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艺术界的巨匠，马连良，他的故事令人动容。作为京剧界的传奇人物，马连良自幼便与京剧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出生于北京一个回族家庭，自幼受环境熏陶，对京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09年，他毅然踏入了喜连成科班的大门，开始了他的京剧生涯。
在科班里，他刻苦钻研，武戏从茹莱卿学习，老生戏则师从萧长华、蔡荣桂、郭春山等名家。不久，他便能在科内演出《定军山》、《解宝收威》等靠把戏，以及《辕门斩子》、《空城计》等唱功戏，且都表现得头头是道，赢得了同行的赞誉和观众的喜爱。
1917年出科后，马连良更是与梅兰芳、王瑶卿、荀慧生等多位京剧名家合作演出，不断汲取各家之长，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他以谭鑫培、余叔岩为基础，吸取孙菊仙、贾洪林、刘景然等唱、做之长，不断创新，最终独树一帜，创立了“马派”。
马连良的剧目丰富多样，既有继承传统的经典之作，如《定军山》、《珠帘寨》等，也有他独创的马派代表剧目，如《四进士》、《清风亭》、《借东风》等。他富于革新精神，在剧本和表演方面刻意求精，服装、化妆以至舞台装饰等方面也都锐意革新。他极重视舞台艺术的整体性，凡同台演出的配角、龙套，都必须一丝不苟，共同营造出完美的舞台效果。
在念白方面，马连良的发声吐字并不拘泥于传统的湖广音与中州韵，而是更多地化用北京音，使他的念白更加贴近观众，更加生动有趣。他注意藏拙，虽有点大舌头，但口齿清楚，这是因为他很好地掌握了道白起、落、平、挑、崩的特点。如他在《草船借箭》中扮演鲁肃时，那句“借来了十万支狼牙，特来交上！”中的“特”字，就巧妙地使用了崩音，让人印象深刻。
在做工方面，马连良以潇洒飘逸著称。他运用水袖、髯口等表演元素，节奏鲜明，干净利落。他穿的戏服袖口宽一尺八寸，而水袖却窄而短，这种独特的设计使他的水袖甩起来更加有力，更加柔美。他还常把武生动作改造成老生动作，如表演张苍手拿宗卷下场时，就把短打武生的捋刀、压刀下场改为一手水袖往上挑，另一手拿宗卷挑官衣下，显得新颖别致。
马连良还很注重用眼神表现人物的思想感情。在《盗宗卷》中，他饰演的小张苍那忽喜忽惧的感情起伏，全靠眼神的细腻变化来揭示，让人深感传神。他抬手顿足都要求符合人物身份，如饰蒯彻时迈出的老头子脚步，既来自生活，又经过艺术化处理，显得自然而又真实。
马连良正是凭借着对所饰人物的深刻认识和体会，调动自身在唱、念、做诸方面的特长，融京剧安工老生和衰派老生为一炉，在继承谭派的基础上又具体地吸收孙派唱法上的特点（1930年，他正式拜孙菊仙为师），学习贾洪林、刘景然的念白和做工，借以丰富自己的表演技法。在舞台实践中，他不断地探索、创新，最终创造出了独特的马派风格。
谈及马连良的艺术特色，众多评论家往往以“唱工巧俏帅美、做工飘逸潇洒”来赞誉，这些固然是“马派”风格的鲜明标签，但若仅止于此，反复咀嚼，便如同味同嚼蜡，缺乏新意。老练的戏曲鉴赏家丁秉鐩先生，则从更为深邃的比较视角，对马连良在近代须生界的地位给予了恰如其分的评价：“若单一论及功力，马连良的唱腔或许不及余叔岩之醇厚，字眼不如言菊朋之精准，武功难比谭富英之矫健，韵味稍逊杨宝森之深长。诚然，他的不足之处并不少！
然而，评判一个人的艺术成就，岂能仅局限于某一方面的技艺？需得观其全貌，综合考量。……将唱腔、念白、做派、面部表情、身段动作、水袖挥洒、台步轻盈、手势灵动、脚下功夫，这诸多方面综合起来看，除了余叔岩能稳坐其上，无论是谭富英、杨宝森、奚啸伯，还是言菊朋、高庆奎，皆难以望其项背。”丁先生此言，公正无私，恰如其分地定位了马连良在京剧界的地位——他紧随余叔岩之后，却稳稳超越了同时代的其他名家。谭鑫培、余叔岩、马连良，这“三座丰碑”的论断，已然成为定论，足以让后世须生们顶礼膜拜，心生敬仰。
然而，命运总是充满了不可预知的变数。1966年的一个深夜，马连良的妻子陈慧琏察觉到丈夫的异样，定睛一看，只见马连良的棉衣已被冷汗浸透。她慌忙唤醒学医的儿媳，儿媳凭借专业知识迅速判断，这很可能是心脏病发作。家人连忙给马连良服下治疗心脏的药物，并紧急将他送往医院救治。
经过一番波折，马连良终于被安置在阜外医院的急诊室内接受治疗。站在病房门外，陈慧琏的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不安——她发现马连良所在的病房，正是昔日梅兰芳病重时躺过的地方，而梅兰芳已然离世。这份巧合让陈慧琏心中充满了忧虑，她坚守在病房外，度过了漫长而煎熬的三天三夜。然而，命运最终还是未能眷顾这位京剧大师，三天后，马连良与世长辞，留下了无尽的遗憾和哀思。
作为回族人的马连良，陈慧琏本想按照回教的仪式为他举行土葬，以表达对他的尊重与怀念。然而，由于当时正在批判海瑞，马连良也受到了牵连，这一愿望并未得到允许。无奈之下，陈慧琏只得与梅兰芳的夫人福芝芳商议，用自家的一块土地与梅家置换，最终将马连良的骨灰安葬在梅兰芳的身旁。这份深情厚谊，不仅是对马连良艺术成就的肯定，更是对他人格魅力的最高赞誉。
除了马连良，言慧珠的故事也令人唏嘘。
1919年金秋时节，北京宣武门外校场小六条的深巷中，一座古朴的四合院里迎来了新生命——言慧珠呱呱坠地。她的血脉中流淌着京剧的精髓，父亲言菊朋是京剧“言派”的开创者，与梅兰芳并称为“四大须生”，母亲高逸安则是早期电影界的璀璨明星。自幼浸泡在梨园世家的氛围中，言慧珠仿佛天生就与戏曲结下了不解之缘。
1923年，当言菊朋携梅兰芳南下上海共襄盛举时，小言慧珠也兴致勃勃地踏上了南下的列车。梅兰芳对这位聪明伶俐的小女孩格外喜爱，预言她未来必将成为京剧界的一颗璀璨明珠。然而，深知梨园行艰辛的言菊朋，却不愿女儿重蹈覆辙，一到学龄便将她送入了学堂，希望她能拥有一条不同于自己的道路。
言慧珠虽然身在课堂，心却早已飞向了戏曲的舞台。年仅六岁，她便开始模仿青衣旦角的唱腔，那稚嫩却认真的模样，让人忍俊不禁。程砚秋创办的“中华戏曲学校”在吉祥戏院的每一次演出，都成了她放学后的必去之地。她站在台下，随着剧情的起伏而欢呼雀跃，那份对戏曲的痴迷与热爱，让娱乐小报上的“言二小姐如痴如狂”“小姐狂捧男角”的标题层出不穷。面对外界的议论纷纷，言慧珠却置若罔闻，依旧我行我素，沉浸在戏曲的世界里无法自拔。
十二岁那年，言慧珠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不顾父亲的反对，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学艺之路。她一边坚持学业，一边拜程玉菁、赵绮霞为师，潜心学习“程派”青衣的精髓。随后，她又向阎岚秋和朱桂芳请教武旦的表演技巧，以票友的身份频繁登台亮相。舞台上的言慧珠，扮相俊美，嗓音清亮，无论是青衣的温婉柔美，还是武旦的英姿飒爽，都被她演绎得淋漓尽致，赢得了观众的阵阵喝彩。
在春明女子中学求学期间，言慧珠更是以一出《女起解》惊艳全校，博得了师生们的热烈掌声。有人曾感慨地说：“如果你父亲能放下那份固执，让你全身心投入戏曲，你定能一夜之间轰动整个北平城。”
言慧珠不仅天生丽质，更有着过人的才华与胆识。她身材高挑，容貌出众，嗓音清亮如泉，文武兼备，仿佛天生就是为舞台而生。梅兰芳一生收徒众多，却唯独对言慧珠青睐有加，倾囊相授。他曾高度评价：“慧珠学我，至少也有六成以上的神韵。”的确，她模仿梅兰芳的青衣扮相几乎可以以假乱真，成为了梨园界的一段佳话。
在戏曲的道路上，言慧珠敢于创新，善于结合自身优势，将《木兰从军》《贵妃醉酒》等经典剧目进行提炼加工，创造性地继承了梅派艺术。她饰演的花木兰，唱腔甜美，身段灵巧，武功精湛；她塑造的杨贵妃，更是达到了“贵而欲醉、醉而犹贵”的艺术境界。此外，她还自主改编了朝鲜剧《春香传》、越剧《梁祝》等名剧，巧妙地将梅派京剧艺术的特点融入其中，每一次演出都引发了轰动。
凭借着在京剧领域的深厚造诣，言慧珠声名鹊起，月入数万，积累了丰厚的财富。她瞅准时机，购下了一座华丽的“华园”，每日在园中跑圆场、练功不辍；她还自组“言剧团”，致力于弘扬京剧艺术。那个曾经偷艺的小女孩，如今已成长为红得发紫的“京剧皇后”。
1940年7月，言慧珠正式组班挂头牌，转战北平、天津的舞台。此时，梅兰芳蛰居香港，言慧珠便聘用了北平梅兰芳班底的贯大元、程继先、萧长华、刘连荣、朱桂芳等著名演员，演出的多为梅派代表剧目，如《西施》《洛神》《太真外传》《宇宙锋》《霸王别姬》等，深受平津观众的喜爱。当时，“四小名旦”中的李世芳与新崛起的言慧珠，被公认为梅派艺术传人中的佼佼者。她还演出了梅兰芳的时装创新戏《邓霞姑》与新编历史故事剧《木兰从军》，同样赢得了观众如潮的好评。
著名戏曲理论家龚和德先生曾心痛而真诚地说：“言慧珠的一辈子活得太超前了，时代跟不上，历史不允许，使她没有生路！”这句话仿佛为这位风华绝代的一代名伶唱出了最后的挽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