地叫‘爸爸’。让我叫‘好爸爸’，我就一直这样称呼的，而他就亲切地称我‘小独伊’。在我的心目中，瞿秋白就是我的慈父。”

虽然那些童年的记忆早已远去，但瞿独伊永远不会忘记她的“好爸爸”瞿秋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