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的一天，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许光达翻看新一批学员的花名册时，突然发现一个叫“邹靖华”的名字。

看到这个名字，许光达顿时泪流满面，这个邹靖华和他新婚十天就分别的妻子的名字一模一样。

于是许光达让手下的人去找邹靖华，核实一下情况。

一个战士进到刚刚安顿好的学员的屋里大声问：“请问哪位是邹靖华？”

邹靖华很是迷茫地问：“是谁找我？”

“是我们的教育长许光达！”

小战士的话音未落，许光达也跟着进来了。

两人一对视，这个邹靖华正是自己10年未见、朝思暮想的妻子，就这样，两人抱头痛哭起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许光达，原名许德华，1908年11月出生于湖南长沙东乡萝卜冲的一个贫苦农家，7岁就给人放牛。

他的父亲叫许子贵，勤劳俭朴。由于母亲因病早逝，许光达十岁那年，父亲给他娶了继母。

然而读完初小之后，父亲便让他辍学，父亲觉得认得了一些字，这对一个农家子弟已经足够了。

但是许光达想继续读书，因为特殊的家庭环境使许光达比同龄人显得成熟得多。读书使人明理，许光达从书本里知道了许多成人、立身、立事的道理。

后来许光达的大伯出面和和父亲理论了一番，他答应出钱供许光达继续上学，就这样在大伯的资助下，许光达才得以继续进入高小读书。

许光达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1921年，13岁的许光大考入长沙师范学校。这所学校是徐特立创办的。许光达的同乡前辈邹希鲁也应聘来校任国文教员。

由于许光达品学兼优，邹希鲁非常喜欢他。

但是邹老师也是一个苦命人，1920年的时候，湖南大旱，邹老师父亲病死，大哥上吊，他的薪水根本不够养活一大家人的，再加上他女儿众多，堂弟便以当家人的身份逼着邹老师的妻子卖掉两个女儿。

卖掉的女儿中包括邹靖华。这时邹靖华小名叫桃妹子。

妻子伤心欲绝，但是邹老师生性懦弱，对于堂弟卖他女儿的行为也无计可施，当人贩子过来领女儿的时候，妻子阻拦不了，最后绝望地上吊了。

妻子上吊而亡，邹希鲁哀痛万分，他愤怒得几乎发疯，于是，宁死也不卖女儿，堂弟怕再出人命，就放弃了。

女儿们是留了下来，但是一大家子人吃饭也是个大问题，想来想去，邹老师只好把桃妹子送到已出嫁长沙的大女儿家，然后打算尽早给桃妹子找个人家，以免再出意外。

这是时他想到了自己的学生许光达，于是他央求人去许家提亲，许光达的父亲一听是邹老师的女儿，想都没想就代替儿子同意了。

这一年，许光达14岁，邹靖华9岁。

亲事订下以后，邹靖华随父亲了长沙，进女子职业学校学绣花。

许光达也继续求学。

在长沙上学期间，许光达不仅成绩优异，而且思想进步，成为了学生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在思想上，他逐渐成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

1925年5月，许光达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9月，他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5年冬季的一个夜晚，许光达的国文老师曹典琦告诉他:广州的黄埔军校正在招生，省委要选一些青年党员去学军事，组织上决定派他去。

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以及苏联派遣的顾问人员帮助下，为培养革命军事干部建立起来的军事学校。

因校址在广州市郊区的黄埔长洲岛，故简称黄埔军校。

许光达本身就是思想进步的青年，听到老师的话，他顿时热血沸腾，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

许光达的父亲信奉“好男不当兵”，得知儿子要进军校，匆匆赶来长沙劝说。

但是许光达决心已下，他只留给家人一张8个字的纸条：“南下求学，诸事勿念。”就踏上了去广州的列车。

黄埔军校是一所正规的军事学校，必须经过严格的考试才能入校学习。

许光达虽然是湖南省党组织选拔推荐来的，也不例外。他顺利通过了政治课和文化课的考试。

1926年4月13日初试之后，21日又复试合格，他正式取得了入伍生的资格，被编入新生第2团。

三个月的入伍生期满后，许光达经过考试被录取为炮兵，正式成为黄埔军校第五期学员，编入炮科11大队。

成为军人之后，许光达给邹靖华寄来了信，还随信附了张照片，他身着戎装，腰佩战刀，威风凛凛，英俊潇洒，在13岁的邹靖华心里，未婚夫是那么高大帅气，她一直珍藏着这张照片。

1928年9月，许光达回到长沙东乡，在父亲的主持下，与桃妹子完婚。

结婚当晚，许光达用试探的语气问道：“桃妹子，人都说，有女不嫁军中郎，每日每夜守空房。你怎么愿意跟着我呢？”

桃妹子笑了笑说：“你放心干你的大事好了。我会绣花，我能够自己养活自己。”

他们的新婚是幸福的。

可是婚后，许光达为扩大党在军队里的力量，几乎天天去长沙城联络人。就在他们结婚后的第十天，由于叛徒出卖，他共产党员的身份被暴露，在长沙警备司令部供职的亲戚托人带消息给许光达，让他赶快逃跑。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许光达提了一个小包袱，穿了一件灰色长衫，乘了一顶轿子便进了长沙城，但是城里大街小巷都贴着捉拿他的通缉令。长沙是呆不住了，他只好去寻找党组织。

这期间，许光达先去开滦煤矿当了几个月的煤矿工人，后来，又辗转到了上海，终于找到了党组织。

1929年，许光达被推荐到周恩来主办的军事训练班学习。结业后，他作为党代表被派到湘鄂西，参与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

此后，他跟随贺龙同志参加了大大小小的许多战斗，屡建奇功，成了贺龙元帅的得力助手和亲密战友。1932年，他又被派往苏联学习。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他又重返祖国投身抗战。然而，这一晃就是10年过去了。

在这10年期间，当初许光达走后，保安团来到家中搜查，桃妹子受到了种种折磨。

一个被戴上“共匪婆”帽子的年轻女子，没有人敢和她说话，亲戚也因为怕连累而不离她，她只有凭外出绣花来挣几个钱糊口，日子更加艰难。身体也累垮了，最后还得了胃病。

有一次，做工的时候，她竟晕倒在织机旁。

医生说她得了“痨病”。反动派仍然没有放过她，让她在脖子上挂“共匪婆”的牌子游街示众。

有一天，长沙警备司令部的人拿着一份事先写好的与许光达的“离婚声明”让邹靖华签字，声称只要她签了字，就可以获得自由，但她一把将那张纸撕得粉碎。

然而天无绝人之路，就在邹靖华活不下去的时候，她收到了丈夫的来信和汇款单:“桃妹吾妻：余一切皆安，勿念。托人寄上法币壹佰元，以供日后求学之资。人不读书，事理不明，做人亦难，望能设法求学，以慰我念，并求岳父大人相助。”

邹靖华接到丈夫的信，顿时有了活下去的希望，于是她拿着这些钱，在父亲的帮助下重新走进了学校，她利用一个夏天时间，补完了三年的课程，并考上了初级师范。

后来她天天盼望丈夫的再次来信，但却没有再收到。

很久之后，邹靖华终于又收到了许光达从苏联寄来的信。

许光达随信寄来10张小纸条，上面用中文、俄文写了收信地址，他告诉邹靖华，只要把其中一张贴在信封上，他就可以收到她写的信。

这次邹靖华心里总算踏实了，此时她已有了相当的文化水平，对苏联有不少的了解。

不过她写给许光达的信，把那10张纸条都用光了，却没有一点儿回音，她又开始担心丈夫了，可是她不知道的是由于国民党同苏联关系恶化，两国边境封锁，信路中断了。

许光达从苏联回到延安后，给邹靖华也去过信，可是，根据地发到国统区的信根本邮不到。

1938年1月，在苏联治伤和学习的许光达回到延安后，被任命为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部长。5月，改任抗大教育长。

抗大是女青年集中之地，许光达英俊潇洒，身材魁梧，自然有许多对许光达的爱慕者，她们有的直接“发起进攻”，有的托人向许光达表达爱慕之情，可是都被许光达拒绝了。

拒绝次数多了，很多人以为许光达装清高，不懂感情。

其实，许光达是最懂得感情、也最珍重感情的，他心里始终装着自己的结发妻子。

也有知情人士知道与妻子失散多年，妻子生死不明。

也有人劝他：“你同妻子离散10年了，兵荒马乱，倘若她不在人世了，你岂不是白等啦？”

许光达坚决地回答：“不，我要等。万一她没有死，我另娶她人，岂不伤透了她的心？这些年来，她为我做出了那么大的牺牲，盼望与我团圆，我怎能辜负她！即便她真的死了，我也要到她的坟前哭一回，添上一抔土。”

在抗大，许光达经常查阅了学员花名册，凡是花名册上记录的从湖南来的学员，他都去问过，他希望能从这里找到妻子的名字，但是每次都让他失望。

不过有情人终成眷属，这一天，又有一批新学员来到了延安，其中就有许光达的妻子邹靖华和他的妹妹许启亮。

于是就出现了文章开头的一幕。

那么，她们又是怎么来到延安抗大的呢？

原来，在1938年，根据党的指示，徐特立回到了长沙，组建八路军长沙办事处，领导湖南抗日统一战线工作。

一次，他到老朋友邹希鲁家串门，恰巧遇到了邹靖华。邹希鲁告诉徐特立：女婿离开这么多年，一点儿消息都没有，可女儿铁了心地等女婿，现在失学在家，也没有工作。

徐特立见邹靖华聪明伶俐，就对她说：“你如果想继续念书的话，我可以介绍你去延安抗大。”

邹靖华一听非常开心，立即表示要去。她在心里想着延安是共产党的中央所在地，是许多进步青年向往的地方，说不定去抗大还能遇见自己的丈夫。

许光达的妹妹许启亮得知嫂子要去延安，表示愿意一同前往。就这样，她们带着徐特立开的介绍信，按照徐特立告诉的路线，踏上了奔赴延的路程。

原来，邹靖华她们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时，向林伯渠打听过许光达。

林伯渠认识许光达，知道他是抗大的教育长，但不知道他是否又成了家，对邹靖华是什么态度，便提前给许光达拍了电报，说了情况。

许光达立即给林伯渠回电：欢迎邹靖华来延安！

但电报晚到了，邹靖华已经从武汉启程了。

不过，不管怎么样，许光达和邹靖华夫妻俩久别重逢，也算是圆满。

不久，应毛泽东之邀，许光达带着邹靖华来到毛泽东的窑洞做客。一见面，毛泽东就握着邹靖华的手，高兴地说：“祝贺你们夫妻团聚！欢迎你到抗大学习！”

抗大的许多同事及学员来到他们的住处表示祝贺。

有几个偷偷爱慕过许光达的女学员也来了，在她们看来，邹靖华不过是个平常的女人，但她是教育长苦苦等待的心上人，因此她们对这位教育长更加敬佩了。

许光达与邹靖华之间的感情不仅经受了战争年代的洗礼，也经历了和平时期的考验。

新中国成立以后，许光达作为国家高级将领和领导人，经常可以带夫人参加重大的礼仪场合，但邹靖华却不愿意参加这种活动。

因为多年来，艰巨斗争和艰苦生活的磨砺，使她未老先衰。她觉得自己比那些年轻、漂亮、光彩照人的夫人，太逊色了。

可是许光达每次都硬拉她去参加，他说：“国家的威仪，不仅仅表现在外表上，而主要是看一个国家的国魂、士气、民风和人民的精神面貌。在这方面，你可以把那些外国武官的夫人比下去。‘糟糠之妻不下堂’，这是做人的起码道德。何况你我是患难多年的夫妻。”

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司令部成立，许光达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邹靖华任司令部机关直属队党总支书记，一家人从兰州来到北京。

在新的征途上，夫妻风雨同舟，共担创业的艰辛。

1955年，许光达得知自己将要被授予大将军衔的消息，心中深感不安，他先向老上级贺龙当面请辞，后又给毛泽东和中央军委领导写了一份“降衔申请书”，情真意切地请求降衔。

拿着这份申请书，毛泽东对朱德、彭德怀等人说：“这是一面明镜，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

毛泽东没有同意许光达的申请。却高兴地送给了他一副对联：

　　“五百年前，大将徐达，二度平西，智勇冠中州；

　　五百年后，大将许光达，几番让衔，英明天下扬。”

后来邹靖华给他出了主意:“既然军衔降不下来，要求降低行政级别行不行？这样，不就同别的大将有所区别了吗？”

许光达连声说：“好！好主意！我马上给中央军委打报告，要求行政级降一级。”

他激动地握住妻子的手：“你可真是我的贤内助啊！真是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靖华也。”

经过许光达再三申请，他要求降级的报告最终被军委批准了，最终，他的行政级定为5级。

在新中国成立初的我国十位大将中，其他9位大将都是行政4级，唯独许光达是行政5级。

特殊时期，许光达被安排了很多罪名，他从家被押走。

临行时时，许光达对妻子说：“靖华，看来你得有个准备，可能还要再过一次10年那样的生活。”

在许光达被关押的日子里，邹靖华也被说成“走资派”“臭婆娘”而受到残酷的迫害。

造反派把她押到批斗会场，要她“交代揭发”许光达的“罪行”，还要她同许光达“划清界线”。

邹靖华正气凛然地答道：“许光达只有革命，没有罪行！我们结婚快40年了，彼此的心融合在一起，这个界线划得清吗？”

被关押期间，许光达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常常咳嗽、吐血，心脏病也常常发作，但专案组说他装病，不仅不给他治疗，反而让批斗升级。

在身心交瘁、自身难保的情况下，许光达仍然牵挂着妻子。他嘱咐来医院看望自己的儿子和儿媳：“要好好照看你们的妈妈，她身体一直很弱，多给她搞点儿有营养的东西吃……”

1969年6月3日，被残酷迫害了一年半之久的许光达带着对妻子的无限眷念，在狱中含冤辞世。

1969年6月26日，《解放军报》在报眼上刊登了许光达病逝的简讯。邹靖华捧着这张报纸，没有眼泪，她心里有的只是恨。

许光达到底是怎么死的？始终是个谜。而且他的骨灰安置问题却引起了争议，后来周总理向毛主席报告了许光达去世的消息和有关争议问题。

听到消息的毛主席痛心不已，当即拿起笔批复了20个字：许光达同志的骨灰盒，应该放在它应该放的地方。

短短20字，解决了有关遗体安放的争议，许光达的骨灰被安置在了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

邹靖华知道丈夫死得冤，为了表示抗议，邹靖华和家里其他人不参与送骨灰盒，只让许延滨一人去了。

邹靖华对许延滨说：“你去捧爸爸的骨灰盒，你爸爸是清白之身，别让那帮家伙给玷污了。”

许延滨捧着许光达的骨灰盒，在专案组人员的监视下来到了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放在了徐特立的骨灰盒旁。

突然，站在一旁的专案组人员冲着许延滨喊起来：“许延滨，你把骨灰盒放颠倒了。”

是的，骨灰盒放颠倒了，这是许延滨故意放颠倒的。他把镶有照片的那一面放在了里边。他回过头来，一语双关地对专案组人员说：“放颠倒了，你们再给颠倒过来吧。”

说完，许延滨走出了墓室。

许延滨想：颠倒的历史，也许有一天会颠倒过来的……

1977年6月21日，下午，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经中央军委批准，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为许光达举行骨灰安放仪式，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邹靖华、许延滨、曾正魁等出席了骨灰安放仪式，这次骨灰盒是正着放的。

许光达终于可以安息了，他没有留下墓碑，但用他的生命在人们心中树立了一座永恒的丰碑。碑上写着：“真正的共产党员许光达！”

2008年，许光达诞辰100周年时，他的子孙后代撰文写道：“我们将像先辈一样，永远珍惜军人的荣誉，承担我们的社会责任，清白做人，世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