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出生于怀化市会同县伏龙乡（今坪村镇）的一个地主家庭，但他并未沉溺于优越的生活条件。他从小热爱运动，喜欢跑步骑马、玩枪舞棒。受侠客故事的影响，他立下了为民除害的宏伟志向，并为此苦练本领。他选用一根两米左右的通直竹竿，打通关节后灌满砂子制成“狼牙棒”，每天坚持不懈地练习舞棒，即便筋骨酸痛也从不放弃。他还在别人的指导下自制了一杆火枪，装上火药和砂子后就能喷射出“子弹”。他一有空就练习枪法，甚至捉来癞蛤蟆作活靶子练习射击。经过不懈努力，他终于成为了世人公认的神枪手。

1921年，一支军阀部队的连队趾高气扬地进驻了会同县城。连长姓卢，此人与其部下在街头横行霸道，无恶不作，老百姓对他们恨之入骨，私下里给他们取了个绰号——“痞子兵”。少年粟裕，满腔热血，看不惯这些兵痞的流氓行径，便与同学们商议，决定给他们点颜色瞧瞧。一日，两个痞子兵拎着酒瓶，哼着小曲，在街上摇摇晃晃地走着，企图寻找机会滋事。

粟裕见状，轻轻吹了个口哨，瞬间，几十个同学迅速排成整齐的队伍，喊着“一二一，一二一”的口号，雄赳赳气昂昂地走了过来，并故意与那两个痞子兵来了个“亲密接触”。痞子兵恼羞成怒，破口大骂：“狗崽子，你们长没长眼？”粟裕毫不畏惧，针锋相对地回击：“是你们瞎了狗眼，我们正在练操，好狗不挡道！”紧接着，几十张稚嫩的脸庞齐声高喊，将两个痞子兵骂得狗血喷头，狼狈而逃。少年们为这场小小的胜利欢呼雀跃，周围的百姓也纷纷投来赞许的目光，赞不绝口。

粟裕诞生之际，家道尚称富足。他的父亲粟周亨，乃清朝一名落第秀才，学识渊博，既能吟诗又能书法，然而性情淡泊，不慕名利，常日深居简出，以诗书为伴，自得其乐。在这宛如世外桃源的幽静之地，他效仿东晋陶渊明，挂印归田，过着一种超然物外、宁静致远的生活。

当家中再添一子，满心欢喜的粟周亨为儿子取名为“继业”，寄望他能继承自己的文学才华，接续家族的书香传统。然而，粟裕的人生轨迹并未如父亲所愿，他并未成为局促于一方天地、独善其身的儒雅文人，而是毅然踏上了与父亲期望截然不同的道路，这让父亲既感惊讶又担忧不已。

粟裕自幼便聪明伶俐，顽皮中带着勤奋，动手能力尤为出众。他不仅擅长爬树、摸鱼，还别出心裁地将竹席漂浮在溪水中，悠然自得地躺在上面纳凉，让家中长辈既觉有趣又担心不已。他自学成才，不仅学会了下棋、理发，还掌握了缝纫技艺。即便是木工这种需要力气的活计，他也干得乐此不疲，毫无地主家少爷的娇气。

见母亲因缠足而行动不便，粟裕心中暗自焦急。他躲在屋里，敲敲打打数日，终于为母亲制作了一条结实耐用的恭凳。母亲见此，笑得合不拢嘴，这条恭凳陪伴了她长达三十余年。

在井冈山至中央苏区的岁月里，粟裕紧随毛泽东、朱德的步伐，历经战火洗礼，不断学习成长。他在实战中深刻领悟了毛泽东、朱德指挥战争的精髓，晚年回忆时感慨道：“我跟随毛泽东、朱德同志学习打仗，最深刻的体会是战争有其自身规律，克敌制胜之法必须依据敌我双方实际情况和战争内在规律去寻找。这一道理，让我受益终身。”

他深知，毛主席根据革命战争实践制定的一系列战略战术，是战胜一切敌人的法宝。因此，粟裕在战争实践中自觉遵循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指导，同时利用空余时间刻苦研读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用以指导自己的战争实践。

与他共事的同志们都记得，他的办公桌上总是堆满了书籍，其中大部分是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著作。张震在悼念粟裕的文章中也提及，粟裕同志极为重视学习马列著作和毛泽东军事思想，并在工作中创造性地加以运用。可以说，民主革命时期的粟裕军事思想，正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逐渐形成的。

在积极筹备渡江命令的同时，粟裕于当年1月31日和4月18日两次向中央“斗胆直陈”，坚持自己的战略思想。他综合分析了各种因素，认为大军团进入新区，远离后方作战，将面临诸多困难：群众与地方工作难以配合，行动难以保密，往往错失战机；补给困难且不及时，伤病员安置问题也严重影响指挥员的决心和指战员的战斗勇气。

同时，华野现有装备在无正常补给的情况下，不仅难以发挥作战能力，反而可能成为拖累。他分析指出，三个纵队南下江南虽能部分牵制敌军，但无法打大规模歼灭战，且可能导致五至六万人的减员。粟裕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坚持认为当前形势下应集中兵力寻机打大歼灭战，并详细分析了取得胜利的可行性。

经过多次沟通，特别是1948年4月30日中央军委听取了粟裕关于三个纵队暂不渡江、集中兵力于中原大量歼敌的当面汇报后，终于采纳了粟裕的建议。这一决策标志着粟裕中原战略思想的正式确立，为淮海战役的胜利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在日常生活方面，粟裕的朴素与节俭同样令人敬佩。他从不挑剔饮食，炊事员做什么他就吃什么，从未有过抱怨。与他长期共事的我深知，他从不追求享乐，既不讲究穿着也不讲究吃喝。他出差住在宾馆或招待所时，总是嫌人家招待太好，菜品过多，一再要求减少，直至四菜一汤才满意。离开时，他还不忘督促我们交还粮票、结算伙食账。

在他家中吃饭时，我从未见过他对炊事员提出任何不满。炊事员们都说，粟裕首长最好侍候。我跟随他十四年，从未见过他用公款请客或报销私人费用。他甚至多次自掏腰包请我们到街边饭店吃饭。实行供给制时，他吃特灶，伙食标准每月仅三十元。他一再叮嘱，只准按这个标准吃，不准超标。每个月的伙食账，他都要亲自过目，确保没有超过标准才让人报销。

吴法宪回忆说：“林总这个人自视甚高，在众多将领中，真正让他敬佩的唯有粟裕将军。”林之女林立衡也回忆说：“在高级军事干部中，父亲与粟裕的来往最多。”林和粟裕两人职务虽有差异，其实都主要只管打仗。

除了粟裕，公认的善战将军就是彭老总。

彭德怀一生纪律严明、克勤克俭、从不搞特殊化。他始终秉持“吃喝小事不小”的理念，尤其是在抗战时期的峥嵘岁月里，他立马太行、严于律己、严禁吃喝上的特殊化，充分展现了他为民、务实、清廉的高尚风范。刚来太行山时，他患有严重的肠胃炎，每次发作都疼痛难忍、食不下咽。按照八路军的规定，他患病期间可以吃小灶，但他却坚持与战士们一起喝野菜汤，过着同样艰苦的生活。

有一次，彭德怀的夫人浦安修看到他肠胃炎发作时痛苦不堪的样子，心疼不已，便在他的野菜汤里偷偷加了一把玉米面。然而，这一细微的“花招”却被彭德怀敏锐地发现了。他毫不留情地批评了浦安修：“你搞什么名堂？干革命是万万不能搞一点点特殊的。我永远不会忘记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永远不会忘记我为老百姓打天下的使命。”

彭德怀不仅酷爱读书，而且对文字有着极高的追求和“精雕细琢”的精神。这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54年7月22日下午，彭德怀的军事秘书接到了《人民日报》军事记者连云山的电话，称有一篇名为《一定要解放台湾》的社论需要彭总审稿。按照工作程序，军事秘书应先审阅一遍，为彭总提供一些参考意见。

然而，在连云山的催促下，军事秘书来不及细看便将社论送给了彭总。半个多小时后，彭总按响电铃让军事秘书去他的办公室。他将稿子交给军事秘书说：“可以拿回去发表了。”军事秘书大略看到样稿上有几处已用铅笔修改过。然而，当军事秘书还未逐一细看时，连云山便催促道：“首长审完了，要赶快回去办理，交给我吧！”说着便拿过文稿匆匆骑自行车回报社了。随后，当军事秘书给彭总送第二批文电时，彭总问军事秘书：“社论修改的地方你看了没有？有什么意见？”军事秘书如实回答：“报社的同志急于拿回去连夜排版，我未细看。”

彭总说：“我改了几处，其中末尾处原稿写着‘全国人民要动员起来，为解放台湾而努力奋斗！’我把‘动员起来’划掉，改用‘一致努力’，又划掉了后面‘努力’两字。这样改是因为按世界各国惯例，只有在国会通过对外宣战议案后，才可在全国下达动员令；或者国家遭受重大灾祸进入紧急状态时下令局部动员。一般情况下，和平时期不能轻易号召动员起来。

当前中国的中心工作是进行经济建设，至于解放台湾，主要是政治上、外交上广造舆论，使全国人民在和平环境下不可懈怠。从军事工作上看，台湾海峡的斗争是长期的，只是军事工作的一部分，不是全力以赴的任务，全军的中心工作是训练。”

在政治生活中，彭德怀将军同样以勇敢果断著称。庐山会议上，他在小组会上敢于直言不讳，“言人所不敢言”，从不看人脸色讲话。他勇敢上书，直言不讳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虽然因此被打成反党集团的头子，但他从未放弃自己的责任和使命，上万言书，为民请命。勇敢果决，是彭德怀个性人格中最耀眼的一面。他自称是一个“勇敢的农民的儿子”，勇敢已经成为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品质。

在“食”这方面，彭德怀将军从不搞特殊化。抗日战争时期的一天上午，彭总亲临黄崖洞兵工厂，深入了解军工生产情况。时近晌午，厂长陈明升悄悄吩咐一名干事：“今天彭老总要留在厂部用餐。首长最近胃口不佳，你去食堂安排一下，做碗白面条，再炒几个菜。”中午时分，炊事员端来了一碗热气腾腾的白面条和一盘色香味俱佳的炒豆腐。彭总一看，眉头紧锁，不悦地问道：“工人们吃的也是这些吗？”

陈明升支支吾吾地回答：“嗯，差……差不多……”彭总显然不相信，他背着手走出了屋门，直奔食堂而去。只见工人们正吃着高粱、玉米和黑豆面糊糊，几个人合吃着一小盘萝卜丝。彭总顿时火冒三丈，他回到厂部，指着桌上的面条质问道：“这是谁安排的？谁让你们这么做的？”陈明升见势不妙，吞吞吐吐地撒了个谎：“是……是伙食委员会安排的……他们担心您胃口不好……”

彭总穷追不舍：“我的胃口不好你们都看见了，工人们的胃口不好，你们看见了吗？现在，敌人对我们根据地进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军民生活都异常艰难，我怎能搞特殊？”说着，彭总端起桌上的面条，大步流星地走向食堂。陈明升等人只好紧随其后。只见彭总将面条倒进大锅里，来回搅了几下，然后舀起一碗糊糊，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吃得津津有味。陈明升和工人们目睹这一幕，激动得相视而笑，却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

在《对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的看法》中，彭德怀写道：“其实我也同其他同志一样生活，并没有什么特别朴素的地方。但在中国革命长期斗争中，我从未故意浪费过一文钱，这是事实。”“即使在旧式军队中生活了十二年，我也是如此。”从担任连长到平江暴动，近八年的时间里，他将积存的七万块大洋（其中个人薪饷仅6000元）全部用于暴动费用和红军军费。而对于家庭，他每年平均寄回家的钱不到200元，始终维持着下中农的生活水平。从平江起义到解放战争结束，他全家十余口人颠沛流离，全靠乞讨度日，他却从未有过任何顾及。

作为三军统帅，彭德怀与战士们同甘共苦，“有盐同咸，无盐同淡”，“大灶吃啥我吃啥”。陕北沙家店战役时，他命令管理员将司令部仅有的4斗小米全部送给部队，自己却吃粗糠和黑豆。山城堡战役活捉蒋军中将师长廖昂后，彭德怀留其吃饭，端来一盆面条。廖昂大为惊讶，连称“生活简朴”。彭德怀却淡然说道：“中国老百姓吃不上这样的饭多了去了。我彭德怀能吃上这样的饭已经是享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