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七七事变,全国規模的抗战开始以后,蒋介石就想抓住这个时机,以“团結抗战”为名,公开地把全国法西斯化;这就是搞“三民主义青年团”。最初酝酿的时候只有陈立夫、刘健群和康澤，連蔣介石共四个人。每三天或一周开会一次，每次开会都是蒋介石召集的。第一次会是1937年9月中旬在南京中山陵园蔣介石别墅。他对我們說:“現在抗战已经开始了，过去秘密的小组织形式不合需要了,要来一个大組织,把党部的(指CC)、同学的(指复兴社)和改粗派(指汪精卫的)都团結起来;并以此为中心,再求各党各派的团結和全国的团結。你們去把这个問題研究一下。”我們奉命以后，就出来了。

第二天晚上陈立夫約集了张道藩、余井塘、蕭铮、徐恩會、周佛海(以上五人属CC),賀衷寒、酆悌、蕭贊育和康澤(以上四人属复兴社)开会(晚餐后漫談)。大家七嘴八舌地談了一陣,沒有得出任何具体的东西来。另一次蔣介石召集我們三人开会談到这个“大组织”的名称問题。我和刘健群都主张用“三民主义青年团”。陈立夫說:“党里面有几个人的意見要加上‘中国国民党’几个字。如果用三民主义青年团,就是‘中国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蒋介石不等陈說完就插言說:“有你这‘中国国民党’几个字，人家就不来了。我看就是用三民主义来号召的好，用我的名义来号召的好。”当时我和刘健群就立刻附和蔣的說法。陈立夫就不再說什么了。又一次蔣介石召集我們三个人开会，我說:“委員长前次談的那段話(第一次会上所談的)我們可不可以使“汪先生(精卫)那边的人(改组派)知道?”蔣答:“可以。”我接着說:“如果可以，我准备找谷正纲去談，把这个意見吿訴他,請他轉达給汪先生。”蔣說:“还可以說,我們准备推汪先生做团长。”这次会结束后,我就馬上找谷正纲(改粗派的粗织部长)到我这里来，把我所要告訴他的話对他談过以后,他答应馬上把我所說的这番話向汪轉达。第二天谷正纲来对我說:“汪先生对于这个意見很高兴，不过团长还是希望蔣先生来当:汪先生也要参加,不参加不好,他来,当个評議长好了。”谷并且說:“他(汪精卫)希望和蔣先生見見面,当面談談,在电話上約时間地点。”我立刻把谷正纲的話轉报蔣介石。蔣立即接电話和汪通話，約定当天下午見面。他們見面时談的是些什么,我就不知道了。

1937年10月蒋介石在中山陵园又一次召集我們三个人开会。陈立夫說:“我們中国是农业国,不比欧美工业国,今天我們的教育制度是照工业国的办法，对我国是不合用的。……”陈讲得噜嘛一点，蒋介石听得不耐煩，說“你这一套又在这里讲”,打断了陈的話。之后,我們又談“三民主义青年团”的事,沒有重要的决定。这时战事很吃紧,国民政府的人員，已经分别向武汉和重庆撤退。蔣介石的住处也由陵园移到南京城内了。同年12月6日的早晨，蔣介石在城内錢大鈞的公館通知我个人去見,告訴我两件事，他說:“陶德曼大使(德国)携带日本的讲和条件来,内容是:第一不割地，第二不赔款,第三共同防共(共六条,除这三条外,記不清了)。我們当然是不同它讲和的。”他接着說:“今天我就要坐飞机走了，你跟着也可以走。”我送蔣介石上飞机后,当天下午4点坐“安民”炮舰起程到星子去，第二天到达星子中央軍校特别訓练班。班里的人对我說:“昨晚委員长从牯岭来电話,要你到星子后,馬上到牯岭去見他。”我就立刻前往,見了蔣介石;他吩咐我办两件事:(一)馬当封鎖线的工程不知道进行的怎么样，要我去查勘一下。(二)关于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問题，可以打电报叫他們到星子来开会。我說:“我回星子后,馬上去馬当。不知道委員长在牯岭还有几天住:如果多有几天，就可以打电报叫他們来;如果沒有几天，电报还是不发的好，到汉口去开会好了。”他同意不发电报。第二天我还是乘“安民”炮舰到馬当，同我一道去的有蕭毅肃和特訓班的一个工程敷官(忘其名)。到达馬当时，馬当封鎮线工程負責人孔祥鏞对我說:“封鎮线的工程是用铁絲网，把乱石装入网内沉下去。”我問坚固的程度怎样?他說:“有大水来，就要移动。”我又問:“这工程还要多少天才能完成?”他說:“抬石头的人和編网的人都不够，完成的时間計算不了。”我看了看馬当的形势之后，就回星子去了。正准备上牯岭向蔣介石报告时,他已经同熊式輝下山到星子;我就向他报告了馬当的情况。他交熊式輝去办理。当天他就到汉口,过两天我也到了汉口。

二

1938年1月蔣介石在他的湖北省政府官邸召集我們开会。出席这次会議的有陈立夫、陈誠、张厉生、张道藩、朱家驊、周佛海和康澤。在会上听到陈立夫报告說:“民社党和青年党的人，我已经和他們談过了，他們表示得都很好,說他們沒有什么意見，只看共产党怎样表示。”蔣介石說:“‘国民党’的名称也可以改。”我当时听得沒头沒脑,感到莫名其妙。事后打听，才知道这一个多月来陈立夫在作幕后活动,想利用抗战的时机,以“就一意志、集中力量”为

借口,把各党各派都解散，来一个“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領袖”的运动。大概在同年2月下旬,蒋介石召集的一次会上,陈立夫向他报告說，共产党不同意合并。蔣介石就說:“那就不勉强。”张厉生問:“那我們的会(指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临全会，原准备各党各派都解散后召开的)还开不开呢?”蒋答:“我們的会还是照旧开。”这一年的1至2月間几次开会都沒有提到三民主义青年团的事,都是在搞吞并各党各派的活动,最后是以中共不同意而告終。青年党的甘琦、民社党的张君勱先后于2月下旬发出一个通电說,他們的主义与三民主义并无二致,在抗战建国期间，拥护政府的国策。社会民主党的陈銘枢也于此时发表宣言,拥护国策，并宣布解散社会民主党。由于他这个党既沒有社会基础又沒有軍事力量,解散不解散影响不大,沒有引起重視。

同年2月底或3月初，蔣介石在他的武昌官邸又召集这些人(1月参加会議的八个人)开会,交下三张紙条:第一张是党务委员会的名单(我只知道有我的名字,其余的我記不清了),这是預备在临全会后提出,增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力量,即插入所謂“青年干练”分子的。第二张是訓练委員会的名单(也有我的名字，其余的記不清了),也是預备在临全会后提出,增强国民党中央训练部的力量,亦即插入所謂“青年干练”分子的。第三张是“三民主义青年团筹备委员会”的名单，列有陈誠、陈立夫、朱家驊、譚平山、段錫朋、张道藩、张厉生、谷正纲、谷正鼎、贺衷寒、刘健群、康澤、卢作孚、甘乃光(包括C派、复兴社、改組派、老国民党等)。蒋对大家說:“这三个名单,大家看看,临全会沒有选举，党里有些干练的青年不能选为中委，因此提出这些人組织党务委员会、训练委员会增加組织部和训练部的力量。……”这时我說:“我参加的会太多,除三青团筹备委员会外其余的我可不可以不参加?”朱家驊(当时是中央党部秘书长)說:“你要参加,你要参加。”蔣介石沒有表示。同年3月初,临全会开始筹备，分两个组:

(一)党务組,以汪精卫为召集人,成員有陈立夫、张道藩、余井塘、邵力子、谷正纲、康澤,大約开了两三次会，只是把区党部的組织問题提出来討論了一下,对其它的問题如各党各派的态度問题，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問题等等，一概都沒有討論。

(二)政治組,以张群为召集人,成員有陈公博、张厉生、周佛海、賀衷寒、刘健群等。我沒有参加这个組，开会的情形不了解。同年3月下旬,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以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为出席代表。理由是:抗战期間不便选举，所以以五全大会的代表为临全会的出席代表(五全大会C派占絕对优势,因此临全会也为CC所把持操纵,直到抗战胜利国民党六全大会为止)。在这次大会上,通过了“抗战建国纲傾”,选举了蔣介石为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通过了党章修正案，主要的是取消预备党員制,設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在这次大会以后，蔣介石以国民党总裁的名义,下令解散党内的一切小組织(包括CC派、复兴社、改組派及其它小派系)。复兴社首先响应了这个号召。接着就开了临全会的一中全会(即五全大会的中委),通过了陈布雷、陈誠和康澤三人所起草的“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组织要旨,共有六条;第一条是:“本党为全国青年意志之統一，力量之集中以充实国民革命起見,特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以下简称本团)。”第二条是:“本团以蒋中正先生为团长。”第三条是:“本团为训练全国青年的公开机关。”(其余,四、五、六条記不起了。)

1938年4月下旬或5月上旬在汉口河街国民党中央党部开三

民主义青年团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出席这次会曦的有:陈诚、陈立夫、张厉生、张道藩、朱家驊、谷正纲、谷正鼎(缺席)、譚本山、段錫朋、卢作学、甘乃光、賀衷寒、刘健群(缺席)和康澤。陈誠主席，开始，他讲了几句話(内容記不起了)，之后，大家对怎样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发表意見。甘乃光主张采用部队“招安”的办法把三民主义青年团组织起来，即先让各地方自己去成立,自己去搞，然后再由中央去收編，把它們統一地組织起来。我根据过去在南京几次会上蒋介石談話的精神拟了一个团章在会上提出。大家交換意見之后,陈誠(主席)最后决定以我拟的团章作基础,吸收大家的意見作适当的修改后,再提出会議討論。

同年5月間又在汉口河街国民党中央党部开三民主义青年团筹备会,出席这次会的还是上述的那些人,也是陈誠主席。在这次会上,我提出了三民主义青年团团章修正草案报告,說明了哪些是吸收大家的意見,哪些是沒有吸收的;会議作了些微的修正之后就通过并报告蒋介石批准了。也是在5月問蔣介石在他的武昌官邸召集陈誠、陈立夫、张厉生、张道藩、朱家驊、周佛海和康澤开会。张厉生說:“将来青年党、民社党都要参加到三民主义青年团来，中央团部的人事要注意。”但以后沒有参加。同年6月16日介石发表全国青年书(这个告全国青年书是陈布雷起草一再修改过的,它的内容記不清了),接着就发表了三民主义青年团团章草案。大概是6月下旬的一天，蒋介石交下兰民主义青年团中央临时干事会的干事名单，共二十四人,現在記得起的有:陈誠、朱家驊、陈立夫、吴铁城、张厉生、张道藩、周至柔、王东原、贺衷寒、胡宗南、桂永清、康泽、譚平山、卢作孚、段錫朋、甘乃光、谷正纲、谷正鼎、陈良等;常务干事九人:陈誠、陈立夫、吴铁城、朱家驊、张厉生、贺衷寒、譚平山、段锡朋、谷正纲;各处处长为:組织处长康澤,副处长任觉五、程思远;训练处长王东原，副处长戴之奇、谷正鼎;宣传处长黄季陆,副处长白瑜、xxx

经济处长何xx(南开大学经济系主任兼某经济研究所所长),副处长陈介生、xxx

社会服务处长卢作孚，副处长黄xx3总务处长陈良,副处长黄雍、xxx

书記长办公处长叶溯中,副处长項定荣、xxx。

过了几天,蔣介石交下第二个名单，变更了組织处长的人选，原是康澤,換了譚平山;其余未动。这个改变复兴社的分子都很惊异。当天下午蔣介石叫我去(先个別地叫陈誠、陈立夫去过了。蔣介石这个时候用人，往往在决定之前参考三个人的意見，一为陈誠，二为陈立夫，三为康澤)对我說:“人家說你年紀太轻，資历太浅,不能任中央团部的組织处长。”这时我心想一定是陈誠說的。接着蔣介石問我:“你能不能和胡宗南合作?”我答:“能够。”因我觉得和胡宗南的感情相当的好。他就說:“叫胡宗南做处长，你来代理这个处长,怎么样?”我說:“好。”第二天蔣介石交下第三次名单,也只是这个变动--“組织处长胡宗南，代理处长康澤”,其余都仍旧。这个名单是几派的合流:

陈立夫、朱家驊、张厉生、张道藩代表CC派贺衷寒、胡宗南、桂永清、康澤、陈良代表复兴社;谷正纲、谷正鼎代表改組派;

陈誠、周至柔、王东原代表陈誠派;

甘乃光、段錫朋代表国民党中的中同派;程思远代表桂系,黄季陆代表准桂系;譚平山、卢作学、何xx代表无党派。

1938年7月9日三民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干事会在武昌省曦会成立。所以选擇这一天成立，是蒋介石采納了我的建議。7月9日是北伐誓师的一天。7月8日的晚上,蔣介石打电話对我說:“明天临时中央干事会成立的时候，我要宣誓;你給我准备一个誓詞。”我参照了“中华革命党”孙中山当年用的誓詞写成:“中正正心誠意領导全国青年,复兴中华民族,俾克尽上对亿万世之祖宗,下对亿万世之后代、中对全国国民与世界人类所負之責任，謹此誓言，永矢弗渝。”9日临时中央干事会全体干事、各处正副处长,各处工作人員都到了，并請了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一些人来参加。成立大会开始后，首先是蔣介石宣誓,宣讀了我为他写好的，他自己又用信紙亲繕一逼的誓詞。接着就是第一批入团的人(包括临时中央干事会的全体干事、各处正副处长、各处的工作人員)宣誓。蔣介石是监誓人。监誓人对这第一批宣誓入团的人“訓”了“話”。“三民主义青年团”就是这样地宣告成立了。蔣介石-一监誓人这次的讲話被奉为“经文”。以后各地举行入团宣誓时，监誓人的讲話都是照这个“经文”念一遍。

四

1938年3月初,酝酿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解散复兴社的时候，我曾提出几个問題請示蔣介石。第一个問题是:“是不是可以召集一次复兴社大会，传达解散复兴社的指示?”蔣答:“可以。”第二个問題是:“是不是可以把复兴社的精神移植到三民主义青年团?”蔣十分肯定地答:“当然这么做。”第三个問题是:“各地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的时候，各地的复兴社的同志是不是可以根据他們的志願率先入团?”蔣也是肯定地說:“当然这么做。”第二、第三两个問题我又写成书面报告呈蔣批“可”之后,作为根据去做了。同年4月下旬,复兴社在武昌一个小学召开大会，把上述蒋介石对第二、第三两个問题的指示传达之后,就作为大会的决曦通过了。这个会开过之后,蔣介石某一次叫我去，我又向他請示关于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問題。我說:“凡是一个组织，必须有个核心，才能团結得坚固,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組织,也不能例外,請考虑一下,确定一个核心。”他答:“当然复兴社是核心。”我又提出另一个問题問他:“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的组织,将来相当的庞大,相当的复杂,要把工作作好,需要有一个人作重心。”他答:“当然你是这个工作的重心。”这时,我很感激他对我的信任,因此我就更全心全意地遵照他的指示去做了。

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后,一开始陈誠就和我搞不好;根本原因是:三民主义青年团以复兴社为核心的经过,他不知道;他在蔣介石面前爭权,自然要嫉妒复兴社,反对以复兴社为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核心。由于复兴社的内部事务,蔣介石比較地照我的意見办,所以陈誠就集中地反对我。

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后,馬上就办“三民主义青年团干部訓练班”，由以下三派各选調二百人去受訓:

(一)所謂“党部”(C C派);

(二)各級政治部(政訓处)政工人員(复兴社分子)

(三)軍事委員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副团长是陈誠,属陈誠派,内多复兴社分子)。

这个班成立之时,蒋介石叫我去,对我說:“这个班的主任你去担任。”我說:“陈书記长(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书記长)已经下手合派了桂永淸，桂已经就职好几天了。”蔣表示很詫异地說:“呵!”我說:“人已经派定了，就让他作下去。”蔣沉默,无表示。过了一两天，蒋介石派陈文渊(中华国基督协进会总干事)到

这个班任訓育委员会的主任委員，并叫他来我我。我就介紹他和陈誠見面;之后,又傾他到训练班去見桂永清,桂不在(那时桂从南京败下陣来，向軍法处报到,很不高兴，对训练班主任一职不成兴趣。),又会見了大队长戴之奇。林某随即就任了訓练班的訓育委員会主任委員。这个班的组织本来有个“訓育組”，为什么又搞一个訓育委員会呢?这原因是:这个班对三民主义青年团今后的发展关系很大。蒋介石抓得很紧，要亲自掌握。他下面几个派系的头目也不肯放松,都想乘机安插自己的人进去,把这个班变为自己的囊中物。陈誠不得蔣介石的同意,利用书記长的职权,搶派了班主任桂永淸,又派了訓育組长和大队长;桂永清介紹了数务组长(余森文)。当蔣介石考虑派人的时候，发现这个班的几个高级职位都派定了人,旣不便撤換,又不能听之任之,就心生一計,叠床架屋地在訓育組之上設一个訓育委員会，派林某为主任委員。他的想法是:副育工作是最重要的一环,只要抓住了訓育工作,就抓住了学生,其它的可以暂时放松。自从訓育委員会成立之后,訓育工作的重心就按照蔣介石的意图移到該委員会来了。原来的訓育組变成有职无权，无事可做，后来就撤銷了。从此这个班的几个領导人貌合而神不合,表面上相互敷衍,而实际各有背景,各搞一套,所以始終搞不好。1938年9、10月之間,这个班向湖南长沙撤退的时候，蔣介石想利用这个机会变更班主任。中秋节的晚上他叫我去，对我說:“这个班馬上就要撤走，派你去接替班主任好不好?”我說:如果我去,一定要换一些人;在撤退的时候换人,恐怕发生混乱,不好,还是由原来的人負責的好。到第二期的时候,我再去接替。事实上現在这个班的学生,組织处(三青团)可以掌握，换人不换人，沒有多大关系。”蔣介石听从了我的意见，說,“可以。”

三民主义青年团干部訓练班开办不久，三民主义青年团武汉支团酝酿成立的时候,陈誠叫我以組织处的名义签派郭忏(陈誠的嫡系)为支团主任。我就遵命这样办了。就是这一天的下午,蔣介石叫我去,他問:“武汉支团要成立了,人事怎么样?”由于三民主义青年团干部訓练班主任的指派迟了一着,陈誠先下手为强，搶派了桂永清，使蔣介石大伤脑筋,这回他提高了警惕，提前考虑这个問题。我說:“陈书記长今天上午叫我签郭忏。”蔣介石有点火了，斬釘截铁地說:“要不得!这个支团你兼!”这回他虽然仍落在陈后，所幸为时还不晚，郭忏还沒有走馬上任。蔣介石馬上拿笔下了手合派我去担任这个支团的主任。他把这个手令直接交給我，大概他是有些着急了,沒有考虑到我当时的处境,我才提醒他說:“这个手令交我拿去不大好。”他点头,交侍从室轉下去。

蔣介石用人的作风，一貫地是防止他某个部下的系统发展得太快太大,形成尾大不掉之势,经常扶甲抑乙，提丙压丁。这几次陈誠发展到有点和他爭权了，使他不能忍受。大概在1938年9月底或10月初,以陈誠要到前方去指揮軍事为借口,把陈誠調走，所遗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記长的职务,命朱家驊代理,就这样实际地取消了陈誠的书記长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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