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57分，周总理永远的离开了他亲爱和亲爱他的国家与人民，党中央以及毛主席没有遵从他丧事一切至简的遗愿，而是照例为他举办了遗体送别仪式和追悼会。

关于追悼会上谁致辞的问题，政治局会上代表们多主张由时任中央副主席兼国防部长的叶剑英元帅致辞。

图|叶剑英

可叶帅却坚定的表明自己没有这个权利，并毫不避讳的表示：只有一个人最适合，也最有资格，他就是小平同志。

叶帅的原话是这样说的：

“我哪有这个权利给总理致悼词，我觉得给总理致悼词，只有一个人合适，也最有资格，那就是小平同志，他是党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无论从规格上还是从资历上，小平同志给总理致悼词是最合适的！”

完了以“反正我认为我绝对不合适”这句话作结。

由于叶帅的坚持，以及周总理的特殊地位，当时也就小平同志最合适，会议通过了这项决策，并报毛主席得到同意的批示，这事就定了下来。

于是，就有15日那天周总理追悼会上的这样一幕：小平同志用他那浑厚、深沉、苍凉的语调，深切怀念了周总理的辉煌一生，代表党、国家和人民去铭念了周总理的丰功伟绩，其间语气几度哽咽，眼角屡屡湿润……

图|1976年1月15日周恩来追悼会上，邓小平致悼词

本文，便带大家走进周总理逝世的前后，看看周总理的身体是如何一步步垮掉的，毛主席、朱德等中央领导又付出了哪些关怀？

故去后，党中央和毛主席为何不遵从周总理的遗愿，叶剑英元帅又为何觉得只有小平同志才适合追悼会上的致辞？

1967年2月2日，周总理被查出患上了心脏病，这应该是有关资料上最早对周总理病情的记载。

这时的周总理已经即将步入古稀之年了，而进入1960年代后，国内外局势的深刻变化，给他造成的精神压力愈发之大，再加上日复一日的不断操劳，身体出现毛病并不奇怪。

周总理对此也不当多大事，倒是工作人员和几位老帅急得不行，特意在他的办公室门上贴上了大字报，要他注意休息、保重身体，这让周总理感到十分温暖。

可他深知当下局势的严峻，作为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的自己不能也不敢松懈下来的，便在那张大字报上写下了自己的回复：“诚恳接受，要看实践”。

同年4月，广交会期间周总理几乎连轴转了84个小时，相当于三天半时间，期间就没真正睡过，只是抽空偶尔打个盹，随即又带着一身疲惫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

不久后，他便出现心绞痛与“频发室性早搏”等症状，为了继续维持正常的工作状态，周总理没有去住院治疗，而是靠着每天睡前吸氧和四次服药来撑着。

9月下旬，为迎接当年即将来到的国庆节，周总理应请求书写“热烈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十八周年”这一行大字，先后试写了两次，都因为手抖得难以控制而无法完成，不得以只得将此事另托他人。

也正是那一刻，周总理意识到了自己的身体确实是不行了，需要去好好休养调理了

然而，转瞬间又投入到了繁忙的事务中，将刚才的心思抛诸到了九霄云外，没法，当时中国实在离不开周总理的，有太多太多事需要他去操心。

1970年9月5日，周总理因为长久的超负荷工作，心脏再次出现了异常，问题比之前更为严重。自那时起，每当周总理办公时，就会有专门的医护人员守在门外，以便随时去紧急救治。

一个多月后，与老朋友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他曾如此说过自己的健康状况：“在身体方面，这几年的工作把我打败了，所以要打球蛋白了……因为睡得少，所以使我健康减弱了。近4年心脏有毛病，年纪已近73了。”

时间来到了1972年5月12日，保健医生张佐良为周总理进行每月一次的常规尿检时，从中发现了四个红细胞。

张佐良与其他专家共同做出了这样五个病理假设：血管硬化；尿路结石；炎症；血管畸形；膀胱癌。

医生们知道这事的严重性，连忙向党中央作了汇报，党中央与毛主席对此都十分重视，希望周总理好好休息，当时深受病痛折磨的毛主席亲自给周总理写信叮嘱“不可大意”。

六天后，也就是5月18日，经过进一步的严密诊断，周总理被确诊为膀胱癌。

早在1940年初，周总理在重庆工作时，就因为膀胱脓肿而做过手术，如今这方面再出现问题，大抵是这些年来过度操劳所致。

尽管如此，周总理还是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并没有因为病情而有所懈怠。

操劳了大半年，到了1973年初，某日突然尿血了，医护人员对此高度重视，而此后两个月里，这情况持续恶化，令所有人的心都揪着。

这病不能再拖了，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这时，小平同志也得以复出并恢复职务，周总理便将国务院的日常事务暂时交给了他负责，这才安心请假去住院治疗。

做了膀胱镜检查后，发现肿瘤的直径为5mm，呈绒毛状分布表浅，情况不算太遭，医生经过会诊后，对周总理的病症采取了电灼术治疗的方案，取得了很不错的效果，术后几天尿液就澄清了，这让周总理本人、医护和工作人员都欣喜极了。

出院后周总理又恢复了工作，平时就靠药物巩固着，可到了10月间手抖、尿血的情况又出现了，保健医生张佐良希望周总理暂时放下工作，再去医院进行手术治疗，可周总理就是不答应，哪怕叶帅和毛主席劝说，还是苦苦撑持着，一直到1974年3月才住进医院再次做膀胱镜，并接受电灼术治疗。

术后稍微好了一阵，不久又复发了，病情日趋严重，身体越来越弱，这让所有人都忧心得很。

毛主席知晓周总理的身体情况后，十分想去看望他，可他的身体无法支撑前去，只能写信来表达自己的浓浓关切，并送了一个较舒适的沙发，希望周总理这位几十年的老兄弟能够赶快好起来。

周总理受到信和沙发后，为毛主席的关怀和担忧而十分感动，他知道毛主席的身体也不好得很，不想让他担心，就在回信如此写道：“膀胱癌经过两次开刀，3次电烧，已能稍稍控制……今又突然以新的病变报告主席，心事不安，故将病情经过及历史病因说清楚，务请主席放心。”

6月1日，周总理又一次住进了医院，进行第一次膀胱癌切除手术，效果还算理想，血尿的症状不见了，病情整个的有所好转。

8月病情再度反复，进行来第二次大的手术治疗，术后恢复良好，病情得到了一定的控制，一直维持到了1975年3月，发现癌症已经转移到了肠胃，只得进行了第三次大手术。

这次手术后，周总理的精气神再也不复以往了，于5月间曾问医护人员了这样的问题：“你们说实话，我还能坚持多久？”医护人员不知该怎样回答，只能笑着说些安慰的话，周总理沉默了会郑重的说：“你们一定要把我的病情随时随刻如实地告诉我，因为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个交代。”

医护人员无言以对，只有眼泪在眼眶中打转，张佐良哽咽着喃喃：“怎么讲呢？总理，你叫我们怎么说……”周总理笑了，仿佛已经明白了什么，缓缓点头并轻声说了句“不用说了”。

此后的日子里，周总理又先后进行了三次大的手术，可效果一次不如一次，最终也就再也挽救不回来了，从而永远的离开了这个令他无比眷恋的人世间，得以真正好好休息了。

据统计，从1974年6月进行第一次大手术，及至1976年1月病逝，周总理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先后动过大小手术13次，平均每40天左右就要动一次，他那段时间所承受的病痛难以想象。

尽管如此，可他稍微有精力了，仍不忘继续“奋力”工作——除了日常的批阅文件外，在这一年半时间里，同中央负责人谈话161次，与中央部门及有关方面负责人谈话55次，接见外宾63批，在接见外宾前后与陪见人谈话17次，在医院召开会议20次，出医院开会20次，外出看望人或找人谈话7次。

这就是我们可亲可敬的周总理，他真的是为了国家和人民，活生生一年年的把自己的身体给熬垮的，此后还一直熬着，直到了油尽灯枯的时候，仍不忘为国家和人民操心。

在这些谈话中，有一次特别值得一说，那就是周总理与朱老总的那次见面。

那是1975年7月11日下午，在病房里午睡起来的周总理，在地上踱了一会儿步，批阅了当日的一部分文件后，觉得精神头还不错，就对工作人员说：“打个电话，问问朱老总身体怎么样，看看他现在有没有时间，前些日子他想来看我，但是我身体不好，没有请他，今天倒是可以。”

秘书高振普忙答应下来，也为周总理今天难得的状态而欢欣鼓舞，就在他要出门时，周总理又叫出住了他叮嘱道：“现在下午4点，朱老总来了估计5点了，我们谈半小时就行了，他身体也不好，有糖尿病，不要影响他吃饭。”

周总理重病期间，有许多老朋友都想要来探望，可医生却不许，说周总理需要静养，一般没重要事情的话，同志们是不好来的。

对此，周总理心中多有歉意，这从他话中就能看出，而他也特别挂念那些老伙计，尤其是朱老总和毛主席。

秘书高振普去借医院的电话给朱老总打了过去，是朱老总的夫人康克清同志接的，康大姐听说况后非常高兴，忙应承道：“好，太好了，我马上安排朱老总过去。”

高振普给周总理汇报后，周总理趁着这会等待的时间，就给毛主席写信，就在即将写完的时候，高振普从外面进来报告说：“朱老总马上就到了！”

周总理心中喜悦难耐，就要立马去会客厅迎候，刚迈出了一脚却又愣怔住了，他端详着身上的病号服，觉察穿这样去见朱老总不好，就要工作人员去把他平常穿的衣服拿来，待换好后才动身。

下午5点50分，朱老总步履阑珊的在康克清的搀扶下走进了会客厅，周总理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起身，走上前去紧紧握住了老伙计的手，两人宛若许久没见的重逢般欣喜又激动。

两人那天聊了25分钟，对彼此的身体情况表示关切，回忆了许多过往的事情，谈了当下国家和军队的一些重要事宜，对毛主席而今的身体状况而表示忧虑，分享了双方家中的一些趣事……

当时没有人能想到，这居然是两位共和国领袖的最后一次交谈，此面得见之后再见已是阳间人送阴间人上路。

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57分，周总理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三分钟后消息传出，医院内外得知消息的所有人，都迟迟难以接受这个消息，哭声与默然是那日的主题。

图|叶剑英慰问邓大姐

不多久，李先念、小平同志、华国锋、叶帅等中央领导人先后来到病房，其中李先念是到得最早的，他来到病床前俯下身子，轻柔地握起周总理已然冰凉的手，一声带着呜咽的“总理”叫出后，便只剩下无语凝噎

不一阵就悲恸得泪水直淌，仿佛随时都要支撑不住，众人连忙过去搀扶他到沙发上休息，其间他的目光一直聚焦在周总理的遗容之上，多希望那张熟悉的脸能够奇迹般的舒展开来。

不一会，其他领导人相继赶来，一个个的都悲恸到了极致，强忍着送别了周总理最后一程，每个人走出病房时都仿佛憔悴了许多许多。

要说最悲伤的自然是周总理的爱人邓颖超同志，他们二人携手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经历过最艰苦的革命奋斗时期，共同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再一块为新中国的强盛而继续奋斗，感情深厚得难以用语言形容。

大抵悲痛到极致的表现，反而是比较平静的，只交邓颖超凑到病床前，轻轻俯下身子吻了周总理的额头一下，轻柔的呼唤了声周总理的名字，说：“你走了……”

情况必须得尽快通知毛主席，这样才好准备后事，可当时毛主席的身体状况十分不好，工作人员怕他一时难以接受，便没有直接告诉他，而是把该消息刻意夹到了当日给他读的国内新闻消息中。

毛主席听到那则噩耗后，低垂的头突然仰起，干咳了一声点了点头，表示自己已经知道了，表现得好像很平静。

可熟悉毛主席的人都知道，他是那种独自咀嚼悲伤的人，不喜欢让别人看到他的脆弱一面，长子毛岸英牺牲时他便是这样的，当初尚有周总理来抚慰他，而今周总理这个老伙计却也走了，再也没有人能够抚慰他了。

没过一阵，工作人员拿来了讣告，上面明明白白记录着周总理的病逝过程，并附录着李先念、叶帅、小平同志等人请示周总理的后事处理事宜。

之所以要劳烦毛主席操心，是安排后事时出现了一个特殊情况：邓颖超同志宣布了周总理生前关于身后事的安排，以不打扰党、国家和人民为要，不搞遗体告别，遗体进行医学捐献，不开追悼会，骨灰撒掉不保留。

几位中央领导的意思是，这几点都不能同意，以往领导人去世不曾这样办过，且那样会让同志们和人民群众在情感上无法接受，然而这是周总理的生前嘱托，不考虑也不行，便只能由毛主席定夺了。

毛主席亲眼看到讣告，以及周总理生前关于后事的嘱咐后，再也抑制住了满心的痛楚，泪水不禁淌落下来，随后更是嚎啕大哭。

只因为，那可是与他并肩了半个多世纪的战友兼兄弟啊，他们最早相识于北京大学，都是梁启超笔下的中国少年，此后又殊途同归的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直相携着走到了而今，这是多么的不容易啊！

对于周总理关于后事的嘱咐，他其实很能理解，他自己就是这么想的，可也觉得这样干不大好，不利于有关工作的开展，便给出了如下批示：除遗体作医学捐献、骨灰不保留撒往江河外，其他一律照常来办。

就这样，我们至亲至爱的周总理，成为了新中国第一个不保留骨灰的中央领导人，他的骨灰后来被撒往了四处对他来说意义非凡的所在。

按照毛主席的指示，遗体告别和追悼会要正常办，尤其是追悼会更显重要，到时将会有太多人前来送别，必须得办得周到妥帖。

追悼会上的有一个项目特别重要，那就是致悼词，用一个比较贴切的说法来讲就是作“盖棺定论”。

那么，“定论”是怎样的与由谁来作，就是两件最为重要的事情。

经过诸多人员的共同努力，一篇符合实际且情真意切的悼词就出炉了，最后由小平同志负责审阅，可他却发现了一个问题并在政治局会议上予以提出：“这篇悼词我仔细看过多遍，我认为写得是不错的。……我同意这篇悼词，认为可以用。大家有什么修改、补充意见，请讲。我提一个意见，要加一个字，印件中1922年总理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书记，应是总支部书记，加上个‘总’字，符合实际。”小平同志提出的问题确实存在，众人一致同意了他的解决方案，并表示再无任何意见，就此悼词就定下来了。

悼词定下来了，那就只剩下致悼词的人了，必须得选一个资历与规格都合适的人。

周总理是党、国家和军队的高级领导人，主持过国务院、外交部、军委、政协等各处的工作，由谁来为他“盖棺定论”才合适呢？

政治局会议上，大家迟迟难有主见，似乎除了毛主席谁都不大合适，可毛主席当下的身体不能够撑持此事，许多人便退而举荐叶帅，可叶帅却认为自己不够格，并提出只有小平同志一人适合此事。

确实，叶帅在军队上是够格的，在其他方面颇有些差强人意，可小平同志却不然，周总理病重住院时，国务院、军委、外交部、政协的大小事宜，许多他都主持过，而且还多是周总理亲自托付给他的，由他来作这个“盖棺定论”再为合适不过。

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此事，并报请毛主席同意后，致悼词人选就这般定了下来。

15日追悼会开始后，小平同志站在台上怀着严肃、沉重、悲痛的心情，将悼词娓娓道出，其间几度哽咽、几次泪流，颇让人心里发酸。

追悼会结束后，遗体需要运抵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沿街十多里地皆有百姓自发送行，那一幕感动了当时在场与后来知晓的每一个中国人。

遗体火化后，骨灰由邓颖超搭乘专机，分别撒往了这样的四个地方——北京上空、天津海河入海口、滨州黄河入海口、密云水库上空，其中的每一处所在于周总理都有着极其特殊的意义。

周总理的后事了结后，有样特殊的物品被邓颖超同志给留了下来，那就是盛装周总理骨灰的那个骨灰盒，倒不是说那个骨灰盒有多名贵，实际上是十分普通的，而是邓颖超打算自己去世后也用这个，既比较节省，又有一点死同寝的意味，她觉得这样比较好。

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也追随周总理而去了，按照她生前的要求，骨灰用周总理用过的骨灰盒盛装，并在天津海河入海口抛洒，这儿是她与周总理爱情开始的地方，也是他们死后相守的所在。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