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成于19世纪40年代中期的“青年美国”，作为迎合美国初步繁荣而生的时代标签和特殊派别，他们不满老一代政治家的流行情感，渴望抓住新的国际机遇，怀着建立商业帝国和输出民主的浪漫主义国家情感，力图打破孤立主义的影响，欲在世界范围内输出其民主思想，力图在欧洲建立以美国为楷模的民主制度。

抱着这种宏大的理想主义色彩，“青年美国”对来自大洋彼岸的欧洲革命风暴报以热烈的掌声，强烈同情欧洲革命，支持被压迫民族争取自治，并要求强硬干涉欧洲革命。

“青年美国”首次提出美国只通过道德榜样来领导世界走向自由是不够的，而应向欧洲提供武器和军队来帮助他们，以此实现美国人的“天定命运”。墨西哥战争简单且花费甚少，这告诉美国应该完成更多类似的战争，在欧洲也是如此。

1849年韦伯斯特在给朋友的信中，表达了对欧洲革命的看法：我觉得最好直言，告诉欧洲人民我们是谁，是干什么的，唤醒他们，使其对这个国家无与伦比的成长有一个正当的意识，我想写一个谈到我们民族的自豪感的文件，使那些谈分裂的人们感到羞怯和显得愚蠢。道格拉斯也认为，美国只有承担世界义务，积极介入世界事务，才能变得更加强大和富有。

科苏特访美时，70岁高龄的韦伯斯特在欢迎宴会上做长篇演说，慷慨激昂的大声疾呼：“我们会十分欣喜的看到，美国模式将出现在多瑙河下游和匈牙利高山上。”他号召人民对甸牙利革命给予同情和支持，为自由和共和而战,把美国民主精神推广到全世界。

于是，民主党青年美国派发起为匈牙利被压迫者筹集资金的运动。虽然他们未能完成承诺的10万武装的美国人志愿者，但乔治·桑德斯作为民主党的代言人，对科苏特许下了提供武器装备匈牙利革命军队的诺言，为此他购买了14.4万支改造的滑腔枪。

纽约商人乔治·劳投身于海洋汽船，他计划使用黑西哥战争剩余的枪支武装欧洲叛乱，用自己的汽船把枪炮运到欧洲用以援助马志尼和科苏特的再一次起义，于是他和桑德斯团结在了一起，遗憾的是他们的枪炮输出的太晚了以至于没有产生影响。

1852年1月20日，参议员刘易斯·卡斯在参议院呼吁，美国人不能漠不关心地看若欧洲反动政权破坏匈牙利等国的独立，必须使用“象征性的干涉”在欧洲扩大美国共和制度的影响，在道义上美国有责任帮助这些国家推翻奥地利等国的统治。来自新泽西的斯托克顿要求在物质上援助这些国家

甚至有“青年美国”成员提议我们的军队应该到欧洲土地上为保卫自由和民主而战。1851年12月，参议员沃克宜称，在涉及美国的道德和物质利益时，美国必须介入。美国应该与那些违背公共法律和道德的国家做斗争。如有必要，美国应当准备为匈牙利的自由而战。

革命的失败使他们感到美国即将肩负重大的世界责任，坚信欧洲君主制的复辟表明旧大陆已经老朽衰颓，年轻兴旺的美国将取而代之。

他们将打破孤立主义传统，对外国事务予以更多的关注和参与，以在世界范围内实现美国的使命，推广美国式的政治制度和民主理想。作为一个被上帝赋予特殊使命的国家，对旧世界爆发的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绝不应袖手旁观，冷眼相待。他们从未失去加强海外共和制度的决心。

可以看出，“青年美国”对欧洲革命的兴趣相当高，热情地呼吁美国干涉，但同情不等于援助，由于美国心有余而力不足，无法采取行之有效的实际行动，只能提供道义和舆论的支持，因此“青年美国”的干涉象征性多过实际性。

民主党于1851年10月在党纲中声称，“不再恪守中立，在世界范围内同欧洲的共和主义实行积极的联合。”美国再也不能扮演无关紧要的角色了，它要用年轻兴旺的美国取代老朽衰颓的欧洲。

于是“青年美国”成为民主党竞选的呐喊和宣传工具，并为扩张主义分子所利用，这种意识形态上的改变使扩张主义和民族主义成为了“青年美国”追求的核心。虽始于轰轰烈烈终于无声无息，“青年美国”民主党促进国家干预调停欧洲政治事务的做法，在内战前的最后一段时期培养了对1848革命的强烈兴趣表现了许多新一代美国人的感情和理想。

对欧洲革命的干涉表明，美国的目光已经越过了大西洋，从国内转向了国外。美国的任务不仅仅是推翻专制制度，而是要在美洲之外的世界建立共和制度，在世界推广美国式的政治制度和民主理想。

欧洲革命的突发性和迅速性震惊了许多美国人。《卫理公会教派季刊》把1848年比作“奇迹之年”，认为欧洲革命具有启示般的重大意义，他们似乎完成了《但以理书》的预言。

欧洲革命的确对美国产生了非常广泛且复杂的影响，可以看出，美国对欧洲革命的反应是一个超越了党派的全国性活动，不同的回应揭示了国家深深的分裂。美国对欧洲革命的反应，基本上折射出他们对自身的看法。美国把欧洲革命吸收进他们自己共和政体的希望和恐惧中，利用革命来促进国家统一和对国家政治前景命运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