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33上

大肥肥文史说 2025-01-05 18:26:32

作者:叶永烈

金色晚年

1991年12月11日,钱学森在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发言

第三大贡献

充满生命活力的浓绿的夏日过去,随之而至的是“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恬淡。1982年,钱学森步入古稀之年,退出了第一线,进入他的金色晚年。

钱学森曾说:

如果一个科学家的生命属于科学,就应把自己的生命过程使用得更有效力,更精细,更有韧劲。一个科学家的生命当说已经不属于自己,他应该属于创建科学的巅峰。不妨把科学家的生命看成是前人创造者的继续。科学家总是登着前辈的肩头攀援,而自己,往往又成为后人的人梯。

钱学森82岁生日与夫人蒋英

钱学森在他的晚年,继续把生命奉献于“创建科学的巅峰”。

纵观钱学森的一生,有三大贡献:一是“两弹一星”;二是载人航天;三是系统科学。

前面两大贡献,尤其是“两弹一星”,广为人知。然而,他的第三大贡献的主要工作是在他晚年完成的,所知者往往局限于知识界。

退居二线之后,钱学森有了更多的思索时间,他探索的范围也就越加广泛。多思出智慧,他的思想在探索中得以升华。在秋日的阳光下,摆脱了繁忙公务的钱学森,作出了他人生的第三大贡献。

事情要从1978年3月18日说起,中共中央在北京隆重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在6000人参加的开幕式上,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作了重要讲话。在闭幕式上,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作了题为《科学的春天》的讲话。从此中国科学走出“文革”的严冬,开始了春风吹拂的新时期。

上海《文汇报》作为一张以知识分子为主要读者对象的报纸,加强了与科学界的联系。编辑倪平想约钱学森为《文汇报》撰稿,寄信到国防科委。第一封约稿信没有回音。倪平锲而不舍,又寄出第二封约稿信。被倪平的热情约稿所感动,钱学森当时的秘书王寿云给倪平回信,说钱学森正在写一篇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文章,不知是否适合《文汇报》刊登?王寿云在信中留了办公室电话号码。倪平见信后,当即致电王寿云说,只要是钱老的文章,什么文章都欢迎!

就这样,王寿云给倪平寄来一篇一万多字的文章,题为《组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程》,署名是钱学森、许国志、王寿云。

对于报纸而言,一万多字的文章算是很长的了。《文汇报》非常看重钱学森的文章,决定“全文刊登,一字不改”,而且强调要反复校对。这篇文章之末,有十一条注释,《文汇报》也照登不误。

1978年9月27日,《文汇报》在第一版右方头条地位刊出钱学森、许国志、王寿云的《组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程》,文章从第一版转至第二版,用了一整版,注释则登在第三版。

《组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程》是钱学森关于系统工程和系统科学的第一篇文章。整整30年后的2008年9月28日,《文汇报》发表高志亮、李忠良、孙少波、郭花利、王钰的文章《学习系统学学会做事情——纪念钱学森等〈组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程〉一文发表30周年》,以“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评价钱学森等的文章,指出:

30年后的今天,我们再回头来看《组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程》一文,这篇论文不但对系统工程的发展和系统科学的建立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而且,还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我国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以及我国政治体制改革都有很重要的影响。

《组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程》的领衔作者是钱学森,这篇文章主要反映钱学森的见解。

第二作者许国志是运筹学家和系统科学家,比钱学森小八岁,1939年考入交通大学机械系,1947年底赴美,入堪萨斯大学,仍修机械工程,获硕士学位后,转入数学系,于1953年获博士学位。1955年9月许国志与夫人蒋丽金(化学家,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乘船回国时,正好与钱学森夫妇同船。在漫长的航行中,钱学森与许国志就当时新兴的运筹学深入进行探讨,从此结下友谊。

许国志善诗词,曾经写下明志诗:

不信儒冠曾误我,恨无慧语可惊人。

他生倘得从吾愿,甘为诗书再献身。

第三作者王寿云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系,分配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工作。1965年起担任院长钱学森的秘书,长达17年。1982年任国防科工委综合计划部规划计划局副局长。1990年7月被授予少将军衔。曾任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副理事长。1997年12月因车祸为公牺牲。

从学术上讲,《组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程》是一篇开创性的论文,是系统工程的奠基之作。但是,这篇文章又写得通俗易懂,显示出钱学森那种思路清晰、语言活泼的特色,使广大普通读者能够从中明白什么是系统工程,什么是系统科学。

所谓系统工程,就是从“总设计师”、“总工程师”这样“抓总”的角度,来考虑如何协调一个巨大工程的总体设计和总体施工。

其实,这“抓总”,正是钱学森在“两弹一星”这样浩大工程中所担负的角色。钱学森是“两弹一星”的主帅。不仅“两弹一星”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就连其中的每一项目,也是巨大的系统工程。在“两弹一星”的实施过程中,“实践出真知”,钱学森开始从科学的角度,在系统工程中研究如何组织管理的技术,把实践升华为理论。

英国兽医学家泰勒说过一句话:“具有丰富知识和经验的人,比只有一种知识和经验的人要更容易产生新的联想和独到的见解。”钱学森是学问大家,所以他能够不断“产生新的联想和独到的见解”。

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钱学森遭到美国当局软禁期间,他就花费三年多时间,研究工程控制论,用英文写成30多万字的《工程控制论》一书,于1954年由美国Mc-Graw Hill出版社出版。钱学森把工程控制论定义为“研究控制论这门科学中能够直接用在控制系统工程设计的那些部分”。可以说,在那时候,钱学森已经在研究系统工程的控制问题。

回国之后,钱学森在担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的时候,意识到研制导弹是一项涉及几百家研究所、几千家工厂和几万科技人员的规模宏大的系统工程。

1957年以来,美国把相当于系统工程的“计划协调技术(PERT)”应用于北极星导弹核潜艇的研制工程,使研制生产周期缩短了将近三分之一。这给了钱学森莫大的启示。

为此,钱学森开创性地在国防部第五研究院设立了总体设计部。这个总体设计部负责对各个分系统的技术难题进行技术协调,统筹规划,总体设计。可以说,设立总体设计部,是钱学森把系统工程的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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