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顺治7年（公元1650年）冬，多尔衮在狩猎途中坠马，并于数日后病逝于喀喇城，时年39岁。
多尔衮是清帝国实际的最高统治者，是清军入关行动的主要操刀人，他的突然离世引发海内震动，一时之间各方势力暗流涌动。
多尔衮死后，年仅14岁的小皇帝福临以一系列让人感到眼花缭乱的操作对多尔衮系势力进行了清洗。
他先是盛赞多尔衮的功绩，甚至追封多尔衮为“义皇帝”，让多尔衮享受极致的哀荣。
福临的这一系列操作，成功起成了稳住并迷惑多尔衮旧臣的作用，让他们误以为多尔衮系与皇帝福临之间可以继续合作，于是多尔衮旧臣们交出了欲接替多尔衮权力的阿济格，并表示服从皇帝。
福临手起刀落迅速拿下阿济格，将其永久圈禁并最终处死。
干掉了最有可能接过多尔衮权柄的阿济格后，福临图穷匕见，还做着可以与皇帝和解美梦的多尔衮老臣们或被贬为庶民，或被直接干掉，多尔衮势力被彻底打倒。
但这还不算完，小皇帝福临不但要杀人，还要诛心，在完成了对多尔衮派系的清洗后，福临开始网罗多尔衮诸多罪状，并以反贼的罪名将封赏给他的所有荣誉全部收回，甚至毁其坟墓以示侮辱。
小皇帝福临通过对多尔衮系毫不手软的清洗，成功拿回了自己的权力，但事实上，福临清洗多尔衮还带来了另一个效果：在某种程度上与关内汉人达成和解。
功臣？屠夫？就连十分仇视多尔衮的顺治帝，也不得不承认多尔衮在清兵入关这一重大事件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多尔衮的政治能力是毋庸置疑的，清兵入关前，他巧妙地以恩威并施的方式将吴三桂的关宁铁骑收入囊中。
进入北京城后，多尔衮以一系列高超的政治手段，成功骗过了前明的大小官员，让他们产生了一种清廷和满人很“守规矩”的假象，多尔衮进入北京后，曾对原明朝官员说：昔日虽是敌人，但日后亲如一家，凛然一副从李自成农民军将这些前明朝官员解救出来的拯救者形象。
更为夸张的是，多尔衮的一系列操作不止骗过了被清军占领地区的前明朝官吏，甚至南京的南明弘光政权也一顿被骗的团团转。
在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军和满清政权并存的背景下，南明弘光政权给出的既定国策是：联合满清，抗击农民军。
显然，在南明群臣眼里，相比于农民军，满清要好上一些。
在阿济格部向西攻打李自成时，连后来抗清而死的史可法都认为：联合满清打击农民军的战略是可行的。
但深谙权力之道的多尔衮在利用完汉人官员帮助满清政权稳定统治后，立刻就要收回权力，并且要以实际行动让汉人们官员和士大夫明白谁才是这个天下的主人。
五大弊政剃发令、易服令、圈地令、投充法、逃人法被称为清初五大弊政，这些法令在关外时就已存在，随着清军入关，这些政令也被带入关内，在清军立足未稳时，这些政令的执行并不算严格，但当清军南下占领南京，消灭南明弘光政权后，多尔衮再次将这五大弊政提上日程。
剃发易服令：即清廷规定，关内汉人男子，改变原有束发的发型和汉族传统交领、右衽、无扣的服饰特点，改为满洲男子“金钱鼠尾”发型和立领、对襟、盘扣的服饰形式，有不从者，一律斩首。
圈地令：清军入关后，下令将前明朝皇庄土地、前明朝王爷土地以及无主之地分发给八旗贵族和旗丁，但是无主之地与有主之地往往相互交错，难以完全分清，于是满清政府规定，以跑马圈地的方式确定土地归属，被圈占土地归八旗人员所有，虽然在名义上是八旗人士与百姓置换土地，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八旗兵丁用一些不毛之地强行置换百姓手中良田的情况时有发生。
投充法：被八旗子弟强行换走土地的百姓失去了谋生手段，别急，清廷已经为他们想好了“出路”，清廷以一种“恩典”的方式，允许没有土地的百姓投充到八旗子弟的农庄里，成为庄丁，庄丁在当时处于一种类似与农奴的状态，庄主除了不能随意杀死这些人之外，几乎掌握着这些庄丁的命运。
逃人法：清军入关前，其社会制度是一种人身依附的半奴隶制度，清军每次入关劫掠，除抢劫财物外，还掠夺大量人口，这些被掠夺而来的人口的地位几乎等同于八旗子弟的私人财产，可以进行买卖，既然这些人等同于财产，那么他们如果逃跑，便等同于八旗子弟财产损失，为了防止这一情况发生，满洲法律对于逃人有一套严厉的惩处措施，逃跑者常常要被打100鞭送回原主，窝藏者则直接被斩首，其周围邻居也要被判处流放之刑，这套法令在清军入关后继续实施，该法令与圈地令和投充法相结合，几乎斩断了普通百姓除为八旗子弟当庄丁之外的所有出路。
豪赌上述五大弊政中的大部分，满清政权在关外就已经开始实施，由于关外的后金（满洲）政权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奴隶制社会，所以给了这些与奴隶制社会相匹配的制度以生存的土壤。
但如果要把这些制度在早就处于封建社会的关内实施，则势必引发剧烈反弹。
但占领南京后，多尔衮认为天下大局已定，满清作为一个远离中原核心文化圈的关外政权，始终被冠以“鞑子”、“蛮夷”的称号，所以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治，军事占领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要在文化上建立统治，这一步至关重要，成，则满清政权彻底站稳脚跟，败，则天下大乱，但由于成功的回报如此之高，多尔衮决定进行一次豪赌。
以剃发易服令让关内汉人彻底臣服，圈地令、投充法、逃人法相互结合，维护八旗贵族的利益，多尔衮所作所为目的明确，要将满洲八旗的军事优势转化为文化上的优势。
这五大弊政的铺开，不出所料地引起了巨大反弹，为了反对剃发令，已经总体臣服的江南地区发生大规模起义，而在更早时候就已经被占领的北方百姓，则因生存受到了圈地令、投充法、逃人法的威胁而不断爆发农民起义，满清政权在全国范围内的统治基础受到动摇。
尽管如此，多尔衮的豪赌仍旧成功了，由剃发易服令、圈地令、逃人法、投充法引发的反清浪潮虽然声势浩大，但是由于缺乏一个统一领导，最终被已经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度的满清逐个击破。
剃发易服令后的江南震动被平息后，李成栋、刘泽清、姜襄等前明将领先后反正，又给清廷造成了一次不小的危机，虽然这些危机也因为相同的原因被清廷镇压下去，但五大弊政的不得人心已经可见一斑，五大弊政的积极推动者多尔衮，和积极执行五大弊政的阿济格、多铎都成为了关内汉人痛恨的对象。
关内汉人愤怒的情绪虽然暂时在刀枪的压力下被压制住，但是一旦有一股力量将这种仇恨点燃并加以正确的领导，满清政权仍有被赶出关外的危险，而这股力量正在西南方向酝酿。
西南火起多尔衮死于1650年最后一天，此时被认为对满清威胁最大的南明弘光政权早已被消灭，因剃发易服令而发生的几次反清高峰也在清军强力镇压下被扑灭，之后李成栋、刘泽清、姜襄等前明军将领反正带来的政局动荡也被镇压，表面上看，满清政权已经渡过了最危险的时刻，但就在这一时期，那个已经被认为掀不起什么风浪的南明永历政权却突然战斗力暴涨，而这个“焕然一新”的南明永历政权即将对满清统治发起最强力的挑战。
表面上看，南明永历政权远不及之前被满清轻松消灭的南明弘光政权强大，弘光政权有江北四镇作为屏障，有左良玉这样手握重兵的将领，还有一套完整的文官系统，而永历政权，只是一群大西军残部与永历帝临时组合。
但事实上，成分更加简单的永历政权却反而更容易克服南明政权内斗的传统，弘光政权虽然表面上拥有相当的实力，但是由于内部派系太多，这些势力相互掣肘，力量被相互抵消，最终造成了清军一到，弘光政权一触即溃的局面。
而永历政权的势力相对简单，原大西军宣布拥立永历帝后，成为永历政权的绝对主力，没有其他势力能够威胁原大西军的地位，反而导致合流后的永历政权在行动时没有那么多掣肘。
大西军与永历政权合流后，目标相对一致，且分工相对明确，孙可望负责守住云南大本营，李定国负责向广西、贵州、湖南一带出击，刘文秀负责向四川一带出击。
几路大军各行其是，反而少了掣肘，均取得了一定战果，其中李定国在湖南先后干掉了定南王孔有德和敬谨亲王尼堪，“两厥名王”天下震动，福临皇帝甚至萌生出退出关外的想法。
小皇帝福临在干掉了多尔衮一系后，又要面对来自西南的巨大威胁。
又打又拉事实上，在干掉多尔衮一系后，福临就意识到了要在关内建立统治，就不能不与汉人和解，除对多尔衮的“鞭尸”行为外，福临还亲自主持拜孔子，讲孝道，以示自己对汉文化的认可。
而后，福临又开始遏制圈地，减轻逃人法的惩戒力度，这一切都在表示其有意成为一名来自关外但总体上认可汉文化的皇帝。
除此之外，福临也开始重用汉族官员，就连下定决心与清廷血战到底的郑成功，福临都曾尝试拉拢，他将软禁郑芝龙的责任全部推到多尔衮身上，并表示郑成功选择对抗清廷，是多尔衮有错在先，只要郑成功剃发来降，仍会得到重用，即便郑成功严词拒绝福临的劝降，福临也只是表示现在不来降以后恐怕要后悔。
以上种种，是福临向关内汉人释放的善意，表示只要接受他这个满人皇帝的统治，满人和汉人可以和平共处。
但是请注意，福临在释放善意的同时，并未真正取消五大弊政中的任何一个。
不剃发者仍要军法处置（即斩首），对逃人法的处置甚至在1652年变得前所未有的严格。
福临此举也好理解，李定国北伐后，满清在军事上受到明显顿挫，为了对抗李定国，福临最应该仰仗的力量还是满洲八旗，而圈地令、投充法、逃人法实际上损害关内汉人利益去满足满洲八旗利益的做法，当福临在军事上十分需要满洲八旗来对付来势汹汹的李定国时，满足满洲八旗的利益变得更加迫切，相比之下，关内汉人的利益则可以被适当舍弃。
另外，需要明白的是，福临释放的善意，是在对方彻底臣服下的善意，是在关内汉人愿意剃发易服下进行的。
福临在满洲军事贵族和关内汉人间进行一种制衡，需要哪边就向哪边制衡，此时的福临已经将中原王朝统治者的纵横捭阖之术玩得炉火纯青，满清政权也迅速完成从游牧部落向大一统中央集权帝国转变。
福临以其在满人与汉人之间的纵横捭阖，即发挥了八旗军事集团的军事优势，又有关内大片农耕区提供的物资保障，靠着这两点，清廷成功抗住了李定国、郑成功等人的进攻，如不出重大变故，天下归清已经不可逆转。
内斗当然，除了顺治帝在面对南明的反击时处置得当外，南明自身难以解决的内斗问题也注定了其不可能成功。
矛盾的第一重来自永历政权主力：原大西军内部，张献忠的四大部将中，威望最高的本是孙可望，原大西军与永历政权合流后，也由最有威望的孙可望留守大本营，而让威望稍逊的李定国、刘文秀等人向外用兵收复失地。
但由于李定国军事能力突出，战绩过于耀眼，李定国与孙可望谁才是永历政权的实际的最高权威，这个问题便衍生了出来。
也正是因为如此，才会出现日后孙可望处处给李定国使绊子，让李定国对清军所取得的战果尽数丢失，随着二人分歧越来越大，日后李定国、孙可望火并也便在情理之中了。
矛盾的第二重则来自拥立永历帝的李定国等人与先前拥立南明其他皇帝的反清武装之间的矛盾，李定国北伐时，曾积极联络郑成功，希望他的水军在东南沿海登陆对清军形成两面夹击之势，但在李定国兵锋正盛时，郑成功却回应寥寥，反而是李定国北伐陷入颓势后，郑成功才用上全力对满清用兵。
郑成功如此选择的原因无他：他是隆武帝的人，虽然李定国北伐时，郑成功也表示奉永历正朔，但相比于李定国，郑成功在永历政权中的地位要明显低上一等，如果郑成功全力配合，即便击败清军，最后分走最多利益的也一定是支持永历帝的前大西将领。
如此多的矛盾注定了南明永历政权的反击虽然来势凶猛，但却只能是昙花一现，而对于已经建立起了中央集权体制的满清政权来说，只要南明永历政权的攻势受到顿挫，清廷就能组织起源源不断的反击，任李定国军事实力再强，也不可能帮助矛盾重重的南明去战胜已经实现中央集权的满清。
重启1653年，顺治采纳范文程的建议，开始大量屯田，恢复生产，1657年，又积极组织垦荒。
大量流民开始获得土地，成为能够为朝廷朝廷提供税收、并接受朝廷征召的“丁”，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以土地为纽带，土地兼并到极致后就是王朝崩溃，而新王朝的建立都伴随着土地的重新划分，某种程度上讲，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大量屯田的顺治皇帝已经将这个帝国重启。
经过土地重新划分的帝国将会拥有旺盛的生命力，获得土地的农民能够给帝国提供源源不断的兵源和税收，整个帝国的资源能够被这个新生帝国充分调配，尽管南明永历政权也在其控制区做着相似的事情，但是手中握有大半个中国的满清政权，其控制的资源绝非仅仅割据于西南数省的南明永历政权可比。
从这个角度上看，从顺治皇帝决定重新划分土地的那一刻起，天下归请便已经注定，除非李定国真能神勇到短时间内将长江以南的清军全部消灭并尽占整个南中国，否则，即便李定国与孙可望不发生内讧，即便李定国与郑成功能够精诚团结，天下归清的结局也已经注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