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世界古代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雅典社会历来为人关注，相关的研究也非常丰富；鼎盛时期的古典时代因为保有更多的史料，人们对其认识也更加全面和深刻。前文说到，古典时期的雅典是一个典型的奴隶社会，社会分层的凝固化程度较高。相比工业社会，它的流动性也比较差。

社会流动，是指个人、社会对象或价值——被人类活动创造或修改的任何变化——从一个社会位置到另一个位置的任何转变。简单地讲，就是人们地位和位置的变化；更准确的说，它包括个人或群体在社会分层结构中位置的变化和在地理空间结构中位置的变化两个方面。

在社会学中，人们更关注前者，即社会地位高低的变化；在本文的论述中，我们所提及的社会流动也指的是社会成员地位的变化。举例来说，搬家、移民、同等职位条件下的换工作，这些都是水平社会流动，即个体或群体的社会地位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仅仅只外部的社会环境改变了。

但垂直社会流动下人们的社会地位确确实实发生了改变。根据变化的方向，垂直社会流动可以分为向上流动和向下流动，或者社会上升和社会下沉。从普通职工升职为经理，老板破产成为无业人员，这些都是垂直社会流动。

社会流动与社会分层紧密相关，二者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社会分层讲的是社会分为高低不同的层次，社会流动则讲的是人们如何进入这些层次。这样，根据前面提到分层的相关内容，社会流动可以理解为社会资源的分配和占有处于流动变化的状态，水平流动下的个体所拥有的社会资源总量基本没有太大变化，而当所占的社会资源大幅减少或增多时，垂直社会流动就发生了。

同时，也正是社会资源存在流动性，人们才有机会进入不同的社会层次。那么，社会分层是社会流动造成的吗，这显然是不正确的。社会分层形成的机制有三个方面。社会制度、社会文化定义了社会资源的价值；社会分配规则决定资源在不同位置的社会群体中如何分配；而社会流动是其形成的最后一方面，它将社会中的个人或群体引导到不同的社会层级中去。

所以说，社会流动只是社会分层形成的一个重要条件。在垂直社会流动的两种类型中，分别存在两种基本的形式：个体从一个较低的社会阶层渗透进入一个原有的较高阶层（或是从较高的社会位置下降到原有的较低位置），但他们原本所属的阶层仍然存在；当这些个体形成了一个新的社会群体，并且这个群体进入一个较高的社会阶层后，取代这个阶层的原有群体或者成为与这个原有群体相平行的新的群体（或者一个社会集团整体性地下降，原有的阶层降低甚至解体）。

这两种形式分别对应个人和群体，在群体状态下，这种垂直的社会流动可能会形成新的阶层，比如资本主义早期新贵族阶层和资产阶级的产生。

前面说到，作为奴隶社会，雅典的社会流动性是比较差的，只是这里有些前提，在社会整体稳定的情况下，这个说法是有迹可循的。其实，在古代雅典，包括绝大多数其他古代希腊城邦，和平稳定的时期虽然常有，但也并不一直存在。大大小小的各类战事一直存在于古代希腊，作为重要城邦的雅典更是经历了多次大战。

战争对一个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轻则动摇社会经济生产，严重的时候，整个社会都将会被颠覆：原有的社会秩序被打乱，社会流动急剧加速，战后的社会重新洗牌，原有的阶层大换血，新的阶层兴起，一些旧的阶层解体可以说，那个时代的社会流动也是剧烈的。

古典时期的雅典，尤其是希波战争至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社会相对还是比较稳定的。但是，战事对雅典社会的影响持续存在着。除了战争，在雅典，社会改革的影响也不容忽视。这里主要指的是梭伦改革、克里斯提尼改革和伯利克里改革，这些改革虽然不像战争那些对社会的冲击如此剧烈，却也深刻地影响到了雅典的社会发展。

从上述内容看来雅典的社会流动性似乎没有那么僵化，但我们很清楚，这只是一个侧面的表现。在日常状态下的雅典，依旧体现出传统奴隶社会的阶层刚性。在古典时期的雅典，社会阶层中最突出的就是公民阶层和奴隶阶层，此外，还有处于中间的外邦人、被释奴、雇工等等自由人或半自由人。尽管事实上一些底层雇工过得甚至不如一般奴隶如意，但在法律习俗中，奴隶终究是社会的底层，受到人们的区别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