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同志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了来访的时任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
两人的对话一开始就充满了火药味，邓小平的开场白是这样的：
英国的首相我认识好几个，不过我认识的现在都已经下台了，欢迎你的到来！
撒切尔夫人的立场则是：如果中国同意英国1997年后继续管治香港，英国可以考虑中国提出的主权要求。
毛主席曾经说过：“美帝国主义非常傲慢，从不讲道理，但凡要给你讲一点道理，那就是迫不得已了。”
这话同样适用于作为美国曾经的“老大哥”英国，如果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实力足以分分钟扫平驻港英军的话，那么撒切尔夫人连谈都不会跟我们谈。
英法军队空袭塞得港
1956年，由于埃及总统纳赛尔要求收回苏伊士运河主权影响了英国的利益，英国伙同法国空袭“运河的钥匙”塞得港，并企图武力强占埃及领土。他们跟埃及讲道理了吗？
1982年，阿根廷出兵占领距离本国近在咫尺，然而却与英国存在争议的领土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随即出动大军将马岛夺回，他们跟阿根廷讲道理了吗？
撒切尔夫人此行之前，在英国国内关于要求施压迫使新中国政府承认关于香港的三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和《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的舆论鼓噪一时。
这次会谈堪称邓小平同志外交生涯的巅峰之作，他在谈话中所讲的每一句话，几乎都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令人拍案叫绝，并迫使铁娘子步步退让，接受中方的立场。
最后，撒切尔夫人见无法撼动邓小平的意志，干脆威胁说：“如果中国宣布收回香港，将会给香港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这就是耍无赖了：如果我得不到一个繁荣的香港，那我可能就会想办法把它毁掉，你也别想得到。
看似一团和气，实则激烈交锋
当然，这并未出乎邓小平的预料之外，他果断回应道：
如果在十五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那时，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作出决策。
所谓的“时间和方式另做考虑”，在政治语言上已经讲得很明白了：如果英国政府一意孤行，中国将果断使用武力收回香港。
和邓小平比，撒切尔夫人实在太“嫩”了，当邓小平领导百色起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死磕，天天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的时候，你玛格丽特·希尔达·罗伯茨还在幼儿园里吃手指呢！
别说撒切尔夫人了，就算是她的几位前任也只不过是个搞议会辩论的政客。英国不是没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但他已经入土十多年了。
最后，撒切尔夫人无可奈何，只能同意两国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香港归属问题。1983年7月，中英双方开始正式谈判。
香港回归之前的港币
让人始料未及的是，1982年9月的中英谈判，成了1983年度史上最严重港元危机的导火索。
由于英国政府在中英谈判中落了下风，双方立场之间的矛盾凸显，一些反华势力乘机鼓噪，宣扬对香港的前景相当悲观，两国可能为此爆发区域冲突。
一时间在西方媒体中关于香港未来的传闻和猜测大行其道，感到恐慌的投资者和跨国公司开始在金融市场上抛售港元资产，一些大银行也开始将部分投资撤离香港。
伴随着踩踏式的资本出逃，金融投机商在外汇市场上大肆做空港元，从1982年9月到1983年9月期间，港元兑美元贬值幅度达1/3。
1983年9月24日，香港发生商品抢购潮，由于担心商家拒收港币，大批香港民众涌入超市用港币抢购食品、干货、家居用品等，凡是储存期久一点的东西都被抢购一空。
英国政府一面投入大量资金救市，一面推出了“联系汇率制度”，试图稳定港币汇率，但由于英国经济自己也还没从1979年的滞胀衰退中完全走出来，这样的救市显得格外吃力。
1992年1月，邓小平在深圳眺望香港
南中国的暗流涌动引起了邓小平的注意，由于香港本身的开放性，使其成为各种势力汇聚的地方，而香港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密切接轨令其稳定性更加不可控。
也就是说，只要他们愿意，一些西方大国，甚至是跨国的经济政治势力都可以在香港兴风作浪。
1984年的中国，战略环境还并不算非常乐观，北方和苏联的军事对峙依然在继续，南方边境线上则是枪炮声不断。
至于和美国虽然处在“蜜月期”，但任何一个成熟的政治家都清楚，这种基于共同敌人的暂时性联合不会长久。
除此之外，中印关系自从1962年战争以来一直比较尴尬，中国与东盟的关系也因为中越冲突而迟迟打不开局面，这些都是香港周边的不确定因素。
如果英国或者其他什么国家的集团不愿意看到中国顺利收回香港而插手干预，香港可能会乱，这样的危险是客观存在的。
邓小平会见爱国港商包玉刚
1984年7月31日，在会见来访的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时，邓小平明确提出了五点要求：
第一，港英政府应当控制港币的发行量，以维护港元汇率的稳定；
第二，目前港英政府还可以出让香港的土地，中国政府要求这些收入用于香港的基本建设和土地开发，而不能用于公务开支；
也就是说，香港的卖地收入我们要管，这些钱必须留在香港，你们不能带走，更不能用来给你们的人发工资；
第三，港英政府必须控制现有的机构人员，维持行政人员薪水、退休金稳定；
表面上看，这样做的理由是“避免将来给特别行政区政府带来负担”，其实更是限制了英国人及其控制的行政力量扩大对香港社会的影响；
杰弗里·豪与撒切尔夫人
第四，希望港英政府不要在过渡期内自己搞一套班子，将来强加于特别行政区政府；
这条也厉害了，因为英国人的想法一直都是“主权归中国，治权归英国”，为了达到这一目的，1997年之前殖民政府很有可能扶植一批听命于英国人的奴才，变相地维持其殖民统治；
所以邓小平的明确表态直接粉碎了英国方面一厢情愿的梦想：到了1997年7月1日之后，香港的主权和治权都属于中国政府，英国人就不要自作多情了。
第五，希望港英政府劝说香港有关方面的人不要带头转走资金。这一条也是针对1983年时大批资金逃离香港的实际情况提出的。
虽然距离1997年还有13年的时间，但此时的邓小平已经展示了对于香港事务的发言权，甚至是主导权。
豪委婉地表示，英方承认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后有权驻军，但还是希望中方不要在香港驻军。
当年的驻港英军
这话才开了个头就被邓小平打断了：“连驻军的权力都没有，还算什么中国领土？”
说白了，英国方面的想法简直不值得一驳：
英国人占领香港之后，有没有在香港驻军？打败阿根廷夺回马岛之后，有没有在马岛驻军？话说回来，英国在直布罗陀、塞浦路斯、文莱这种跟自己八竿子都打不着的地方都有驻军，如今却告诉我们“不希望中国在香港驻军”？
这让同为外交老手的豪男爵感到苍白无力，似乎香港的任何风吹草动都已经离不开邓小平的视线，英国对香港的控制权已经无可避免地开始走下坡路了。
1984年10月1日，新中国举行建国35周年盛大庆典，同时举行了自1949年以来规模最大、装备最好的阅兵式。
中国在此次阅兵式上展出的战略核武器令西方军事观察者们深感震惊，如今的中国已具备了核大国的一切攻击力量，甚至超越了五常之中的英国和法国。
1984年阅兵
阅兵结束之后的第三天，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前来北京的港澳同胞观礼团，大家都为了亲眼见证祖国的繁荣强大兴奋不已。
他勉励各位在座的香港商界、政界人士说：“我们现在有了一个共同的大目标，就是爱祖国、爱香港，在今后十三年和十三年后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
谈到香港在过渡时期中可能发生的问题时，小平同志一针见血地说：
“香港从现在到1997年会有秩序地渡过十三年，十三年之后会有秩序地渡过五十年，这我是有信心的，但切不要以为没有破坏力量，这破坏力量可能来自于这方面，也可能来自于那方面……如果发生动乱，中央政府就要加以干预。”
他还意味深长地说：“由乱变治，这样的干预应该欢迎还是应该拒绝？应该欢迎。”
这是不点名地对破坏分子提出的警告：如果你们想要在香港捣乱，那么下场就是被彻底解决，从而让香港迎来天朗气清的“大治”。
小平同志检阅部队
香港是中国人民的香港，从1840年被英国人非法侵占以来，甚至从更久远的秦汉时代以来，无数勤劳智慧的中国人在这里世代耕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金融、技术和文化财富。
这一切都应该属于中国人民，任何外部势力都不能将其损害、破坏、夺走！
为了把香港在十几年后完好地交回到人民手中，邓小平早在80年代初期就已经开始了布局。
第一步，要逐步建立一个中国人自己的香港行政管理机构，不能想象1997年6月30日一个对香港完全陌生的新班子接管这座城市，那不就乱套了吗？
而在过渡期间参与香港政府管理的人只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爱祖国，爱香港，不必管他是相信资本主义还是相信社会主义。
第二步，要建立一套中国人管理香港的法律体系，这样做既是让行政制度有法可依，也是不给西方留把柄。
邓小平与部分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们
1985年4月，六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决定成立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入选者皆为一时俊彦，包玉刚、李嘉诚、霍英东、查良镛等皆为起草委员。
《香港基本法》的起草，得益于邓小平开创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伟大设想，这为平稳、顺利地解决不同意识形态下的社会治理问题提供了基础条件。
用委员之一，香港圣公会荣休大主教邝广杰的话说，就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委员来自不同界别，各有不同意见，但可以互相接纳，尽量配合各方利益，因为大家抱持同一目标，就是为香港好。”
第三步，要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小平同志一直明确主张，除了驻军之外，再没有什么其他方式可以更有效地体现中国政府对香港行使主权了。
香港有了解放军，整个局面就有了定海神针，至于那些躲藏在阴暗处想搞动乱的阴谋家们，在得知我们在香港有驻军后也不得不忌惮三分。
1993年初，驻香港部队开始组建，前后总共花费三年时间才正式组建完成，这一支部队在兵力上虽然还不到一个旅，但却是解放军唯一一个包含陆军、海军和空军的军级单位，直属于中央军委。
驻港部队进驻香港
1992年在制定接管香港的方案时，已经退休的邓小平同志再一次叮嘱中央军委负责同志：只考虑和平交接是不行的，如果对方到时候不愿意把香港交给你，怎么办？
他始终坚持：“香港问题，就是一句话：一点都软不得。”
在这一指导意见下，中央军委做了紧急预案：如果不能和平交接，那就要用杀鸡用牛刀的办法，不能拖拖延延，要一锤砸死。
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两国政府的主要首脑，以及一百多位来自香港的爱国人士共同见证了这一载入史册的伟大时刻。
香港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香港的回归，其根本原因是中国成为世界上有实力、有影响力的国家，中国的强大是解决香港问题的根本条件。
伟人已逝，功绩不朽
邓小平同志在解决香港问题的过程中始终坚持着“底线”思维，就是香港必须收回，我们不怕冲突，不怕打仗，不怕出事，后来香港过渡时期形势的发展一如小平同志所料。
正是这样的强硬立场和两手准备，确保香港在平稳中实现了政权交接，社会稳定，让中国以最小的代价收回了这颗东方明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