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的夏末秋初，安徽省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特大旱灾，大地干裂，庄稼枯萎。面对这严峻的自然灾害，省委当机立断，决定采取“借地度荒”的策略，力保秋种顺利进行，而这一举措竟意外地催生了“包产到户”的萌芽。在省委书记万里的力主之下，那些自发尝试包产到户的肥西县山南公社被慧眼识珠，确定为改革试点的先锋。
万里两次亲临山南公社，实地考察，以实际行动表达了对这一创新举措的坚定支持。当他的脚步踏至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面对村民们悄悄实施的“瞒上不瞒下”包干到户做法，万里不仅没有责备，反而给予了极大的鼓励与肯定，仿佛为这场即将席卷全国的农村改革之风点燃了第一把火。
万里当机立断，立即致电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斩钉截铁地说：“我们该怎么办还怎么办，已经实行的政策绝不能动摇！”随即，以中共安徽省委的名义，一份紧急“代电”迅速传达到全省各地，明确要求无论何种形式的责任制，都必须稳定下来，全力以赴投入到春耕生产中，确保改革不受干扰。
万里展现出非凡的勇气与智慧，他形象地比喻道：“报纸就像公共汽车，谁都可以买票上车，他能写稿发表，我们也能！”在省委的指示下，省农委的辛生、卢家丰两位同志迅速行动，撰写了一篇题为《正确看待联系产量责任制》的文章。文中质疑道：“包产到组与包工到组，联系产量计算报酬，实行超产奖励，本质上并无二致，为何如今却被视为错误，要求坚决纠正？……‘四人帮’虽已粉碎多年，但其思想余毒仍束缚着一些人的头脑，似乎一提包就是资本主义，一包就意味着改变所有制，集体经济就会瓦解，这种观念实属谬误。”
万里进一步阐述道：“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广大农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勇于实践，不断探索创新的成果。它是思想解放的产物，是实践检验真理标准的生动体现，更是纠正‘左’倾错误，拨乱反正的重要里程碑。它一经问世，便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成为推动历史进程的不可阻挡之势。如同所有新生事物一样，联产承包制也是在激烈的争论中，突破重重阻碍，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的。”他强调，安徽作为大包干的发源地，其农村改革不仅是中国改革的先声，更是中国历史性转折的起点，至今已走过了三十年的光辉历程。
1980年3月，万里因其卓越的领导能力和对农村改革的深刻理解，被中共中央调任为国家农委主任，全面主导农村改革的推进。此后，他更是肩负重任，相继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继续在国家层面引领改革大潮。
包产到户后，中国涌现了一大批明星村落。万里曾感叹：要是农业再学大寨，华西村、南街村等集体怎能蓬勃发展？
每个村庄都有一个引领发展的村支部书记，而吴仁宝无疑是其中最耀眼、任期最长的一位。自28岁起，他便担任江苏省江阴市华西村书记，一干就是48载春秋，直至退休，又将这份沉甸甸的责任传给了自己的第四个儿子。
在他的精心治理下，华西村从20世纪60年代的小村，华丽蜕变为“全国典型”。吴仁宝上任之初，华西村负债累累，而他退休之时，已是一个拥有固定资产30亿元、村办企业58家、村民人均年收入高达6000美元、每户都配备小轿车、居住400平方米以上别墅的富裕之村，书写了一段传奇般的乡村发展史诗。
华西村，这个被誉为“天下第一村”的地方，有着一套独特而富有深意的经济管理制度。村办企业的工人们，每月只领取工资的一半，另一半则作为流动资金存入企业，年底时一次性兑现，这种做法既保证了企业的资金流转，又让工人们对未来充满了期待。而奖金，往往是工资的三倍之多，其中的80%会被作为股份投入企业，从第二年开始，工人们就能按股分红，享受到了企业成长的甜果。
作为华西村的老当家，吴仁宝并没有为自己设立专门的办公室。他依然保持着当年搞农业时的习惯，遇到问题就直接到现场解决。他常说：“实事求是，首先要搞清楚事实，而到现场去，就是搞清楚事实的最有效手段。”他的身影常常出现在田间地头，深入现场的劲头比年轻人还要高。
尽管全村人都已住上了第四代、第五代别墅，吴仁宝却依然坚守在20世纪70年代建的老房子里。那墙壁已多处剥落，家具也显得老旧，但满墙与众多国家领导人及各界人士的合影，却彰显出这位老房子主人的不凡。当华西镇人民政府奖励给他个人5000万元时，他只是淡淡一笑：“我要那么多钱干什么？不要，还是留给村里，留给老百姓。”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将这笔巨款全部捐给了集体。
华西村还有一种景象，让外来者惊叹不已，那就是中国传统思想道德教育在这里以各种形式存在，渗透于村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是男女老少，都能随口背出老书记编写的《十富赞歌》和《十穷戒词》。村头的标语牌上，赫然写着华西人的“富裕观”和“发展观”，以及“六爱”精神。华西艺术团，这个创建已6年的团体，每年在村里演出300多场，成为村民们了解党的方针政策、接受思想教育、享受娱乐的重要平台。艺术团的团长，正是由吴仁宝亲自兼任，这也是他在全村60多个企业中唯一的兼职。
走进华西村，你会看到长廊上刻满了中国古典文学中积极向上的人物和故事，如“桃园结义”、“八仙过海”、“三顾茅庐”等。农民公园里，中国历史上24孝的故事被雕刻成真人大小的雕塑，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村民们的家庭观念，对村里的家庭和睦起到了积极作用。
这一切，都是吴仁宝“共同富裕”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坚信，农民不仅要“口袋”富，更要“脑袋”富。只有“口袋”富了，才能为“脑袋”富打下基础；而“脑袋”富了，才能让“口袋”永远富下去。只有当“口袋”和“脑袋”都富了，中国农民才能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不断前行，朝着“小康”、“中康”和“大康”的目标稳步迈进。
在小岗村成为改革典型的1980年代初，南街村也迎来了改革的浪潮。与许多地方一样，南街村也实行了包产到户。然而，这一政策在南街村却遭遇了挑战。早在改革开放前，南街村就实现了机械化，亩产千斤粮的辉煌成就。但一刀切式的包产到户，让南街村不得不将土地分割成小块，机械无法使用，许多机械被砸掉卖废铁，农业生产回到了原始的二牛抬杠时代。1982年，南街村的粮食亩产降低至500多斤，减少了一半，农民收入也随之锐减。
更为严重的是，南街村当时仅有的企业——砖厂，在承包给私人后，经常拖欠承包费，导致村民对村班子产生了误解，以为他们贪污了承包费。面对这一困境，村支书王宏斌挺身而出，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动议：把包出去的企业和土地都收回来，集体经营。这一动议在当时的主流舆论下，无疑是冒着巨大的风险和代价的。
然而，王宏斌的动议却得到了村民们的广泛拥护。1978年冬天，小岗村分田；而8年后的南街村，却出了一个收田的公告。在群众自愿的基础上，到1990年，南街村的土地全部收归集体所有。机械再次在南街的土地上轰鸣，土地规模经营实现了机械化、水利化，粮食亩产稳定在750公斤。全村3100多人拥有1000亩土地，但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却只有30多人。从打土坯烧砖到建立面粉厂，再到成立村办集体企业——南街村集团，南街村的集体固定资产从1984年的40万元，增长到了2007年的26个亿，增长了惊人的6500倍。
南街村的发展，让村民们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福利待遇。所有的劳力，都像城里人一样，每月底到会计那里领取工资。但与城里人不同的是，南街人的生活条件更加富裕和舒适。他们每天早起不是忙着下地，而是精心洗漱后准备上工厂上班。每个月，他们还能领到城里人全靠工资购买的生活必需品。从水电免费开始，到后来的煤气、食用油、面粉、节假日改善生活食品等，南街村每年都要增加两项以上的福利。
在南街村，村民们说起集体分东西搞福利，总是满脸自豪。他们告诉你，过年过节村里分的大米、花生、核桃、红枣、各种肉、各类调料以及烟酒糖，都是隔三差五地发，一发就是一大堆，吃都吃不完。但最让他们兴奋的，还是分房子。他们比划着说：“俺村分的房子和郑州的城里人住的一样，6层高，这样的楼房往年县城都不多。”
青年人结婚时，都能参加村里每年元旦举办的一次集体婚礼。由村妇联会、团委统一组织，免费到北京等地旅游结婚。丧事也由村治丧委员会统一办理。村里还积极鼓励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年人到康寿乐园过无忧无虑的集体生活。学生们从两岁半入托到高中毕业，都不出村。村里建有现代化的幼儿园、中小学和高中，学杂费、生活费、校服都由村集体承担。考上大学的，村里免费供应上学；考不上大学的，村里同样出资送去培训。如今，南街村已培养出了数百名大学生，其中7名还考上了研究生，他们将成为南街村集体事业发展的中坚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