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车子坐就很好了，可不能再搞特殊呀”，这句话常挂彭德怀嘴边，也是他对于出行态度的真实写照。一日，一辆崭新的大吉斯轿车驶至彭德怀的居所——“永福堂”。此车乃依据中央相关规定，由交通科特为彭德怀配备。

然而，彭德怀却婉拒了这份好意，他说道：“换什么车呢？我现在坐的车不是挺好嘛。你可知道这些车子是如何得来的？那都是百姓们用猪肉、水果换来的啊！换一辆车，不知要耗费劳动人民多少心血与汗水！国家初解放，工业基础薄弱，农业亦落后，有辆车坐就已是难得。我现在坐的这车，外面还有许多人坐不上呢。”

彭德怀坚决不换车，秘书无奈，只得悻悻地走出院子，对司机吩咐道：“彭老总不肯换车，你还是把车子开走吧。”司机摇了摇头，驾车离去。彭德怀对秘书言道：“这辆车子并未花费公家一分钱，是斯大林在抗美援朝时赠予我的。我为人民办事，绝不能只考虑自己。只想着自己便会脱离群众，是会遭人唾骂的。你瞧瞧，多少人上下班，不是挤公交便是骑自行车，又有几人能坐上小汽车？我有车子坐就很好了，可不能再搞特殊呀。”

此等高风亮节，难怪抗日英雄续范亭将军曾在延安以诗相赠，赞其：“爽直将军贵姓彭，志如铁石气如鲸。三军一致称模范，粗布征衣半老兵。”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提及彭德怀时，也由衷地赞叹道：“我必须承认彭德怀给我的印象很深。他谈话举止里有一种开门见山、直截了当的作风，不转弯抹角，很使我喜欢，这是中国人中不可多得的品质。”

在共和国的元勋之中，彭德怀以耿直刚正著称。庐山会议见证了他的耿直，上书畅言彰显了他的刚正。他立下的三条保证——不会自杀、不会当反革命、自食其力，更是他耿直刚正品格的生动写照。在大是大非面前，他从不因个人安危而妥协，不随波逐流，敢于直言不讳；他对于党、国家、人民不利的现象，从不隐瞒，敢于迎风而上；他为了保护人民军队的团结，保护同志，从不说违心之言；

叶剑英元帅说：毛、彭庐山会议的二人冲突之所以如此剧烈，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二人对形势严峻性的估计存在着差距，而且是巨大的反差。在毛主席看来，经过八个多月的纠“左”,问题基本解决或者正在解决，形势已开始好转，总体形势是好的，前途是光明的，但彭德怀却没有那么乐观，相反可以说是忧心忡忡，彭德怀认为形势其实是很严峻的，还不能太乐观；

但实事求是的讲，除了批评外，彭德怀的有些话则显得有些不是很冷静了，“华北会议骂了我40天娘，难道庐山会议骂你20天娘还不行?”在高层会议上说这种话确实有些过火。

1962年，他写下的八万言书，更是展现了他光明磊落的胸怀。对于这一切，无需过多赘述，事实胜于雄辩。

关于彭老总感人的故事还有很多。

彭德怀虽无亲生子女，但对侄子侄女们却视如己出，关爱有加。1950年10月，彭德怀在出征朝鲜的前夜，抱定战死沙场的决心，临行前为每个孩子开了一个户头，各存了100元钱。他操心孩子们的婚事，亲自为迟迟找不着对象的农民侄子彭康志做媒。他关心照顾后辈，如同“慈母”一般，为产后的侄女彭梅魁伺候月子，为婴儿热牛奶、洗尿布。

然而，彭德怀对侄子侄女们在思想和生活上的要求却异常严格。他从不利用手中职权为私人谋取利益，更不给侄子侄女们轻易提供便利。1957年，彭爱兰的第一个孩子即将出生。临盆在即，丈夫却出差未归。她本想给伯伯办公室打电话要辆小车去医院，但一想到伯伯从来不允许家里人坐公车，便打消了这个念头。她忍着剧痛喊来一辆三轮车，独自一人穿越大街小巷前往北京公安医院。

1961年，彭德怀回乡调查研究期间，正赶上侄子彭康志的婚事。当有人提出要用小轿车去接新娘时，彭德怀断然拒绝。他劝彭康志的母亲说：“不要搞这种排场，不要铺张浪费。小车是公家的，我怎么能动用它干私活呢？不能去占公家一点便宜。再说，这么搞很不必要，会脱离群众。”康志的母亲听了他的话，从简办理了康志的婚事。

除了彭老总，在众多将军中，粟裕也以善战闻名。

1928年4月，春意盎然的井冈山上，一支崭新的队伍——红四军刚刚组建完成。在这支队伍中，有一位年轻的连长，他便是粟裕。每天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穿透薄雾，照亮山林时，粟裕便已起身，他的第一件事便是集合队伍，带领战士们训练爬山。无论山势如何险峻，他总是冲锋在前，如同一只矫健的猎豹，带着大家一口气冲到山顶。稍作休整后，他又会如同闪电一般，带领队伍飞奔回山下的驻地，然后才从容不迫地享用早餐。这样的训练，不仅锤炼了战士们的体魄，更磨砺了他们的意志和毅力。

后来，粟裕担任了红军挺进师师长，在浙南那片云雾缭绕、丛林密布的深山中，他带领部队进行了长达三年的游击战。在那些崎岖不平、蜿蜒曲折的山路上，他如同幽灵一般神出鬼没，让前来“围剿”的国民党官兵屡屡扑空，甚至损兵折将。他们惊叹于粟裕的神奇战术，以至于传出了他能飞墙走壁、拥有三头六臂的神奇传说。

多年后，粟裕的老部下、原浙南游击纵队副政委邱清华回忆起这段往事时，仍忍不住笑出声来。他记得粟裕曾在一次讲课中提及此事，粟裕笑着对大家说：“老实说，刘英同志和我啊，我们两个人加起来才有一双健全的手。”话音刚落，在场的红军骨干们便像山涧中的急流一样，爆发出阵阵爽朗的笑声。他们深知，粟裕的左手曾因负伤而致残，而他的搭档、挺进师政委刘英的右手也同样受伤报废。然而，就是这样两位身残志坚的将领，却凭借着坚定的信念和卓越的才能，共同书写了一段段传奇。

1928年之后，在毛泽东、朱德等同志的领导下，粟裕投身于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历次反“围剿”中。他历任连长、营长、营党代表、团长、团政委、师长、师政委、军参谋长、军团参谋长等职，从一名基层指挥员逐渐成长为一位优秀的高级指挥员。

1934年7月，红七军团（后改为红十军团）奉命组成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粟裕担任参谋长，协助方志敏、寻淮洲率部转战闽、浙、赣、皖等地。在敌人前堵后追的严峻形势下，他们孤军奋战，宣传党的抗日主张，配合中央红军主力实施战略转移。1935年1月，先遣队在江西怀玉山遭遇失利，粟裕临危不乱，率领几百人突出重围。遵照中央指示，他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并担任师长。在敌人统治的腹心地区，他开创了浙南游击根据地。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他根据战争形势的变化，独立领导部队实现了由运动战向游击战的转变。他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实行正确的政策，创造性地应用游击战争的“十六字诀”，并提出了“敌进我进”的指导方针。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他带领部队打破了敌人频繁的“进剿”和“围剿”，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

在担任工农红军挺进师师长之前，粟裕主要担负着战役指挥者和战略战术执行者的角色。然而，在开拓和保卫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他不断学习毛泽东、朱德的对敌斗争策略和游击战争的“十六字诀”。他善于从战略高度理解最高指挥员的决策，并以主动精神创造性地执行各项任务。1930年12月，蒋介石调集大军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一次大“围剿”。

毛泽东、朱德选择张辉瓒师和谭道源师作为首歼目标，但多次设伏都未能成功。时任师长的粟裕得知张部有可能进入龙冈地区的情报后，立即向毛泽东、朱德提出建议：针对张辉瓒求胜心切的特点，派出一支小部队作为诱饵，将张部引向龙冈，然后在龙冈设伏，一举歼灭之。毛泽东采纳了粟裕的建议，结果张辉瓒果然上钩，其部队全部被歼。毛泽东闻讯后高兴万分，连声称赞：“好，还是粟裕有办法！”

在数年的实战中，粟裕逐渐练就了独立思考、通观大局的能力，为日后独立领导一个地区的革命斗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47年7月，华东野战军为配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发动战略进攻，以五个纵队分别向鲁南和泰安、兖州出击，由内线转到外线作战。然而，国民党军队从7月13日开始调集七个整编师分路援助鲁西南，同时在鲁中山区留下四个整编师固守要点。7月中旬以后，雨季来临，山洪暴发，河水陡涨，使我军的机动、运输和作战都遇到了严重困难。7月中下旬的几场战斗打成了消耗仗，鲁西南外线作战的五个纵队处境异常艰难。

部队作战、机动和补给都面临极大困难，非战斗减员也很严重。这五个纵队的实力大打折扣，同时部队思想也比较混乱。面对这种被动局面，粟裕在8月初进行了冷静的分析。他指出：“这一段时间的作战中，我们的行动目标是明确的，而敌人却被我们所迷惑，行动盲目；我们并没有打败仗，只是打了几个消耗仗；我们达到了调动与扯散敌人的目的，打乱了敌人的部署；敌人对山东的重点进攻实际上被打破了，这是战略上的胜利。”他强调当前的关键是如何适应变化了的条件，在外线打好一两个歼灭战，以夺取战场的主动权。

9月初，在详细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情况后，粟裕果断下达了歼敌整编第57师的命令。他明确指出：“只有打，才能有力地配合刘邓大军；只有打，才能扭转现在的被动局面；只有打，才能得到补充；只有打，部队才能得到休整；打好了，鲁西南根据地就能重建起来。”在统一了大家的思想认识之后，他又周密地组织了各部队的协同行动。9月7日，沙土集战役正式打响。经过两天的激烈战斗，整编第57师被全部歼灭。这一胜利不仅极大地鼓舞了士气，更为华东野战军在外线作战赢得了宝贵的主动权。

粟裕对于用车之事，态度始终淡然，与对待穿衣、吃饭、住房一般无二，皆以简朴为要。他从未主动向组织提出过要乘坐何种豪华座驾，公家配备何车，他便乘坐何车，并且严明规定，车辆仅供办公使用，绝不允许私用。他坚持只配一辆车，绝不允许多配，就连秘书也从未享受过配车的待遇。粟裕的夫人楚青同志，上班地点距驻地甚远，然而，无论是风霜雨雪，还是酷暑严寒，粟裕都未曾动用公车接送过她一次。他双腿勤快，凡能步行之处，绝不依赖汽车。他的居所邻近什刹海、北海，散步时总是徒步前往，从未见过他乘坐汽车的身影。我作为他的常伴之人，对此深有体会，可谓见证了他的这一朴实无华之风。

在他担任副总长、总长之职时，曾听闻有部领导对配备的胜利牌汽车不满，想要更换为伏尔加，又有领导对伏尔加不以为足，渴望得到莫洛托夫工厂出产的吉姆车。粟裕对此严肃批评道：“在用车问题上，如此挑三拣四，实属不当！我们应当将心思放在工作上，精益求精，而非在享受上过分苛求。如今条件虽有所改善，但绝不可忘却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与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