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爱玲少女时代，她就受父亲的影响，阅读了很多胡适的作品。
上世纪40年代，张爱玲在上海成名时，胡适则在大洋彼岸的美国。
胡适回国，受到热烈欢迎
1942年9月，胡适正式卸任驻美大使一职，但他仍留在美国，到各地演讲，收获了众多荣誉博士的头衔。
1946年，胡适才启程回国，接任北大校长一职。
在他归国那天，张爱玲从报上看到胡适的照片：刚下飞机，笑容满面，笑得像个猫脸的小孩。
她姑姑也笑着说：“胡适之这样年轻！”
张爱玲的姑姑和母亲曾和胡适在一张桌上打过牌，算是上一辈的老熟人。
张爱玲曾在她父亲的书桌前看了胡适的《胡适文存》、《海外缤纷录》等作品，甚至连胡适考证的《海上花》和《醒世姻缘》，他们父女也分别买了来阅读。
他们都是胡适迷。
张爱玲自己成为作家后，胡适在她心中的地位没变，但对他的作品有了自己的看法。
上中学时的张爱玲和姑姑
1944年，她在《诗与胡说》一文中曾论及胡适：“中国的新诗，经过胡适，经过刘半农、徐志摩，就连后来的朱湘，走得都像是绝路，用唐朝人的方式来说我们的心事，仿佛好的都已经给人说完了，用自己的话呢，不知怎么总说得不像话，真是急人的事。”
当然，胡适并不是单纯的诗人或学者，他还积极参政，虽然在驻美大使任期最高层对他的评价并不高，但他贵在清廉，尽心尽力。
弱国的外交，都是低头求人的事，胡适因有文人的清高，经常拉不下面子，涵养有余，而成事不足，所以他后来其实是被排挤的。
解放战争时期他是北大校长，也被新政权重视，但他对中共有偏见，也痛恨国民党的腐败和独裁，终于还是选择在1949年再次去了美国。
然而世事时移，他此去美国没有公职，也没了往日的风光，纯粹就是一位普通的老人了。又加上老弱病体，后来失去工作后经济上也没有了保障，平生又喜欢大方散财，竟没想到老来在异国他乡的生活越来越困窘。
张爱玲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见到她从小就敬仰的偶像胡适的。
1952年，张爱玲离开大陆来到香港。在香港，她的小说《秧歌》出版，并大获好评。随后，她得到前往美国的机会。
在1955年去美国之前，张爱玲已经和胡适通过几封信了。她将《秧歌》寄给胡适，想通过“神通广大”的他，帮她打开进入美国的大门。
可能在香港的张爱玲那时还不太了解胡适在美国的处境，但到了美国，去过他家之后，聪明的张爱玲应该有所明白了。
1955年秋，张爱玲刚到美国不久，就去拜访了胡适，这是她第一次见到胡适。
在好友炎樱的陪同下，她们来到胡适夫妇租住的一个普通小公寓——“那条街上一排白色水泥方块房子，门洞里现出楼梯，完全是港式公寓房子。”
胡适夫妇热情待客，不善交际的张爱玲显得有些拘谨，倒是炎樱话多。
胡适的太太带着浓重的乡音，张爱玲感到有种时空交叠的错觉。
“偶像”已老，但平易近人。
胡适和太太江冬秀
第二次见面是张爱玲一个人去的，胡适将她请到自己的书房。
张爱玲还是话少，胡适关切地寻找话题，但在“如对神明”的胡适面前，她不知道如何回应他的话。
在沉默的间隙，有一种尴尬的气氛。
后来扯到祖辈的交往上，张爱玲才稍微放松下来。
她也懊恼自己太不会说话，但分明，她也不会去迎合胡适的话题，即使面对“神明”，张爱玲还是张爱玲。
第三次是胡适去看张爱玲，那时她刚在朋友的帮助下安顿到一个救济贫民的职业女子宿舍，条件自然不好。她请胡适到客厅去坐。说是客厅，其实是一个废弃的学生礼堂。
彼此无可奈何地笑着，胡适赞美这地方真不错，看他的态度是真诚的，张爱玲却不免暗想，他这是中国式的涵养。
胡适在美国时
分别时，他们站在大门外的台阶上说话，张爱玲写道：“天冷、风大，隔着条街从赫贞江上吹来。”
胡适笑眯眯地望着江面：
他围巾裹得严严的，脖子缩在半旧的黑大衣里，厚实的肩背，头脸相当大，整个凝成一座古铜半身像。我忽然一阵凛然，想着：原来是正像人家说的那样。而我向来相信凡是偶像都有“黏土脚”，否则就站不住，不可信。
张爱玲朝他望着的方向望去，“可是仿佛有一种悲风，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吹得眼睛都睁不开。”
这也是张爱玲和胡适最后一次见面。
在她晚年的《对照记》中，张爱玲讲到她祖父母时，说到西谚形容幻灭时“发现他的偶像有黏土脚”——发现神像其实是土偶。
所以，偶像是会幻灭的。
然而，张爱玲又说，偶像没有黏土脚就站不住。
在张爱玲小时候，她祖父母的传奇爱情故事就在亲戚朋友间流传，甚至在小说中被八卦，但她父亲和姑姑并不愿提及这些，却在张爱玲的内心更增添了一种神秘感和神圣性。
祖父母是她的偶像，是有“黏土脚”的“神明”，她只觉得他们可亲又可悯。
1954年，张爱玲在香港
偶像原来也是常人，“神明”也有无可奈何之时。此后，张爱玲少了幻想，多了一份要在美国站稳脚跟的现实迫切性。因为搬离了纽约，她和胡适之间的来往便越来越少了。
直到1958年，张爱玲申请南加州的一个写作计划，需要找一个人担保。她给胡适去信，他帮了她。
这也是张爱玲和胡适之间最后一次联系。
又过了几年，等再看到消息时，已是胡适骤然离世的新闻。
张爱玲“看到噩耗，只惘惘的。是因为本来已经是历史上的人物？我当时不过想着，在宴会上演讲后突然逝世，也就是从前所谓的无疾而终，是真有福气。以他的为人，也是应当的。”
胡适在1958年接受邀请回到台湾。1962年，他在“中研院”第五次院士会议上发表演讲时，突发心脏病，倏然辞世。
胡适和蒋介石
1967年，距离胡适离世已经5年了，此时张爱玲的第二任丈夫赖雅也已去世，她又恢复单身，以前搁置的许多工作终于又提上了日程，包括翻译《海上花》和《醒世姻缘》。
之所以提到胡适，是因为这两部书都与他有关。
在张爱玲小时候，因为她父亲看了胡适书中的考证去买了《海上花》，她看了也爱不释手。后来她自己又去买了《醒世姻缘》。
这种痴迷从小到老，一直延续下来。
1955年2月，张爱玲在香港致胡适的一封信中说：“我一直有一个志愿，希望将来能把《海上花》和《醒世姻缘》译成英文。”
时光疏忽而逝，在美国的这些年，张爱玲的处境一直都很艰难，她的作品不被美国市场买单，又为婚姻所累，也被她自己的性格磨折，以致于时间一年年荒废……
那个曾经傲视一切的张爱玲在美国十几年，已变成一个略显古怪的中年妇女。但她仍没有忘记自己的志愿——翻译《海上花》和《醒世姻缘》。
1966年的张爱玲
张爱玲一直想告诉国外读者，中国过去在小说上的成就不亚于绘画瓷器。由于有这份志愿，即使翻译的难度超乎想象，她还是义无反顾地开始了这项浩繁的工作。
她一面翻译一面感叹其中需要注释的方言俚语及背景习俗太多了，实在弄得她自己也头晕，这时总想起：“适之先生不在了。”
正是在这样的心境下张爱玲写了《忆胡适之》一文，其中浓淡相宜，又欲言而止，有面对偶像的虔诚，也有对于偶像幻灭的伤感……为后人留下了20世纪曾震动中国现代文化史的两位名人珍贵的文字画像。
对于胡适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都很快被遗忘的事实，张爱玲不无悲戚地说：“外国人不了解现代中国，往往是因为不知道五四运动的影响。……就连大陆上的下一代，尽管反胡适的时候许多青年已经不知道在反些什么……”
张爱玲认为，所谓民族回忆这种东西，像五四这样的经验是忘不了的，无论湮没多久也还是在思想背景里。
历史往往带有戏剧性，张爱玲哀叹偶像会被人们抛弃，甚至打倒，但年代久了人们又倒过来仍旧信奉他。
比如摩西被以色列人杀死，后来又信奉他……
当然，这是张爱玲对偶像的美好愿望。
她自己，不正是印证了被时代抛弃遗忘之后，又被热捧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