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1941 年，新四军建军四 周年纪念.左起：朱连、曹 丹辉、李春华合影于苏北益 林，

下图：曹丹辉(左)和黄荣在 新四军时期的合影。

“七七事变”发生，全面抗日战争爆发，我军改为八路军。我 奉命从前总调西安办事处任报务主任，由于身体不好，半工作半休息。至11月，调回延安军委三局任电台队长(曾坚决要求到抗 大学习未允，结果只在抗大陕公旁听)。

1938年3月24日，我随袁国平同志等离开延安被派往皖 南新四军军部工作。于“五 ·一”到达岩寺军部，被委为电总台副总队长、代理总队长(因队长胡立教赴港求医未返)。

当时，由于 部队新建，各种机构未完善，一切要重新靠自己创立“家业”,机 务、运输人员和各种器材等奇缺，报务、机务、行政、政治、电训班 教育样样工作都必须亲自动手。但我毫不灰心，决心艰苦奋斗， 以身作则，从困难中求发展，抛开一切个人利益，埋头努力，使各 项工作有了初步基础。

1939年5月，我被选参加东南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丁 家山)。是年冬委我任三科副科长，实际负责三科(三科科长胡立 教完全做二局工作),数月后又改任副总队长直至“皖南事变”。

1941年1月8日，皖南事变发生于茂林。我当时率领三架 电台和一个通信连，经一周苦战后，粮尽弹缺，伤亡殆尽。我除下 令破坏并烧毁一切密件外，只余一架电台保留至1月中旬最后 失败时始将其破坏掉。遂抱定牺牲、死不做俘虏的决心，靠一支 驳壳枪，机智、硬拚，坚决突围。

经过了多次危险，饿了三天始突 出包围到了江边(先后有袁国平的秘书陈烙痕、军部机要科副科 长顾雪卿随我一道突围),到长江边时即遇到一批突围同志。

当 时，我们便组织收容并派员渡江找曾希圣同志联系(先后共收容 了约4个连、报务员13名),渡江到无为即与曾希圣会合并收集 几架收音机、拆下零件自制了一架5瓦电台，开始与皖东、苏北通报。

此时，奉命组织七师，我即帮助曾希圣同志组织七师的队伍。3月奉苏北军部电令，要我率一批突围的报务员到军部去工 作，由无为化装经南京于4月抵苏北新军部。

到盐城新军部后，由于目睹皖南的惨败，使我思想上受到了强烈的刺激，认为这是我党我军和我个人的莫大耻辱。因此抵军 部时，要求进学校学习军事，想带兵复仇。

经政委刘少奇同志找 我谈话，此时有一、二、三师等数十电台联名要求三局委我为华 中电信负责人，便不得不服从组织。我被任命为军部三科科长兼 电台总队长，即确定要先搞好电台的方针，重新调配干部，调整 各方干部与工作的关系，颁发统一的条例等，使电台工作日趋正 规和健全。经过一番调整后，接着将全军通信组织工作也统一起 来了。尔后，新四军的通信组织也和部队一样发展起来。

在这一时期内，除了将通信联络工作做得很顺利外，在学习 方面也是前所未有的：听取了少奇同志的许多重要报告，使我从 政治思想、政策观念、原则性、党性、领导方法等方面有了显著提 高。是年冬参加了少奇同志主持的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在申 家港),总结了军中各项重大工作。

1942年冬由苏北转移到淮海，实行了彻底精简后，三科政 治协理员与总分支书均由我兼任。干部和电台虽大大减少，可是 工作并不少(由于这一时期除在苏北经历一次大扫荡外，环境较 为稳定，有条件使我的工作顺利进行),加上主观上的努力，使我 们的通信组织工作保持了经常的顺畅，上级要我将通信工作搞 好的任务基本上是完成了。

1943年进行了伟大的整风学习，使我从各方面都提高了一 步。

1944年春因咯血，使我这一年处在半工作半休息中。

1945年日本投降，我军反攻，占领两淮后奉命北上与山东 军区部队合并。

军部与山东军区合并于临沂，奉命组织通信局，由我任局长 兼党委书记。当时，主要工作是做好会师的团结工作，调整组织、 分配干部，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与电信业务教育，开办较大规模之通信学校，成立电信工厂等。时至1946年夏，上述工作业已完成 或正在顺利进行中。

秋季，敌撕毁停战协定向我进攻。即组织前 指通信部队出发参战。我在后方积极进行支前工作。在歼敌人 有生力量暂时撤离了华中后，我主力已撤至鲁南。当时敌二十六 师(快速第一纵队)正向我驻地临沂推进，我当即派通信部队昼 夜(1947年农历除夕)赶至前线，将公路南北之两路电线互相沟 通(一路至山野，一路至华野)并迅速完成了任务，使南北两路大 军密切配合，一举歼灭敌人。

鲁南战役刚结束，北面之敌7个师 已进至莱芜一线。我主力则掉头北线予以全部消灭。当时，我随 军直转移至沂水支前。莱芜战役胜利后，我即赶至前指参加全军 通信会议，总结经验并准备下一战役工作。

1947年夏，敌对我重点进攻开始，为了粉碎敌之重点攻势， 必须沟通和利用各区的有线联络网。当时，我亲去布置并召开地 方电信局长会议，完成以后星夜返部。不幸在沂蒙山区的羊肠小 道上从马上跌下来，当即昏了过去。待苏醒过来抬回医治时，头、 背部均受了伤，以致不能行动，无法继续工作，遂奉命到渤海去 休养3个月。痊愈后，即在渤海惠民随张(云逸)邓(子恢)支援西 兵团并大量训练干部(通信局的大部),通校全部及各地精简下 来的干部均集中于渤海区。

1947年冬，在渤海区开展了猛烈的“三查三整”运动。在运 动中，我曾被彻底检查(我仍是通信局局长、党委书记、军直党委 委员),从家里的一切衣物到身上都被群众所搜查。搜查结果，除 两件大衣(一件黄呢大衣是赖传珠同志调去东北时留下给我的， 一件皮大衣是公家发的),一架收音机(是朱连给我的)以外，一 无所获。因此，群众对我更信任了，威信更高了。当时上级还给 我们表扬，说这样充分发扬民主、不怕过失，做得很对，要各部效 法。尔后，更由于我大公无私，丝毫不报复任何人，同志们对我更加亲热与尊敬了。

1945年12月，新四军与山东军区 合并成立华东军区，曹丹辉任军区通信 局局长兼党委书记.

1948年春，由渤海奉命率一批干部至东线诸城华东局工 作，参加清算黎玉同志搞山头主义的错误。此时，粮食奇缺，我们 每天只吃二餐小米带壳的稀饭，但因查整后，官兵同甘苦，上下 一致，不仅部队情绪很高，且帮助群众战胜了春荒。

夏季，部队转至益都与渤海部队会合，积极准备攻打济南并 召开各军区的通信部长会议。在一面反攻、一面建设解放区的方 针下，布置了山东的通信工作。秋季攻打济南的同时，奉命到坪 山军委三局开会，会后经济南返青州时，紧急动员准备支援淮海 战役。

1948年9月，军委三局在河北西柏坡召开通信工作会议。图为出席会议代表的合影.前排左起： 荆振昌、龙振标，王子纲、刘寅，后排左起：钟夫翔、黄荣、王诤、曹丹辉.

1949年春淮海大战胜利后，至徐州主持全军通信会议，总 结经验与研究渡江战役的通信联络方法。一切布置好后，返抵滕 县，积极进行从山东各军区抽调干部准备南下参加接管，并随带 一定数量的重要器材，准备沪杭决战中使用。进行整顿部队，加 紧城市教育。从滕县到渡江进至丹阳，我们共计带领通信部队 1000余名、干部近400名，携带重要器材20余吨，并开展对城 市政策的学习和“防腐防骄”的教育，以及对敌伪一切电信方面 情况的调查研究工作。

5月27日上海解放，即随队进城参加接管工作。

1949年5月27日晚进至上海参加紧张的接管工作。当时， 三野与军区合并，我除仍任军区通信局局长外，兼任上海市军管 会电信接管处处长，负责接管伪上海电信局和国际电台的一切 单位及21个电信器材仓库，另组织了一批干部分别随队出发去 接管浙江与福建。我们由于不光有高度的组织性与纪律性及较 深刻的城市政策等教育，而且方针明确：“原封不动，逐步改造”, 再加上适时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教育，使我们在整个接 管过程中，虽然对象复杂、任务繁重，但没有出什么偏差，而是比较顺利地初步完成了接管清点工作。继之，我们即开展了抢修线 路、恢复业务、发动群众、组织工会及接管一切专业部门。

9月华东电信管理局成立，由我任局长，军区迁南京。华东 局电信办公室成立于1949年11月22日，由我兼任主任并召开 全华东党政军通信会议，划清职责和加强保密。

1950年秋实行邮电合一，成立华东邮电管理局，由政务院 任命我任局长兼党组书记。同时，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我 为华东财委委员(财委党组委员)。1950年主要是做恢复工作， 在生产、基建两方面来说，基本上完成了计划。惟全国邮电企业 实行高度统一集中，使我感到一点机动余地都没有。我当时认为 这是违背了“统一集中、因地制宜”的原则，曾数次反映到邮电部 请求研究解决。

1951年在邮电企业展开了进一步的内部改造工作，除完成 基建生产任务和疏散器材加强备战外，主要是对付敌人，进行了 土地改革、抗美援朝教育和镇压反革命运动。这三大运动给邮电 企业内部的许多敌人和潜伏的反革命分子以最沉重的打击，将 电信界的普遍崇美思想转变为仇美思想，将众多出身于地主成 分的技术人员争取教育过来，把潜伏在上海邮电部门的一大批 反革命分子基本上予以消灭(曾破获重大案件数起，颇得公安部 门赞许)。所有这些事，我都亲自动手，负责掌握，可以说基本上 做到了“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

1952年上半年进行了伟大的“三反”运动与整党学习。在检 查领导阶段，由于我先有了充分认识，检查报告做得较深刻，给 群众很大的启发教育，一般反映都很满意。因此，在华东部局一 级干部中，我是“下楼”最快的一个(曾受到解放日报表扬)。由于 我第一炮打得很响，层层下去也就较顺利。接着转入了扫清中小 贪污，进入“打虎”阶段。在“打虎”运动中，我除亲自负责上海邮电三大部门(一万职工)的领导外，又参加了华东第三队“打虎” 司令部的领导(第三队包括铁道、交通、邮电、水利、水产等部门， 由徐雪寒和我负责任指挥)。

由于上级的正确领导和及时掌握政策、灵活运用战术及各 “打虎队”的努力，使我们没有出很大偏差。与一般单位比较，我 们的“打虎”工作还不落后。“三反”后，接着整党学习并参加华东 机关一级党代表大会。

下半年全力放在发展生产方面。由于任务过高，下面普遍发 生强拉义务、违反政策的偏差。我虽将情况反映给邮电部和华东 局，但没有坚持斗争，纠正这一错误。

8月来京接受紧缩大区机构的任务。

10月将区管局紧缩工 作完成。

11月初调京，在邮电部接任长途总局工作。

1953年2月调军委通信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