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月，中革军委机关进行整顿和扩大，成立了一、二、三、四局。四个局里面，有两个局都跟无线电有关：原前方二局随朱德、周恩来回到瑞金，与后方二局合并，仍称二局，主管无线电侦察，局长是曾希圣；三局（当时称四局，后改称三局）主管通信，除原无线电总队的无线电通信外，还将有线电和简易信号通信（包括旗语等）纳入进来，局长是王诤。

二局合并后又增加一部电台，使其电台达到7部，同时二局还健全了组织，下设破译科、侦收科、校译科，专业化程度和工作效率明显提高。在三局分管领域，红军通信装备特别是无线电通信装备得到进一步增强，到1934年，中央红军每个师都有了一部电台，有线电通信装备也有所增加。

此时的红军之于白军，如果说战略上和整体上是以弱胜强的话，单论无线电侦破和保密技术，则早已是以强压弱，占据绝对优势。由于红军能侦听和破译白军的电报，自身又不被白军所破译，并能通过无线电通信等手段，将其拿手的运动战战术运用得越来越娴熟有效，故而战场对红军而言，已成为一种单向的透明。这是红军历次反“围剿”屡屡获胜的重要原因。

不过话又说回来，对战场信息的掌控，虽是战役战斗取胜的重要因素，但却不是唯一重要的因素。在情报充分可靠，通信力量强大的情况下，一旦出现指挥失当的问题，仍然会令前者的价值大打折扣，甚至因此陷入失败。

尽管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是因为朱德、周恩来沿用了毛泽东的军事思维和打法，然而博古等人却不这么看，他们把仗能打赢，归功于执行了他们“左”的一套。其结果，就是临时中央在相关政策上变本加厉，提出了“筹款百万，赤化千里”、“创造百万铁的红军”等一系列不切实际的口号以及无法实现的任务，把个好端端的中央苏区弄得乌烟瘴气。

由于博古等人既不懂军事，又没有上过前线，所以一开始前线军事还没有受到直接影响，但在李德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李德本来只是共产国际选派至中国的军事顾问，博古等人出于在军事上推行其“左”倾冒险主义的考虑，便竭力依靠和抬高他，最终使他成为包揽军委一切工作的“太上总司令”，从而实际剥夺了朱德、周恩来的军事指挥权。

《玉变为石1》，欲知后事如何，请看明日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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