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长春、錦州等地先后解放，困守沈阳孤城的蔣軍第八兵团，在人民解放軍的軍事压力下，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爭取下，終于最后放下了武器，沈阳于1948年11月2日宣告解放。当时我任蔣軍五十三年副軍长,現将解放前后情况回忆叙述如下:
一、五十三军的历史和我与它的关系
沈阳守軍是以五十三軍为主力，因此先追溯一下該軍的历史是必要的。五十三軍是原万福麟所率領的东北軍部队。該軍在“九一八”事变时期,系万离开黑龙江省所率領的王永盛、于兆麟两旅，后在热河潰敗，整編为一三零师(师长朱鸿勛)和一二九师(师长周福成)成为五十三軍,万任軍长。万福麟以老輩自居,把該軍看作是私有財产。到抗日战争初期,又在保定以南地区几次惨敗，万才把軍长交給对他唯命是从的师长周福成。这支封建部队，軍官中絕大多数是东北人,并多有裙带关系;士兵以东北、河北、河南人居多。
在西安事变前，我任王以哲部六十七軍参謀长，五十三軍的周福成师會临时归六十七軍战斗序列,这是我同周的关系的开始。1940年抗日战爭期間,會经周的拉攏任我为該軍参謀长,后又保为該軍-一六师师长。
1941年3月,由于陈贼向蔣介石进言(陈和周是保定平校八期同学)，遂将五十三軍定为远征軍的甲种軍。按规定,甲种軍必须是三个师，但五十三軍仍只有一一六师和一三零师两个师，直到沈阳解放前夕才堆辐了一个师。
1946年6月,五十三軍由越南受降归国,驻保定附近参加了对解放区的进犯,一三零师六二零团在大王店附近被解放軍全歼,团长佟道被俘。1947年7月上旬,該軍由华北調往东北,周福成发表为第八兵团司合官并兼嫩江省主席。周的兵团部駐开原,軍部駐铁岭,一一六师駐昌图一带,一三零师駐沈阳外郊，主要的任务是保护沈长铁路通車和继续加强沈阳工事,阻止解放軍南进。7月中旬一一六师在铁岭县北、威远堡門遭到解放軍的全歼，师长刘印川、參謀长张希賢均被俘。 后又以整編第一纵队为基础恢复了一一六师,以軍参謀长刘德裕为师长，并以第二纵队作为整訓、补充部队,必要时改为师,以毛芝全升为纵队长,另新編一个二十二师，师长张儒斌。这样,在沈阳解放前夕,五十三軍就有了三个整师和一个补訓纵队,总共兵力約四万人。但由于受重創及新兵多,战力已经很弱了。
二、我和共产党在解放前的接触
“九一八”事变,由于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东北失陷，东北軍移駐平津华北一带。而日寇又提出东北軍对它有“威胁”，于是蒋介石把东北軍再行调开,只留五十三軍仍駐华北。
1936年初，在陝北紅軍与东北軍最初往来时，我就参与其事。那时李克农将軍亲到洛川,就是由我接待的。1940年我任五十三軍参谋长，到重庆开会，我也秘密与八路軍驻重庆办事处联系过。
1947年7月間，五十三軍由保定移駐辽宁铁岭。当时东北战場,解放軍已控制了主动权。我暗自打量时机已到,但找不到适当的人和党联系。当时想到我的好友宛印章在长，还有个侄女赵維娜在哈尔滨,只有这两个人可以帮我办这件事,我遂即向长春发去电报叫宛印章来铁岭，因遍地战火，交通阻隔，一时不能来到。正在忐忑不安的时候,忽然来了一位姓李的中年妇女李书城;她是我的小同乡,且有世交。自己介紹,她入党已七年了,是党委派她来专作我的工作的;并出示于毅夫、呂正操的亲笔信(他們根据报紙发表周福成任第八兵团司令兼嫩江主席,以为我已当了軍长)，信上劝我立即把握时机,采取行动,率部起义。当时我还存在着重男轻女的思想,便对她来个試探,板着面孔說:“你怎么敢来?不怕我把你扣押起来嗎?”她也很严肃的說:“不怕，要怕我就不会来了。我們共产党人以完成党的任务为最大光荣，其他不計。但我們也估計到你不会那样做。”我这时才把我的眞心話告訴她。我說:“我早就有这样的打算,你来得正好,不然我还想派人去找你們呢。不过現在我还不是軍长，而是副軍长。五十三軍四个师，其中张雪斌、毛芝全两师长都是我当师长时期的团长,平时相处甚好，跟我行动是沒有問題的;一一六师师长刘德裕，虽然和周軍长是亲戚，但他是看风头的人,由于利害关切,爭取他也不会有多大問题:只有一三雾师师长王理寰,平日关系不甚好,沒有把握。軍长周福成非常頑固,不易爭取,但是我能爭取,虽然作不到整体行动,部分起义是沒有問題的。我們必須多方进行。請你向各师直接打入，我在内部尽力而为。假如我的軍长眞除，立即开始行动。此后我們需要不断地联系，积极作好准备工作。但对于五十三軍以外的其他部队，素乏往来，关系不够,无法提供资料。”以上是沈阳解放前
三、我与党接触的概略经过。
蔣军第八兵团是怎样放下武器的1948年夏季，东北地区的解放軍已把东北广大地区解放了，将蔣軍分割压縮在长春、沈阳和以錦州为中心的辽西走廊地带。
沈阳守軍是蔣軍第八兵团之五十三軍三个师、一个整編纵队和青年軍二零七师(三旅制)及暫五师,加上騎兵炮兵等特种部队，以及地方保安团共約十万人。这时,卫立煌还在沈阳,企图凭借坚固的防御工事,作垂死的掙扎。但是事情不妙,在东北地区的主力部队八个远征軍十个新編师都遭到严重創伤,損失殆尽,在全国其他战場也同样損失惨重，敗局已定。因此在一些高級軍官中都表现悲观情緒。大家晤談时,都感到早晚必敗,沒有出路。有的从战場归来的将領,問他情况何如?回答是“快完蛋了”。我則因为已和中共接上关系,心里有底,感觉有路可走。有一次五十三軍开高干会議,会后我和张、毛、刘几位师长有意识地閑聊,引到战局問題。我說:“共軍优势兵力指向錦州，这一着来得眞厉害，錦州如不保，就形成了关門打狗四面包围，我們腹背受敌，是非常严重的局面。做为一个将倾，应当看清形势，但不可乱讲。”接着毛师长說,他們的部队都是新兵,打起来不頂事,要沾大家的光。刘师长也說这个仗沒法打，他們师的兵与羽鹏(毛芝全别号)所說是一样的。张师长說,“咱們听副座的吧!”說罢微笑了一下,大有窥破机密的样子。我說:“軍部的办法沒有什么高妙，还不是根据大家意图来作。只要大家团結一致，认清局势,会有前途的。”
当锦州战争吃紧的时候，五十三軍一一六师撤回沈阳。掩护全师撤退的丁赞尧团被解放軍包围在铁岭，丁团长在电話上問我怎么办，我告訴他“見机行事吧”,于是該团即在丁团长傾导下全部投降。这时，我与李书城同志在沈阳铁路宿舍(李的住处)見了面，决定多接头,俾便研究进行办法。
蔣介石为了增拨錦州，曾于10月9日飞沈阳召开了一个师长以上将領的会議，我也参加了。对于援錦或是不援，会上有所争論。当时卫立煌主张不援，认为拨錦州会分散兵力，正中解放軍围点打拨”之計，主张集中兵力在沈阳决战。最后蒋介石作了简短的讲話,先是痛斥不援錦州的說法是荒謬的,这是坐视不救等待各个击破。还說什么要“以动制动”，来个“反包围、反打援”。最后說要加强保密工作,今后有什么行动,事先不下命令,临时通知。蔣讲話时情緒非常懊丧，迁怒于人，責駡东北人泄气,說什么东北学生在北平閙事(指东北学生反内战反飢餓运动及东北学生为索还万福麟之子万国宾于“九一八”时带走黑龙江的大批黄金面請願),为共产党利用。他說东北不乏明达之士，但对学生的无理取鬧竟不加約束，自己不能团結一致,怎能对付敌人?怕明年此时不能再到这里(指沈阳)开会了。他讲完話，最后决定廖耀湘兵团增拨锦州。会后大家都垂头丧气，不約而同地来到一个所謂“俱乐部”,这里有女招待、妓女以及麻将牌、扑克等各样赌具，大家威到日暮途穷，抱着“今朝有酒今朝醉，此时不乐待何时”的心情。我借机問了一下“剿总”副参謀长姜汉卿:“你說今天这一决定怎样?”他說:“完蛋更快一些。”我問为什么?姜說:“老头子(指蒋)亲自指揮嘛。”
当时在沈阳的一些达官贵人更是慌乱一团，粉粉手坐飞机逃跑，像万福麟、吳焕章等均先后离去。吳在临別时还請我們吃飯。他凄凉地說:“你們还有活动余地,我不行,是个党混子。”并指着另子說:“怕是今生不会再来了。看来是要做他乡之鬼了。”10月12日晚12时許，忽接“剿总”姜汉卿电話，叫我去有事面談。到后他說:“老头子亲自留条，让你率倾五十三軍，归第九兵团廖耀湘指揮，支拨锦州战役。这一来你就其除了軍长，周不能再兼了。”我說:“为什么軍队行动不下命令?”姜說:“这是老头子的新规定,为了加强保密。”并說最近某部少校参謀赵某送命合，他竟送給共軍了。我說周知道这次行动嗎?姜答不知道。我說頂头上司不晓得，如何能通得过呢? 我遂即到周的住宅說明这一口头命令的经过。周气愤地說:“不能干了,我就去找卫长官(卫立煌)。”等候一个多小时，周才回来。他說卫也說不知道,看卫的样子命令是不易改变的，但允为明天向蔣轉达試試看。我又說廖有电話来让我作好准备,候令行动,还說明早8时去兵团部开会。周让我先回去，他打算在飞机場送蔣时再請求一下。
这时我内心非常高兴,认为周的請求是不会生效的,更联想到中共方面的一些朋友們如于毅夫、王梓木、于炳然、高崇民、呂正操等,都一再說让我把握时机,这确实是机会到来。我遂預謀到达新立屯附近，来个挺进，并拟找李书城来研究此事。但周送蒋归来說,蔣答应让卫看着办罢,居然又变更了原来計划，使我懊丧的不知說什么好，眞是“煮熟的鴨子又飞了”。周却高兴地說,他和蔣要求时几乎落下泪来;又說,蔣与杜聿明說話不让別人接近，不知为什么。又說:“前几天万福麟沈阳話別时对他說,全五(周的别号),这仗打不了,你不要太呆板了。”我說:“这是督办临别的宝贵赠言，对你爱之深,想得周到，让你遇机不要呆板，来得灵活些。”周說:“怎样灵活呢?”我說:“你为什么不問他一下怎样才不呆板?”他說当时沒想到。我說“是否万已說过对我保密?”周回以“瞎說”,遂叹息了一声，继之又談营口王家善师起义事。这就使我产生了一个錯觉,认为在强大的解放軍軍事压力下,可能是周也有所动搖,因此遂产生了爭取他一同起义的念头,以为这样就可以实行第八兵团。或五十三軍的全部起义了。
1948年10月26日,軍部得到“剿总”的“敌情”通知說,25日上午长春附近解放軍某部向西南行进中。駐昌图以北的騎兵旅向兵团报称，解放軍先头部队已通过昌图向南急进中。兵团司合部即合騎兵旅主力撤至法庫以西地区,側击解放軍,估計两三天后可能发生外郊战斗。这时,兵团司令官周福成对沈阳防御的兵力部署是。北陵(飞机場在内)-东陵(东山咀在内)归五十三軍守备;东陇(不含)--兵工厂(不含)归暫五师;兵工厂(含)一西南接五十三軍左翼，归青年軍二零七师。該师以分散在撫順各地,集結需时,就位較迟,未能按預定时間到达。
10月28日上午9时,周福成率兵团参謀长蔣希斌、五十三軍参謀长郭显荣及我同他去东面二零七师与暫五师两师衘接处視察。在見到两师长时,听到零星枪炮声,我暗地問了一下暫五师师长許庚揚“这一任务怎样?”他搖搖头說“吃不消”。周当时說了几句打气的話,让他們好好守,不到近距离不开枪，并說什么后续部队多的很。归途我問周:多的很是指那些队伍?他說打气么,并說让我当总指揮，同他住在中国銀行一起,有事便于商量。我表示不同意，理由是地位低，不起作用。我并說还是“老将出馬，一个顶俩”。五十三軍内部事,让我作什么即作什么,添上总指揮,无异破坏兵团的組织。这是因为我在此时期急需要与党派来的李书城同志会晤，如与周住在一起,无异受他监視,諸多不便,万一我們俩决裂,那就无法逃避。我又說,通信联貉都架設了,还是不变較好,等两天看看需要变再变,好在我住魁畲祥离中国銀行不远，随时找随时到。还說兵工厂是防御重点，必要时我可退到那里。周不愉快地說:“好罢。”周回到兵团部后,得知卫立煌于午前9时乘飞机逃走了,这急电蔣介石說“卫不告而去，渙散軍心”。蒋回电指示地方一切事宜由周負責,坚守沈阳,以待拨兵,如战斗失利,兵工厂切不可資敌，定要彻底破坏,还責成由周亲自监督,固守待援。这本是騙人的鬼話,但周当时却信以为眞。
在10月27日，中共代表李书城同志回去汇报兵力部署,停止前进，速派人来。临行，我在名片上书明李是我的亲戚，因母病回铁岭,回来时可能兄弟两人,持此片有效,并签字盖章。(卫立煌在未逃走前,會亲自电話告各师长，凡出入第一线者，非有师长以上的許可证不能通过。)又以吉普車送出前沿陣地。为了保证暢行,我給防守小桥的营长去电話立即放行，切莫迟滞，合随从兵馬奎龙护送。我向李叮嚀說:“停火派人,速去速来,良机易失不易得，稍纵即逝。”
10月28日,基于我視察途中的意見,晚8时在兵团部召开紧急会議，研究当时情况,拟定出席人員有周福成、兵团参謀长蔣希斌、五十三軍参谋长郭显荣、师长王理寰、刘德裕、张儒斌、毛芝全和我八人。刘、张两师长尙未到来,周即說先开吧,他念了电报,大家认为,固守待拨是驅人。会开始时你看我,我看你,面面相觑，一言不发。待了一会周說:“国屏先說罢。”我說:“我說我就說,不过說的对否得让我說完。”周說:“哪一回沒让你說完过呢?”我遂說:“現在情况非常严重，第一道坚固工事都守不住了，敌人正在节节逼近，一部敌人已接近大北关及铁路以北地区,指向旧城，来个一点突破，再来个左右轉，全軍即告全歼。所恃二、三道工事是无能为用的(这是我故甚其詞用以迫周)。我同大家会前交换了意見，致认为这个仗是打不了啦,不能打……。”沒等我說完,周以手用力拍了一下桌子,砰的一声茶杯都跳起来了,愤怒地对我說:“怎能这样說,再說，我要对不起你了。……”我說:“我是不怕死的,若是怕死就不說了。我内有本軍同人的拥护，外有共产党的支持。我是为了你不当战犯,为了大家有个光明前途……”这时王理寰猛然离开座位到門外說:“副座(指我)，我有話讲。”这时我看了一下我的随从兵(警卫人員),他們都在严陣以待,我遂到門外对王讲:“你說吧。”他說:“如果周把咱們都扣起来,那就糟了。我先回去从事行动准备。”王走后我回到屋来对周說:“司令官,王师长說他回去馬上就要行动,不信叫楊副官(周侍卫)来問他一下,他們都听到王师长的話了。”周問了一下,与我所說一样。我又說:“不信再問問夏副师长(是周的連襟)，現在大家都不願打了。一三零师已有中共代表在那里談判中。”我随手拿起电話叫通夏的电话說:“时之(夏的別号)嗎?我把大家的意見向司令官說了,他大发雷霆說,我若再說他将对我不起。你可把你們那边的其实情况向司令官說一下。”我把电話轉給周,经夏說了一遍和我相同的話。周听后把电話一摔，倒在床上說:“国屏，你把我坑了!”少頃周又从床上起来說:“我自己指揮。”軍部参謀长郭显荣一边拿地图一边說:“看怎么样!看怎么样!”是对周旣在抱怨又寄同情。接着又哭着說:“哼!过去我說你不信,看看現在弄得这个样。”这是他不常向周进过谗言,未被采納,此时大为扼腕。周又給师长张儒斌通了电话，开口就說:“你們是不是也不打了?”张說:“誰說不打,枪还响。不是不打,而是打不了,现在是节节后退,其是不能打了。”周說:“他媽的!說了半天还是不打。”他說罢又倒在床上，說:“国屏，你真对得起我啊!”可是他的气却小了一点。这时“和平保乡会”催我去，我說:“司令官考虑考虑吧!我还有事。”就到另一屋給苏炳文通了話(苏系周任团长时的旅长,现任“剿总”参議),請他来劝周,并告知白天地方团体向周请願未准，内部情况亦略提到，但未說得那样严重，怕的是苏畏难不說了。
这天晚上的会我是迟到了的。我到会时，正在推举警备司令赵毅为代表前往解放軍洽商停战,并推我負軍事总責,我主张請王理寰負责,我帮办。王說:“拥护副座。”我即叙述了周的頑固性,卢乃賡主张先将他干掉。我說:“周領导五十三軍多年，有些裙带关系,那样做,必然要流血。为了避免流血,有法使他不起作用。”大家說那更好了。
我回到兵团部探听我走后周的情形,将到周的寝室,見到好几个人争看周留下的信,見我到来即說:“司令官走了,还給你留下了信。”信上写着:“国屏弟;事已至此，我无能为力，希你善其后罢。我走了。周福成。即晚。”我問走了好久,是軍装还是便服,誰跟他走的。他們說走了一个多小时,化装商人,梅年丰跟着他。这时我的副官陈舜和对我說:“好险啊!差一点沒出事。你从兵团部走后，周把楊副官、梅年丰叫来,先問:‘我待你們二人怎样?’他俩回說很好啊。周說:‘我給你們俩一个任务，把副軍长枪毙了。’楊副官說:‘这事哪能做，都是长官，副軍长犯法你可上报。哪能軍长枪毙副軍长,有理也变无理了。’梅年丰說:‘即或你不顾一切这样做，事实上也办不到。副軍长向来自己不带枪,现在枪不离身,随从也增多了。邓永林旣会武术,又能双手打枪。他住在魁畬祥,不来同你一起住，那是有原因的。我們到那边都不能随便,說什么严防特务暗杀。’周听了这些話又說:‘他媽的!你們也投降了。’拿起笔就写，写了又扯,扯了又写,不知写什么。原来是給你写信呢?”
当晚12时,王理寰电話說,解放軍要求該师回戈指向青年第二零七师(西南方面)，从侧面协同进攻。他說当时以集结困难沒有接受这一要求。我說“这是一个政治測验,沒有照办,是錯了。”王說:“实在分散，办也来不及。”
10月30日上午得到报告說，二零七师向五十三軍陣地方面布防。我給二零七师师长戴朴和暫五师师长許庚揚通电話,請他們来兵团部研究一下目前情况和对策。戴說太忙不能来，又說:“你那边的事我們都知道了,請学兄关照。”他要請周司令官讲話，我說不在，回来吿訴他。周的出走好像戴已知道了。我又同許师长說了話,也是說忙，不能来，但說他的行动与我是一致的。我說:“怎样一致? 請明确一下。”他說:“不打了,举行起义。請放心。”
这时我是焦急万分,可以說万事俱备,只等两位代表归来。李书城代表和赵毅代表为什么还不回来?現在还应作些什么?忽然想起兵工厂来，把該厂徐科长請来。他以为我是催他破坏兵工厂的事,开口就說:“周司令官叫我作好准备工作,我已备好了炸药四吨,并安装好雷管,待命实施。”我說:“你体会錯了。請你来不是让你从事破坏,而是让你保护工厂的。收音机广播工厂問题,你听了嗎?”徐笑着說:“听了。让我們做什么?是不是护厂有赏，破厂要罰?”我說:“对啦!現在沈阳采取和平解放,軍事上我負責,任何人不能破坏。咱們俩互換电話号碼，有事直接联系。咱們一同到你厂看看。”兵工厂厂长陈修和是我在越南时的老友,找了好久,不知去向。徐科长建議多发一个月的面粉,用来鼓励护厂。我說:“很好，就这样办。”随后我又和兵站总监樊光普通电话,告訴他沈阳和平解放，应通知所属单位办理移交手续。吿知兵团部副官处长王炳南,以汽車游行作好宣传和平解放沈阳的工作，让市民安心，商店照常营业。通知各单位准备移交,防止隐藏作伪,并准备欢迎解放軍进城。
前边已談过李书城、赵毅两代表迟迟其归。現在(11月1日)他們回来了。据李书城說“由于某种手续不完备，遭到沿途查验，致悞时較多,所以預定先行停止前进、派人商洽的办法未能如期执行。李对此万分着急,合四出奔走，以期补救，但未做到。当时我对李會有埋怨情緒。
11月2日午前8时，解放軍第三纵队政委罗星文来商洽起义事宜，約定午后办手续。这时，“剿总”高級人員紛紛要求保护安全，有的打电話問情况，有的打电話自报部队番号，請求列为起义部队。有一位姓熊的說:“学兄啊!千万別使我落榜啊!”(电話听不清,可能是熊正平。)我回答他們就地不动,听候代表們研究。午后经解放軍方面正式宣布为放下武器。至此东北全境宣告解放我也实现了站到人民的行列中来的夙願。
再說周福成化装出走后，拟乘混乱之机免于被俘。殊不知解放軍善于捕捉国民党的高級将領,因此未能逃脱法网。3日,林彪司令員請客,周亦列为上宾,在与我見面时,他說:“咳!悔不該,我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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