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叶永烈
三次激动与三笑
钱学森的一生之中，有过三次激动。
1991年10月16日，钱学森在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他“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的仪式上，是这么说的：
我这一辈子已经有了三次非常激动的时刻。
第一次是在1955年，我被允许可以回国了。手里拿着一本在美国刚刚出版的我写的《工程控制论》，还有一本我讲的《物理力学》的讲义，我把这两本东西送到冯·卡门老师手里，他翻了翻很有感慨地跟我说，你现在在学术上已经超过了我。这个时候他已经74岁了。我一听他这句话，激动极了，心想，我20年奋斗的目标，现在终于实现了，我钱学森在学术上超过了这么一位世界闻名的大权威，为中国人争了气，我激动极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这么激动。
在建国十周年的时候，我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这个时候，我心情是非常激动的，我钱学森是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了！我简直激动得睡不着觉。这是我第二次的心情激动。
第三次的心情激动，就在今年。今年我看了王任重同志写的《史来贺传》的序。在这个序里他说中共中央组织部把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和钱学森这五个人作为解放40年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我看见这句话，我心里激动极了，我现在是劳动人民的一分子了，而且与劳动人民中最先进的分子连在一起了。
钱学森的一生之中，也有过三笑。
头一回是在1955年10月8日，他经过五年的坚持与斗争，终于从美国回到祖国母亲温馨的怀抱，过度的喜悦使他热泪盈眶。
第二次开怀大笑，是在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
他第三次心花怒放，是在2003年10月15日北京时间9时，长征二号F火箭运载的神舟五号飞船进入太空，中国第一位航天员杨利伟圆了中国人的飞天梦。钱学森企盼了多少年，这一闪光的时刻，终于在他有生之年到来。
2003年10月16日，92岁的钱学森难以抑制兴奋和欣喜的心情，用他那只颤抖的手工整地写道：“热烈祝贺神舟五号发射成功，向新一代航天人致敬！”
2006年1月10日，杨利伟航天员看望钱学森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某些右翼势力一直对钱学森耿耿于怀，对于新中国的“两弹一星”与载人航天的成就充满敌意。1999年美国众议院特别调查委员会公布的《关于美国国家安全以及对华军事及商业关系的报告》（简称《考克斯报告》），谈到中国科学家钱学森回国之事，并以此为例污蔑中国导弹技术是从美国“窃取”的。
对此，1999年5月31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负责人就《考克斯报告》发表谈话：
1935年，钱学森博士以清华大学公费留学身份到美国学习，后留美工作。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年轻有为、具有高度民族自尊心、民族自信心和民族气节的钱学森博士向往祖国。但当时，美国麦卡锡主义盛行，美国政府以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对他进行迫害。经中国政府多次交涉，钱学森博士于1955年回到祖国。由于受到美国政府的限制，钱学森回国时不仅没有带回任何研究资料，甚至连一些私人生活物品都未带回。
《考克斯报告》称，由于钱学森曾参与美国“大力神”洲际导弹计划，从而将美国的导弹和相关技术非法带到中国。这是无中生有的诽谤。
根据美国科学家协会（FAS）编写的“美国核力量的早期发展”资料，美国“大力神”导弹计划是根据1953年10月成立的美国空军“战略导弹评审委员会”（后称VONNEUMAN委员会）的建议确定的。1955年美国有关部门才正式签订研制合同。
而在这之前，1950年7月，钱学森就被美国政府取消了参加机密研究的资格和自由，并被拘留。后虽被保释，但直到1955年离开美国前始终受到美国移民局的限制和联邦调查局的监视。
考克斯等人数万言的报告似乎作得很细，实际上连时间的先后都没有弄清楚，这恐怕不会是一时的疏漏吧！
亲手剪报
钱学森渐渐步入老年。在20世纪90年代，组织上曾经打算给他盖一座带院子的小楼，这样便于他在院子里晒晒太阳，散散步。可是，钱学森一再谢绝。他说：“我现在的住房条件比和我同船归国的那些人都好，这已经脱离群众了，我常常为此感到不安，我不能脱离一般科技人员太远。”
秘书告诉他，你说的是“老皇历”了，现在科学家的住房条件都大有改善，很多人的住房都比你宽敞。
钱学森却对秘书说：“我在这儿住了几十年，习惯了，感觉很好。你们别折腾我，把我折腾到新房子里，我于心不安，心情不好，能有利于身体健康吗？以后不要再提这个问题了。”
钱学森家中，最多的家具是书柜，将近50个。钱学森书多，杂志多，剪报多。蒋英说：“我不羡慕人家装修这、装修那的。教授的家就应该是这样的，都是书。”
笔者有幸亲眼见到了钱学森保存的629袋剪报，总共24500多份，整整装满了五个大书柜。
剪报，是钱学森的资料库、信息库。他的剪报按照不同的内容，装进一个个牛皮纸袋，袋上写明剪报的主题。也有的主题的剪报很多，他就一、二、三……这样编列下去。
钱学森有好几位秘书。原本以为，这些剪报大约是钱学森在报纸上画个圈，他的秘书帮助他剪下来。然而这些剪报全是钱学森自己动手剪的！工工整整剪好之后，再端端正正贴在白纸上，再注明报刊名、年月日，便于日后引用时注明文章的出处。
钱学森喜欢看报。他每天要看的报纸依次是《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光明日报》、《科技日报》、《解放军报》、《北京日报》、《参考消息》、《经济参考报》。这“依次”，是指他的阅读顺序。
勤务员知道他的阅读习惯，每天收到这八份报纸之后，必定按照这一顺序放好，送给钱学森。钱学森逐一看完，必定按照“依次”的顺序放好。在阅读的过程中，他以为有保存、参考价值的文章，就剪下来保存。日积月累，钱学森的剪报竟然超过两万份，形成了一个有着钱学森特色的资料库。
上了年纪之后，读报更是他每日常课。诚如他在1994年7月4日致南开大学陈天崙教授的信中所说：“我因年老行动不便，已不再出席会议……我是在家看书读报刊，想问题，与同事用书信讨论问题，效率也很好。”
在钱学森致友人的信中，常可以看到“附上剪报复印件”这样的话。这表明，钱学森不仅以剪报作为自己“想问题”的资料，而且也用来供友人参考，一起“讨论问题”。
钱学森看报很仔细。有一回，他的秘书涂元季告诉他，这一期《参考消息》有一篇文章，介绍美国加州理工学院——钱学森的母校。钱学森马上回答说，不是一期，是连载了两期！
钱学森的阅读面很广。他不光是看报，而且阅读方方面面的杂志，既有他专业方面的杂志，如《力学学报》、《力学与实践》、《中国航天》、《航天技术通讯》等等，也有自然科学杂志，如《科学通报》、《物理学报》、《数学的实践与认识》、《化学通讯》、《Scientific American（科学美国人）》，还有社会科学杂志《新建设》、《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语文建设》、《中国图书评论》等等。钱学森家中，藏有15000多册他阅读过的期刊。
在钱学森1992年3月23日致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戴汝为院士的信中，一开头就提到“近读《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2期（207页）王钟俊的《论神话思维的特性》，又联系到去年《自然杂志》5期戴运生的《第二次成人过程原理》，我想到一个问题：人脑的思维能力是不断发展的……”寥寥数语，便透露出钱学森阅读面之广，也反映出他的关注面之宽。
值得提到的是，从1958年党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创刊，直至后来改名为《求是》杂志，他每期必读。
钱学森也注意保存自己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的剪报，便于自己查阅、检索。
1994年7月5日，钱学森在致王寿云等人的信中，亲笔写了一份《钱学森论文艺与文艺理论著述目录（1980年至1994年），便开列了自己的21篇文章目录，这目录极其“规范”，不仅按照文章发表时间顺序排列，而且都按照篇名、报刊名、年月日。倘若是报纸，还注明第几版；倘若是期刊，则写明第几期、第几页。这种精确到报纸的版、期刊的页，体现了钱学森治学的严谨。
年过90之后，钱学森虽然仍每日坚持看报，但是毕竟体力有限，已经无法一 一亲自剪报。他只能请身边的勤务员代劳。不过，勤务员要么贴歪了，要么日期、报刊名写不完整，钱学森不满意。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说：“我来！”钱永刚贴的剪报，跟钱学森一样规范，钱学森这才满意。
最近几年，年近百岁的钱学森看报，只能大致上看看大标题。他对哪篇文章有兴趣，就请勤务员读给他听。他依然是那么关注国家的命运、科学的进展。
“铁杆”广播迷
钱学森有两件特殊的“作品”：一个是他自己设计的音箱，另一个褐色的木柜，看上去像是五斗橱，那是钱学森自己设计的收音机。
钱学森不仅每日读报，而且每天收听广播，是一个“铁杆”广播迷。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一档科学普及节目，叫做“科学知识”。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科学知识”有两个忠实的听众，一个是作家夏衍，一个是科学家钱学森。
夏衍当时是文化部电影局局长。在一次座谈会上，夏衍在那里谈电脑、激光、人造地球卫星、人工合成蛋白质等等，头头是道。他笑道，他的这点“本钱”，是从广播里听来的。作为作家，他每天都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科学知识”节目，借以了解科学。
钱学森也“每日必闻”——每天早上6点，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科学知识”节目。有一次，有人当面“考”他，今天早上的“科学知识”广播什么？钱学森脱口而出：“讲的是南京天文台的趣事。”
钱学森身为科学家，为什么还要收听“科学知识”节目呢？因为专家只是在他的专业范围内是“行家里手”，专业以外的知识，需要从科普作品中汲取。钱老学识渊博，他天天听“科学知识”节目，说明他深知专家也需要科普的道理。
钱学森自制的音箱（叶永烈摄）
钱学森曾回忆说：
早些时候电台每天早晨有个15分钟的《科学知识》节目，后来改叫《科技与社会》，我是天天听这个节目的。1984年在人民大会堂开茶话会，纪念这个节目开办35周年，我去参加了。当时我说要在15分钟以内使听众有所收获才算成功，不要让他听了半天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就没起到作用。
钱永刚说，这个收音机是钱学森自己设计的（叶永烈摄）
钱学森“雷打不动”的生活习惯是每天晚上六时半，他必定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节目。为此，钱家通常在晚上六时吃晚饭，钱学森在半小时内吃完晚饭，然后开始收听新闻联播节目。他非常关心国内外的政治动态，认为新闻联播是信息准确而又及时的节目。
直到90多岁了，钱学森还一直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节目。不过，他的听觉渐渐减弱，特别是女声，他往往听不清楚。新闻联播节目是男女声交错播送新闻。男声播的时候，钱学森睁大眼睛在听。到了女声播出的时候，钱学森的眼睛就闭上了。接着，男声播出，他的眼睛马上又睁开了！
钱学森几十年来不看电视。这是钱学森早年在美国任教的时候养成的习惯。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们为了专心工作，很多人不看电视。
但是，最近几年钱学森开始看电视了，那是由于他的听觉在衰退，听不清楚广播，改为看每晚七时的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虽说依然听不清播音员的声音，但是他可以从电视画面大致了解国内外动向。
看完电视节目，他开始练气功，然后睡觉。
钱学森写信
钱学森的书信，总共达好几千封。《钱学森书信》总共十卷，十六开本，总重量为35千克！所收录的，还只是钱学森的三千三百多封书信。另外，《钱学森书信》只是选编了1955年6月15日至2000年11月26日期间的部分书信。这套《钱学森书信》所以又大又厚，不仅仅因为钱学森的书信多，而且是手稿的影印本。
钱学森的这些书信全部是亲笔，不是秘书代劳。他的字，端端正正，没有一封龙飞凤舞。书信卷面非常干净，没有“大花脸”——大量的圈圈改改，偶尔有一、两处涂抹，可见他写作时思路非常清晰。
信的开头，总是写上收信的单位名称或者地址，然后才写收信人名字。信末，除了早期的少数信件把“1959”写作“59”或者没有写年份之外，绝大多数信末都清清楚楚写明年月日。有的人写信，往往只写月日，不写年份，这样过了几年往往弄不清楚是哪一年写的。
钱学森的字迹如同刻蜡板一样，一笔一画从不潦草。只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他的右手颤抖，字迹才有点歪扭，但是依然清晰可辨。像他这样的年龄，早年写惯繁体汉字，在写信时，间或会出现一些繁体汉字是习惯使然，但他的书信，除了“协”字写成繁体的“協”之外，几乎是清一色的简体字。这表明钱学森在回国之后，非常认真学习简体字。
钱学森之子钱永刚（右一）向作者赠送《钱学森书信》（刘佩英摄）
不过，在钱学森的书信手迹中，还可以看到一些不规范的简体字，如意字写成“乙”下面一个“心”字，展写成“尸”下“一”横，部字写成“卩”，等等。这些字，大都是1977年12月20日《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中的简化字。
《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公布之后，由于受到普遍的反对，只试用了半年多，到了1978年7月《人民日报》、《解放军报》都停止试用这批简化字。可是，当时已经认真学习了《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中的简化字的钱学森，有的字写惯了，没有改过来，所以仍然沿用那些被停止使用的简化字。
在书信中可以看出，钱学森的习惯用语“您们”，现在很少有人用了，甚至有人认为不合乎汉语规范，但是老舍、王蒙、从维熙的作品中都用过“您们”，表明“您们”还是可用的。
《钱学森书信》的首篇，即是1955年6月15日钱学森致陈叔通的信的手稿。钱学森用一手繁体汉字，写下这封至关重要的信。
《钱学森书信》其实是钱学森对方方面面的问题发表见解的真实纪录。他的涉猎面之广，学识之博，是令人佩服的。
《钱学森书信》第一卷，有一封1964年3月29日写给郝天护的一封信，反映了钱学森承认自己错误的勇气。
那是在1964年1月19日，一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学院的青年，名叫郝天护，给钱学森去信，指出钱学森新近发表的一篇关于土动力学的论文中，一个方程的推导有误。
钱学森亲笔给郝天护复信，信中说：
我很感谢您指出我的错误！也可见您是很能钻研的一位青年，这使我很高兴。
科学文章中的错误必须及时阐明，以免后来的工作者误用不正确的东西而耽误事。所以我认为，您应该把您的意见写成一篇几百字的短文，投《力学学报》（编辑部设在科学院力学所）刊登，帮助大家。您认为怎样？
让我再一次向您道谢。
钱学森写给郝天护的信中，称呼对方为您，而且在您字之前空了一格，表示尊重。
在钱学森来信的鼓励之下，郝天护把自己的见解写成700字的一篇文章，题为《关于土动力学基本方程的一个问题》，经钱学森推荐，发表在1966年3月第9卷1期《力学学报》上。
钱学森的信，给了郝天护极大的鼓舞，后来他回忆说：“他的炽热回信对我的一生起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使我在艰难条件下也坚韧地崇尚科学矢志不移。”
郝天护于195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在1956年曾听过钱学森的报告。后来，由于被指斥为走“白专道路”而遭到“批判”，在20世纪60年代初被“下放”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学院。即使在那样偏远的地方，他仍关注学术动态。他发现了鼎鼎大名的钱学森论文中的错误，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给钱学森写了那封信。他没有想到，钱学森向他承认了错误，并推荐他的文章在《力学学报》上发表。
1964年3月29日，钱学森致郝天护的信
1978年，郝天护考取清华大学研究生，回到了母校清华。在读研究生期间，他的各门成绩全是优秀。如今，郝天护教授是固体力学专家，教授。1987、1989、1990年这三年时间里，他发表的论文数分别位居全国第十、第七和第二位。他还曾连续九年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主要负责人，1995年被选为美国纽约科学院院士。
钱学森的书信，是用钢笔书写的。除了早年少数几封信用印着“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公笺之外，绝大多数是用A4白纸写的。收入《钱学森书信》的信中，除了最初的两封信是竖书之外，其余都是横写。虽然白纸上没有横线，钱学森的一行行字都保持水平，而且行距相等。
《钱学森书信》能够得以出版，钱学森秘书涂元季功不可没。他在1983年起担任钱学森秘书，就把所有钱学森寄出去的信件复印留底，所以《钱学森书信》中才有那么多钱学森书信手迹。
钱学森有着非常详尽的工作笔记，每天都记，相当于日记，一本又一本。只是他回国之后的60多本工作笔记，因为涉及国防机密，所以至今仍保存在他办公室的保险柜里。这些工作笔记什么时候能够公开，现在尚无定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