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时期，总有那么几个猛人，令人眼前一亮。他们心怀天下，以超凡的勇气大无畏的精神，敢为天下先，振衰起敝，挽救国家危亡。他们无愧真的勇士称号，孤独的路上独自前行，改革制度改变传统，打破既有格局框架；不计毁誉，千古功过后人评说。

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很多人都是过客，湮没在记忆的尘埃中。这其中，有三个人让我记忆深刻，一个是在战国中期辅佐秦孝公，积极实行变法，改变秦国旧日落后面貌，使秦国成为富裕强大的国家，并在此基础上最终统一六国的商鞅；另一个是以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挽救宋朝政治危机为目的，以“理财”、“整军”为中心，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各个方面的改革，以图改变北宋建国以来积贫积弱局面的王安石；还有一个就是为挽救明中期嘉靖、隆庆以来政治腐败、边防松弛和民穷财竭的局面，从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整顿改革的大明内阁首辅张居正。

他们三人变法改革之初，国家面临艰难困境，都有迫切实行改革的需要，且都身居高位，背后更有君主、皇帝的信任和支持，可最后的结果为何商鞅能成功，而王安石、张居正却失败了？

1.秦国的迫切需要。当历史的车轮行进到了战国中期，此时正是学术思想最繁盛的时代，“百家争鸣”人才辈出，同时也是列国纷争互相吞并征伐最剧烈的时期。春秋时曾称霸西戎，一度会盟中原强国的秦国，自秦穆公之后日渐衰落，一时间天下卑秦、不予会盟，并时时图谋灭之。秦国从秦献公即位初就试图改革振兴国家，恢复穆公霸业，却最终失败了。公元前361年，秦献公死于与魏国争夺的少梁之战。同年，秦孝公即位，为报仇雪恨，为强国富民，颁布秦国“求贤令”，被称为战国第一雄文。在求贤令中秦孝公痛责数代先祖昏聩无能，急求各国人才加盟，只要能让秦国强大，愿意裂土封侯奖赏，可以想象当时的秦国是多么迫切改变现状，强大国家的，可能也正是如此才打动了列国奔走想一展抱负的商鞅。

昔我缪公自歧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徒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缪公之故地，修缪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求贤令》

2.准备工作充足。凡是变法改革，肯定会得罪既得利益群体，遭到他们的反对与阻扰。于是一方面在变法前商鞅遍访秦国各地，做了很详实的调查研究，变法改革的内容和措施极具针对性。另一方面，分阶段分步骤颁布法令。先扶持新得利益阶层并得到他们的拥护，减少了阻力；其次颁布一批法令，实行一批法令，稳固一批法令，政策执行到位。

3.国君的坚定支持。随着变法的越来越深入，感觉利益受到损失的既得利益者肯定会强烈阻扰反对和反扑，此时的国君肯定会收到很多的谗言及受到巨大的压力。但是秦孝公没有怀疑，抵住了所有压力，一如既往的信任支持商鞅，成为商鞅背后的男人，这在君臣相猜的封建时期是很难得的。事实证明在秦孝公在位的二十多年，商鞅变法之所以能成功，没有秦孝公的支持是难以想象的。

4.变法改革者的坚韧直行。变法改革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变法改革得罪权贵、既得利益阶层而身死族灭的例子历史不少见，没有一颗勇敢坚韧的心是坚持不下去的，还得忍受孤独寂寞、不被理解，然后毅然直行。商鞅正是以自己坚韧不拔的意志，超出常人的魄力，以大无畏精神坚持变法、护法。公元前338年秦孝公逝世，商鞅被刚即位的新君（后来的秦惠文王）车裂，但变法却依然得以继续实行下去。

相比商鞅的变法，王安石、张居正虽然最后都失败了，原因却各有不同。

王安石在变法初期，无论是上到皇帝宋神宗赵顼还是官员、百姓大都是支持王安石变法的：一方面王安石本人既是新学领袖又为官正直清廉，政绩能力卓著，养望三十年有很大的官声和民意基础；另一方面无论是皇帝还是官员士大夫都有感于国家内忧外患的处境，冗官、冗兵、冗费严重，政治财政空前危机，对外战争屡屡失败，都迫切要求改革。

但在变法改革中期，因为准备不足且用人失当，导致改革法令措施不但不符和实际情况，而且法令往往执行不到位，使得政治财政危机更加恶劣，惹得民怨沸腾，利益受到损失的保守派官员也纷纷起来反对。且变法最大的支持者宋神宗赵顼抵不住太后、太皇太后及反对派官员的压力也对变法产生了怀疑，于是罢了王安石的相位，使变法遭受重挫。后来王安石虽再次拜相，但已经得不到更多支持，加上变法派内部分裂、宋神宗的动摇，变法很难继续推行下去。

熙宁九年（1076年），王安石的儿子王雱病故，王安石悲痛于心辞去宰相，从此隐居江宁，变法法令也陆续被废止。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宋哲宗即位初，高太后垂帘听政，起用保守派司马光为宰相，新法几乎全部被废掉，王安石变法彻底失败，第二年王安石病逝。

可以说王安石变法是真正的把好经给念坏了，法令初心是好的，却因官员素质参差不齐，没有很好地执行下去。再加上变法的最大支持者宋神宗赵顼对变法不坚定，关键时刻产生动摇；而王石石本人也许是真的灰心意冷，因儿子病逝而辞官未能坚持到最后，令人吁叹。

相对于前两者，张居正的改革是在现有制度的基础上进行整顿和革新。由于触动了大地主阶级和豪门贵族的根本利益，也遭到了他们的阻扰和反对，但在万历十年之前，张居正的改革无疑是成功的，但后来为什么又失败了呢？

首先张居正对明嘉靖、隆庆以来政治腐败、边防松弛和民穷财竭的局面有清醒的认识，对如何实行改革挽救明王朝有思虑周祥的具体措施和安排；其次张居正是一位政治经验老到、善于权谋斗争的高手，以首辅的地位自上而下推行改革更有利于实行；再加上万历皇帝年幼尚未亲政，李太后对他绝对支持，又有大太监冯保沟通内外，所以张居正改革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中央集权，充实了政府财政，提高了国防力量，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可以说获得了成功，如果万历皇帝能够继续推行下去，可能明朝不会那么快灭亡。

但历史没有假如，张居正柄国十年，大权在握，他的得位正是万历皇帝君权的失位，自然会遭到猜忌及事后的清算。再加上张居正作为老师，对万历皇帝过于严格教导，促成了其扭曲的性格和对权臣压迫的怨恨，因为其母亲李太后对张居正的信任和支持而没有表现出来。果然，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刚一病逝，亲政的万历皇帝朱翊钧就露出真面目，迫不及待地打击迫害张居正及改革派，除一条鞭法外其他改革措施都遭到废除，改革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商鞅变法成功了，本人却被车裂；王安石、张居正改革失败了，一人心灰辞官归隐，一人生前殚精竭虑死后险遭鞭尸，身前身后名各有不同。但毫无疑问他们都是英雄，真正的英雄，只有他们在那万马齐喑的时刻，在国家危亡之时，敢于发出那个时代最强音，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也为了天下苍生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