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 战 转 移
从新疆回到延安后，组织上分配我到中央党校二部老干部班学习。这个班有40多人，成立了一个党支部，下分三个党小组。我担任支部宣传委员和其中一个党小组的组长。
我的三个孩子都进了学校或幼儿园。思齐进了延安中学，少华进了育才小学，少林进了洛杉矶幼儿园。因幼儿园是外国友人捐资建立的，所以取了个带美国地名做名字。
这时，全国解放战争已进入第二阶段，即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反动派，于1946年6月26日，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会议决议，发动了全面内战。解放区军民遵照毛主席制定的政治方针和军事原则，从1946年7月到1947年2月，经过8个月艰苦作战，粉碎了国民党的全面进攻。
1947年初，国民党的战略改为对山东解放区和陕甘宁解放区重点进攻。其中，进攻陕甘宁解放区的，是以胡宗南部队为主的国民党军23万人。
3月13日，胡宗南集团对延安地区发动了全线进攻。党中央和毛主席决定实行战略转移，主动撤离延安。延安的各机关、团体和学校的全部人员，都要随同各自的机关一道转移，我所在的单位，决定转移到安塞县白渠镇。
这时，我的大女儿思齐，已参加了陕甘宁联防军，成为一名正式军人。两个小的也都在学校与幼儿园寄宿，只在星期六下午接回来，过完星期天，星期一清晨就都送回去。
我对孩子们随学校或幼儿园转移，很不放心。三个孩子都是在监狱里长大的，因为缺乏营养，身体虚弱，经常生病。学校和幼儿园的教师、阿姨一个人要照顾很多孩子。如果她们跟大家一道行军，一旦生病，中途或许会出问题。
因此，我在作轻装准备的同时，将此事提出来，希望支部加以考虑。总支书记党秀英同志说：“你可以到中央组织部去说明情况，要求将孩子们接回来，由你负责带着行军。你自己照顾比较周到些，也可以放心了。”
我觉得这个建议很好，第二天清晨我就赶到中央组织部，找到了干部处处长廖志高，向他提出了我的意见和要求。
廖志高听我说明情况后，连连点头，说：“你的话很有道理。孩子们刚从监狱里出来，身体的确很弱。而且她们都是烈士的后代，组织上应该给予特别照顾。我可以写信给她们的组织，让孩子们跟你一道行军，你好照顾他们。”
说完，他就给我开了介绍信。我马上赶到洛杉矶幼儿园和育才小学。这两个单位设在一个山上，准备一起转移。
我去到院子内的时候，见那里骡马成群，鞍架都配备好了，准备装上孩子们后就出发。孩子们有的喊爸爸，有的喊妈妈，都在向父母告别。
我一阵心慌，赶忙找到育才小学的校长，把中组部的介绍信给他看了。校长说：“有母亲自己照顾当然好得多。你可以接回去。我们和幼儿园一道行动，本来打算让少华和少林共用一匹牲口，装在篾篮里，用被子裹好，捆在鞍架上，让马夫牵着走。就是担心途中碰上敌人，阿姨和老师人少，怕出差错。你来接她们，还减少了我们的负担。”
我和校长一道，又找到幼儿园的领导。她看了介绍信后说：“现在要接孩子的家长很多，我们根据组织决定都没有同意。你既有中央组织部的信件，当然可以例外。你如果迟到十分钟，我们就出发了。现在你来得正好，我们一道去找孩子。不过，你要等大队出发后，再带孩子们走。免得别的家长对我们有意见。”
我同她一起去找孩子。在孩子群中没看到她们，又去查看已经捆好了的架窝。最后在架窝篾篮里找到了少华和少林。
少华一见我，就喊妈妈，少林也跟着直喊妈妈。少华说：“我们就要走了，别人的妈妈老早都来送孩子，你为什么不早些来，我们在山坡上望了你好久，也不见你来，妹妹还哭了。阿姨叫我们不要哭，说到了后方，就可以找到妈妈了。”小少林拉着妈妈大哭，要跟妈妈走，说她不去了。
这时，幼儿园和学校的领导要她们快出来，到房间里玩一会再走，两个孩子高兴极了，立刻从架窝里伸出身子来。阿姨们帮她们解开架窝的绳子，把她们从里面抱了出来。
我把两个孩子引进了办公室。不一会，阿姨送来了她们两人的衣服包裹和日常用具。两个孩子听说我要带她们回家，都高兴得跳了起来。
我把少华、少林带回去后，交给了勤务员照管。然后，又骑着马，同警卫员一道去看大女儿思齐。当我找到思齐所在的部队时，巧的是她们也要转移到安塞。
当我们离开党校后，被编在党的第三支队。肖华同志任支队长。转移时，组织上给我配备了两匹牲口。 一匹我骑， 一匹两个孩子用，少华和少林仍然睡在篾篮架窝里。组织上还为我安排了两名马夫、一名勤务员和一名警卫员。他们两人帮助我照顾孩子。两名马夫负责牵牲口和喂牲口。
我们到达安塞后，就住在老百姓的家里。房东家姓王，家里有一位七八十岁的老太太和她的儿子媳妇与三个孙子。他们全家都很拥护八路军。我们去后，他们将一间大窑洞让出来给我们，自已住着一间小窑洞。
我们在安塞成立了干部学校，我担任校长兼校内党支部书记。三支队还成立了党的总支，总政治部副主任徐立清的爱人党秀英同志任总支书记。三支队的职工和家属共四五百人，按照文化水平的高低，分别编了三个班。学员们除了学习文化课和政治课外，还要进行下操、打靶等军事训练。
党秀英也经常来给学员上课，因此，和我来往很密切。干校的文化教员刘绍兰，是党秀英的好朋友，经过党秀英的介绍，她也经常和我来往。我们三个好朋友，请文工团的同志，在安塞的窑洞门口给我们照过相。党秀英带着她的孩子徐甘泉，我抱着少林、刘绍兰抱着少华的这张照片，记录了我们的革命友谊。刘绍兰将这张照片，珍藏在身边许多年，解放后交给了我。
当时，不少公务员和家属的文化程度都比较低，小孩子们也要编班上课或上幼儿园。因为低级班教师很缺乏，思齐也被调来在校内当上了文化教员。我看到才十几岁的女儿，已经能够为革命工作出一份力，感到格外欣慰。要是她的父亲能看到自己的女儿这么能干，该会多么高兴啊。
在安塞过了一段时间后，又转移到了白渠镇。在白渠，我们还是住在老百姓家里。这户人家姓赵，家中只有两夫妻和一个20多岁的独生儿子。儿子订了婚。据说，他的未婚妻也是一个独生女儿，家里舍不得让她出嫁。两家想不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只好把婚事耽搁下来，迟迟没有办。
我们在他家住下后，他们问我该怎么办才好。我主张两家都给新婚夫妇准备新房，在男方办婚事后，先在男家住三天，再到女家去住三天，以后根据实际情况，两家都住，对两边的家长都能照顾。他们两家非常高兴的同意了我的这个意见。办婚事那天，还请我们去吃了喜酒。
白渠这个地方，河流纵横，物产丰富，有陕北鱼米之乡的美称，居民的生活比较富裕。他们住的处所，虽然也有些窑洞，但大多数是平房。平房有瓦屋、草房之分，格局大多是四合院。我们在窑洞住了一段时间后，老百姓又让出一间平房，并将他们的锅盆碗盏都借给了我们。
在驻地，我们严格遵守毛主席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与群众同甘共苦，同吃同住同劳动。当地的老百姓上山砍柴，我们许多年轻战士也上山砍柴，还将柴背下山来，送给群众烧。至于帮助挑水、扫院子、扫禾场，更是极普通、极常见的事。老百姓都很欢迎我们在当地驻扎。
后来，老百姓看到我们的学员和孩子们上课，也把自己的孩子送来上学读书。许多青年接受了革命教育，都要求参军干革命。我们根据实际情况，在这里接收了一大批新兵。
但是，那地方因为水中缺碘，许多人得了粗脖子病。思齐也觉得喉咙疼，脖子好像粗了些。我很不安。听医生说吃海带可以防治，我就请供应科长余桂武去买了一些海带，给我们的孩子和当地的孩子吃。思齐吃了些海带，喉咙不疼了，再看脖子，也不粗了，我这才放心。她好得这样快，也许她得的病本来就不是那种病吧。于是，我把海带都送给了老百姓。他们知道吃海带能治粗脖子病，非常感激我们。
编 入 五 师
随着战局的发展，组织上派人通知我们转移到黄河以东，到晋绥去集合。负责带队的谢良，当时是陕甘宁联防军后勤部主任，曾在八路军115师留守处时与我共过事，在新疆时我们又一起坐过牢。因此在转移途中，他给我们母女很多照顾。
这次转移，两个孩子仍然用一头骡子驮着，我还是骑着一匹马，思齐因为怕骡子“撒欢”,不敢骑，于是我们用带不走的衣服、被褥向当地老百姓换了一头小毛驴，她骑着非常高兴。后来她骑得自如，横着侧着骑都行，还能骑在驴背上睡觉。
组织上给党秀英和她的儿子徐甘泉也派了牲口、警卫员。于是我们同三支队一起，向上级指定的方向出发。
走了三四天，快到黄河渡口时，组织上派人通知我说，敌人正沿着我们的行踪追上来，要我们前面的部分同志先渡黄河，党秀英带领着来不及渡河的同志向后退避，另找渡河时机。于是，我们就分开走了。
在山西省的军渡口渡过了黄河，在山西省离石县住了下来，等待后面的同志渡过黄河后，同到晋绥集合，在此期间，刘绍兰被分配到359旅的医院工作，在那里担任了教导员。后来，医院随军南下，我们就分了手。直到1953年，才再次见面，共话别情。
三支队全部过了黄河后，准备在离石县进行一番休整。我听说李先念同志是湖北人，他领导的五师也在离石整编。我想，我是湖北人，五师绝大部分都是湖北老乡，我还是到湖北的部队去吧。于是我带着组织介绍信，去找李先念。
李先念一见我，大吃惊：“哟，文秋同志，你怎么来了。”他看了介绍信后，就对我们表示热情欢迎，准备让我们同五师的干部一道去晋城。我又在这里认识了郑位三政委及其夫人蒲云同志，还遇见了我在党校二部学习时的同学现任5师政治部组织部长的孙西歧和他的夫人张玉琴。孙西歧夫妇的独生女儿小黎，和思齐年纪一样大。她们在一起玩得很要好，结成了好朋友。
此后，我就和李先念、郑位三等一道，在晋城住了一段时间，等候部队整编完毕后去参加南下作战。
在这段时间里，组织上将思齐送到了位于长治潞城的北方大学学习。北方大学的校长是范文澜，思齐进的北方大学文学院的院长叫张宗麟，是个经济学家，很有名气。他的夫人叫姜固仁，也颇具文才。他们夫妇身边没有儿女，很喜欢思齐，要思齐在他们家吃饭睡觉。晚上，思齐睡后，姜固仁同志还起床来给她盖被子，怕她受凉感冒，对思齐爱护照顾得像亲生女儿一样。
五师休整完毕后，李先念和郑位三决定率部分干部到太行学习土改，准备南京解放后，好去做土改工作。我也带着少华、少林同他们一起前往太行。
这次行军，要经过长治、涉县、武安等地区，才能到达晋冀鲁豫中央局所在地野陶镇。因此，组织上要求我们作好长途行军的准备。少华和少林则按老办法，装在两个篾篮里，捆在鞍架的两边，用一头骡子驮着。
我们跟着大队人马，爬山涉水，日夜行军，日行八十，夜行四十。虽然孩子们都有马夫牵马，但我还是不放心。白天，我还能注意地看看这个，看看那个。晚上，就只好用手电筒前后照照，或者喊孩子们几声，听到有人答应，我就稍为放心一些。
由涉县到武安时，要翻几座大山。毛驴走不动了，前蹄跪了下来，马夫便抓住毛驴的尾巴往上推。路程的确非常艰难。
有一天夜晚，我们在武安县的一座大山脚下行军。路很窄，而且一边靠山，一边是万丈深的悬崖。崖边半山坡上，长满了荆棘和灌木丛林，沟底是高低不平的怪石。路险天黑，真叫人提心吊胆。
突然，可怕的事发生了。驮着少华和少林的那头骡子，踩在路边一块松动的石头上，连人带马一起掉下了悬崖。牵骡子的马夫也被拖倒在地，吓得他大喊救命。我更是吓得魂不附体，大喊少华少林，但却无人答应。
大队停了下来，前前后后的同志都围拢来找孩子。许多只手电筒照来照去，还是看不到孩子们的踪影。指导员下令，要战士们到山崖下去寻找。几个战士解下了绑腿，接成一根长绳，把人吊下崖去搜寻。但是，他们只看见骡子摔得肚破肠流，鲜血满地，却不见孩子们的踪影。我忍不住地大声叫喊：“少华!少林!你们在哪里呀!”
指导员怒不可遏，喝令要把马夫捆起来。
我急忙制止说：“他牵着牲口在前面走，无法知道骡子会踩到路边去的，现在不要处分他，先找孩子要紧。”
马夫急忙请人将他吊了下去，又有一些同志也跟着下去了。一时间，山崖下的手电筒灯光扫来扫去，照亮了一大片山坡。突然，有人大喊道：“半山坡的树枝上挂着一个架窝子，那是不是装的孩子们呀?”
大家一听，都用手电筒照射，很快就有人爬过去，将鞍架从树上抬了下来。把竹篓里的被子揭开一看，两个孩子还在里面睡大觉。这时，我和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孩子们平安无事，真是谢天谢地。
有了这一次的经验教训，指导员强调，以后不论是白天还是晚上行军，一定要让牲口靠山边走，不准踩着崖边走，以防发生意外。
这时人人都说这两个孩子命大，还有人开玩笑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从此我有了经验，也让牲口靠山边走，让孩子的牲口走在前面。
在华北解放区
经过长途跋涉，终于平安地到达太行山的冶陶镇。这里是晋冀鲁豫中央局的所在地。在此我见到许多中央领导人，如刘伯承、邓小平、滕代远、汪世英、薄一波等同志。
当时，薄一波是晋冀鲁豫中央局的主席，宋任穷是中央局的组织部长。他们都住在冶陶镇。以后，刘少奇也来到了这里。刘少奇还同我亲切的谈了一次话，问了我沿途经过的情况和孩子们的健康。
我们都住在老百姓家里。我的住处离薄一波的住处很近。所以，我经常带孩子们到他家里去玩。我和他的爱人胡明同志很要好，她很喜欢我的三个孩子。我们每次去，她总是要我们玩一整天，吃了饭才让走。
这时，晋冀鲁豫中央局在冶陶镇组成了土改工作团。五师来的易家驹、陈守一、孙西歧、张玉琴等同志，都留在太行参加了土改工作。我也参加了土改工作团，我担任了土改工作团第三分队的副队长。正队长叫房文建，是太行区的一位女干部，熟悉本地的情况。
我和她们一道，深入农村，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我们遵照上改政策，在农村依靠贫雇农和佃农，团结中农，反对富农和地主，把土改工作搞得轰轰烈烈。我们发动群众，打倒了地方的恶霸，给贫苦农民分了土地和房屋财产。烧掉了地主的田契，废除了地主土地的所有权，我们的工作得到了组织上的表扬。
我们这几个分队，进行了三个村子的土改工作。这段时间，我和三个孩子，都住在大井村的中央局招待所。
与我们同住在一起的，有一对名叫李宇超和刘淑琴的夫妇，李宇超过去在中央作过地下组织工作，他们的孩子多，管不过来。他们的大女儿叫李玲，与思齐一样大，整天满山遍野跑。后来，她和思齐交上了朋友，就经常到我们家来玩。我每天组织孩子们学习，练大字、写小楷、读书，学习内容比较丰富。孩子们在一起学习，很高兴也融洽，李宇超夫妇也很感谢我帮他们教育了孩子。让孩子住在我家，认我做干妈。
1947年11月，华北军事重镇石家庄解放，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
1948年5月9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将晋冀鲁豫和冀察晋两个解放区，合并为一个解放区，并将其领导机构合并，组成了华北局、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和华北军区。
同年8月，华北人民政府正式宣告成立。刘少奇任中共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为第二书记，聂荣臻为第三书记。董必武当选为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聂荣臻为司令员，薄一波为政治委员。
华北局组织部将我分配到石家庄建设学院任政治处副主任，兼作大兴纱厂的建党工作，任大兴纱厂的支部书记。
建设学院的院长叫狄子才，大兴纱厂的厂长叫郝然。我分别和他们在两个单位中开展建党工作。回想起当年我在学校搞学生运动，在上海纱广搞工人运动时，只能悄悄地传播党的知识，秘密地发展党员。如今，我们可以大张旗鼓地宣传革命，公开地建立党组织了。这真是一个天翻地覆的大变化呀!
我在华北局组织部联系工作时，认识了组织部的组织处长林肖侠同志。当我知道他即林育英的儿子，是林育南的侄子时，真是又惊又喜。他的父亲和叔父都为革命光荣牺牲了，但是，烈士未竟的事业后继有人，他们的后代接过了父辈传下来的接力棒。
这时毛主席、刘少奇、岸英都劝思齐不要急着工作，要打好文化基础，要从头扎扎实实地学习，弥补因坐监狱、行军等失去的学业。因此组织上找思齐及李玲谈话，然后把她们送入了华北育才中学学习。
育才中学的前身是华北联中，是培养干部子女的学校。校长是一位老党员。这所学校先在石家庄，后来迁移到阜平县城的城南庄，离西柏坡很近。这时，毛主席正在西柏坡。因此，思齐经常到西柏坡去看望毛主席。
当时，毛岸英也随毛主席住在西柏坡。思齐和岸英，已经成了好朋友。
我和少华、少林，先是住在石家庄大部村的一户老乡的房子里。后来，因为我要日夜工作，就搬进了大兴纱厂的宿舍。这时，原延安的洛杉矶幼儿园已迁到了石家庄附近的西集村，我就将少林送进了幼儿园。
延安的育才小学迁到了石家庄的东集村，因为正在筹备之中尚未开学，我将少华留在家中等待开学。她没有什么事，就经常到幼儿园去看少林。少林不愿进幼儿园，想在家里和少华玩。她在幼儿园里整天哭哭啼啼，不肯吃饭，不肯睡觉，情绪也有些反常。我不放心，就让小勤务员去照看她，哄她吃饭睡觉。几天后，她竟不肯离开小勤务员一步。
那时，大兴纱厂正在进行调整党政工的工作，我很忙，不能脱身去看孩子。
有一天清晨，少华到幼儿园去，看到妹妹可怜巴巴的样子，就向老乡借了一匹马。把妹妹少林接了出来。少华抱着少林骑在马上，两个人一起到大兴纱厂来找我。
我正在开会，忽然看到两个孩子来了。少林一见到我就大哭起来，少华说我只搞工作，不管她们。我经孩子们这样一闹，也很难过。厂里的一些同志都很同情孩子，郝然厂长劝我把两个小孩子接回家来，等大一点了再送去上学。
我听了大家劝告，就把少林接了回来。让勤务员和警卫员带着她和少华在家里玩。我每天都要出去工作，早出晚归，非常辛苦，还要为孩子操心。特别使我不放心的是经常有敌机来轰炸。
有一天，华北局组织部林肖侠正在埠平召集会议，传达前方解放战争的有关情况。我和同志们正在听他作报告，忽然听到了空袭警报声。报告立即中断下来，会议主持人要大家赶快出城，隐蔽到防空壕里去。
防空壕离城约半里路。 一时间，人流满道，喧声四起。大家都在向城外乱跑，而这时，唯独我一个人逆着人流往城里跑。有人觉得奇怪，喊我说：“张大姐，你糊涂了吧?怎么往城里跑?”
我回答说：“我的孩子们都在家里没人管，我要赶回去，把她们带出来。”
我气喘吁吁地到了家门口，只见大门关得紧紧的。我使劲敲门，大喊大叫，也没有人答应。正在又急又慌的时候，忽有四、五名解放军战士从这里路过，向我问明了情况后，他们就帮我用力掀开了大门。
进门后，还是不见孩子们的踪影。我又大声喊叫，这时警卫员和勤务员听见我的声音，才带着两个孩子，从床底下爬出来。
因为敌机的重点轰炸目标是在城里，所以，当时我们的处境很危险。情况紧急，我来不及和他们多说，也就由他们背起两个孩子，跟我一道往城外跑。
刚挤出城门，还没跑到防空壕，就听见了敌机隆隆的轰鸣声。我一看四周是一片平地，只有前面不远的地方，长着两三株一丈多高的黄麻树，旁边还有一个枯井，就决定隐蔽到那几棵黄麻树底下去。
黄麻树下，警卫员曹万宝放下少华，勤务员秦青军放下少林。曹万宝和秦青军一起扑在两个孩子的身上，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来保护她们的安全。我感动得不知如何是好。
敌机在我们头上盘旋，转来转去，忽然俯冲到城内乱投炸弹。我们只听见山摇地动的爆炸声。这时， 一个老百姓牵着一头毛驴，从城里向我们这个方向走来。敌机投下两枚炸弹，将那个老百姓和毛驴当场炸死。爆炸点离我们很近，弹片从我们头顶上呼啸飞过去，炸起来的泥土将我们埋住了。我们的耳朵都震得痛极了。
敌机飞走了，我们才爬起来，拍打满身的泥土。我担心敌机会重来，坐在原地不敢随便动。直到看见许多人往城里走，才知道警报已经解除了，我们才动身。
曹万宝和秦青军背起两个孩子，我们五个人一起进了城。城内多处被炸成残垣断壁， 一片惨状，街道上有很多血淋淋的尸体，有的电线杆上和树上，还挂着死者残缺的肢体，那些大腿和手膀还在滴血。
回到家里后，只见我们住的房子都被炸垮了。幸亏我赶回去把孩子们接出城，不然，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我又派警卫员去阜平城南庄去看了看思齐。他回来说，思齐那里没有遭到敌机的轰炸，不过阜平毛主席住的地方被炸塌了，幸喜毛主席被陈伯达硬拉走，平安无事。
后来，又有一次躲飞机，那是在石家庄。我听到警报声，就赶快奔回家，带着两个孩子，跑到村外，因附近没有树林，便在麦地里隐藏了起来。飞机东来，我们朝西爬；飞机西来，我们又朝东爬。把孩子们都吓坏了。这次轰炸城内又炸伤炸死很多人，建设学院有一个名叫李再生的学生，也被炸死了。我在那里工作时，校方曾派他给我作过记录。我听说他遇难，非常难过。
我在石家庄的工作结束后，就写信给华北局，请求另行分配工作。华北局同意了我的要求，令我在工作结束后，到阜平等待分配。
我就带着两个孩子，到了阜平县，住在城内华北局组织部的招待所里。
1948年春，华北局组织部将我分配到华北人民政府司法部工作。当时，司法部设在平山县王子村，部长是谢觉哉。我调去后，任组织科长兼司法部党支部书记。以后成立了司法干部训练班，我又兼任了训练班的干部科长，在谢觉哉同志的领导下开展工作。
这时，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又学习了入城政策，学习了如何接管旧政权，准备进城作接管工作。董必武任法制学院院长，毛主席委托他起草新中国的宪法。
那时，最高法院和水利部也设在王子村。因此，司法部与最高法院和水利部三个单位，联合成立了一个临时党委。我作为司法部的代表，兼任党委的宣传委员。
法院的党委负责人叫贾潜，水利部的党委负责人叫郝植哉。我们经常在一起开会，研究处理三个单位的有关事务。有时事情成堆，我们开会要开到半夜，回家时，提着马灯只能照亮脚下的一点路。但是，我们都兴致勃勃， 一路上有说有笑。想到奋斗了几十年的革命就要胜利了，想到我们即将进城去接管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旧政权，建立起代表人民利益的新政权时，谁能不激动万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