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6、7月间,长江流域发生了自1954年以来最大的洪水,随着湖北段长江水位节节攀升,逼近长江大堤能够承受的临界值,宜昌、武汉、荆门等沿岸城市的数千万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顿时岌岌可危。
当然,此时的抗洪军民还有一个杀手锏,就是启用位于荆州市公安县境内的分洪区,该区域总蓄洪面积1358平方公里,有效容积71.6亿立方米,一旦行洪之后可以起到捍卫荆江大堤、江汉平原和武汉市的作用。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300年里,荆江大堤仅仅是有记录可查的溃决多达34次,每一次洪魔肆虐都将万亩良田化为汪洋泽国,两岸千百万居民顿成鱼鳖,为祸甚烈。
1931、1935年两次洪水,每次受灾人口都在千万以上,淹死民众前后几达三十万人,大水之后继以大疫,死者接踵于道,两岸村落十不存一,接连百里往往人烟断绝,其景象惨不忍睹。
建国以后,为了保障长江湖北段的安全,毛主席亲自点将文武全才的李先念同志挂帅荆江分洪委员会主任,分洪工程于1952年4月5日全面动工,当时参加工程建设的军民多达30万人。
在大家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努力下,分洪工程仅用了75天就全部竣工,比计划工期还提前了15天,在长江汛期之前为荆江大堤加了一道保险。
荆江分洪工程
分洪工程竣工仅仅2年之后的1954年夏天,长江流域出现罕见的大洪水,荆江大堤、江汉平原、武汉三镇告急。
7月22日凌晨2时20分,中央决定首次启动新建成的荆江分洪工程进洪闸,以分流荆江上游的超量洪水。
此后,由于沙市水位不断上升,荆江分洪工程又在8月期间两次开闸分洪。最终,三次开北闸分泄长江洪水122.6亿立方米,降低沙市长江水位0.96米,为了保障湖北全省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这也是截止1998年时荆江分洪区唯一一次被启用,时隔四十多年,1998年的荆江分洪区人口繁聚,百业兴旺,居民达34万余人,还有大批工厂、企业和基础设施,价值不可胜计。
1358平方公里是什么概念呢?大概相当于2个上海市区(16个区)还多一点,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分洪区内共有八镇两乡、农林渔场4个、工业企业120多个,良田超百万亩。
毕竟长江两岸的每一寸土地都在千万年的水流冲积下变得肥沃无比,可谓寸土寸金,如果撂荒岂不浪费!
多年后分洪区早已人烟密布
然而到了1998年8月初,再次启用荆江分洪区已经成为一个现实的摆在党中央、国务院面前的选项。
自6月下旬以来,湖北省委、省政府领导全省军民,已经和长江三次洪峰鏖战了一个半月,虽然受到了一些损失,但总体上保住了长江大堤,保住了江汉平原,保卫了武汉三镇。
然而7月底第三次洪峰刚刚过去,抗洪军民一口气都还没喘匀,到8月7日第四次洪峰又接踵而至。
如今湖北境内连日淫雨不止,下游的洞庭湖已经接近满溢,这一次洪峰面前长江大堤是不是能扛得住,可以说谁心里都没底。
8月6日,湖北省委给国务院打报告,汇报沙市长江江面已经超过44.67米的极值水位,请求考虑分洪。
湖北省委的依据是国务院于1985年发布的79号文件《国务院批转水利电力部关于黄河、长江、淮河、永定河防御特大洪水方案报告的通知》:
当沙市水位达到44.67米(争取45米),预报将继续上涨时,即开启荆江分洪区北闸…
98年被洪水围困的武汉
为了迎战洪峰,江泽民同志命令苦战了一个月的十多万解放军再次上堤严防死守,此时部署在监利-洪湖段大堤的指战员已达5万余人。
黑云压城,形势严峻,8月6日晚上,朱镕基紧急委托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总指挥飞抵荆州,协助湖北共同抗击洪水。
8月7日凌晨3点多,放心不下的朱镕基打电话给刚刚睡下不久的总指挥,询问抗洪一线情况,了解荆江大堤是不是守得住。
总指挥在电话里回答:总理同志,现在守堤军民情绪很高,决心死守长江大堤!部队对坚守大堤有信心,有决心!
当时防守监利段的部队主力是第15空降军,也就是当年坚守上甘岭的志愿军第15军(十年之后,第一个空降进入汶川震中的也是他们),朱镕基听了总指挥的回复之后很高兴。
然而更加糟糕的消息却相继而至,8月7日早上6点,沙市水位达到44.75米,9点上涨到44.87米,11点时已经涨到44.98米。
洪水中的九江城
就在朱镕基对湖北的灾情焦急万分时,下午2点半江西防汛前线传来消息:九江大堤决堤,洪水冲进九江城,50万人被迫疏散。
一时间江西震动,全国震动,中央军委紧急调动南京军区部队增援九江,到了下午6点,眼看沙市的水位已经达到45米,人们的心头闪过一丝不祥预感:
如果再不开闸行洪,武汉是不是会遭遇和九江一样的命运?
但武汉赌不起!当时武汉的人口是九江的十多倍,其政治、经济、文化、交通意义都不是九江能比的。
晚上6点,坐不住的朱镕基驱车赶往北戴河,与江泽民同志面商之后决定晚上9点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晚上9点,七位政治局常委到了,国务院几位副总理和国务委员到了,时任中宣部部长丁关根、军委副主席张万年、迟浩田,总参谋长傅全有也到了。
誓死不退
这次会议开到了半夜,共和国的最高决策者们,在可能影响中国崛起进程的一个关键分叉路口展开了审慎的讨论。
其实44.67米只是长江湖北段的第一道防线,如果启用荆江分洪区之后水位继续上涨,还可以打开腊林洲堤泄洪,如果启用腊林洲堤之后还不能控制洪水,则运用涴市扩建区,同时将虎渡河东、西两堤扒开,与荆江分洪区联合运用。
而每一块行洪区都涉及到几十万、上百万人民群众辛苦奋斗几十年积累的财富,如启用行洪就将毁于一旦。
但是如果不启用行洪区而导致长江大堤决口,在几天内就会使2000平方公里的江汉平原水深2米以上,8000公里土地积水,50-70万人葬身鱼腹,纵贯南北的几条交通动脉被淹没。
根据评估,启用荆江分洪区的所有财产损失大约为150亿元,灾后重建的费用也不会超过150亿元,而当时湖北全省的GDP是3100亿元,其中仅武汉一个市就达到了1000亿元,孰轻孰重一目了然。
对于在座的高层来说,尽管这笔账并不难算,却依然是个艰难的抉择。因为共和国的领导人不想放弃任何一个减少损失的机会,这是对民族、对国家、对人民群众最高度的负责。
朱镕基在沙市拥抱指挥抗洪的广州军区副司令员龚谷成
会议结束后,朱镕基带着国务院办公厅的同志们连夜修改《会议纪要》,一直改到凌晨3点多钟,《会议纪要》主要包括八点意见,其中最重要的是前三条:
第一,当前长江防汛形势十分严峻,对此要有充分的认识和足够的准备,要把长江抗洪抢险工作作为当前头等大事,全力以赴抓好;第二,要坚决严防死守,确保长江大堤安全,不能有丝毫松懈和动摇;
第三,授权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总指挥同志,在沙市水位达到44.67米并预报将继续上涨时,根据当时洪水的大小,部分或全部开启荆江分洪区进洪闸。
朱镕基明确表示:尽管他是总理,但他也没有决定分洪的权限,启用荆江分洪区的授权不是来自国务院,而是来自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在办公厅的同志们完成《会议纪要》,准备送给江泽民同志签字发布的时候,朱镕基突然说:“你们等一下。”
他深思了片刻,又说道:“第三条后面加一句话‘启闸的时间要考虑到分洪区群众的转移情况,确保分洪区群众的生命安全’。”
“拜托同志们了!”朱镕基在九江向抗洪指战员致意
后来他对这个补充意见解释说:“就算是泰山压顶,也得对人民群众负责任,要千方百计转移群众,给一定的时间,多顶一会儿再开这个闸。”
正是朱镕基同志的这个精神,最终促使总指挥扛住了的的确确如泰山一般的压力,保全了分洪区几十万群众的家业。
8月8日,朱镕基根据江泽民同志的委托赶到湖北抗洪一线,他来到荆江分洪区检查群众疏散情况,并告诫国家防总、湖北省委、长江委的同志说:
“不要以为分洪后就万事大吉,1954年你们这里分洪后,沙市水位下去了0.76米,到监利段就只下了0.4米,到洪湖只下了0.2米,分洪解决不了大问题!”
同时他还指出:长江的防汛抗洪斗争不能松劲,完全不能松劲!其原因就是长江大堤已经泡了40多天了,他可能不需要涨到那么一个高水位就会溃堤,我最担心的就是监利到洪湖那一段,那里一旦溃堤就比较厉害,比荆江分洪要厉害得多!
看到在座的各级政府同志、解放军指挥员同志满脸疲惫,憔悴不堪,朱镕基也很心疼,但他还是以一贯的严谨认真提出要求:
我今天在分洪区那个小镇看到,群众就像抗战时期逃难一样,乱哄哄的,我看了以后不大高兴,看不出秩序,看不出井井有条的转移。同志们,坐在办公室做方案是不行的,要下去落实!
死守监利段大堤的空降兵第15军
8月8日,朱镕基在视察了监利段水情和防洪准备后又马不停蹄地赶往江西指挥抗洪工作。
幸运的是,8月7日的洪峰最终也没有超过45米,真正的危急关头是在9天后的8月16日,当长江第六次洪峰使得沙市段水位达到45.2米,超过分洪水位20厘米时。
当炸药都已经搬上了分洪区大堤,只等一声令下,那道“开闸行洪”的命令却迟迟没有到来。
在影响总指挥判断的几个因素中,重要的一条就是朱镕基九天前曾经提到过的“启用分洪区对降低下游水位的作用不大”。
因为启用容量超50亿立方米的荆江分洪区,实际上这一次能容纳的洪峰只有2亿立方米,所以贸然行洪并不值得。
朱镕基同志说的“对人民群众负责任”,这八个字个个重逾千钧,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也要给分洪区的老百姓一条出路。
对人民群众负责
8月17日,沙市水位在涨到45.22米之后就再也没有上涨,最终不但整个分洪区保住了,湖北省也保住了。
在堤上的几十万解放军战士,几百万民兵和预备役人员,在堤下的几千万普通群众,不靠天,不靠地,全靠自己的双手保住了家园,令江河循道,洪魔辟易。
问英雄谁是英雄?不是某一个人、某两个人,而是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科研工作者。
时隔二十多年,我们依然能够依稀感受到当时的惊心动魄,千钧一发。那一辈国家领导人们,正是用自己的担当和智慧换来了山河无恙,国泰民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