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岛芳子（1906—1948年）满名爱新觉罗·显玗，汉名金碧辉。她是满清王朝和硕肃亲王爱新觉罗·善耆第十四女，幼遭国难东渡日本，肩负满蒙独立使命，成年后返国从事间谍活动，被称为东方的“玛塔·哈丽”（一战德法双重女谍）。

川岛芳子一生传奇，她是伪满洲国“安国军总司令“、“华北人民自卫军总司令”，曾参与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秘密转移婉容行动、上海一·二八事变、“满蒙独立运动”等祸国事件。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处死，但“真假”死亡又众说纷纭。

（接上期）

（十一）入驻“东兴楼”

上文说到川岛芳子被免去伪满安国军总司令，只好狼狈回国。但川岛芳子是闲不住的，而且野心勃勃，即使赋闲在家，也总想着“翻身农奴把歌唱”，她一直都在努力寻找新的“靠山”。

不久，川岛芳子来到日本东京九段地区，以“前清公主”的身份，租了一处宽敞的公寓。她携《男装丽人》的知名度和活动力，公寓很快就变成了东京上流社会人士和名媛仕女的高级沙龙。

很快，芳子便找到了她的“新靠山”，原日军预备役中将，在军界“德高望重”的元老派人物崛内文次郎，崛内担任着日本的“满蒙学校校长”一职，他对芳子也早有耳闻。两人一见如故，他很欣赏芳子的作为，为芳子在日本军政界说了不少“好话”，并且为芳子的活动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

芳子的沙龙里另一位对她今后生活影响巨大的人物，即是被誉为“朝鲜独立运动旗手”的朴锡韵。此人神通广大，不仅从政，而且还经商。他时任朝鲜《京城日报》社的社长，还在中国天津开了一家“东兴楼”饭庄，利用“饭局”来结交各方人士，而且经常出入东京的上流社会。

他在芳子的公寓出入不过两月，就与芳子打得火热。他殷勤地邀请川岛芳子和他一同去天津经营“东兴楼”饭庄。这对于此时“走投无路”的芳子无疑是“雪中送炭”。

不久，在东京异常活跃的朴锡韵，带给芳子一个好消息：她的“干爹”多田骏被重新启用，担任了中国华北驻屯军总司令，司令部就设在天津。

川岛芳子得此消息后，高兴得手舞足蹈，第二天，她便毫不犹豫地关闭了东京九段的沙龙公寓，准备奔赴天津。

临行前，她曾专程去了日军参谋本部，拜访了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并从他们口中得知：现在“满洲国“已趋于稳定，日方下一个战略进攻的要点是中国华北。

芳子一行乘海轮到达天津后，便在东兴楼饭庄安顿下来。东兴楼位于日租界的松岛街（今哈密道），地段繁华，热闹非凡。东兴楼属于前店后院结构，主楼后面是一处宽阔的院子，可停放汽车、摩托车，还有一个篮球场，最里面有一排大平房，便是芳子和保镖人员的住处。

当时天津是中国北方重要的出海港口，各国租界林立，各色人等汇集于此，非常利于接触达官贵人、军政要人及“政治避难”的有头有脸人士，便于搜集各方面的情报。

芳子安顿下来后第一件要办的事，就是去拜见位于海光寺的华北驻屯军司令多田骏，她自报是多田的女儿，卫兵马上放行。

多田骏（前排中）

多田骏看到芳子时，先是大吃一惊，他没想到芳子的到来（之前没有告诉过自己的行程）。但看见芳子身穿日本花绸的和服，趿着精致的细工革屐，梳着日本女孩的高髻发式，立即感到异常的亲切。

当他得知芳子准备在天津利用饭店，大搞情报活动时，非常高兴地对芳子说：“你来得正好！我们眼下正在招兵买马，制造‘华北五省自治’，要培养一支忠于我们的‘民意代表’队伍，这需要技艺高超的特工去做，你就是最适合的人才。”

“还有，‘东兴楼’可以使我们放心地举行宴会，召开秘密会议而不用担心被投毒或监听。真可谓一举两得，一箭双雕！”

东兴楼一角

有了多田骏的庇护，芳子被朴锡韵委任为经理，统管饭店的经营管理，这样更利于她以此身份做掩护。为了更好地开展活动，芳子决定对东兴楼饭庄进行重新装修。

经过三个月的一番精心“打扮”，东兴楼重新开业那天，门脸儿上挂着大红绣球、悬着“新张志喜”的横幅喜联，大厅里是五颜六色的贺幛，顿时宾客盈门。那些蛰居天津，一心想往上爬的失意政客，潦倒军阀、汉奸走狗，无不设法钻营，千方百计想结交芳子。一时长袍马褂、西服革履、红裙绿袄、钗光鬓影，一片花团锦簇。

多田骏司令官的亲自光临，使得大小汉奸逢迎而上，纷纷阿谀奉承。芳子还特意邀请了几位摇笔杆子的所谓社会“名流”和各大报社记者，对日本帝国主义所谓的“华北自治”和“大东亚共荣圈”进行舆论造势，芳子立刻就变成了天津的活跃人物。

不久后，东兴楼饭庄的后院里又住进来几位川岛芳子的“家庭”新成员：一位“太太”（此人为日本女间谍），身边还带着两个小孩，他俩管芳子叫着“爸爸”，芳子从此则完全是男人装打扮。

在东兴楼时的川岛芳子

随着川岛芳子的到来，加上日本中国驻屯军的“加持”，东兴楼饭庄的“生意”越做越兴隆，他们从中也获取了相当有用的情报。

但芳子的野心不仅仅如此，开饭馆只是用于掩护他们的身份，天津的“三野公馆”很快与川岛芳子取得了联系。

“三野公馆”等同于北京锡拉胡同的坂西公馆（日本特务机关）。它的秘密使命之一，就是操纵和组织“便衣队”到华界进行骚扰破坏活动，冲击中国政府的军政机关，借端寻衅，扩大纠纷，为日本侵略中国的阴谋制造各种借口。包括试图暗杀河北省主席于学忠，搅乱华北政局。

在天津时的川岛芳子（前座者）

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天津市面上的大小店家受到极大影响，而有日本人撑腰的东兴楼饭庄生意特别兴隆。食客大都是日本高级军官和从日本来中国淘金的财团人员，因而芳子发了一笔数目可观的大财。

在随后的几年里，芳子过着舒适、富贵的生活。她依旧和她的“日本太太”自在地生活在东兴楼；两个孩子依然叫她“爸爸”。她渐渐学会了吸食鸦片——这使她好吃懒做、意志消沉、贪图安逸、丧失信心。

这期间，一位从长崎慕名而来的年轻人——小方八郎成为她的贴身秘书，他俩日夜相随相伴，更使她无暇顾及其他。她将那些“任务”都交给下属军官去办理。

只有一件事使她精神受到了巨大的刺激，这便是1938年轰动津沽的日本女间谍中岛成子绑架英人商会会长戴奥特事件。

原来，天津曾经出现几宗暗杀日本人的案件，明知凶手逃进了英法租界，日军却不能越界去抓人，为了使英法租界不再隐藏日本的敌人，日方便暗中指使中岛成子利用“便衣队”进入英租界，绑架了戴奥特会长，作为人质。

“戴奥特事件”后，中岛成子比芳子更受到日军的重视。这使得川岛芳子非常气恼。她召集手下亲信，决心干一票“大活儿”来战胜她的对手中岛成子。

中岛成子照片

在一次去海光寺多田司令官的办公室时，她在一个写着“机密”字样的文件里，看到了好几份有代号的附件，诸如“桐工作”（起用唐绍仪及吴佩孚组织华北伪政府）；“鸠工作”（离间中国的高级将领、政客）；“营工作”（在蒋管区搞反共和平空气）；“鸢工作”（建立西南政权）；“兽工作”（削弱中国杂牌军）；“狐工作”（搞跨宋哲元军）；“粟鼠工作”（针对韩复榘军）；“狗工作”（对付旧东北军）；“狸工作”（针对阁锡山军）；“猫工作”（针对石友三军）；“鹿工作”（针对刘建绪军）等等。

其中“桐工作”的详尽计划，引起芳子的极大兴趣。“桐工作”的主旨是策反一些老牌的军政头面人物成立汉奸政府，用以对抗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而该工作由土肥原贤二主持的“对华特别委员会”下辖的“竹机关”完成。

回到东兴楼后，她积极组织手下人，配合土肥原贤二的策反工作，虽然想依靠这项“大工程”盖倒“戴奥特事件”。然而，几经努力，唐绍仪不久被军统刺杀身亡，吴佩孚识破了竹机关的阴谋，始终不愿充当汉奸，守住了中国人的民族气节。“桐工作”及相关组织“竹机关”最终难逃失败的结局。

到了1941年，川岛芳子赖以生存的“东兴楼”饭庄发生了巨大变化。东家朴锡韵“弃商从政”，花了不少“运动费”后，由伪“满洲国”的“外交部”派到波兰当了总领事。离开天津前，他卖掉了“东兴楼”的一部分房产，拿着一笔巨款走人了。

她的“夫人“也搬离了东兴楼后院，带着两个孩子逃之夭夭了，据说还在日本陆军大臣面前参了她“一本”，揭发了她与多田骏的阴私关系。

更使川岛芳子感到绝望的是，1941年7月7日，多田骏被调离华北方面军，芳子又一次失掉了靠山。

芳子此时已无法在天津立足，只好带着她的一班人马和赚到的钱款离开天津，回到她的故乡——古都北平，去寻找新的出路和机会，以图东山再起。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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