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竹君（1900年—1997年12月6日），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出生江苏上海（今上海市），祖籍通州直隶州东灶港镇闸桥村（今属南通市海门区包场镇）， 中国近代知名女企业家、上海锦江饭店创始人。
其祖祖辈辈农耕赶海于通州东灶港，其父董同庆26岁时赴上海谋生，以拉黄包车为生，由于生活所困，无奈之下在她12岁那年将其押给青楼做三年“清倌人”，卖艺不卖身，沦为青楼卖唱女。
在妓院里，董竹君认识了革命党人夏之时，以心相许，逃出了妓院，与夏之时结婚，并随夏之时一起来到日本。在日本，董竹君如饥似渴的学习知识和文化。四年后，她随夏之时回到成都，夏之时就任四川都督后，她成了四川省都督夫人。
然而，家庭里的封闭与落后，使刚刚开始新生活的董竹君感到窒息，最终与丈夫夏之时离婚，带着四个女儿离开了四川，来到上海。历经无数难以想象的艰苦，闯过无数无法逾越的难关，她周旋于上海警备司令杨虎、黄金荣、杜月笙等权贵们之间，依靠自己的智慧、才能和勇气，创立起了锦江菜馆和锦江茶室。
1949年后，又在人民政府的帮助支持下，创立了上海第一家可以接待国宾的锦江饭店。
1997年12月6日，董竹君安然去世，享年97岁。
童年的家庭生活
一、贫困
我的出生地
我生于1900年，阴历庚子年正月初五。小时候名字叫“毛媛”，双亲叫我“阿媛”，人们称我“小西施”。
我生长在很贫苦的家庭里。当时我家在上海洋泾浜边上、沿马路坐南向北一排破旧矮小的平房中，租了一间居住。邻居都是在各行业当小工的。这条浜未听说过发源于什么地方，这是一条黑得如墨汁、稠得如柏油、看不见流动的污水浜。浜里有死猫、死狗、死老鼠、垃圾，也有用草席、麻袋装盖的婴儿尸体。据说这些婴儿多半是当时社会不允许出生的私生子，这些私生子有时碰上过路的好心人，就给送去育婴堂接婴处。
夏季到来，污水发酵，臭气上升，四处飘散，再加上蚊虫乱飞，真叫人受不了。这条臭水浜，位于当时英、法租界线上。“义和团”运动以后，帝国主义扩大租界，就把这条臭水浜划入租界范围。
后来臭水河浜被填塞改称六马路，以后又改称爱多亚路。爱多亚路南为法租界，北面为英租界及英美公共租界。解放后改称延安路，分东西两段，即延安东路，延安西路。
父亲与叔叔
父亲在兄弟三人中，排行老大。我父亲姓东，后来改姓董名同庆，江苏南通县六甲乡人，贫农还是中农出身我记不清了。父亲中等身材，五官端正，长圆形脸，额宽、双眼皮、大眼睛、鼻直有肉、下巴丰满……若不是过度劳累，营养能够充足些，再穿上整齐点的衣履，必然会显得英俊有神。人们都说我像父亲。父亲为人忠厚善良，性格和蔼，是一位克勤克俭的人。他的职业先是拉塌车，后改拉黄包车（又叫人力车）。
父亲本姓东，为了什么原因改为姓董？多年之事，对此我已无印象。姓名本是个代表符号。改姓董在社会上已流传七八十年了，人世间，改名换姓亦是常事。祠族人中，据我知道的几位早已改姓董了。故在1986年为双亲设建的墓碑上未改回姓东。
父亲的贫苦亲戚蛮多，彼此很少往来。父亲的二弟名文选，我的这位二叔极其仁慈勤劳。三十年代时和二婶俩住上海蒲石路渔阳里一号（现名长乐路铭德里33号）。二婶未生育，领一养女名国祯，小名根娣。根娣聪明能干，长大招赘女婿。女婿人很忠厚，生一男一女，以后迁居陶尔斐斯路（现名南昌路）43弄37号。全家以卖报为生。不论冰天雪地、狂风暴雨、炎炎烈日，每天必须在天亮前到报馆批发处门口等候买报。领回整理后，全家再出动分送订户，每份可赚买价的百分之二十，依此糊口。
在1947年春，住房着火，二叔的八岁外孙和四岁外孙女，因家人卖报未归，邻居未及搭救，不幸被活活烧死了。当时我送去二百元济其眉急。两个天真无辜的孩子被夺去生命，我特别心痛。他们的惨死使我久久不安！
二叔疼我帮助我不少，可惜很早病故。二婶于1981年夏去世。国祯妹后来又生了几个孩儿。夫妇俩在解放后转入邮局工作。不几年退休了，现在全家生活很好。
三叔无正式名字，因脸上有几颗麻子，人都叫他“小麻子”。我和他很少见面，见面时他的举止动作总是冷静的，话不多。因贫困而无家室，他推鸡公车为生[注]，后因劳累过度去世，据说不知死在何处。
母亲·姨母·舅舅
母亲姓李，江苏吴县娄门外太平桥镇人，贫农家庭出身，共姐弟三人。母亲是中等身材，额骨高，宽脸庞带扁形，嘴较大，一双大脚，没有父亲漂亮。我从未听到有人叫过她的名字，只记得别人叫她“二阿姐”（也许是排行老二之故），我叫她“姆妈”。
母亲性格直爽，待人忠诚，但脾气急躁，一点也受不得别人的气。她生性勤俭，动作快，又非常爱清洁，虽然我们一家人挤住在一个小房间里，但总是打扫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衣服用具洗擦得特别干净，一件破旧的白洋布衫还洗得雪白雪白。她总喜欢手拿一个用碎布扎成的小帚子，从早到晚，有空便到处拍灰尘，终日劳作不息。
母亲曾嫁给苏州泥头巷一个名叫何严桥的男子，生一女。丈夫去世后，率女到上海给人洗衣度日，后来遇到父亲再次成婚。前房女儿长大出嫁后，很少往来。
母亲和父亲结婚后，母亲就去给人家当“粗做”娘姨。[注]尽管母亲一天拼命地干活，仍不得温饱。
母亲生我以后，又生过一个女孩和一个男孩，由于生活的困窘，产后身体瘦弱，营养不足，孩子没有奶水，有病无钱医，眼巴巴地看着他们夭折了。因此我无亲兄弟姐妹。
记得出生仅仅四个月的弟弟，由于奶水不够，每天都是吃些米糕。初夏的一天下午，弟弟因病老哭，母亲要烧晚饭，叫我抱他在房里走走、哄哄。我嫌屋里热，便抱着弟弟出房门在屋檐下来回走，哄他，他还是哭啼不止。
刹那间，见他双眼向上翻了几翻，脸色也变得青白，哭声停止了，四肢不动了。吓得我立刻大叫：“姆妈，快出来呀！弟弟不好了！”母亲穿着不合身的衣裤疾步出来，见状急得满头大汗，指责我道：“你怎么抱他在屋檐下走来走去呢’
边说边赶紧进屋，拿了碗碟出来，把它往地下用劲一掷，嘴里念着：“求求菩萨保佑！求求菩萨保佑！”可是小弟还是没有活过来。母亲哭着说：“吃奶的孩子，哪怕没有奶吃，身上还是有一股奶花香，屋檐下有野鬼，闻香味就抢走了。我掷碗碟是为了抢恶，有时候很灵，鬼闻碗碟声会吓跑的，孩子也会转过气来。”当时我心里非常难过，和母亲一起伤心痛哭，心想只有这一个弟弟呀！而且出生仅仅四个月！
我仅有的姨母，相貌清秀、体弱，说话轻声细气的，性格比较懦弱。她很疼爱我。她在苏州时，先嫁给当地的周家，生一子取名金生，脸上有些麻子，有时叫他小麻子。丈夫去世后带子来上海，再嫁给道教法师张连卿[注]。金生不愿随母改嫁，去外地当临时工。据说不几年生活无着流落街头，忧郁凄凉而死在上海某弄堂里。姨母嫁给张家后，随夫也吸上了鸦片烟。
张连卿发妻所生的儿子小名阿宝，学名燮荣。他是我姨母养大的，我们相处很亲密。姨母夫妇去世后，燮荣与钱女士结婚。婚后在上海五马路和浙江路口拐角开设电料商店，店名张宝记。他们生两个男孩，长子取名树基，聪明、忠厚、好学不多语。1935年在上海格致中学毕业后，协助我开办锦江茶室。在店内工作年余，便不辞而别离家出走，不知去向。大概是男儿志在四方吧！次子名龙生亦聪明伶俐，九岁时不幸患肺病，不治夭折。
燮荣表哥中年时患伤寒症病故。他去世后家境逐渐中落，寡嫂变产迁居乡间，不多年亦病故。至此，张家和我家便无音信了。
母亲的唯一胞弟也无名字，大概是排行最小之故，大家叫他“小娘舅”。生一子名金坤，人极善良，金坤妻子聪明能干。1935年锦江茶室开张后，表弟金坤担任管理货物工作，直到在锦江饭店工作多年退休。因他一家几口多年住房狭窄，1966年夏，我在徐汇区给他换了适当的住房，他不喜欢。1987年由锦江饭店给他们夫妇换成“套颇为舒适的住房，他们很满意。可惜他住不几年就病故了。金坤去世我很难过！我只有这个亲表弟！
小娘舅的五官还端正，身材不高，不胖，皮肤白里带红，一口苏州话，动作灵巧，不过一看就知不是很老实的人。谈起话来，往往是指手划脚，面红耳赤，劲头十足，显得他是头脑最灵、最聪明似的。我幼时，见他经常从苏州来上海，向母亲要钱，母亲没钱给他的时候，急得只是哭泣。因此，我很讨厌舅舅的自私自利。
虽然如此，当我后来在沪创办群益纱管厂时，有天，母亲进家来，神态异常着急，说不出话。我问她出什么事了，她含泪告诉我：“小娘舅要钱怎么办？阿媛，帮帮忙吧！”我为免除母亲的焦急，还是设法由母亲转给他一百元，满足了他的要求。
搬家后的生活 后来六马路房子被火烧了，我们就迁居五马路，沿马路坐北向南一幢破旧矮小的二层房屋。这幢房子的格局是一进门就有一个小天井，然后，当中一间小客堂，客堂后面又有一间小屋，一般叫它“客堂背后”。房门外还有一狭窄的过道，经过楼梯，通到后面去便是烧饭的小间。
开头我们住在二楼的前楼，后来因紧缩开支，又移住后楼。后楼房租二元，比前楼便宜一元。后来，父母亲工资所得人不敷出，再一次从后楼搬住楼下的“客堂背后”，楼下这间只要一元五角房租，每月又可省五角哩。
我每天帮助母亲做家务，如扫地、擦桌、上街买粮食、买油盐酱醋等。母亲烧饭时，我蹲在柴灶洞前添加柴禾和稻草结，饭后洗刷碗筷，洗洗自己的衣裤，半夜把马桶提到行人道边的屋檐下放着。
记得当时一家家的马桶排满在路边，天刚蒙蒙亮，倒粪工人挨个将马桶里的粪倒在粪车里。如发现短缺几家马桶，就会扯着嗓门带着他那固有的腔调喊叫：“倒马桶喽！倒马桶喽！快点！”每天清晨，整条街上列成一排的人群，都在哗哗地刷马桶，到处是一片刷马桶声。倒马桶的事母亲做的多，她嫌我刷不干净。
我那时候不懂事，每当黄昏就站在门口张望，等候我的父亲，看他有没有带什么东西回来吃。我父亲那时梳条辫子拖在背后，穿着一双草鞋，上下衣裤都补了好多块补钉，臂上总搭着一条擦汗的毛巾。
他远远走近家时，如果一只手里拿着几根稻草，稻草上绑一点菜或者几两肉，另一只手拿着一个小瓶子装点高粱酒的话，我就晓得他今天一定是多拉了些钱，所以才能买点酒菜回来。我就高兴地跳起来，马上迎上去替父亲拿东西。
如果看见父亲空着手没带什么东西，自己想吃又吃不到，就很不高兴，噘着嘴。父亲也往往板起面孔唉声叹气，脾气也会大一些。有时候父亲不但空着手回家，并且连当天的开支都拿不出来。
碰到这种情况，一进门就会沮丧地说：“今天倒霉，又犯了交通规则，让巡捕把坐垫拿走了。当时，我身边没有足够的钱塞给他，垫子不还我，待我回公司借到钱去捕房赎出坐垫，已经快到换班的时候了。跑了一整天，车租都交不出，真倒霉！”他说着就往床上一躺，不住地叹气。
母亲则一面埋怨，一面安慰父亲。我根本不敢挨近他，和他说话。母亲的脾气也比较大。她嘴里时常叫苦连天，喊穷喊冤，常常要骂我，还要弯着指头敲我的头。
例如：她给我梳头，我爱好看，喜欢用绒线扎辫子，她呢，却偏偏用红粗头绳给我扎。粗头绳扎的又硬、又翘，头发梢也留得短短的，不合时髦。既不好看，又不舒眼。有时我噘着嘴，不喜欢这样梳扎，她就说：“你真是，粗头绳一年只要一两根就行了，绒线经常要买，要花钱。粗头绳牢，绒线不牢。”
每逢我还要她这样那样杭的时候，她就拿起梳子在我头上笃笃敲几下，说：“还要爱漂亮理？钱哪里来？你去买呀！有粗头绳扎已经很好了，还要细绳绒线！”有时候她敲了我，我就赌气跑到姨母家去住，好几天不回家。
我们因贫寒经常素食，即使是青菜、萝卜，也只买得起下市的便宜菜。每天在下午吃点心时间，小贩总爱把馄饨担停在我家门口。偶尔得到母亲的许可，我拿一只小汤碗，盛大半碗米饭，去买碗馄饨来拌饭吃。我因开心，边吃边摇晃，母亲就要说：“看你，吃东西没个吃相。知道吗？吃了馄饨，明天菜钱就不够了！”我心想，馄饨担天天来，我难得吃上一次嘛，还受母亲的指责，心里颇感苦恼。
二、读书才有出路
父母的希望 在如此贫困的生活中，双亲为何还让我读书呢？因为母亲不识字，父亲识字不多，他们感到一个人不读书没有出头的日子。见我虽然是个女孩，长相还不错，又聪明、灵活，所以再苦也很重视我的读书问题。希望我念成后嫁个好丈夫，他二老日后有个出头日子。于是在我六岁那年，父母亲就把我送到附近举人刘老先生办的私塾里念书。
学费
学费完全是依靠母亲做娘姨和父亲拉黄包车挣的钱。我在私塾里念书的学费是一年分三节付（端午、中秋、过年）。每一节送刘老先生两三块钱，家境好的学生也有送四五块钱。没有钱的少送，有钱的就多送，老先生全不在乎。我父母亲虽然这么穷苦，但总是尽量设法凑钱，哪怕是借债，也总是按时送给私塾先生，好让我安心读书。
那时，我是睡在一张小床上，床上有一顶破旧的白布蚊帐，床头右端有一张小茶几。每天清早我睡觉醒来，撩起帐子就要用手摸摸它，看看上面有没有十文、二十文的铜钱。摸到了一两个铜钱，就晓得有点心钱了。马上翻起身来，洗洗脸，请母亲梳好头，然后背起绿布红带的书包，蹦蹦跳跳地到马路上去买两个铜钱的白糖芝麻芯子的糯米粢饭团，里面再夹根油条，把它揉压得紧紧的，真是又香又好吃。我一面吃，一面就摇摇摆摆地上学去了。
闹学
在私塾里，我是比较顽皮的。老师刘举人大约六十几岁，有些秃顶，后面有条小辫子，穿着长袍马褂，头上戴顶有红结的瓜皮帽，脚穿黑色双梁白色厚底布鞋，白布袜子，还扎了裤脚。身材矮胖，颏下有五六寸长的胡子，说起话来总是口水、鼻涕流个不停的。脾气满好，手里经常拿着一串佛珠。他上课的规矩是：第一堂课先背书，背完书再上新课，上完了大家念。如果两三次都背不出来，就要用“戒尺”打手心。
在大家念书的时候，刘老师就打瞌睡了。桌上点了一根香，他一面手里数着佛珠，一面嘴念着阿弥陀佛，边念边打瞌睡，鼻涕就这么吊着。我常带头和另外两个同学拿着抽水烟袋点火用的长纸捻，偷偷地从他身后戳进他的鼻孔，弄得先生不住地打喷嚏，同学们看了都哄堂大笑。等他惊醒过来，我们都跑回座位了。
我们喜欢和先生开玩笑，但是我们也很爱他。因为他脾气好，很少打骂人，有时候先生要出去，叮嘱我们：“好好温书！我有事要出去一趟。”可是他一走，我们就闹翻天了。十几个小学生，男男女女搭起桌子板凳，化妆打扮唱起戏来，乒乒乓乓搞得乱七八糟。一不对头，学生和学生之间便打起架来，有的还打伤了。一会儿功夫先生回来了，屋子里已经乱得不像话，桌子板凳全搬了家。我当时就溜掉了，经常机警地逃过先生的责罚。
第二天上学，先生问我：“昨天是不是你带的头？”我索性不承认。我很调皮，知道先生很喜欢我，因为我背书背的最好，从未挨过打手心。我和先生七说八说的，先生总是最多嘟哝一句：“下次不可以再这样了，再这样就要处罚你了。就是你在当中捣鬼，我晓得的！”我听了暗自得意，缩缩肩膀了事，但有些同学却因此挨了手心和屁股板。
附记：表侄张树基
关于上述张树基侄子的去向问题，一直是个谜。
真是无巧不成书，在1988年夏季的一天，突然接到上海来的长途电话，国瑛接的，我在旁边听。国瑛问：“你是张树基呀，……”
我一听这名字惊喜无比，激动地抢过电话，问了他的情况。他在电话里激动地说了几句。又说：“孃嬢，我明年去北京见面详告。”
1990年5月1日，我儿大明夫妇和其女儿莙莙去首都机场接他。国瑛准备拍照，我在家大门口等候。他见我就磕头叫“孃孃……”
进到客厅，他从皮包里拿出礼物，送给我，国琼、国瑛、国璋、大明、小杭、小莙以及保姆各一份重礼。礼毕遂叙别情。
他详述：“蒙孃孃的教导启发，当我1936年上海格致中学毕业后，在锦江工作一年余，就考上了中央军官学校，次年便参加抗日战争。
抗战胜利后，在1949年调职海军陆战队工作。继因我向上级要求深造，考入美国海军陆战学校作战科学习（学习两栖作战计划、参谋），继在北卡州大学毕业。三年后返回台湾。
当时因环境碍于进展，求退后，考入美国陈纳德办的CAT民航公司工作。后转入亚洲航空公司继续工作，至1981年限龄退休。1988年回上海，去苏州为双亲修墓。”
并告诉我：“在抗日战争中经滇、桂、印、缅战区，经野人山区时，因粮断之故，不知吃了多少芭蕉筋充饥，后来只能爬行了。历时三个多月，爬出山口。点名时一千多士兵仅剩下三百余人，我是幸存者。我和孃孃能再团聚，真是三世幸运！”
他讲到此眼眶润湿，并出示我早年在菲律宾拍的照片及群益纱管工厂的信封一只。他说：“我和孃孃离开后一直保存着，现在应该物归原主了。”
我惊讶万分！含泪紧紧地吻他。想到他数十年来几经沧海桑田，为爱国抗日，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能保护它到现在，这份情义比泰山还重哟！
有关他的家室情况，他说：“抗战胜利后，在东北与保娣女士结婚。婚后生一女，取名美娜。美娜与汤阿根律师结婚后，亦生一女孩名家宁，现九岁，很聪明伶俐。从她入幼儿园开始早晚接送一直是我。”可见他对外孙女爱之弥笃。
他又说：女婿汤阿根是台湾高雄市著名律师，4月份曾出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国际法学会议。他回去说，因时间短促和孃孃只通了电话。
我听完他叙述的别情，深深体会他虽年过古稀，还那么需要母爱！几天的相处，国瑛、大明都喜欢他，彼此亲切交谈，我不用说更是爱他。
大明陪同他游览了北京，全国政协设宴招待，他很感动、感谢。
五十五年不见的亲人，失而复得的欢乐，真是人间大乐事！惜仅暂短的一周时间。5月8日午饭后，在他将去飞机场回台湾时，我突然感觉头晕，怕晕倒，不得已推说午睡上床。
就此，在彼此依依不舍的心情下，他在床前磕头和我分手了，留下曾随他经过文武生涯五十四年的我的完整照片一张和群益工厂的信封一个。啊！这两件纪念品能保存至今，乃是一种情感的超越，境界的升华！此情此义人世稀有。我深感无比的欣慰！
同时感到他虽留学外国（美国），但对中华民族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依然十分敬重。此后，我们经常互通音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