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叶永烈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
就在钱学森递交那份离开美国的声明之后一周，太平洋彼岸的朝鲜战火顿起，麦卡锡主义借助于朝鲜战争的爆发在美国国内甚嚣尘上。1950年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宣布武装干涉朝鲜，并决定以武力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美国第七舰队向台湾出动。钱学森加快了离开美国的步伐。
那时候中美之间没有外交关系，只有美国驶往香港的轮船，也有不多的美国飞往香港的航班。在8月31日，美国邮轮“威尔逊总统号”从旧金山经停洛杉矶驶往香港，原本是钱学森的最佳选择，但是船票早已经预订一空，机票也是一票难求。无可奈何，急于离开美国的钱学森，预定了加拿大太平洋航空公司8月28日从加拿大首都渥太华飞往香港的机票。
钱学森进入了“紧急状态”，他在办公室里收拾好书籍、手稿、笔记本等等，在家中收拾好细软。他委托一家名叫白金斯的打包公司打包。按照当时美国的习惯，准备托运的行李要由托运者先把物品装入一个个防水的纸箱里，然后由打包公司运走，在他们的仓库里装入结实的大木箱，以防在长途运输中损坏。在装好大木箱之后，打包公司把木箱运往码头，交付轮船运至香港，再从香港转运到上海。
对于如此优秀的学者的离去，美国的知识界抱不平者有，惋惜者有，挽留者有。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是最突出的一位，他深为钱学森扼腕叹息。
杜布里奇是一位物理学家，身材瘦削，长着一副娃娃脸，人们用这样的话形容他：“生活俭朴、精力充沛和一味渴望从事重要工作。”杜布里奇从1947年起出任加州理工学院院长之后，由于工作出色，担任院长长达22年之久。
杜布里奇大力挽留钱学森，原因有三：
一是杜布里奇本人富有正义感，向来公开反对各种政治迫害；
二是他深知钱学森是难得的优秀科学家。1948年10月，他亲自致函当时在麻省理工学院任职的钱学森，邀请他回到加州理工学院。钱学森接受了他的邀请。1949年初夏，钱学森和冯·卡门一起返回加州理工学院，钱学森出任该院喷气推进研究中心主任，学院还授予他以美国火箭先驱戈达德命名的讲座教授荣誉称号。
三是杜布里奇跟白宫关系密切。他兼任白宫科学咨询委员会主席。这个委员会专门就科技问题向政府提供建议。
他一面尽力挽留钱学森，一面运用自己的影响，希望华盛顿相关部门举行一次听证会，以求拂去钱学森头上那“一片怀疑的乌云”，重新发给钱学森安全认可证，让钱学森安心地在加州理工学院从事原先的研究工作。
尽管华盛顿方面表示钱学森是美国共产党员的“证据不足”，但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杜布里奇写道：“这简直是再荒谬不过的事，一个伟大的火箭及喷气推进专家，在这个国家里，无法在他所选择的领域中得到工作的机会，因而逼使他回到红色中国，让他的才于在共产政权中施展。”
经杜布里奇再三坚持，华盛顿决定在8月23日举行听证会。钱学森面对院长杜布里奇的一片善意，却之不恭，何况在离开美国之前能够澄清种种不实之词，也是值得的。于是，钱学森在8月21日从洛杉矶飞往华盛顿。
美国海军部副部长丹尼尔·金贝尔
杜布里奇建议钱学森，在华盛顿，应当首先拜访美国海军部副部长丹尼尔·金贝尔先生。
钱学森所从事的研究，跟海军关系不大。为什么杜布里奇要钱学森去找金贝尔呢？原来，金贝尔此前曾经担任喷气工程公司执行副总裁兼总经理，曾经深入了解过钱学森的学术成就，评价说“钱学森是美国最优秀的火箭专家之一”。杜布里奇的目的显而易见，想借助于金贝尔在华盛顿进行疏通，帮助钱学森重新获得安全认可证，这样可以达到挽留钱学森的目的。
当钱学森出现在金贝尔的办公室时，金贝尔显得非常客气。然而，他却是一位“太极”高手。他劝钱学森去找律师波特，以便在听证会上为他辩护。
钱学森在到达华盛顿的第二天——8月22日，拜访了波特律师。波特听了钱学森的陈述，认为明天就举行听证会显然太仓促，他必须有充分的时间进行准备，建议推迟听证会。钱学森同意了波特的意见。实际上，推迟听证会等于取消听证会。钱学森已经订好8月28日的回国机票，六天之后就要离开美国。
8月23日，钱学森再度来到金贝尔的办公室，告诉他由于美国无理取消他的安全认可证，他决定离开美国，返回中国。金贝尔一听，露出了他的真面目。他对钱学森说：“你不能走，你太有价值了！”他劝钱学森三思而行。钱学森在尴尬的、不愉快气氛中，结束了与金贝尔的谈话。
华盛顿之行，钱学森一无所获。
时间紧迫，离他从渥太华飞往香港的时间只有五天，何况他还必须留出时间从洛杉矶飞往渥太华。当天下午，钱学森就乘飞机急急赶回洛杉矶。
经过六小时的飞行，当钱学森刚下飞机，美国移民局的一位官员已经在洛杉矶机场恭候多时。他交给钱学森一纸限制出境的公文：“禁止离开美国！”
钱学森无比震惊，也无比愤忿。
美国移民局的动作如此迅速，不言而喻是金贝尔在幕后操纵。
后来才知道，正是由于金贝尔太知道钱学森的价值，所以他在钱学森离开他的办公室之后，马上致电美国司法部。
金贝尔在电话中说了一句“名言”：
他知道所有美国导弹工程的核心机密，一个钱学森抵得上五个海军陆战师，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能放他回红色中国去。
“一个钱学森抵得上五个海军陆战师”，这就是金贝尔对钱学森的价值的最精确计算。金贝尔深知“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这句话的真谛。
原来金贝尔是一个相当仇视新中国的人物。
后来，钱学森经过5年的漫长抗争，终于回到北京，金贝尔又说了一句“名言”：
放钱学森回中国是美国曾做过的最愚蠢的事。
中国“原子弹主将”幸运漏网
钱学森要求返回中国，引起了美国政府的高度注意，由此关注起“类钱学森”式的中国留学生。
就在钱学森遭到“禁足”之后的第八天——8月28日，美国邮轮“威尔逊总统号”从旧金山途经洛杉矶驶往香港。在这艘邮轮上，有一百多位中国旅客，内中大都是留学生、学者，既有后来成为中国“原子弹主将”的邓稼先，也有后来对中国核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赵忠尧教授，还有钱学森的学生罗时钧。罗时钧就读于加州理工学院时，在钱学森指导下获得了博士学位。在洛杉矶码头，美国移民局官员登船，盘问赵忠尧教授并搜查了他的行李。
“威尔逊总统号”按照既定的航程，在停靠夏威夷檀香山之后，便驶向下一站——日本横滨。中国留学生们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因为离开夏威夷，意味着彻底离开了美国。
9月12日清早，船抵日本横滨。这时，船上响起广播，说是由于有的客人在横滨下船了，要调整房间，要求以下三名旅客带随身行李，搬到指定的房间……
调整房间，这本是很正常的事情。这三位旅客都带着随身行李，到了指定房间。谁知，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官员正在那里等候，来一个，扣一个！
这三名旅客，都是来自加州理工学院，即赵忠尧教授和中国留学生罗时钧、沈善炯。沈善炯在1950年获得加州理工学院生物学博士学位。
青年邓稼先
赵忠尧1927年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留学，1930年获理学博士学位。1948年，身在美国的他，当选当时中国的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情报部门在注意起钱学森之后，也注意起赵忠尧，他们知道赵忠尧同样曾经在美国核心机密科学部门工作。尽管美国移民局在洛杉矶码头盘问时抓不住赵忠尧的把柄，在赵忠尧离开洛杉矶之后，美国中央情报局三度发出电报，要追截赵忠尧。终于，中央情报局在日本截捕了赵忠尧。
庆幸的是邓稼先。邓稼先没有被列上黑名单的原因有二：
一是他很年轻，比赵忠尧小22岁，比钱学森小13岁，不像钱学森、赵忠尧那样“树大招风”；
二是他在美国印第安纳州的普渡大学（Purdue University）物理系上学，没有跟加州理工学院沾边。
8月20日邓稼先获得普渡大学博士学位，赶紧前往旧金山，在旧金山登上“威尔逊总统号”邮轮，途经洛杉矶回国。
1924年6月25日，邓稼先出生于安徽怀宁县一个书香门第之家。1935年，他考入北京崇德中学，与比他高两班、且是清华大学院内邻居的杨振宁结为最好的朋友。1945年邓稼先毕业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1948年到1950年赴美国普渡大学读理论物理。
据罗时钧后来回忆说，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官员手里拿着名单，向那三名被扣押的中国留学生和学者说道：“你们看这船上有一百多个中国人，有哈佛的、麻省理工的，为什么偏偏找加州理工学院的？钱学森，你们都知道的！”
接着，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宣布，摆在他们面前的有三条路：要么回美国去，要么去台湾，如果美国、台湾都不去，那就在日本坐牢！
三个人都没有选择回美国、去台湾，于是都被押解下船。他们被投进东京下野的巢鸭监狱，那是曾经囚禁日本战犯的监狱。他们关进巢鸭监狱时，被剃成光头。据说是为了防止把臭虫带进监狱，他们的身上被洒满刺鼻的农药“六六六”黄色粉末。
当时，中日之间没有外交关系，驻日本是“中华民国”的使馆。他们派人到巢鸭监狱，劝说赵忠尧等去台湾。当时担任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发来电报给赵忠尧：“望兄来台共事，以防不测。”
赵忠尧回电说：“我回大陆之意已决。”
1950年9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报道《美政府阻挠我留美教授学生归国钱学森等被非法扣留 归国学生发表声明抗议美帝暴行》：
【新华社广州22日电】 因不堪美国政府压迫而返回祖国的我国留美学生，又有一批111人于本月20日返抵广州。
据谈，他们启程前曾受到美国政府多方阻拦，经过几个月的奋斗，终于乘“威尔逊总统号”邮轮离美返国，但拟回国的力学专家钱学森博士于动身前竟被美国政府扣留。
当“威尔逊总统号”驶到日本横滨时，同轮返国的原子物理学家赵忠尧教授及学习理工的罗时钧、沈善炯二位学生竟又遭美国占领当局的非法扣押。
全体回国学生对美帝国主义此种暴行极表愤慨。他们抵穗后发表了告同胞书，内称：“我们谨以最愤慨的心情，向国人报告三位同胞在日本横滨港遭美国陆军部无理拘留的经过：
8月28日邮轮到洛杉矶时，赵忠尧教授被移民局职员再三盘问和搜查行李，书籍几被全部扣留。
9月12日船到日本横滨时，美国驻日本占领军第八军，竟无理将赵忠尧教授及罗时钧、沈善炯两同学扣押。
9月17日船到菲律宾马尼拉时，鲍文奎同学复被美国特务检查行李历时四小时，幸未被扣。
我全体同学对这次美国陆军部借武力非法扣押我国学者和归国同学的行动，极为愤怒。我们除将上述情况报告我中央人民政府外，并向美国国务院提出严重抗议。”
为了援救被扣押在美国的钱学森、在日本的赵忠尧等中国科学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发表严正声明。1948年夏就已经从法国回到北京的钱三强，还请他的老师、世界保卫和平委员会主席约里奥·居里出面，谴责美国政府的无理行径。
经过三个月的关押，美国政府迫于无奈，终于在1950年11月底释放赵忠尧等人，他们途经香港回到了祖国。
从赵忠尧事件可以看出，当时钱学森为什么没有计划乘船，而是乘飞机绕道加拿大回中国。倘若他跟赵忠尧一起乘船离开美国，也会在日本被投进监牢。然而，钱学森连乘飞机也“插翅难飞”，除了限制出境之外，新的厄运朝他袭来……
托运的行李被细细“研究”
钱学森从华盛顿回到洛杉矶。他既然被限制出境，只能退掉飞机票，并从海关取回原本打算托运到香港的八大箱行李。他是在飞往华盛顿那天，把需要打包的物品交给了打包公司。
当时，打包公司派人从钱学森办公室运走了书籍、手稿、笔记本等等，存放在打包公司的仓库里，在那儿装入八只木箱，然后由他们运往轮船码头。如果钱学森能够顺利地在8月28日从渥太华飞往香港的话，那么这批行李正好在8月31日搭上赵忠尧他们乘坐的“威尔逊总统号”邮轮运往香港。
钱学森从海关得到的答复是料想不到的：“钱先生，您的行李被依法扣查了！”
当钱学森问为什么的时候，海关语出惊人，称钱学森托运的行李中有美国机密文件，因而违反了美国的“出口控制法、中立法和间谍法”。
如果说涉及前两项法规，那还算一般，而违反“间谍法”则意味着问题相当严重了。
其实，钱学森在办公室整理文件时，已经注意把涉及机密的文件，全部锁在办公室的一个文件柜里，并把钥匙交给了同事克拉克·米立肯教授。
事后，钱学森才得知，当时的他已经处于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监控之中。就在他8月21日飞往华盛顿的时候，嗅觉异常灵敏的美国联邦调查局就着手“研究”起钱学森准备托运的八箱行李。
“据说”是白金斯打包公司的工人在打包时，发现钱学森托运的文件有“机密”、“极机密”字样，于是报告了打包公司的老板，而老板则马上报告美国联邦调查局。这“据说”，不知道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制造的由头呢，还是那位打包工人本身就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特工。
有了这么一个“据说”的由头，联邦调查局会同海关、美国空军调查官员以及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在8月21日、22日齐聚在白金斯打包公司的仓库里，细细“研究”起钱学森托运的行李，重点是其中的“文字性东西”。这时候，钱学森正在华盛顿跟金贝尔先生交谈呢！
“研究”钱学森的托运物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内中有众多的藏书、手稿、文件，还有九大本剪报。剪报是钱学森多年养成的工作习惯，看到有参考价值的文章，就从报纸上剪下来，整整齐齐贴在剪报本上，按内容分类。钱学森这些“文字性东西”，有英文，也有中文、德文、俄文，内容则涉及方方面面，不用说读懂这么多文件非常费事，即便是大致了解一下是什么内容，也够他们忙一阵子。
美国联邦调查局在“研究”中发现，其中甚至有关于美国原子能方面的详尽剪报。美国联邦调查局感到不解，钱学森的专业是火箭，并不是原子能，他为什么那样关注美国的原子能研究？这会不会是一种“间谍”行为？后来他们“研究”了钱学森方方面面的剪报之后，终于认定，这是一位高层次科学家的广博学识的体现。只有达到像钱学森那样的学问层次，才会对众多的科学前沿的研究都给予关注。
不过，不管怎么说，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研究”精神还是令人“敬佩”的。他们居然把钱学森这些“文字性东西”用微缩胶卷拍摄下来，拍了12000多张！他们还把这些文件编成详细的目录……
为了给限制钱学森离开美国找一个“合乎逻辑”的理由，联邦调查局终于决定在钱学森的八大箱行李上做文章。由于联邦调查局“放话”，《洛杉矶时报》、《明镜》等以大字标题报道，“在钱学森回中国的行李中查获秘密资料”。
钱学森据理力争。钱学森在报纸上发表声明：
我想带走的只是一些个人的笔记，其中多数是一些我上课的讲义，以及未来我研究所需要的资料。我一点也不打算带走任何一点机密，或者试图以任何不被接受的方式离开美国。
钱学森还针对报道中宣称他的行李中夹带“密码”、“蓝图”进行说明：“这里头没有重要书籍、密码书籍或者蓝图，那只是一些草图、一些对数表，不过这可能被误认为是密码或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