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官制体系中，存在一种颇具独特性的现象。对于官品等级相同的官员，其所处职位为京官抑或地方官、所在衙署之差异，加之爵位、兼衔等因素的不同，均会致使他们在政治地位与排序方面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差异。
以雍正时期的鄂尔泰与张廷玉为典型实例。二人皆获保和殿大学士之衔，且同封三等伯，仅从官职品级与爵位层面观之，实难明确二者之先后排序。然而，鄂尔泰身为满洲旗人，同时兼任领班军机大臣之要职，基于清朝当时特定的政治格局与权力架构，故而在地位排序上位列张廷玉之前。
以六部为例，其依据职能差异进行划分，排序为“吏、户、礼、兵、刑、工”。需注意，大学士、尚书、侍郎等皆为二品及以上的朝廷显要，作为朝廷举足轻重的官员，他们的位次排列，相较之下更易明晰。
在清代官制体系中，三品以下官员的排序颇为繁杂，若无对该时期官制的深入认知，实难明晰其详。鉴于此，御史拟就清代同品级官员区分秩次高低的方式，为诸君予以阐述。
【先来说三品官的排序】
于京城及外地所设正三品官职，于京者，涵盖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宗人府府丞、通政使司通政使、大理寺卿、詹事府詹事、太常寺卿、顺天府尹、奉天府尹；于外地，则以各省按察使为正三品。
在古代官制体系中，从三品官员涵盖以下职位：光禄寺卿，其掌管宫廷膳食祭祀等事务；太仆寺卿，主要负责掌管舆马畜牧之事；以及各省盐运使，承担着管理地方盐务运输与行销等重要职责。
在古代官制体系中，御史的品级排序遵循特定规则。总体而言，以任职区域与衙门职权为衡量标准，京官品级高于地方官；就衙门职权而言，执掌权重之衙门御史，其品级亦高于职权较轻衙门之御史。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一职，其重要性常为世人所忽视。从品秩而言，该职位处于正二品至正三品区间。究其缘由，都察院之首左都御史，官居从一品，与六部尚书品级相当，地位尊崇。
在清朝的官僚体系中，左副都御史作为都察院的副职，从职责地位考量，理论上应与六部侍郎处于同等层级。然而，在官品划分上，左副都御史却被明确归入正三品之列。据史料记载，乾隆十五年编纂《大清会典》期间，部分大臣提出异议，认为左副都御史官秩定为正三品并不适宜，遂建议将其提升为从二品。
该提议未获乾隆允准，左副都御史无奈降格归入正三品之列。鉴于此乃降格之举，左副都御史遂于正三品文官序列中位列首位。
宗人府作为执掌皇族事务的专门机构，凭借其独特的职能定位，在皇族事务管理体系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府丞于该机构内位列次席，此乃基于其组织架构与职能分工的合理设置。通政司与大理寺，同样在京师的官僚体系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二者与六部、都察院共同跻身“九卿”之列，在国家政务运行与司法治理等诸多层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顺天府，作为京畿要地之首要府衙，理论上地位尊崇。然而，因其行政属性并非纯粹意义上的京官体系，故而其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制约。顺天府尹握有相当权力，且能在一定范围内涉足朝廷政务。虽其在官阶排序中位居倒数第三，不过，依据官方典籍记载，依然被划归至“大三品”层级。
具体而言，在正三品官职体系中，左副都御史、宗人府府丞、通政使、大理寺卿以及顺天府尹，被归类为“大三品”；而除此之外的正三品官职，则归属“小三品”范畴。值得注意的是，按察使作为省级重要官员，主管一省的司法刑狱事务，然而在正三品官职的序列当中，其位次却处于末位。
光禄寺与太仆寺，并非核心行政机构，其品秩为从三品。盐运使作为地方官员，虽身负重要职责且经济利益丰厚，然于三品官员阶层中，地位居末，故亦被划归至小三品范畴。
接下来，探讨关于四品官员的位次排列情况。
在古代职官体系中，正四品官职涵盖诸多重要职位。其中，包括通政使司负责辅助事务的副使；主管刑狱复审、具有重要司法职责的大理寺少卿；詹事府内协助处理相关事务的少詹事；掌管礼乐郊庙社稷之事的太常寺少卿；承担朝会、宾客、吉凶仪礼之事的鸿胪寺卿；执掌马政的太仆寺少卿；顺天府与奉天府中负责佐理府事的府丞；以及在各省主管特定政务、分守或分巡地方的道员。
在古代职官体系中，从四品官职涵盖诸多重要职位。其中，翰林院设有侍读学士与侍讲学士；国子监之主官为祭酒；内阁亦设有侍读学士。此外，地方行政体系里，各省知府以及盐运使司之运同，皆属从四品官职范畴。
从三品官员与三品官员类似，在称谓方面，均不得冠以“大”字。在分类排序上，从三品官员亦遵循以衙门及职掌为依据的原则，其划分方式与三品官员基本一致。
乾隆五十八年明确规定：通政使司副使与大理寺少卿，此二者官阶为大四品。此前其应升迁的职位——内阁侍读学士，于新规中调整为次应升之职。而太常寺少卿、鸿胪寺卿、太仆寺少卿、顺天府府丞以及奉天府府丞，这些官职虽同为正四品，在此次规定里，则被列入正升范畴。
由该规定可知，“大四品”范畴仅涵盖通政司副使与大理寺少卿这两个职位。此二者在官职升迁方面存在显著优势。具体而言，每当三品京官职位出现空缺时，依据吏部既定程序，优先考量通政司副使与大理寺少卿。唯有在空缺数量较多的情况下，其他四品官员方有机会获得升迁考量。
由此，衍生出另一个值得探讨的议题：在同一品级范畴内的职务变动，亦被视作晋升。
以正三品京官中的太常寺卿、詹事府詹事等职位为例，从官员晋升体系而言，他们直接擢升至正二品侍郎一职的可能性极小。通常情况下，此类正三品官员，需先突破当前所处的“小三品”层级，进阶至“大三品”序列，才具备实现品级实质性跃升的契机。
同理，正四品的道员倘若调任京师，通常不会径直擢升为大理寺少卿。在多数情况下，他们需委曲求全，降格担任郎中。即便品级维持不变，也需于太常寺卿、鸿胪寺卿之职过渡一番，方可踏入大四品的序列。
在官制体系中，同品分大小这一现象仅存于四品及以上官阶。降至五品时，该区分便不复存在。究其原因，正五品与从五品官员数量庞大，仅六部、理藩院以及内务府中的郎中与员外郎，数量便可达数百乃至上千人。
于官场仕途而言，无论身处京城亦或外任，从五品晋升至四品，向来是官员们仕途进阶途中难以逾越的关键壁垒。诸多官员终其一生，亦仅能在五品之位停滞不前。然而，若能成功突破四品这一重要关卡，后续仕途之路往往会顺遂许多。自四品起，即便难以企及一品高位，谋得二品侍郎之职，相对而言难度亦非不可逾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