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的“回形针行动”

就在钱学森到华盛顿五角大楼上班的日子里，在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实验室正忙着研制娇小的“女兵下士”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以飞快的速度终结：

1945年4月30日，法西斯德国元首阿道夫·希特勒自杀。

1945年5月7日，法西斯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

1945年8月15日，日本昭和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

第二次世界大战落下大幕前夕，身为盟国的美国和苏联之间开始了新的争夺。他们争夺的目标，就是德国火箭的秘密，也就是争夺德国火箭基地和火箭专家。双方都对德国用导弹隔着英吉利海峡轰击伦敦留下深刻印象，意识到火箭技术、导弹技术的战略重要性。

从此，在研发火箭的跑道上，不是美国跟德国竞争，而是美国和苏联开始新的竞争。

苏联的克格勃，在猎取德国火箭的情报方面，先于美国的中央情报局。早在1935年，一份关于德国秘密研制火箭计划的情报，就送到了斯大林手中。这是苏联驻柏林的克格勃从纳粹党卫军高官威利·莱曼那里获得的绝密消息。后来莱曼的“卖国”行径被纳粹发觉而遭到枪决。

此后，由于西方间谍的努力，1939年，一份被称为“奥斯陆报告”的秘密情报被投进英国驻挪威大使馆的信箱，这份报告概述了纳粹正在研制的火箭武器系统，从此英国和美国终于获知德国研制火箭的情报。

1943年8月17日，虽然佩内明德遭到英国轰炸机的猛烈轰炸，但是大部分火箭专家也因及时躲进防空洞而逃过一劫。尤其是在轰炸中安然无恙的德国头号的火箭专家冯·布劳恩，成为美苏两国特工们最为关注的目标。

由于佩内明德目标暴露了，纳粹在哈尔茨山区的诺德豪森建设了新的火箭生产基地。哈尔茨山区位于德国中部的图林根州。这个州的东部是平原，而西北部是森林蓊郁的哈尔茨山脉。这里不仅山高林密，便于隐蔽，而且这里原本就有许多废弃的矿井，可供改造利用。德军在这样的大山之中迅速建设了新的火箭生产基地。一万多名来自集中营的囚徒，在德军皮鞭下日夜加班挖掘山洞，建设导弹工厂。

冯·布劳恩也从佩内明德来到诺德豪森，在这里指挥新建火箭生产基地。从1944年8月到1945年2月，诺德豪森生产了3000多枚“V-2”火箭。

美国中央情报局获知哈尔茨山区的动向，向美国总统罗斯福密报。罗斯福接到情报之后，认为人才至上，头脑比领土更为重要，指示在攻入德国本土之后，务必设法网罗德国火箭人才。

美国中央情报局据此制定了神秘的“回形针行动”，务求抓住以冯·布劳恩为首的一大批德国火箭专家。这个秘密计划之所以用“回形针”为代号，是因为一大堆纸片被风一吹就撒落一地，有了回形针就夹住了纸片，这回形针就是冯·布劳恩。

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上的冯·布劳恩（1912～1977），德国工程师

与此同时，五角大楼草拟了一个调查组的专家名单，以便准备前往德国，对德国的火箭专家们进行审讯，对德国的火箭基地进行调查。列为名单之首的是冯·卡门教授，成员之中有钱学森的名字。五角大楼要求调查组的专家作好前往德国的准备。

1945年初，苏军从东面，美英联军从西面，几乎同时攻入德国本土。这时，不论是美英联军的先头部队，还是苏联红军的先头部队，都接到各自国家的情报部门的密令，不惜一切代价搜罗纳粹火箭科学家，头号追捕目标是冯·布劳恩。

当时的冯·布劳恩，不仅是美、苏两国特工搜捕的重点，德国的盖世太保也监视着他。那是因为在1944年3月，身为纳粹党员的冯·布劳恩竟然声言，他反对把火箭用于战争，他研究火箭的目的始终是“宇宙旅行”。为此，他被捕入狱，差一点被以“叛国罪”枪毙。毕竟冯·布劳恩是德国最优秀的火箭专家，经过朋友们的多方营救，又因为叛国罪名理由不充分，冯·布劳恩在斯德丁的监狱中被拘押了两周之后，终于获得释放，但是仍处于盖世太保监视之中。

1944年6月13日，纳粹向伦敦发射了第一枚V-1火箭，冯·布劳恩闻讯，把这一天称为“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并声称：“我们的火箭表现出色，只是它在一个完全错误的星球上着陆。”

美英联军和苏联红军攻入德国，哈尔茨山区成为双方的必争之地。按照美英和苏联在此前秘密划定的双方军队占领德国的版图，哈尔茨山区属于苏占区。

作为V-1、V-2火箭的总设计师的冯·布劳恩面临选择：到苏联去，还是去英国或美国？他反感苏联的共产主义制度，不愿意去那里。虽然同在欧洲的英国很适合他，但是他深知，英国是万万去不得的，尽管他反对火箭用于战争，但是轰炸伦敦的正是他所研制的火箭，他脱不了干系。剩下的唯一选择，那就是前往大西洋彼岸的美国。

冯·布劳恩说：“把我们的‘婴儿’交给妥当的人，这是我们对人类应尽的责任。”他所说的“婴儿”，就是火箭。他把美国视为“妥当的人”。

1945年4月11日，美军第一军团不顾事先的约定，抢先进入了本属于苏军占领区的诺德豪森市。美军少校罗伯特·斯达弗领导的科技情报小分队，加入了美军先头部队的行列。这支科技情报小分队的专门职责就是实行“回形针行动”。在美军抓捕名单上，列为首位的便是冯·布劳恩。

美军从诺德豪森的地下工厂里，运走大批图纸、资料，已经制造好的100枚V-2型火箭、拆散的制造导弹设备，足足装满了300个车皮！

美军在诺德豪森俘获了492名德国导弹专家及其644名家属，把他们押上了美国的军车。就连那些训练有素的德国士兵也不放过，动员他们前往美国。

美军成功地实行了“回形针行动”。就在美军撤离6小时之后，苏军赶到诺德豪森市，那里的导弹工厂已经人去楼空！

对于不及运走的导弹制造设备，美军就地销毁，不愿留给苏军。

然而，非常遗憾，冯·布劳恩不见了。

冯·布劳恩到哪里去了呢？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美军意外地在慕尼黑发现了冯·布劳恩。

原来，在战争形势越来越紧张的时候，在瓦尔特·罗伯特·多恩伯格率领下，包括冯·布劳恩在内的一批德国火箭精英，被转移到了巴伐利亚州慕尼黑附近的小镇奥伯阿梅高。

多恩伯格曾经担任佩内明德火箭研制中心和试验基地的司令官，是德国负责火箭研制的最高官员，他本人也是火箭专家。

1945年5月2日，当美国第44步兵师的一队巡逻侦察兵出现在慕尼黑城郊时，多恩伯格和负责看守那批德国火箭精英的党卫军指挥官穆勒进行密商，“识时务者为俊杰”，他们背叛纳粹，向盟军投降。

他们派出了布劳恩的弟弟作为谈判代表。布劳恩的弟弟马格斯是火箭引擎工程师。他后来在日记中写道：

“我最年轻，英语最流利，万一美国人过于紧张向我开枪也不要紧，反正我是整个设计团队里最不重要的一个。”

当时，马格斯骑着一辆自行车，来到美军巡逻侦察兵那里。这个小伙子用自以为流利而实际上是非常蹩脚的英语说：“我是马格斯·布劳恩，我的哥哥就是V-2火箭的设计师，我们现在投降了。”

真是天上掉下一个大馅饼！以冯·布劳恩为首的126名德国火箭精英就这样倒戈，投进美国人的怀抱。

当冯·布劳恩到达美军营地的时候，美国士兵不敢相信这个年仅33岁的年轻人，就是鼎鼎大名的德国“火箭之王”。一位美国步兵说：“我们如果不是抓到了第三帝国最伟大的科学家，就一定是抓到了个最大的骗子。”

除了冯·布劳恩之外，向美军投诚的还有在研制德国火箭方面仅次于冯·布劳恩的鲁道夫·内贝尔。他也是从德国“星际航行协会”选中的四位火箭专家之一。

瓦尔特·罗伯特·多恩伯格当然因此立了大功。后来，多恩伯格被送往美国，出任美国空军部所辖的赖特-帕特森空军基地导弹设计顾问。1964年，他成为贝尔飞机公司副总经理兼首席科学家。

美国还派出突击队深入佩内明德。虽然那里的专家和图纸已经不多，但是美军还是尽力将其收入自己囊中。

1945年5月5日，苏军占领了佩内明德，又比美军晚了一步。

美军在德国各地至少俘获了1000名火箭科学家、工程师。

苏联也赶紧出招。针对美国的“回形针行动”，苏军元帅朱可夫决定实行“面包换人”计划。在美苏占领区交界的小镇卡本霍夫，苏军把黄油和面包直接摆在检查站边上，号召德国的火箭科学家、工程师到苏占区吃“面包”。果真，有不少德国专家被黄油和面包所吸引。其中最大的收获是赫尔穆特·格罗特鲁普，他是佩内明德火箭中心专门负责制导控制系统的研究专家，后来成为苏联导弹工程的重要科学家。

90％的德国一流火箭专家被美国俘获。苏联所得到的是剩下的10％以及美军一时搬不走的笨重的火箭生产设备。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第二年，一座V-2火箭的制造工厂就在伏尔加河下游的试验区内悄然开工。

美国与苏联之间的战备和太空竞赛开始了。

以美军上校身份飞赴德国

与“回形针行动”相辅相成的是，1945年4月，美国五角大楼派遣科学顾问团一行36人，赶往德国。

此时，纳粹德国正处于岌岌可危之际，即将覆灭而未覆灭，美英联军和苏联红军正在向希特勒老巢柏林推进。隆隆的炮声、炸弹声，震撼着德意志大地。

科学顾问团一身戎装，佩美军军衔，出现在战火纷飞的德国。团长是冯·卡门少将，他的主要助手就是34岁的钱学森上校。科学顾问团在访问德国之后写给美国国防部的报告，总共九章，冯·卡门写前面总的一章，而出自钱学森之手的达五章，从中可以看出钱学森在这个顾问团中的重要作用。

1945年5月14日，钱学森（右一）、冯·卡门（右二）等摄于德军占领的惠海姆学院

五角大楼任命冯·卡门为科学顾问团团长，出于两方面的考虑：第一，在学术上冯·卡门是当然的首席科学家；第二，冯·卡门曾经在德国工作多年，不仅会讲流利的德语，而且非常熟悉德国，尤其熟悉德国的航空工程界。

对于冯·卡门来说，这次重返德国，感慨万千。当年，由于他是犹太人，遭到纳粹的种族歧视，不得不离开德国前往美国。如今，身穿美军少将军服，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纳粹德国，将亲眼目睹纳粹德国覆灭的最后日子。

对于钱学森来说，这是第一次来到欧洲，第一次来到当时火箭技术最为领先的德国，是极为难得的考察、学习机会。没想到当年他在北京上高二的时候，曾经选修了第二外语德语，在这次考察中派上了大用场。虽说他的德语没有像英语那样纯熟，但是懂得德语毕竟给德国考察提供了很大方便。在整个考察期间，钱学森一直是工作笔记不离身，作了详尽的记录，为他回美国之后撰写考察报告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科学顾问团来到德国的美占区，第一站就直奔德国下萨克森州东部的一座小城市不伦瑞克。这座只有20来万人口的不起眼的小城，在美国科学顾问团的眼中，却是极其重要的考察目标。

1944年，钱学森（右一）参与审讯德国著名飞机设计师布斯曼（右三）

在不伦瑞克附近的浓密的松林里，一道高高的通电铁丝网围成一片军事禁区，里面有着56幢漆成绿色的楼房，侦察机从空中难以发现，戈林空气动力学研究所就隐藏在这里。戈林，纳粹头子，德国空军司令。

这个空气动力学研究所直属戈林，上千名德国科学家在这里从事研究。空气动力学是航空工程的基础。冯·卡门、钱学森都是空气动力学家，所以他们非常详尽地考察了这个密林中的研究所。这里设有研究火箭、飞机引擎的成套设备。美国空军顾问团从这个研究所里查获了300万份秘密研究报告，重达1500吨的成套仪器，全部运回了美国。

钱学森和科学顾问团的成员们一起，在这里提审了德国科学家，考察了设备，分析了技术成果。这些考察成果，对于美国，对于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实验室，都极具参考价值。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在这里见到了“消失”多年的德国同行——空气动力学家阿道夫·布斯曼。

阿道夫·布斯曼是德国著名空气动力学家普朗特的学生，而冯·卡门也是普朗特的学生，只是阿道夫·布斯曼比冯·卡门年轻得多。

阿道夫·布斯曼第一次引起外界注意，是1935年在罗马举行的沃尔它高速航空研讨会上。普朗特也出席了会议。阿道夫·布斯曼在这次会议上，首次打破当时飞机都是直翼式的陈规，提出了“后掠式”机翼的设想，认为这是飞机通向高速之路的重要改革。

冯·卡门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这次会议上，最精彩的论文出自一位年轻的德国人之手，他就是阿道夫·布斯曼博士。”

奇怪的是，此后多年，阿道夫·布斯曼再也没有在公共场合露面，他“消失”了。

在不伦瑞克的密林里，冯·卡门见到阿道夫·布斯曼，才知道这么多年阿道夫·布斯曼就“隐藏”在这里，从事后掠式飞机的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国和英国的战斗机飞行员惊讶地发现，德国的ME-262型喷气战斗机，机翼改成45度后掠式，速度非常快。在1941年，ME-262型喷气战斗机的速度就已经达到每小时998千米。在当时，这是了不起的速度。这就是阿道夫·布斯曼对德国的贡献。

在不伦瑞克，面对冯·卡门率领的美国科学顾问团，阿道夫·布斯曼是受审者。在美国科学顾问团之中，乔治·希瑞尔是飞机设计师，当时他正在设计一种新型高速轰炸机。他仔细阅读了阿道夫·布斯曼的论文和风洞试验数据，并与阿道夫·布斯曼本人进行了讨论。乔治·希瑞尔马上决定取消新型高速轰炸机的直翼，改为后掠式。回到美国之后，乔治·希瑞尔设计、制造了美国第一架后掠翼轰炸机B-47。这就是科学顾问团在不伦瑞克密林中的重大收获之一。后来，乔治·希瑞尔成为美国波音飞机公司副总裁。

美国当然也不会放过阿道夫·布斯曼这样的德国优秀科学家。阿道夫·布斯曼从阶下囚变为座上宾。他担任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高级顾问达15年之久，从1963年起受聘为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教授。

苏联人也注意到阿道夫·布斯曼的研究成果，把自己的战斗机改为后掠翼，大大提高了飞行速度。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朝鲜战争爆发之后，美国的F-86后掠翼战斗机和苏联米格-15后掠翼战斗机在朝鲜上空打得不可开交，而这两种战斗机的设计都是阿道夫·布斯曼的研究成果。

接着，科学顾问团来到由美军占领不久的哈尔茨山区的诺德豪森进行考察。那里是纳粹的火箭、导弹基地。虽说在那里的考察时间相当仓促，因为必须在苏军到来之前结束，但是这一考察为了解纳粹德国的V-1、V-2火箭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资料。

冯·卡门和钱学森理所当然关注冯·布劳恩的命运。他们得知，冯·布劳恩率一大批在诺德豪森工作的德国火箭专家向美军投诚，已经被美军妥善安排在慕尼黑城郊的美军军营，便期待着在慕尼黑能够见到这位心仪已久的德国头号火箭专家。

三代空气动力学家的会晤

对于冯·卡门来说，重访亚琛和哥廷根，有着特别的亲切感。

地处德国最西部的亚琛，也是美国空军顾问团感兴趣的地方。亚琛是一座具有两千年历史的古城，毗邻荷兰、比利时。亚琛位于欧洲中心，享有“欧洲心脏”之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亚琛是德国空军基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因为是德国重要的工业中心而遭盟军猛烈轰炸，城市百分之八十被摧毁。美国科学顾问团在这里考察了德国空军基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亚琛成为装备有潘兴导弹的地对地导弹基地。

在亚琛，冯·卡门熟门熟路，因为他曾经担任亚琛工业大学航空学院院长。1930年，冯·卡门就是在这里发表了关于“紊流理论”的重要论文，受到同行们的高度评价。

冯·卡门又带领美国科学顾问团来到德国西北部的哥廷根。对于这座城市，冯·卡门更是了如指掌，因为他的青年时代就在哥廷根大学度过。在哥廷根大学，冯·卡门在名师路德维格·普朗特教授的指导下获得博士学位。普朗特之于冯·卡门的师恩，犹如冯·卡门之于钱学森的师恩。

然而，这一回，冯·卡门在哥廷根，他不是带着感恩的心情去拜访当年的导师普朗特，而是以美军少将的身份审讯普朗特！因为冯·卡门被纳粹赶往美国之后，他与导师普朗特在政治上已是分道扬镳、各为其主了，冯·卡门效忠于美国，而普朗特则效忠于纳粹德国。眼下，美国是战胜国，而德国沦为战败国。

普朗特是世界公认的近代流体力学的奠基人，有着“空气动力学之父”的美誉。他认为研究空气动力学必须做模型实验。1906年普朗特设计、建造了德国第一个风洞，从此风洞成为空气动力学必备的研究手段。

希特勒上台之后，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著名空气动力学家的普朗特与戈林的帝国空军部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这样，普朗特对法西斯发动的不义之战，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他接受了冯·卡门和钱学森的审讯。

普朗特叹道，作为科学家，他是被迫走上与纳粹合作的道路的。

海因里希·希姆莱在德国是一个铁腕人物，一个不可一世的人物。只要看看他担任过的职务，就可以知道他的厉害：纳粹党卫队队长、党卫队帝国长官、纳粹德国秘密警察（盖世太保）首脑、警察总监、内政部长等要职，他还兼任德国预备集团军司令、空军总监。

希姆莱是以空军总监的身份，召见了普朗特教授，要求他为空军制造超音速喷气飞机服务。凭借科学家的良心，普朗特婉拒了纳粹头目希姆莱的要求。但是，没几天，普朗特的助手和几名优秀学生都被盖世太保逮捕。普朗特迫于无奈，只得在希姆莱面前低头……

冯·卡门和钱学森审讯普朗特，是一场不愉快的会面，但也是一次历史性的会面。因为这是三代空气动力学家的会面——普朗特是冯·卡门的导师，而冯·卡门是钱学森的导师。

在三代空气动力学家的合影上，冯·卡门在微笑着，戴着美军军帽的钱学森也面带笑容，而普朗特则面无表情的，大檐呢帽压得低低的。

后来，冯·卡门在晚年口述的回忆录中这样道及：

我发现，是钱（引者注：即钱学森）和我在哥廷根共同审问我昔日的老师路德维格·普朗特。这是一次多么不可思议的会见啊，现在把自己的命运和红色中国联系在一起的我的杰出的学生，与为纳粹德国工作的老师会合在一起，我们经历的是一个多么奇特的境遇……

钱学森的学生宋健则这样论及这次三代空气动力学家的会面：“普朗特、冯·卡门、钱学森三代，为三个不同国家做成了导弹，普朗特为希特勒，冯·卡门为美国，我们的钱学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通过冯·卡门的介绍，普朗特认识了钱学森。普朗特对冯·卡门说，很巧，他也有一位中国的女研究生，叫陆士嘉。

普朗特请陆士嘉来，跟钱学森见面。

陆士嘉是苏州人，跟钱学森同龄，她在1938年进入德国哥廷根大学学习。她要拜普朗特为师，而普朗特却因她是中国人而且又是女性，不愿接收她为研究生。陆士嘉提出，让普朗特对她进行一次考试。普朗特惊讶地发现，陆士嘉的成绩是那么的优秀，于是接收她为研究生。在普朗特的指导下，陆士嘉完成论文《圆柱射流遇垂直气流时的上卷》，获得了博士学位。陆士嘉1947年7月回国，在天津北洋大学航空系任教。新中国诞生后，她是北京航空学院第一任空气动力学教研室主任，成为中国第一个空气动力学专业的主要奠基者之一。她还翻译出版了普朗特所著的《流体力学概论》一书。

1945年4、5月间，穿着美军上校制服的钱学森（中）和导师冯·卡门在德国哥廷根会见空气动力学家L.普朗特（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