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叶永烈
牢狱之灾突然降临
钱学森的处境越来越险恶。奇耻大辱的一天终于到来。
那是1950年9月7日傍晚，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探员们包围了位于洛杉矶帕萨迪纳的钱学森住宅。探员朱尔和洛杉矶移民归化局的稽查比尔·凯沙摁响了门铃。他们腰间佩着手枪，还拿着手铐，表明来者不善。钱学森夫人开门之后，探员进入住宅，向钱学森出示了逮捕证。
朱尔后来回忆说：
我很清楚那天的情形。钱夫人来开门的时候，手里抱着孩子。我说要见她的丈夫。不久，钱氏走出来。奇怪得很，他一点也没有激动的表情。但是，在他的脸上可以察觉到，他似乎对自己说：“好吧，这事终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钱学森夫人手里抱着的孩子，是出生只有两个月的女儿钱永真。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只有两岁。
这逮捕证早在几天前就已经开好。大约一时还不敢对这位颇负盛名的火箭专家下手。9月7日钱学森一直在家，没有出门，联邦调查局以为钱学森到什么地方躲起来了。由于洛杉矶离墨西哥不远，而从美国进入墨西哥很方便，因此美国联邦调查局甚至怀疑钱学森已逃到墨西哥，从那里想方设法回到中国。于是，决定赶紧对钱学森采取行动。当他们进入钱家，看见钱学森旁若无事地正在家中，倒是有点吃惊。显而易见，他们关于钱学森“逃跑”的判断完全是空穴来风。
来人对钱学森进行了审讯。他们盘问钱学森的问题，依然是不是共产党员。不过，这一回跟6月6日的盘问不同：那一次联邦调查局的官员突然闯进钱学森办公室，审问钱学森是不是在1939年加入美国共产党，而这一回则审问钱学森在1947年进入美国的时候，是否隐瞒了共产党员的身份？
其实，这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切入角度。美国是一个反共的国家，当时美国的签证申请表上，明确写着“精神病患者、毒品犯……及共产党员不得入境”。倘若隐瞒了共产党员身份获得美国签证进入美国，那就要犯欺骗美国政府罪，或递解出境，或被捕入狱（这一规定直至1990年才作了修改）。
钱学森在1935年从中国到美国留学，那时候才24岁，似乎不可能是共产党员。钱学森在1947年暑假，回中国探亲，并在上海与蒋英结婚，然后返回美国。既然美国联邦调查局认定钱学森在1939年加入美国共产党，那么钱学森就犯了“在1947年进入美国的时候隐瞒共产党员的身份”的“罪行”，犯了“欺骗美国政府罪”。于是，就可以逮捕钱学森，可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此外，联邦调查局在“研究”了钱学森打算托运到中国的行李之后，认定内中有美国“军事机密”文件，所以钱学森又有“间谍”之嫌，即盗取美国的军事机密，同样“罪行严重”。
钱学森依然坚持否认他是美国共产党员，否认他托运的行李中有任何美国军事机密文件。
“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在联邦调查局官员面前，钱学森属于弱势群体，辩白、抗议都无济于事。
钱学森被带上车，押走了。
对于钱学森的迫害，逐步升级：从最初的吊销安全认可证到不准离开美国，又从海关扣查行李到下令逮捕。
关于钱学森被关进什么监狱，流传甚广的“版本”是说被关进“恶魔岛”监狱。“恶魔岛”，Alcatraz Island，直译应为“鹈鹕岛”，是位于旧金山著名景点渔人码头不远处的一座小岛。
1859年美军在岛上修筑了碉堡，1907年成为军事监狱，1934年这里修建了联邦监狱，关押过黑手党头目Al Capone等一百多名要犯，直至1963年监狱从这里撤离。如今，这里是金门国家公园，成为观光景点。由于“恶魔岛”监狱名声在外，许多人就产生“合理联想”，钱学森当年一定关押在这里。
其实，钱学森被关在洛杉矶以南一个叫特米诺岛（Terminal Island）的联邦调查局的监狱里。特米诺岛，又称“响尾蛇岛”，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岛。岛上原本有一座废弃了的石油探井架，井架附近有几间简易房。后来被联邦调查局看中，扩建为监狱。
特米诺岛上的移民局，钱学森曾经在此受审
特米诺监狱跟“恶魔岛”监狱一样四周是海。选择小岛作为监狱，是便于与外界隔绝，防止犯人逃跑。特米诺监狱的牢房又暗又潮湿又拥挤。牢房里常常响起西班牙语声，因为这里关押的大都是墨西哥的越境犯。许多贫穷的墨西哥人想到美国打工，于是偷越美墨边境，被抓住了，就押往这个离美墨边境不远的监狱。
总算还好，考虑到钱学森是著名科学家，联邦调查局没有把他跟那些越境犯关押在一起，而是关进一间单人牢房，有单独的卫浴设备，生活条件还可以。夫人蒋英获准每天可以前来探望。
然而，如钱学森出狱后对一位记者所说：
我被禁止和任何人交谈，夜里，守卫每15分钟就来亮一次灯，使我没法好好休息，这样的痛苦经历使我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瘦了30磅！
使钱学森一下子瘦了那么多，还在于沉重的心理打击。作为一位著名的教授，蒙受不白的牢狱之灾，心灵遭到的煎熬，远远超过皮肉之苦。
四面八方的声援
就在钱学森被从家里带走不久，帕萨迪纳的电台迅即报道了这一令人震惊的消息。那时候，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们都有听电台新闻广播的习惯（钱学森本人即便是在回中国之后也是几十年如一日听电台新闻广播）。透过无线电波，这近乎爆炸性的新闻在加州理工学院不胫而走。教授们、学生们难以置信，温文儒雅的钱学森博士怎么会是“间谍”？当晚，很多朋友赶往钱宅，安慰同样温文儒雅的钱学森夫人蒋英。
翌日，钱学森被捕的消息在报纸上披露，在洛杉矶、在加利福尼亚州、在美国各地，引起惊愕，引起愤懑。
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为营救钱学森，竭尽心力。他紧急致电正在欧洲访问的钱学森的导师冯·卡门。冯·卡门大吃一惊，当即中断访问，提前赶回美国。
杜布里奇还紧急致函那位在华盛顿的美国海军副部长丹尼尔·金贝尔先生，信中非常明确地否定了关于钱学森是共产党员的指控：
他们怀疑钱与共产党有关，所有的疑点我都可以解释，因为我觉得毫无证据足以证明他是共产党员。他虽然同那些被认为是共产党员的人做朋友，但那是公开的来往，毫无秘密之处。我相信，他们的关系，不是基于政治，他自己也始终不知道是在参加什么共产党集会。
杜布里奇还指出：
关于他返回中国大陆的安排，这自然牵涉到复杂和久远的历史，我们需要详加研究。他所采取的步骤，我们认为都是合乎逻辑的、公开的和可以理解的。他设法订船位于8月底离开洛杉矶，后来人们迟迟告诉他所订的船位没有结果，他便写信给国务院询问怎样获得许可离境的手续，国务院官员在私人交谈中告诉他，可以列入学生名单返回中国大陆。
他给国务院的信中解释他要离美的意图，要求获得必须的协助。后来，他与加拿大太平洋航空公司接洽，想经过渥太华至香港。加拿大航空公司下属的旅行社，帮助他办理途经英属加拿大领土以及香港的一切签证手续。我可以证明，他从来未曾否认过这些安排。相反，他公开进行此事，而且在学校里告诉我们这些计划。我知道他赴华盛顿时，也把这些安排告诉过你和鲍特……
香港报纸也纷纷刊载著名科学家在美国被捕的新闻。香港《文汇报》以《我们坚决反对美帝逮捕钱学森》为题，发表评论指出：
新中国诞生了，新的国家欢迎一切有才能的同胞投到伟大的建设事业中去，我们要使国家建设走上工业化的大道。
钱学森在新中国这个响亮的号召下准备回到中国来了，可是美国帝国主义者剥夺了他的自由，无理地把他扣留了，无耻地给他一个莫须有的罪名：美共。我们坚决反对美帝这一侵犯人权的暴行，我们要求释放钱学森博士……
1950年9月24日，李四光以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主席的名义，发表声明《抗议美帝非法拘捕我科学家钱学森等》。
郭沫若以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主席的身份，于1950年9月25日致电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主席居里博士，抗议美国无理拘捕钱学森：
巴黎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主席居里博士：
我国航空力学专家钱学森博士于申请回国时被美警拘捕，物理学家赵忠尧教授和学生二名在返国途中，在日本横滨为驻日美军拘捕。此等蹂躏人权、摧残科学家的暴行，已激起中国科学界及中国人民的普遍愤怒。请你和贵会号召全世界科学家对美帝国主义暴行加以谴责，并要求立即释放被捕之科学家。
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主席 郭沫若
1950年9月25日
新中国的科学家们也发出强烈的抗议的声音。曾昭抡、叶企孙、陆志韦、丁燮林、饶毓泰、向达、刘仙洲、汤佩松、钱崇澍、严济慈、钱三强等189名中国科学家发表联名抗议书：
我们以无比的愤怒抗议美国政府非法地扣押将自美返国的钱学森博士，在日本的美占领军当局无理地扣留了返国途中的赵忠尧教授和罗时钧、沈善炯两位同学。我们认为这一连串的侵犯人身自由的暴行是美国帝国主义者想尽种种方法决心与中国人民为敌的又一次表现，既卑劣又疯狂。
1950年10月18日，搭乘“威尔逊总统号”回国的中国留学生与回国不久的留学生汪稷曾、邵循道、沈慧等183人，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联合国会员大会主席安迪让及安理会主席和人权保障委员会，要求制裁美国政府扣留钱学森等教授，并防止此类事件的再度发生。他们还致电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提出严重抗议，要求立即恢复钱学森等教授的自由。
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开展多方营救钱学森的社会活动。
1950年11月在洛杉矶移民局的听证会上，左起为律师古柏、钱学森（左二）以及移民局官员、记者
在种种舆论的压力之下，联邦调查局开始按照“程序”审讯钱学森。
9月18日，联邦调查局要求狱中的钱学森写下书面声明，保证倘若没有得到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和海军副部长丹尼尔·金贝尔的书面同意，他决不会擅自离开美国。
9月20日，钱学森从特米诺岛监狱被带到设在岛上的移民局，在那里接受审讯。以移民局古尔西欧主任为首的八名官员（其中也包括海关和特米诺岛监狱官员）对钱学森进行审讯。加州理工学院的法律顾问古柏律师则为钱学森辩护。由于移民局对钱学森的“间谍罪”提不出确凿的证据，审讯不了了之。
不久，钱学森接到特米诺岛监狱通知，在交出15000美元的保释金之后，可以获得保释。
在当时，15000美元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和从欧洲赶回的钱学森的导师冯·卡门得知这一消息，当即为钱学森保释筹款，很快筹得15000美元。
9月23日，钱学森终于获释，结束了这15天的牢狱之灾。蒋英开车来到特米诺岛，接钱学森回家。
蒋英曾回忆当时的情景：“我去接他出来的时候，他一言不发，你问他什么只是点点头，摇摇头。我明白了，他失声了，不会说话了！”
被监控的生活是痛苦的
钱学森获准保释了，终于离开了那人间地狱。他的出狱，又一次成为媒体的关注焦点。
然而，乌云依然在钱学森头顶盘旋。
美国移民局规定，钱学森每个月必须要到帕萨迪纳移民局去登记，并要随时接受移民局官员的传讯。另外，还规定他只能在洛杉矶市内生活，如果要超出洛杉矶的市界，必须申报，获得批准方可出洛杉矶。
钱学森还发现，住所附近常常出现陌生人在那里晃荡。不言而喻，那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在暗中监视他。
夜深，电话突然响起。钱学森一接电话，对方就把电话挂掉了。显而易见，那是在测试钱学森在不在家。
钱学森的电话受到监听、信件受到拆检。钱学森发现，就连他上街，背后也有人跟踪。一句话，钱学森虽然获释，但是仍处于软禁之中。
得知儿子在美国遭到软禁，父亲钱均夫写信勉励他：
“吾儿对人生知之甚多，在此不必赘述。吾所嘱者：人生难免波折，岁月蹉跎，全赖坚强意志。目的既定，便锲而不舍地去追求；即使弯路重重，也要始终抱定自己的崇高理想。相信吾儿对科学事业的忠诚，对故国的忠诚；也相信吾儿那中国人的灵魂永远是觉醒的……”
夫人蒋英是音乐家。这时候她不得不暂时放弃自己的专业，在家中相夫教子。她不敢雇保姆，生怕保姆万一被联邦调查局收买，监控他们的一举一动。
1950年11月初，钱学森的八大箱行李经过联邦调查局两个多月的反复“研究”，并没有发现内中有机密文件，决定退还给钱学森。
洛杉矶的报纸披露那些特工们把钱学森行李中的对数表当成了“密码”，一时间在加州理工学院传为笑谈。
钱学森一次次受到传讯。所幸加州理工学院的法律顾问古柏律师仗义执言，据理为钱学森申辩。
1950年8月，被美国海关查扣的钱学森八大箱托运的行李
经过几番审讯，1951年4月26日，帕萨迪纳移民局通知钱学森，他的案件经过审理，认定他“曾经是美国共产党员的外国人”。依据美国国家安全条例的规定，凡是企图颠覆美国政府的外国人，必须驱逐出境。因此，帕萨迪纳移民局决定驱逐钱学森！
钱学森本来就打算离开美国，根本用不着美国“驱逐”。然而，移民局马上受到来自华盛顿的干涉，要求暂缓执行对钱学森“驱逐出境”的决定。还是美国海军副部长丹尼尔·金贝尔的那句话：“他知道所有美国导弹工程的核心机密，一个钱学森抵得上五个海军陆战师，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能放他回红色中国去。”
于是，对钱学森“驱逐出境”的裁定，就一直被拖着，拖着……其实，这“拖”的策略，无非是在一日千里的科技时代中，让钱学森脑袋中的那些导弹知识老化，变得陈旧，变得无用。
没有被“驱逐出境”的钱学森，依然处于无限期的软禁之中。导师冯·卡门最能深刻理解钱学森的性格和为人，他曾经在《中国的钱学森博士》中写道：
此举严重伤害了钱的自尊心。他去找杜布雷奇⑧院长当面申述，没有安全执照他无法留在喷气推进研究中心继续工作。他情绪激昂地说，与其在这里遭受怀疑，宁愿返回中国老家去。杜布雷奇以好言相劝，希望他先保持镇静，并建议他就此事提出上诉。
钱不想上诉，他觉得在当时那种紧张气氛下，一个侨居的中国教授难打赢这场官司。更何况他秉性高傲，认定没有必要去向美国司法当局申述自己不是共产党人。我想，在当时情势下，要是有人利用我曾经为匈牙利短命的库恩·贝拉政府干过事而诬陷我，那么我也会作出和钱同样的反应。
在足球场上，球员避开对方盯梢的办法是不断移动自己的位置。为了尽量避开美国联邦调查局监视的眼睛，钱学森不断地搬家。他的租房合同往往只签一年。到期后就搬家。那些从海关退回的总重量达800千克的8个大木箱，钱学森再没打开过，一直放在那里，以便一旦有机会离开美国，随时可以再度交船托运。夫人蒋英还准备好三个手提箱，放着随身用品，一旦获准回国，可以提起就走。
在软禁期间，钱学森仍不时受到移民局的审讯，审讯的主题一直是为了确证钱学森“曾经是美国共产党员的外国人”，而钱学森自始至终否定。双方对峙着，僵持着。
有一回，检察官突然掉换了一个角度，问钱学森道：“你忠于什么国家的政府？”
钱学森答道：“我是中国人，忠于中国人民。”
检察官追问：“你说的‘中国人民’是什么意思？”
钱学森答：“四亿五千万中国人。”
当时，中国的总人口为四亿五千万。
检察官又问：“这四亿五千万人现在分成了两部分，那么我问你：你是忠于在台湾的国民党政府，还是忠于在大陆的共产党政权？”
钱学森答：“我认为我已经说过我忠于谁的原则了，我将根据自己的原则作出判断。”
检察官问：“你在美国这么长时间，你敢发誓说，你是忠于美国政府的吗？”
钱学森答：“我的行动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用自己的知识帮助美国做事。”
检察官问：“你现在要求回中国大陆，那么你会用你的知识去帮助大陆的共产党政权吗？”
钱学森说：“知识是我个人的财产，我有权要给谁就给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