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隋唐两朝对高句丽的征伐是持续时间最长、耗费国力最大的军事行动之一。自隋文帝至唐高宗，四代帝王跨越近70年，甚至不惜动摇国本也要彻底消灭高句丽。

这一战略抉择的背后，蕴含着复杂的地缘政治、民族矛盾、经济需求与历史使命等多重动因，今天我们就一起分析一下。

一、地缘政治：东北边疆的战略安全

高句丽位于中国东北及朝鲜半岛北部，其疆域横跨鸭绿江两岸，既是中原王朝通往东北亚的咽喉要道，也是北方游牧势力南下的屏障。隋唐时期，中原王朝正处于统一与扩张的关键阶段，高句丽的存在被视为对中原边疆的直接威胁。

一方面是防御游牧势力。高句丽与突厥、契丹等游牧民族存在联盟可能。隋文帝曾指出，若高句丽与突厥联合，将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威胁中原腹地。

其次是控制辽东走廊的现实迫切。辽东地区自古是中原政权与东北亚交流的核心区域。隋唐若不能控制高句丽，将失去对东北亚的影响力，甚至可能被其阻断与朝鲜半岛新罗、百济的联系。

再后是领土主权方面的诉求。隋唐统治者认为高句丽本属“箕子朝鲜”故地，是周、汉、晋等前朝疆域的延续，必须纳入中央政权管辖范围。隋炀帝曾斥责高句丽王：“辽水之广，何如长江？高丽之人，多少陈国？”强调其理应臣服。

二、民族矛盾与边疆治理

高句丽政权由多民族构成，包括高句丽人、汉族、鲜卑族等，其内部民族关系复杂，常与中原王朝发生冲突。

高句丽频繁侵扰辽西地区，劫掠人口资源。隋文帝时期，高句丽骑兵多次袭扰隋朝边境，成为边疆不稳定的主要因素。

另外，高句丽虽名义上臣服中原，但长期保持独立政权形态，甚至自诩为“小中华”，挑战中原的“天下共主”地位。唐朝视其为“僭越”，必须通过征服重塑东亚秩序。

因此隋唐有强烈的边疆整合需求，隋唐推行“羁縻政策”，要求周边政权完全臣服。高句丽的半独立状态与中原的集权体制格格不入，成为边疆治理的障碍。

三、经济资源与战略利益

高句丽占据的东北地区资源丰富，尤其是铁矿、木材和农业资源，对隋唐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辽东地区盛产铁矿石，是冷兵器时代军事工业的核心资源。隋唐为增强军备实力，亟需控制这一区域。而且，高句丽境内耕地肥沃，且长期吸纳中原流民，人口稠密。征服高句丽可扩大税基与兵源，强化国力。

不但如此，高句丽扼守东北亚海陆商路，隋唐通过征服可打通与日本、新罗的贸易网络，促进经济繁荣。

四、历史使命与王朝合法性

隋唐两朝对高句丽的征伐，不仅是现实利益的驱动，更承载着继承前朝遗志、巩固政权合法性的政治使命。

征伐高句丽是前朝未竟之业，北齐、北周均曾试图征服高句丽未果。隋文帝灭陈统一后，将“平高丽”列为国家战略，以彰显新朝权威。

隋炀帝三征高句丽导致民变亡国，唐朝为洗刷“暴政”污名，需以成功征服证明自身统治的正当性。

然而唐太宗征伐高句丽也未成功，唐太宗临终前慨叹“唯辽东未宾”，将灭高句丽视为“不遗后世忧”的终极目标。高宗完成此业，既告慰先帝，亦树立了“盛世武功”的形象。

五、战略误判与历史教训

尽管隋唐最终灭亡高句丽，但这一过程暴露了战略决策的局限性：

过度消耗了隋唐国力，隋炀帝征发百万民夫，导致“天下死于役”，引发农民起义；唐太宗亲征亦因补给困难无功而返，显示军事行动的代价高昂。

地缘平衡被破坏，但隋唐为得到多少好处。高句丽灭亡后，新罗崛起并统一朝鲜半岛，反而成为唐朝的新对手，证明单一军事征服难以维系长期稳定。

同时伴随着民族融合的困境，高句丽遗民部分迁入中原，但多数融入渤海国等新政权，中原王朝未能彻底消化其领土，埋下后世东北亚冲突的伏笔。

总之，隋唐对高句丽的执着征服，既是中原王朝拓展边疆、整合东亚秩序的必然选择，也受制于特定历史情境的偶然推动。从地缘安全到资源争夺，从民族矛盾到政治合法性，多重因素交织成一场跨越两朝的宏大叙事。

然而，这一战略的成功与代价同样深刻：它既彰显了隋唐的国力巅峰，也揭示了古代帝国扩张的局限性。正如唐太宗的警句——“不遗后世忧”，这场战争不仅是武力的胜利，更是一面映照古代中国政治智慧的明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