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底的一天，一个叫黄开衡的小伙子，从湖南永兴县农村辗转来到了长沙。

临走前父母对他说:“你到省城去找你二叔吧，听说他现在当了大官，也许他能给你找一条出路。”

当他来到省委院子的大门口时，看门的人问他找谁，黄开衡愣了一下，随即回答：“我找我二叔黄时瑄！”

见看门人有点迷茫，黄开衡突然想起来，父亲说二叔现在叫黄克诚。

黄开衡又立即说：“我二叔原来叫黄时瑄，现在叫黄克诚，是省委书记！”

听到“黄克诚”这个名字，战士大吃一惊：“原来，你是省委书记的侄子！”

然后在他的指引下，黄开衡见到了二叔黄克诚。

黄克诚，原名黄时瑄，1902年10月1日，出生于湖南省永兴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由于家里兄弟姐妹多，黄克诚从小就要砍柴，捡粪，以此来减轻父母的负担。

随着年龄越来越大，黄克诚该上学了，但是家里太穷了，根本上不起，后来大家都觉得黄克诚是个聪明的孩子，如果不上学就太可惜了，在黄克诚的哥哥黄时玑的支持下，他才有了上学的机会。

1920年的春节过后，黄时玑挑着行李，把黄克诚送到县城读书。几年后，黄克诚考上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

父母在亲戚朋友的帮助下凑齐了学费，黄克诚由哥哥黄时玑护送到衡阳上学。

临走前，哥哥把自己好不容易攒下的钱，交给黄克诚，让他好好学习，不要担心家里，家里有他呢。

黄克诚看着哥哥，内心五味杂陈，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上学后，黄克诚便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这时候他发现，原来还有一条路可以带给群众过上美好的生活，让每个人都能吃饱饭。

于是黄克诚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黄克诚说：“加入了党的组织，兴奋的心情好像使我换了一个人。此时，我精神上有了真正的寄托，思想上更加充实，心胸豁然开朗，参加群众运动的积极性更高了。”

后来他被党组织选送到广州，投考由林伯渠、毛泽东、李富春等著名共产党人主持的国民党中央政治讲习班，并被录取。

北伐战争的时候，黄克诚加入了国民党军队担任指挥员的职务。

1928年，党组织给黄克诚布置了任务：让他和自己的几个同志一起回到自己的家乡湖南永新县，组织活动联系群众，保证农民活动的顺利开展。

接到这个任务，黄克诚既喜又忧，喜的是他能见到家人了，忧的是他害怕因为完成任务而连累家人。

回到家后，哥哥嫂子知道他是带着任务回来的，他们也不敢多问，只是为他默默的打点生活。

由于黄克诚是团长，所以他很快就被敌人盯上了。黄克诚不想拖累家人，白天他只能躲到山林中，直到深夜他才能回家休睡觉。

哥哥黄时玑不愿看到黄克诚这么辛苦，于是他便让妻子刘德姬每天给其送饭。黄时玑每天做好饭后，便让刘德姬将饭给装在桶里，再让其给弟弟送去。

虽然在哥哥嫂子的帮助下，黄克诚的任务完成的很好，但是还是有敌人发现了他的行踪。

当时，有两个特务冲进了黄时矶的家中，而黄克诚正在家里睡觉。

当时嫂子刘德姬非常着急，但她还是表现得很淡定。

只见刘德姬提着水桶，走向猪圈。突然，她用力将潲水桶给扔在了地上，并大声吼骂道：“你这该死的野猫，又来我家偷吃的。”

这时屋里的黄克诚被惊醒，他瞬间明白了嫂子话中的意思，于是偷偷从后门逃走了。

黄克诚知道自己被发现后就不能留在这里了，为了不连累家人，于是他便留了一封信给家里人，就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

后来，黄克诚回归了组织。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和家里人有联系。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黄克诚被调遣到了湖南省工作，担任湖南的省委书记。

于是就出现了文章开头的一幕。

黄克诚问了黄中衡一番话，确定他就是大哥黄时矶的儿子，自己的亲侄子时，接着了解侄子此行的来意是让他帮忙安排工作。

“你的文化程度怎么样？”黄克诚问。

“只读过一年书。”黄开衡回答说。

黄克诚想了想，语重心长地对侄儿说：“不错，大哥大嫂对我有恩，我真的好想念他们。可是，你文化这么低，干什么工作合适呢？依我看，你还是去煤矿挖煤吧。怎么样？”

黄开衡连连摇头：“我不去挖煤，我要去读书。”

黄克诚说：“读书好，就去考湖南革命大学吧。”

第二天，黄开衡去参加考试，要求写一篇文章，题目是《什么是新民主主义》。

可是黄开衡从来没上过学，考不上也是预料中的结果。

黄克诚当时正兼任湖南革命大学的校长，却并没有为他开绿灯，黄克诚对侄儿说：“我看，你还是去衡阳铁路当个工人吧，当个信号工。怎么样？”

但黄开衡还是坚持要去读书。见侄儿决心这么大，黄克诚就把他送到长郡中学上初中和高中。

临行前黄克诚对侄儿说：“我只能给你指一条明路，至于怎么走，就靠你自己了。”

黄开衡读书十分用功，高中毕业后考入中南政法学院，1959年顺利毕业。

就在黄克诚当上省委书记的那年，他没有时间回去老家人，没想到他的哥哥黄时矶去看了他。

由于连年灾荒，哥哥生活很困难，他的身体十分衰弱，一到冬天，即使穿着棉衣坐在火炉边，也仍然瑟瑟发抖，他这次的目的就是想让弟弟帮忙弄一件皮袄用来御寒。

他满口答应，但是一转身又犯难了，买皮袄要花钱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有钱也买不到货啊。因为皮袄在湖南属紧俏商品且有指标限制。黄克诚虽是湖南省委书记，但为了自己的事情，也绝不侵占公家的利益。

后来他想到北方的皮袄供应要比湖南多，就给时任察哈尔军区的司令员王平写了一封信，请他帮忙买一件皮袄，新的旧的都行。

王平很快给办妥了，最后黄克诚如数付了钱款。

黄克诚不仅对家人们要求严格，自己也是以身作则。

1941年，苏北先是遇上水灾，接着又是干旱，粮食歉收加上敌人抢粮，老百姓自己都饿肚子，新四军的粮食供应自然成了问题。

黄克诚紧急召开会议商议对策，他提出部队开荒种粮的建议，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

第二天，黄克诚就亲自带头开垦荒地，种下了番茄、黄瓜、四季豆、玉米等农作物。种庄稼少不了施肥，可当时根本没有化肥，最好的肥料就是人畜粪了。

当时黄克诚所在的3师的师部设在罗桥村，他住在一个叫张学成的农民家里。

他一大早，就背着农民家里的粪兜子去捡粪。

很快，黄克诚带头捡粪的事在全师传开了。在他的带动下，官兵掀起了一股开荒种粮的热潮。新四军开荒种粮不但改善了伙食，还改善了军民关系。

那时候，黄克诚还把部队发的毛巾先用剪刀一剪为二。到了第二次发毛巾的时候，就以自己的另一半毛巾还是新的为由，把刚发的毛巾让给其他更需要的战士。

而且为了节省烧洗澡水的柴草，黄克诚在冬天坚持洗冷水澡。

他带领第三师部队驻到阜宁县孙西庄，师部驻在孙福宣家里。

一个冬天的早晨，五更天，孙福宣睡在床上听到倒水声，第二天公鸡叫时，又有倒水声。

之后每天都是这样，孙福宣夫妇感到很好奇。一天清晨，公鸡头遍叫过后，院子里又传来了倒水声。

于是孙福宣悄悄爬起来看个究竟，开门一看，眼前的情景把他吓了一大跳：只见黄克诚身上穿着一条短裤，立在寒风中，他刚用冷水洗过身子，正在用干毛巾擦着，好像天生一副不怕冷的钢筋铁骨。

当时孙福宣没有惊动黄克诚。第二天一早，他就问警卫员：“天这么冷，黄师长用冷水擦身子，不怕把身体冻坏吗？”

警卫员带着十分敬佩的语气回答说：“洗冷水澡，这是黄师长多年养成的习惯，不论春夏秋冬，每天都是4点钟起床，用冷水从头洗到脚，再用干毛巾擦身子，然后再出去跑步。”

“难怪！”孙福宣激动地说，“黄师长看起来瘦条条的，斯斯文文的，做起事来却精神抖擞，连续三五夜不睡觉也不困！”

抗战时期，部队实行供给制，领导和下属一样的待遇，每月每人发三两油、四两黄烟和两盒火柴。

黄克诚吸烟很厉害，每天晚上还要点灯熬夜，发的两盒火柴个把星期就用光了，所以吸烟时没火柴，他就到群众家的锅膛里点火。

一天，张兴旗看到黄克诚弓着腰到锅膛里点火，既不方便，又影响工作，就悄悄替他多领了两盒火柴。

黄克诚发现后，立即又退给张兴旗。

“兴旗，官兵一样，不到发火柴的时候，不能发给我。”

“黄师长，你成天成夜为全师官兵操劳，为夺取抗战胜利操心，多用两盒火柴算得了什么？”

黄克诚耐心地对张兴旗说：“成天成夜操劳，这是我应尽的义务，但决不能有丝毫的特殊，不然，以后这个部队怎样带啊！”

于是张兴旗又把两盒火柴退回去了。后来，黄克诚干脆买来火刀、火石，打火抽烟。

有一次，来了一个客人，黄克诚递给他一支烟，警卫员用火柴替他点了火。客人走后，黄克诚对警卫员说：“今后来人抽烟，一律用火刀、火石点火，不要用火柴，各方面都要节约。”

由于黄克诚在增产节约方面处处以身作则，1942年被评为全军的“节约标兵”。

刘少奇在军部召开的各师供给部长会议上，曾多次讲过：“全军7个师，3师（黄克诚所在的师）人最多，花钱却最少，应当学习他们的经验。”

1949年1月，黄克诚担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来到天津，黄克诚曾当众宣布了他的“章法”：我黄克诚进天津时穿着这身衣服，有一日出天津还是穿着这身衣服，保证原封不动。他说到做到。

黄克诚平时穿的衣服是穿到实在不能再穿了才舍得换掉的。

有一次，黄克诚生病住院，医护人员见他穿的衣服打着补丁，感到很奇怪，便悄悄地问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黄老平时就穿这衣服？”

工作人员回答：“一贯如此。”

医护人员惊讶地说：“真没想到。”

黄克诚以身作则，不仅不给侄子安排工作，让他自力更生，而且他对子女要求更严格，他经常教导子女：“你们要靠自己的努力奋斗成才，不要靠我的什么关系、后门，我黄克诚是没有什么后门可走的。”

黄克诚还立下家规：小车是国家配给办公用的，不能私用，家属子女坐着公家的小车“抖威风”不是我们党的作风，万万要不得。

1980年黄克诚的小儿子黄晴结婚时，工作人员请求黄克诚破一次戒，允许黄晴用专车接新娘，黄克诚断然拒绝：“这个戒不能开。年纪轻轻的，坐公共汽车，骑自行车，都可以来嘛，为什么要开着小车抖威风？”

最后，儿子真的是骑着自行车去接了新娘。

在黄克诚夫妇的言传身教下，他的四个子女都很自觉，从来都是靠自己的能力，有多大能力办多大事，而且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踏实勤恳地工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黄克诚重新担任了党和军队的领导职务，有关部门见黄克诚住的房子太旧了，就动员他搬迁或翻修，但都被他拒绝了。

但是由于他所住的房子实在是太破旧了，有一次腐烂的顶板竟然掉下来一块，正好落在他的床边，万幸的是他没有被伤着，在这种情况下他才同意翻修屋顶。

然而当他得知翻修费用得上万时，他又不同意了，就说哪里坏就修哪里，不能大面积修，要降低费用。

有一次，他对妻子唐棣华说：“中央纪委规定，各级领导干部只能享受一套由公家提供的住房。有了规定，我们总要带头按规定办。现在公家给我安排了住房，你单位以前分给你的宿舍就要归还给单位。”

唐棣华问：“你是说乾面胡同的那套单元房？”

原来，之前单位在乾面胡同分给唐棣华一套三居室的单元房，她就和子女们搬到那里去住了，只在周末回大水车胡同4号院。

1965年黄克诚外放山西后，大水车胡同4号院就退了，唐棣华和全家人都挤住在这套单元房。

1979年国庆前夕，堂弟黄时申去北京看望黄克诚。临走时，乡领导委托黄时申给黄克诚带去30斤茶油。

黄克诚当即就说让堂弟把茶油带回去，但是黄时申感到很为难，离开时借故把茶油留下了。

黄克诚得知后，立即让工作人员按市值折钱汇给乡领导，并亲笔写信告诫家乡的党员干部，不要再搞请客送礼的事。

特殊时期的时候，一位医生被冤枉，无奈之下他试着向黄克诚和中纪委写信申诉。

黄克诚知道后随即给这个医生所在的医院党委写信，责成他们认真复查处理，使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这位医生怎么也想到问题居然真的得到黄克诚的关注，感激之余他给黄克诚回了一封信，表示要加倍努力工作，同时寄了一筐苹果答谢黄克诚。

黄克诚知道后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回信告诉他，帮他解决问题是党和政府的责任，是应该的，现在问题得到落实，放下包袱好好工作就行了，不必送礼。”

他还嘱咐工作人员：“苹果要坚决退回去。”工作人员于是将那筐苹果送到商店请人家帮忙卖掉，之后将钱寄给了那位医生。

黄克诚晚年身体不好，尤其支气管炎症每到冬季便严重发作，咳嗽不止，浑身冒冷汗，甚至有时会持续几十分钟。

领导同志获知他的身体状况后多次要求相关部门安排他去气候条件较好的京郊玉泉山疗养。

黄克诚拒绝道：“我的时间不多了，要抓紧为党做点工作，哪有闲暇疗养？”

黄克诚一生革命和事业的出发点就是为党和国家着想，为人民群众着想，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他虽然为自己花钱精打细算，但在帮助他人解决困难时却非常慷慨。从实行薪金制时起，他就每月从自己的工资里拿出一部分钱，帮助革命烈士的家属。

1986年，黄克诚在住院期间深感自己病重难治，便拒绝用药和治疗，他说：“我已经不能为党工作了，请你们不必为我浪费国家钱财，把药留给能工作的同志用吧。”

他反复强调：“我这样一个油尽灯枯的人，为人民做不了什么，为什么还要花费人民的钱财来治病？”

医生们只好让几个身强力壮的战士按住他的手臂注射输液，可是他一旦清醒就又把呼吸机的管子和针头拔掉。

1986年12月，黄克诚病逝，当秘书就黄克诚的追悼会征求唐棣华意见时，她取过黄克诚生平介绍草稿，将仅有的几处较高评价的词语删去，平静地说：“他一生没有给自己争过什么，我们还是尊重他吧。”

黄克诚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那一天起，就严格忠实地践行党的宗旨，他用一生铸就了“一代楷模”的光辉传奇。

黄克诚的一生，是俭朴的一生，是为人民群众做贡献，处处为人民群众着想的一生。

心中有信仰，脚下就有力量。黄克诚的一生心中唯有党和人民，他用信仰的力量走出了一条严于律己、克己奉公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