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华公司矿山在湖北大冶(今黄石市),总公司設在汉口,下設工程、财务、营运、采购、总务等五个股,上海另設有机器煤球厂及办事处。全公司共計职工一千一百余人,其中总公司約三十余人，上海煤球厂及办事处約四十余人,矿山机电房約一百人,矿井約九百人,煤栈和运輸約一百人。平均年产柴煤約六万吨左右,它与同一地区的利华煤矿公司同是湖北省内較大的产煤企业。。

源华煤矿公司是1935年組成的,它的前身是富源、富华两煤矿公司。該两公司組成于1914年前后，股东大都是清末民初的在野官紳,股份多,資金少,加以经营管理不善和彼此盲目竞争,以致年有亏折,終于不得不合并改組,并吸收汉口有資力的工商业者加入。这样，才形成了以民族資本为主体的大冶源华煤矿公司。当时新参加的股东有陈经畬、贺衡夫、张东初、张韵軒等十余人，全部股額約一百二十万銀元。人力財力各方面都較前充裕，经营管理也漸入正軌，业务大有好轉。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38年武汉渝陷之前。

武汉渝陷前夕,国民党地方政权指示源华,应将开采机器设备尽量撤迁后方,无法拆迁的矿井,亦必須予以破坏，以免資敌。公司負責人为了保全股本,却采取了阳奉阴违的态度,除了拆迁湖南辰谿，与国民党中央经济部在該地合作开采煤矿,以及运存汉口租界各堆栈者外,賄通执行破坏任务的人员，只把不关重要的部分工程股备予以破坏,而其正重要的机器設备却保存不动。所以敌伪能够在太平洋战事发生后利用源华原有部分股备(其余部分不知搬迁到何处去了),从事开朵。

1945年抗战胜利后,各地煤矿由于敌伪严重破坏，生产不足。源华既是湖北生产无烟煤一个較大的煤矿公司，同时与其他遭受严重破坏的矿井相比較，又具有容易复工的优越条件。当时武汉和长江下游,特别是在上海,市場煤价甚高,利洞甚厚，因而源华引起了官僚資本的覬覦。当公司在渝接到经济部命令回鄂接收复工时，湖北省府已先由六战区把源华接收过去，从事开采。虽然公司接矿持有合法根据，经济部并派有代表协同执行接收,但他們仍是百般刁难,拖延甚久,屡次交涉皆不得要領。经济部的代表对股东們說:“仅凭你們几个商人,接收旣有困难,即使发还之后，经营也难免不有困难，最好有几个軍政界的人撑撑腰才行。”公司股东們无可如何,只好請出了徐源泉、何成溶等出面疏通，并通过他們的关系,利用省参議会的压力(当时省参議会曾把省府留难源华接收列入了議案),乃于1946年6月获得省府批准全部发还。接收虽是有了圆滿結果,但因此而給徐源泉以钻进企业的机会。

徐源泉想把公司抓到手里，第一步便把他的弟弟徐斌臣原来握有的源华股票約银币一万元过戶到他自己名下(徐弟在抗战时期病故，原系源华的监事,股金約占全部股份百分之八),以公司股东兼接收功臣身份钻进了公司。紧接着第二步就是攫取公司的領导权。在公司召开第三届全体股东会議(1946年6月)的前夕，他串通何成溶(何在为源华交涉接收过程中,亦收买了約二千余元的股票,成为公司股东之一)出面向公司原股东陶戒三脱“这次源华股东会选举董事,为了使公司顺利发展,特别是在軍政各方面能吃得开,最好是选徐源泉当董事长,要賀衡夫让一下。”陶听了之后,立将此意轉达各原任董事。当时大家都有所顾虑,仍拟推賀继续連任。賀說:“徐源泉旣是想干,揣情度势，我也无力和他抗衡，不如让他干吧。”这样一来,大家也就沒有继续坚持下去，因而徐源泉很順利地达到了攫取公司最高领导权的目的。

公司董事們对徐領导企业虽不十分欢迎,但认为:1.徐源泉和何成溶都是湖北有名的軍閥,他們是一鼻孔出气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买了徐的帐,也就等于买了何的帐，可以收到一箭双雕的效果。2.在接收的过程中,徐源泉也确实卖了一番力气。3.抗战前源华矿井所在地大冶县种商各界,看到源华年年获利分工,经常借故糾經,小的如安根电杆,挖个垱垱都要若干錢，大的如借口破坏风水,阻止工程进行等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今后有了徐的挡箭牌,也可以减少一些麻煩。4.徐源泉自抗战后被国民党中央解除軍职,东山再起的希望早成泡影,因为抗战前在汉組织过仓汉翰船公司,淪陷时在渝又創办过化工厂,显然是想在工商界找出路。固然他办企业的目的与民族资本并不完全相同,但只要周旋得法,或者还不会弄得那么糟。

徐源泉攫取公司最高領导权,虽然沒有人公然表示拒絕,但毕竟他不是大股东,也不是工商界出身的人,公司休戚有关的董监們自然对他有所防范,矛盾仍是不免的。矛盾的癥結所在,主要在入事和经济两个方面。

一、人事方面，徐源泉把源华抓到手里后，他的亲信部属便千方百計地企图钻进企业,徐也有意识地安插部分爪牙,以便上下其手,达到为所欲为的目的。当时董监会的对策,是宁願徐在公司各部門多用几个私人,甚至在有限的名額之外,还同意让徐的少数旧属在公司拿干薪,但是有关重要职位就不轻易放手，以防尾大不掉，无法控制。例如1947年下半年和1948年初，徐源泉先后企图介紹同乡魏某和旧属段某分别担任工程股工程师和煤栈(即公司收发煤机构)栈长。当他提出和总经理张东初商酌时,张就对徐說:“工程股一向由朱总工程师掌握,公司完全处于监督地位，如果插进一个新手，可能发生摩擦，影响生产，因而影响董事长領导企业的信誉。”“煤栈是公司喉管,呼吸数量大,接洽的面广，而且人事复杂,要是发生了差錯,克公(徐别号克成)还要替別人担风险。”这些言詞引起了徐的顾虑,终于使徐放弃了原来的打算。

1947年公司上海煤球厂主任李幼华病故，徐的旧属少将高参谋的林宝恒想钻营这个位置。但林的品质太坏,如果让他去干,势必把煤球厂弄糟;如果不让他去干,又无法避免与徐发生齟。于是董监会为了避重就轻,就采取了走馬換将的方式,选擇了徐的另一旧属林育民前往接充，以为搪塞。

另外,徐在各部門安插的嘍罗,固然都不担任独当一面的职务,但是他們狠狽为奸,也是公司成到最棘手的問题。仅以財会股为例,主管会計方寿安、主管出納严继全,都是徐的旧属关系。他們又将主管财会的董事张韵軒原介紹的出納挤走了，财会股五个职都成了,清一色的徐源泉集团。他們还经常利用通货膨涨企图混水摸魚，把财会工作搞得一塌糊塗。董监会既不敢正面提出意見去捋虎鬚,又不敢撤人換人，于是就利用官僚与官僚的关系,于1947年下半年暗地商由任资源委员会赣西矿务局局长的董事王季良推荐一人，旋于同年下半年又商請常务董事陶戒三将公司财会紊乱情况轉告何成溶,由何出面以公司财会組织不健全为詞，继续推荐一人。虽然这些轉弯抹角的措施沒有能把局势全部扭轉过来，但总算是削弱了徐在財会部門的势力。

二、财经方面，源华的财经，分现金和物资(煤炭)两大类。在1948年前恢复生产阶段中,煤的产量还低，公司收入現金，除用于修建工程、添置机器股备和发給工資外，存款不多。1948年下半年修复了南平巷矿井,并开办了保安烟煤矿之后，产量提高，收入堆多,除发放两年股息(1946-1947年)外,还有大量現金。董监会为了防止货币贬值,首先在上海买了九万元美金外汇,以公司上海股东郑章子常务董事印鉴存入上海的銀行保险柜。另又陆续在汉口买进黄金，以董事长、正副总经理及董监事二人的印鉴，分散存入本市上海、四明等銀行的保险柜里，并规定取出时，必須有其中三人印鉴才能有效。名义上是約束大家,不让任何領导滥支滥用,实际上还是針对徐下的一着棋。

即令如此，徐源泉还是有所侵占。例如他个人杂七杂八的开支，甚至有时連公館私人宴会应酬，都把单据拿到公司付款报銷。特別是公司出产的煤,在当时物資奇缺、物价飞騰的情况下，誰掌握了它,誰就能够从中获利。因而徐源泉在这方面的巧取豪夺，也就显得格外突出。其主要事例如次:

(1)开设煤号,优先购买公司煤炭。徐源泉任国民党第十軍軍长时,他为了表示对桑梓的关怀,曾在黄岡創办了一所正源中学。自从他把源华抓到手后，竟异想天开地在汉口开設了一家正源煤号,把这两个风馬牛不相及的事业,用“正源”二字把它們联系起来,借口以盈利挹注正源中学,要求公司每月优先供应該号几百吨煤,从中获利。

(2)利用爪牙,进行套购。前面已经說过,徐源泉除在公司各部門,特別是对財会部門，安插了大批实职人员外，还豢养着一批在公司拿錢不做事的門下客。这班人旣伙同在公司任职員的徐的旧属朋比为奸，又依仗董事长的权势，利用“近水楼台先得月”的特殊条件,经常在公司調整煤价的問隙时，用低价购进定单，以高价轉售牟利。

(3)掠夺公司煤炭,填补私人政治投資。1948年伪国大代表竞选时，徐安插在总务股的职員林育文向公司总经理张东初說:“这次严友三(徐的旧秘书)替克公办理竞选;花了不少的錢,想商由总经理代为付出一笔款项,了清手续,并不必向克公說。”当时张不明底細,就推脫說:“要末克公向我說，或者我問一下克公，究竟要多少?我才可以提到董监会商討,或許可以通过,否則不好办。”林碰了一鼻子灰之后,并未死心,过了几天,又让严友三直接向张面商。张看他刹纏不放，最后竟答复說:“源华一不姓徐,二不姓张,是大家股东的，如果董事长当面对我讲，我可以提董监会商决，照你所說是办不到的。”严友三遭到严詞拒絕后,虽心怀不滿,但也莫可如何,只好背后对人說:“张东初太不识相。”由于这样間接迁迥的敲索沒有得手,徐源泉就改变策略,不惜亲自出馬。他在伪国大开会前不久，有一次在董监会議上說:“何雪公(何成溶别号雪竹)同我商量,为了支持程潜竞选,大家都帮了忙。他想赊一批煤运到上海出售,把获得的利潤送給程作竞选费,托我和大家轉商一下。”大家听了之后,面面相觑,但終以碍于情面,又懾于权势，虽然在当时通货恶性膨服、物价一日数涨的情况下，睁眼看着黄金变了銅,还是同意赊购了約二千吨煤(以后公司虽将賒款收回,但他們所得利潤是否送給了程,不得而知)。

徐源泉的上述种种行为,固然卑鄙龌龊,但是更坏的还在于上梁不正下梁歪,在公司造成了不良影响。例如公司常董陶戒三看到徐如此作法，也借口亲朋委托，不时向公司购煤十数吨或数十吨，投入市場。要是董监事們有人向他劝阻，他就說:“徐源泉能够开煤号,大买特买,我們就不能小买嗎?”共次,上海股东集体利用沪江公司名义购煤千吨以上,运往上海出售获利。特别是公司协理徐石禅,更是花样多端。有一次他对总经理张东初說:“上海鼎兴、中兴两公司同仁需煤自用,托我女婿运盐来汉空駁回程之便(徐女婿系該两公司职員),拟向公司价购五百吨煤运沪。”张当时对徐說:“他們自用要不了这么多,可卖二百五十吨給他們,下余二百五十吨艙容让公司装煤,供应本公司上海煤球厂的需要。”徐坚不同意,张只好允許卖了五百吨。事后张对此事有些怀疑，曾私下写信给公司上海煤球厂主任林育民查詢,果非两公司自用,而是全部投入市場获利。第二次徐婿又押盐来汉,徐又要求再买五百吨，张就拒絕了。但徐却趁张因公外出时，付款买了五百吨提单。张回公司发觉后,即对徐說:“上次五百吨，你說他們自用，我早就知道是拿到市場上卖了,你是公司协理,不关心公司业务,反而互相勾結牟利，这次五百吨你虽打了提单,我也不准下煤。”徐在张正义詞严的指責下,固然不好继续向张要求，但他却又采取了間接包围的办法，分途去找徐源泉和陶戒三向张說情。徐、陶二人自己做賊心虚,不独不支持张,反而一再劝张馬虎从事,因而最后还是不折不扣地卖給他們五百吨了。

1949年初国民党反动政权全面崩潰的前夕，徐源泉眼見大势已去,暗将家眷細軟派人经由粤汉路护送到香港。他一面揚言外围工事巩固,大軍云集,武汉不啻金城湯池,万无一失,借以蒙蔽大家视线;一面却暗中計划他的最后掠夺阴謀。他探悉公司上海煤球厂存有一笔备购机物料的貨款,于是借詞赴沪,以董事长名义一次提出了三十亿元金元券(約合銀币七千元左右),由上海乘輪逃往香港。

本文章AI复制于“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九辑，有张东初编写，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史料征集组供稿，文字少有更动，照片来自网络，侵权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