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曹丹辉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
曹丹辉同志原名曹登辉，1915年生于江西南康一个贫苦农 民家庭。他1929年3月加入共青团，曾任南康县革委会青年部 长、少共书记、团委书记。
1929年秋，曹丹辉同志参加工农红军，1930年转为中共党 员，任红军二十六纵队政治部青年科长。193i 年被红一方面军 总部选送参加红军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学习，毕业后历任红军 前敌总部、红十二军、红一军团、苏区中央政府电台报务员、报务 主任、电台队长等职。在这期间曹丹辉同志因工作出色，受到过 毛主席的亲自嘉奖。
1935年，曹丹辉同志作为红一军团前卫台报务主任参加了 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完成联络全军各台、及时报告前卫情况的 任务。到达陕北后，曾率台跟随毛主席和彭总参加了东征和西 征，均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1938年3月，曹丹辉同志由延安被派往皖南新四军军部工 作，先后任军部电台总队副总队长(代理总队长)、三科副科长。 负责领导和建立新四军通信工作。
1941年1月皖南事变，曹丹辉同志英勇顽强，历尽艰险，突 出重围，于同年4月到达苏北盐城新军部，任新四军三科科长兼 电台总队长，为重建、整顿和发展新四军的通信工作倾注了大量 的心血，作出了重大贡献。
1945年12月，新四军与山东军区合并组建华东军区，曹丹 辉同志任华东军区通信局局长兼党委书记。在这期间，曹丹辉同志为保障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三野和军区合并，曹丹辉同志历 任军区通信局局长兼上海市电信接管处处长、华东电信管理局 局长兼华东局电信办公室主任、华东邮电部副部长、华东邮电管 理局局长兼党组书记、华东财经委员会委员(财委党组委员)等 职，组织接管了上海、浙江、福建等原国民党电信部门和邮电企 业，为恢复和发展华东地区的电信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952年11月，曹丹辉同志调北京，任邮电部长途电信总局 局长。1953年3月至1960年8月调回军队，任军委通信部副部 长、通信兵副主任等职。在此期间，他协助王诤同志为通信兵的 发展和建设做了大量的工作。1955年曹丹辉同志被授予少将军 衔，并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各 一枚。
1960年8月，曹丹辉同志调任高等军事学院通信兵教研室 主任。1962年12月又奉调国防部第六研究院任副院长，协助唐 延杰同志主持六院的常务工作，并主管试制生产、科研、物资和 行政后勤工作，为我国的航空科研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68年曹丹辉同志遭受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残酷 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于1977年4月20日含冤病逝，终年 62岁。
我生于1915年3月22日(民国乙 卯),小名叫“乙生”,大名叫登穗、登辉。 家中共有七口人：父亲曹德铨、母亲及三 个姐姐、一个哥哥。1930年土地革命时 被确定为贫农成分。解放后土改时仍评 为贫农，靠种田谋生。
我7岁前未知做事，7岁至9岁则 在家放牛。由于三担租之事父亲与地主 打官司，结果父亲不幸被判刑2年。我 10岁时父亲刑满出狱，他深感家中无读 书人倍受欺凌之苦，因此虽家境贫寒，仍 决心忍饥挨饿将我送到私塾老夫子曹师 荡处念书，共读了3年书，念的是三字经、四书五经。
13岁插入本乡私立初小3 年级肄业，校长商辑五，教员肖刚(二人均系中共党员，在中央苏区时，商任红二十二师六十五团团长兼政委，肖曾任十二军团政委，于第四、五次反“围剿”时牺牲),经 常向我们宣传革命的道理，启发我们对地主豪绅的阶级仇恨，并 于校内成立了农民协会，我也参加了。
1927年夏，肖又率我做学 生代表到南康城内参加追悼陈赞贤同志大会，并进行贴标语、演 讲、宣传打倒蒋介石等工作。
1928年因白色恐怖，商、肖二先生被通缉，出去参加了红 军，于是学校被迫停办，农协解散。当时，我也被通缉，遂逃到离 家25里之龙迥圩大姐家，改名登颖、俊彦。我又考入龙迥义务小 学4年级，校长曹承彻是个安分守己的人，教员曹光清(中共党 员)则表现进步活跃，常向我们进行革命教育。
是年春，红五军彭德怀之第三纵队贺国中部来到龙迥，将民 团消灭后进驻在我们学校，打土豪、分东西给贫苦农民，给我们 巨大的良好影响。
当时，我见到肖刚同志在该部任宣传部长，肖对我说：“读书没有出路，你家里又穷，至多念到初中毕业出来当 一个小学教员，不怕死到外面去干，只有参加革命才是出路。”
这 几句话给我的影响很深。我当即请假随同红军出发，经我家门 口，即与肖一道去见我父亲。我说要去当红军，父亲虽同意，但说 我年纪小，母亲则不允，将我锁在房内一天，红军不知何往了。次 日，只得仍返校攻读至小学4年级毕业。
1929年我刚考入龙迥高小1年级，还未正式上课，信丰、南 康一带酝酿着农民革命运动，当时的党团和C.P 、C.Y 、红色游 击队异常活跃，地主豪绅人人自危。校长曹德峨(土豪)已先逃入 赣州，于是学校停办。
正当“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当儿，传说朱毛 红军攻克了新丰城，信、康一带农民纷纷武装起义。在农民革命 运动蓬勃发展之际，我自动卷入了革命的旋涡。后来我参加了南 康县革命委员会，被选为青年部长。
是年3月，由来帮助工作的 共产青年团(C.Y) 领导人、少共西河特委李树萱、朱政权两同志 介绍我加入了共产青年团，并给了我一些入团志愿书，叫我去找 穷人发展组织。我便到处宣传，(让人)填表、打菩萨、禁鸦片等， 做发动群众的工作，旋即成立了浮石团的两个支部和区委，我任 区委书记。
是年夏，将我调到C.Y 西河特委去受训一个月后，即派回 到南康任团的县委书记，并开始建立和发展了南康县团的组织。
是年9月，在猛烈扩大红军100万的号召下，我与信、康一 批地方干部参加了红军二十六纵队(属二十二军，军长陈毅),正 式参加了革命军队。至1930年1月在纵队政治部任宣传员。由 于活泼伶俐，朴实勤干，颇得一般同志嘉许(绰号小红军，闻名全 军)。
政治部主任陈铁生很器重我，于2月将我提任政治部青年科长，并由曹亮华介绍由团员转为党员。部队当时在赣、康、庾、 上崇一带打游击，至10月进抵吉安时正式改编为二十二军六十 四师(师长唐天际),我即改任师政治部青年科长。
1930年冬，部队从吉安转移至黄陂，因SF政策出偏差，戕害了许多智勇双全、忠贞有为的同志。当时，我与师政治部各科长和师长唐天际等皆在被捕之列。我幸未被杀，实得政治部主任 陈铁生、军青年部长李树营二同志之拯救，始得释放。
SF后，全 军缩编为一个六十四师，陈军长调粟裕任师长，唐天际任参谋 长，当时将我调师参谋处任参谋。1930年12月30日龙岗之役， 消灭了敌十八师张辉瓒部，接着东韶之役又大部歼灭了敌五十 师谭道源部，第一次反“围剿”的斗争宣告胜利结束。此役我军首 次俘获了敌人的无线电人员和机器。
1931年1月奉总部命令，从部队抽调品质优秀的青干党员去学无线电，经红十二军军党委会(谭震林任政治委员)决定调 我去学习。在4个月内初步完成学习使命。
5月16日二次反“围剿”战役爆发于吉安之东崮岭，学习宣 告结束，我被分配到前方总部台见习。我军由东崮岭、富田、水 南、白沙、广昌至建宁，半个月内打了五个大胜仗，二次“围 剿”被彻底粉碎。当时，我除学习通报技术外，还担任党内支书 (由伍云甫任政委)。
7月，赣南形势日益紧张，为了捍卫苏区根据地，我军凯旋 南归。进抵兴国时情况非常严重，当时我奉命率一电台去随红三 军行动，任务是保存机件(电台),侦收敌人电报。由于我常利用 休息时间，排除一切困难，架设电台收听敌人电报，碰巧有一次， 我收到了国民党南昌行营何应钦给各路敌军“限10天扑灭赤匪”之总攻电令(该电300余字，系机密，被我军前已缴获之密本 所译出)。
因此，敌之部署已全被我军侦悉，遂决定打敌人较弱的一路——第三路进击军四十七师上官云相部和五十四师郝梦麟部。于“八 ·一”战争发生在莲塘良村，将该路敌人歼灭并乘胜向 黄陂之敌第八师毛炳文部攻击，将其大部消灭。
当我台经总部驻 地(《在1931年间》日记中，称钧铺)时，毛总政委知道我收敌报有成绩，召我嘉勉并令胡公侠参谋奖银洋3元(枚)以资鼓励。后 即决定我率台从红三军到红十二军随罗、谭北上宜乐牵制敌人， 以便主力在兴国决战。
我们共四个团的精锐部队，在宜乐一带牵制了敌人四个整 编的主力师。但我们的处境很危险，曾一度被敌包围于南团的一 个高山上。在我军黑夜突围时，我表现了最大的英勇负责精神， 将笨重的机件自己挑着冲出了重围(全部抢了出来，丝毫无损), 受到了谭震林政委的表扬。
此时，我军主力与敌决战于高兴圩和老营盘后，三次“围剿” 则宣告粉碎。我所率之电台又首次与总部取得了联络，我军奉电令至福建汀州(长汀)整编。我被正式委为红十二军兼福建军区总指挥部电台报务主任(党内仍任支书)。在闽西8个月，我军的 任务是扩大苏区与筹款。
1932年夏我随军南征，身临战争最前线，我军痛歼粤敌于 南雄、水口。从当地小商人处获悉我父被白匪军枪杀之軀耗，使 我非常悲痛，两天未吃饭，但仍坚持工作，并暗下决心：“白军不灭，誓不回家!”
是年秋，我随军北上，我军攻打南丰、宜黄、乐安，冬季出击 泰宁、邵武、金溪、浒湾之役后胜利返抵黎川。我参加集中整训， 受短期教育，朱德、周恩来、王稼祥等首长对电台人员上课，使我 在政治上和通信技术上都提高了一步。
1933年初夏，我参加黄陂、东陂战役，我军消灭了敌五十 二、五十九两师之全部，和第九、十一师之大部。敌之四次“围剿”被我军彻底粉碎。
秋季荇田编队，进行正规编制，我被编入一 军团第一师，任电台报务主任。后回到三局被分配至中央政府台和军委总队任报务员(党内任支书)。
1934年3月，我调粤赣军区任电台队长。8月调红二十二师 电台任报务主任、支书并代该队政治工作。至10月17日渡云都 河开始长征进抵湖南宜临时，因该师减员甚多，我们则被编在一 军团做流动台。当时，我仍任报务主任、支书。
所谓流动台就是 开路先锋台，经常在行动中由这个师赶到那个师，哪一个部队做 前卫，我们都必须赶到前卫部队去，故跑路要比一般部队多。由 于日夜行军，不分昼夜值班，利用间隙时间架设天线，进行工作， 要联络全军各台，报告前卫情况(如过湘江与马江时，所有后续 部队电台都要注意我台),因此工作很忙，还要兼顾党与政治工 作，身心上颇感疲劳。但为了全军的利益，我们战胜了困难，克服 了疲劳，完成了行动作战的一切通信任务。
抢渡金沙江与大渡河，直至1935年6月过雪山(峡金山) 后，首次与红四方面军的部队会师于懋功城。我们旋即奉命随先 遣队(陈光率红六团全部、四团一个营)北进，初次试探过草地。 由佐克基出发，行军两天于分水岭遭遇敌骑数千，激战终日，我 伤亡颇重。
深夜从原路撤回，由于准备不足，未带粮食，部队已挨 饿3天，当时我们只好吃野草充饥，电台12个运输员全部牺牲。 我发动两名伙夫挑机器，并亲将求援电报发出。
次晨，部队撤至梭磨河边，河水突然猛涨。不能徒涉(先试渡河者皆被冲没),四 周除野草外别无他物，架桥材料一点也找不到。而后面尾追之敌 骑兵追上，枪声骤起。陈师长令后卫部队拼死抵抗。
在这紧急关 头，我想出了渡河办法：用架天线的一包麻绳连结起来，让师长的牲口先运人渡河，将绳的一端拉过去，另一端派一班人拉紧， 部队则可牵绳徒涉。就这样将部队全部渡过了梭磨河。
待撤回康猫寺时，部队已挨饿整5天了。幸军部接电后，即调集了一部 分猪羊派员送至，始解此危。此后，我被指定为代理队长职务。
在番氏区困留3个月没吃没穿，使我们对张国焘非常不满， 认为这一切艰难困苦都是张不服从中央、不愿北上所造成的结果。大家当时的想法是宁愿战死，不愿饿死。
8月从毛儿盖随林(彪)军长过草地，我台机器曾两度发生 故障，虽经我修好，但毕竟长此以往没有把握。突破腊子口后，军部调林××来代理队长，仍由我任报务主任。
至甘南时，我奉命 随三局行动直至陕北。抵陕北吴起镇之役于白龙镇，三局将我从 一军团调随主席台工作。半个月的甘南急行军，虽是极度疲劳， 但电台联络还是顺利的。
9月进抵陕北边区，吴起镇打垮敌追击后，长征宣告结束。 三局回瓦窑堡，调我随彭毛台到前方(任总台报务主任、支书、总 支委员。当时队长海凤阁，政委杜平)。
直罗镇之役歼灭敌一O 九师后，即率一台随毛返瓦窑堡开会(十二月决议和抗日救国十 大纲领就是这次会议通过的),但我中途生病，仍留下随彭总行 动。
我军包围甘泉之敌，施行武力与统战结合，求得与东北军和 平解决。我们开始学习与展开统一战线工作。由于毛主席亲自 给我们深刻的指示：“人虽少，但都是干部，斗种收干斤；搞大长货，搞好统一战线。”
使我认识到：长征中我军虽受到很大的损 失，但只要有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就一定能取得胜利。因此我对 于未来的前途又充满着新的希望和信心。
1936年春，为了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由甘泉赶至延长，随彭毛东征抗日。进至山西后 · 由于蒋 -阎派兵阻拦，我军于大麦郊之役后即分兵三路(左中右)。
我随主 席在中路(实际只有电台一架，步兵二连)牵制敌人，便于左右两 路主力执行任务。我们中路处境虽数次发生危险，但由于主席指挥若定，竟能悠然自在地胜利完成任务，当时，我台除百分之百 完成通信任务外，还积极扩军、筹款，颇有成绩。
5月我军西渡，发出停战议和通电。返抵陕北大相寺时主 席回瓦窑堡，并抽调了大批干部回后方学习。我当时曾坚决请求 进红大学习，但未被允准，仍派我随彭总野战司令部(后改为前 敌总部)台任队长。5月16日部队出动开始西征。
当时的任务有 三：
1、扩大边区；
2、以军事为后盾，以政治为前提，扩大民族统一 战线；
3、迎接二、四方面军。
在西征的一段时间内，我的工作最为艰苦、紧张。由于人员 少，电台只有我与一名新报务员，日夜不停地工作，而紧急电报 特多，我每天至少要收发电报12-16小时，但因年轻，积极苦 干，不仅未误事，而且保证通信联络很顺畅，因而各方印象颇佳， 曾在干部会上数次受到彭司令员的表扬以及多次物资慰劳鼓 励。
在前进至陕甘大道时，随彭总轻装行动，只带一个排掩护。经 李旺堡时，敌骑二连出击，彭即驰往一军团，我当时指挥该排击 溃敌骑数次冲锋，并以反攻打败敌人，使电台无恙。此后，彭更对 我赞扬和器重。
是年12月，与二、四方面军会合，即由四方面军再抽一电台 来总部工作。山城堡之役后 · 同敌胡宗南对峙于三边时，“双十 二”事变爆发，内战结束，我军旋即南移，取道庆阳至淳化、云阳 一带整训(在三原时，突闻释放了蒋介石)。
1937年1月至7月，我军抓紧时机进行整训。我台在整训 期间颇有成绩。总结时，我队被评为前总直属队的模范单位，并 获得了优胜旗(“五 ·一”竞赛时，我队为总直属队第一的优胜 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