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二九”前夕的政治环境

我考入北师大文学院历史系，是在一九三四年夏天。最初的一段学习生活中，有两种可恨的声响，一直保留在我的记忆里。事隔四十多年以后，偶一回忆，仍旧不能忘怀。

一种声响，是当时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华的飞机从北师大图书馆房顶上低飞掠过时的轰鸣声;另一种声响是当时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魔爪-宪兵第三团深夜搜捕革命者的囚车疾驰时的尖叫声。这两种声响说明:一方面，敌寇的侵凌已经迫在眉睫，一方面，法西斯统治造成的白色恐怖，正在有增无已。它确实在告诉人们:偌大的北平城，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帝陈兵山海关，随时准备入侵关内。汉奸殷汝耕之流，组织“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充当日帝傀儡，进而策动华北五省“自治”。国民党内部亲日派继续执行不抵抗政策，暗中跟日本帝国主义勾结，准备在出卖东北以后，接着再出卖华北。这时候的北平，反动势力猖獗，日本侵略军不断袭扰，平静的古都笼罩着一片恐怖的气氛。这时还发生过两起事件。一是李大钊同志慷慨就义后为他举行的群众性的殡葬仪式;二是北平学生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教育改革案”的行动。当时，国民党搞“教育改革”实际上是为了遏制学生运动而采取的釜底抽薪的办法，即准备把大学的文法科招生停止下来，从而抽空进步学生活动的基础。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改革”意图遭到了北平学生的坚决抵制。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历史关头，在我党北平地下党的领导下，广大爱国青年和人民群众的抗日情绪越来越高涨，他们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

这时的北平师范大学是国民党反动势力统治极严的一所高等学府。反动势力对师大校内的进步活动多方限制，师大校内的各派政治力量也比较复杂;校内的政治斗争是十分紧张尖锐的。

(二)我所知道的师大校内各派政治势力

以李蒸为校长的学校当局，实际上代表了国民党反动政府。李蒸，号云亭,河北人,曾留学美国学习教育。当时他是站在国民党政府立场，与进步学生运动对立的。一九四九年为国民党和谈代表之一，来北平谈判，即留在新中国，参加了“民革”，曾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当年他手下有个叫易价的人，与李蒸同年毕业于师大，又由他带到师大做校长秘书。此人处世圆滑、思想顽固，屡为李蒸出谋划策，是李蒸颇为赏识的谋士。

学校下设一个“学生生活指导委员会”，其实就是反动的训导处，一个专门对付学生的机构。这个机构统管文学院(在石驸马大街)和教理学院(在和平门)的学生。这个委员会是由少数委员组成，其实权完全由杨立奎(物理系主任)、熊梦飞(历史系教授)所操纵。杨、熊都是CC和复兴社的骨干分子。还有一个管理学生宿舍的行政机构叫斋务课，课长叫张国麟。杨立奎不仅是校内学生生活指导委员会的头子，而且在校外掌握了“大教联” (即大学教师联合会)。他通过“大教联”与其他院校发生联系,经常发表反动的演说。熊梦飞手里则掌握一个杂志，叫《文化与教育》，是铅印的刊物，附设有印刷厂。他还亲自讲授“党义”课，规定为非听不可的必修课，以此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控制。所以杨立奎、熊梦飞成了师大最突出的反动势力代表，其影响不仅在师大,而且扩及北平市。正由于这个原因,师大和当时的北大、清华、燕京等校比较，内部反动势力对进步学生的阻挠破坏很厉害，师大的地下党组织，以及进步学生的骨干如学生会、民先队就不得不花很大的力量来对付内部。

当时，北师大也有国民党区分部，负责人叫樊文哲。活动不公开。公开活动是以学校的名义出现。此外还有国民党的CC派以张厉生为首的励志社。励志社的外围组织叫诚社。诚社在北平市的头头叫张光涛，是师大教育系的学生，后来国民党让他公费留美了。师大诚社的骨干还有韩克敬、万福增(历史系学)等人。此外，师大还有复兴社(又叫蓝衣社)组织，头头是化学系学生王焕彬，打手有历史系的逢庆祥(东北人)。湖南籍的反动学生有李子华、邓运生、晏显世、张骏武等人，邓、晏是湖南石门人。

在李蒸就任北师大校长时，曾经遭到师大进步势力的拒绝。这时有一批反动和落后的学生，其中不少是河北籍的和体育系的学生，用棍棒保护李蒸进学校任职。这批人得到学校当局的垂青，有的领到学校的津贴，有的被介绍到外边中学去兼课，总之受到学校当局的收买。于是，北师大的群众给他们取名叫“饭团”。从此，“饭团”广泛地代表了师大反动势力，其中有复兴社的人，也有CC分子，还有学校收买的一批打手，还联系了一批落后保守的学生。“饭团”是师大特有的，别的学校没有。这个名称很臭，凡有人被指为“饭团”的，群众就嗤之以鼻。总之，师大内部反动势力很复杂，人数也相当多。有学校当局的支持，有学生生活指导委员会的指挥操纵，并且与校外的反动势力如志成中学吴葆三等勾结起来，搞阴谋诡计，从师大内部控制学生。

师大早就有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曹鹏翔(华诚一)、王仁忱、林于山(林一山)、陈树荣和陈希愈等都担任过地下党支部的工作。一段时期的支部书记王仁忱，跟我是同班同学，我入党就是他同我建立联系的。师大也早已有团组织(CY)。我在一九三六年四月入团，入团不久，五月份即由团转党。记得这时团组织正式通知我说:党内有决定，因为团组织有第二党的倾向，所以决定解散了团组织。组织解散后，团员分成几部分:一部分是当时学生运动中的骨干分子和积极分子，当时就转党了;一部分还不够党员条件，就作为培养发展的对象，同他们保持联系;还有一部分不够条件的，就切断关系了。学生运动是在党支部的领导下进行的。那时，校内地下党组织还坚持了经常的活动。记得有一个重要事件，就是一九三五年我党“八一”宣言发表以后，有一天清早，在师大洗脸房，每一个空脸盆里都放了一份印好的“八一”宣言。报架子上放的也是，这样一来，很多人抢着看，议论纷纷。这个行动，在学生群众中大大增强了党的影响。除了党、团组织外，“一二九”前夕，成立了学生自治会。一九三六年南下宣传结束回到北平后，成立了民先队。一九三七年民先队北平总队部成立后，李昌曾任总队长。师大成立了分队部，阎世臣(杨黎原)、丁发善(丁秀)、李国耀(李毅)、郭庆云、苏镜等都担任过正副分队长，我也担任过民先分队副队长。

在党的领导下，师大内部的进步势力，以党团为核心，学生会是公开组织，民先队是半公开组织。此外许多进步同学也还参加了一些党的外围组织，如在社会上参加左联、社联、反帝大同盟的活动，以及后来的“学联”、“妇救会”、“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等。

在同反劝学校当局的政治斗争中，进步教授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师大当时进步教授有杨秀峰，也叫杨秀林。他到师大来讲课，由于当时的形势发展，学校当局没有拒绝。他开了《历史动力学》的课程，内容是讲历史唯物主义。在“一二九”以前，杨秀峰同志就在历史系《历史动力学》的课堂上经常分析形势，分析华北局势，讲学生运动的方向，很受同学们欢迎，除了课堂里坐满了以外，窗户外边都站满了学生。“一二九”运动爆发以后，学校当局就把杨秀峰同志解聘了。杨秀峰同志当时来往于北平、天津之间，在北方学运中是很有影响的，与学生运动的关系也是很深的。记得“一二九”运动时，浦安修同志在师大女附中，曾找我和陈德明(程绯英)同志一道到杨秀峰同志家里，请他到女附中去讲演。

当时北师大进步教师还有张郁光同志，后来他在抗日战争中与范筑先老先生一同在山东聊城战役中壮烈牺牲。北师大老校友谭丕模同志当时任北平民国学院教授，也给师大的进步学生运动不少的支持和帮助。

(三)成立学生自治会与反成立的斗争

师大学生自治会的成立是很不容易的，经过了一场激烈的斗争。这是在地下党支部的领导与推动下搞起来的。我们在参加组成学生自治会的活动之前，曾有一段参加“水灾赈济会”的活动。我个人投入后来的“一二九”运动，就是以此为起点的。一九三五年秋，山东、华北发生了大水灾，党领导群众广泛展开救灾活动。在北平女一中召开了各校救灾代表大会。北师大的各班代表也成立了水灾赈济会。我当时被推选为历史系二年级班代表，参加了这一系列活动。在地下党领导下，大多数学校在这个组织基础上建立起学生会。不久，在十一月十八日，党又领导成立了“北平市学生联合会”。北师大的学生自治会同样是在水灾赈济会的基础上发动和建立起来的。我和阎世臣等那时还不是党员，但都靠近党组织。为了使同学们有一个好好读书的环境，要求政府出来抗日，保卫华北，我们成立学生自治会的理由是充足的。包括一些中间的同学，也认为学生要有自己的组织。学校当局不同意成立学生自治会，采取了压制的办法，但是又不敢做得很露骨。于是就展开了一场成立与反成立的斗争。

学生会成立的那一天，我们在风雨操场开大会，事先没有通知学校当局。我们商量了一条原则，就是要尽力发动群众，力争参加大会的同学至少要超过半数。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做了许多具体、细致的动员工作。我们拿来同学录，在上面标出容易争取的对象，计划着由谁去动员谁，在有组织地动员之后，如何进一步扩大联系，都做了细致周密的安排。我们依靠许多进步同学在各系组织签名，边签名、边统计、边发动。结果大部分同学都参加了成立大会，大大超过了我们预计的人数。由于我们措施具体，行动迅速，学校当局也来不及去找校警来驱散和阻挠。我们在会上发表了激昂慷慨的讲话，进行了选举。北师大学生自治会正式成立了。我当选为执行委员会主席。阎世臣、陈德明、姜文彬(江明)、张修义(张越)、杜书田(杜绍西)等同志参加了执委会。总之经过周密的计划，首先依靠一批进步同学,花了很大的精力,终于把学生自治会搞起来了。

成立大会开过之后，紧接着要解决的问题是向学校当局“备案”，向学校要办公地点。第二天我们去找李蒸交涉，李蒸完全反对，他说我们成立学生会事先没有征得学校的同意，是不合法的。我们再三给他讲道理，他不但不听，反而拂袖而去。但是经过这次交涉之后，学校当局看到学生会成立已是既成事实，不承认是不行了，就改变了主意，想把学生会抓到手，变成他们的工具。于是又让熊梦飞出面，表示学校愿意给房子，那时学校有一排平房叫十间房，拨出了两间给学生会做办公室。接着又施展了一系列的拉拢手段。正在我们和校方交涉的时候，发生了“一二九”和“一二一六”游行，学生受伤的不少，学校当局认为有机可乘，就大搞两面派，除了给房子，还来“慰问”受伤同学。不过我们心中有数，明白他们的目的是要把学生自治会抓到手，控制学生运动，我们决不上他们的当。此外，他们还利用张骏武同我的同乡关系，直接来拉我。有一天，熊梦飞让张骏武来通知我，约我到一个澡堂子去跟他谈话。我们经过商量，决定不去理他，拒绝了他的约会。

一直到一九三六年暑假，他们耍阴谋强令解散学生自治会，事后,我们又重建学生会。中间穿插了许多政治事件和斗争,我按时间顺序在下文叙述。这里要着重提出的是，一九三六年三月，学生自洽会出版了《师大学生》，这个刊物具有一定的政策水平和思想水平。在刊物第一期上，检查了过去学生会工作的缺点，指出工作的群众性不够，忽略了联合战线的重要性，忽略了非常时期的学生生活等等。这就标志着我们工作的深入一步。此后，学生活动的方式更多了，内容也更加丰富了。学生自治会利用春假组织郊区旅行团，并到门头沟、三家店、辛庄等农村进行调查访问，回校后发表了调查报告。学生自治会也组织了题为“世界学生和平运动声中的华北新局势”的座谈会，并请教师辅导，既提高了大家的认识，又扩大了师生间的团结。

(四)“一二九”当天的斗争

“一二九”前夕，一个寒冷的晚上，我和另一位同学到了一家院落的门前，从这儿领取了一批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宣传品，回校后向各系分发。

十二月九日当天，寒风大作,气温骤然下降。笼罩着寒冰冷雾的黎明前的北平，被各校参加抗日爱国大请愿的学生队伍的口号声惊醒了。

早已有所准备的国民党反动派，关闭了城门，郊区学校的学生被关在城外进不来。城内几个学校的学生队伍就陆续集中到新华门。记得我和历史系的其他进步同学是从历史系主任李飞生的课堂上冲出去的。李飞生当时是一位政治上持中间态度的教师,不反对学生运动。我们一出教室就汇合到群众队伍中。经过简要的动员讲话，我们从石驸马大街走向新华门，和陆续到达的北师大教理学院的同学们以及城内几个学校的学生队伍汇集。我和中国大学学生会主席董毓华等五六人被推选为代表，我们一同走进新华门,向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递送了我们的要求,结果由何应钦把持的北平军分会派了个秘书出来敷衍了几句，根本没有答复学生的正义要求，这更加激起了学生队伍的愤怒情绪。请愿无结果，便开始了示威游行。队伍向东单冀察政务委员会(当时还在筹备)的地点进发。一路高呼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就在经过王府井大街时，和宋哲元的一百多名手持步枪、大刀的军警展开了英勇的搏斗。军警用水龙头冲击队伍，抓住女同学的头发往下压，用大刀背砍。我们不怕反动派的刺刀、皮鞭、木棒，冒着水龙头喷洒的冰凉刺骨的水，前仆后继地和军警斗争，我们呼喊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后来为了避免和反动军警直接冲突太久，便让游行队伍按计划撤退了。

“一二九”以后师大也与别的学校一样组织了罢课。罢课期间，组织了一些活动，象讲演会、座谈会、时事讨论会等。经过这些活动，把学生组织起来,通过座谈、讨论,慢慢使大家提高认识。学生会还组织了纠察队，任务一个是劝阻教师去上课，另外就是发动同学参加罢课。当时纠察队的指挥部设在丁字楼里，丁字楼里有一个很值得纪念的地方，就是一楼四号，长期是师大进步学生活动的根据地。一般学生宿舍住三个到四个人的时候，学校总要加进“饭团”的人，我住的宿舍后来就安了一个特务监视我，但是丁字楼一楼四号当时住的四个同学全部是进步同学。这样，我们的油印机就放在一楼四号。后来民先队成立以后，一些核心的会议都在一楼四号召开，油印印刷品，印歌片也在这里。赵启海经常在一O四号刻钢板。住在一○四的同学，一个叫陈振杞，是民先队员，以后在延安还见过他，后来不知哪里去了。此外还有陈章序和陈树荣，都是当时的进步同学。

(五) “一二一六”示威游行

在“冀察政务委员会”准备宣告成立的日子一十二月十六日，北平学联又有计划地发动了一次示威游行。这次游行的规模比“一二九”当天的规模更大，参加的人数更广泛，由于经过“一二九”的锻炼，总结了经验，组织得也更严密。师大参加“一二一六”游行示威的人数超过了“一二九”，不仅吸收了大量中间状态的、有爱国正义感的同学，甚至包括“饭团”的某些成员也投入游行队伍了。由于这次准备充分，组织严密，很巧妙地对付了军警。例如队伍被军警冲散，指挥部就马上下通知，换另外一个地点集合。散了又合，合了又散，搞得军警没有办法。记得杨倩华同志曾担任师大的交通联络工作，当年她戴个小红帽，骑着自行车，在队伍的前后左右到处联络，非常能干。

由于军警事先得知了消息，“一二一六”当天，西直门被关闭了，燕京、清华的同学被关在城外没有进来。我们师大同学也被关在宣武门外，一直坚持到天黑，又冷又饿，但是大家精神都很好。老百姓看到这种情况，就给我们送水、送烧饼。但是，国民党军警却在做行凶的准备。等到天快黑了，大家都非常疲劳，准备撤回学校的时候，军警把我们包围起来，大打出手。我们在回校的途中，被围在菜市口的一个小胡同里，两头都被堵住了。大家只好躲进老百姓的院子里。记得在一家院子里有苇和干草，同学们就坐在草上休息。老乡看见后，招呼我们进屋子里 去。刚坐在墙边，国民党的便衣就闯进来抓人。我们共约二十多人，被押着走出胡同。凑巧，刚到胡同口，被一个法国老太太的汽车拦住了。原来这位老太太是自己开着汽车出来营救学生的。经过她与便衣特务交涉，一直把我们送回师大。在这次被军警围打中，师大不少同学受伤。记得最清楚的是张连奎(体育系同学)的胳膊被打得脱臼了，生物系的王伟生(达时)被便衣队用大刀砍伤了鼻梁骨。重伤的同学被送进医院，学生会组织同学们去慰问，并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北平学联举办了一个血衣展览会。这个展览会上搜集了各校几百件血衣进行展览，揭露反动派镇压学生运动的罪行。师大也送了血衣参加展览，并组织同学及受害同学的家长去参观。

“一二一六”那天打人最凶的地方是外交部大楼，这里是预定的“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所在地，有重兵保卫。但是，由于这次示威人数众多，力量雄厚，最后“冀察政务委员会”被迫延期成立，游行示威取得了胜利。

“一二一六”以后，抗日救亡的声势就进一步扩展到全国，上海、南京、武汉、长沙等地，都起来响应了。

(六)南下宣传

南下宣传，师大也参加了，有它独自的经历。当时南下宣传团共分四个团，一、二、三团是北平的学生，第四团是天津的学生。师大在第二团。姜文彬(江明)同志参加了第二团指挥部的工作，师大共有三十多个同学参加。

南下宣传的第一天，一九三六年一月三日至四日，是最辛苦的一天。首先在农学院集合，傍晚出发。经过丰台、南苑绕到黄村，因为有宋哲元的军队在这一带驻防，我们要连夜绕过去，走向青云店。黑夜行军，为了安全，指挥都通知连手电都不准钉，人也不准发出声响。四日晌午过黄村，经过整整一昼夜的行军，到青云店时已经是四日的夜晚了。但是，这一程的尝试，走了一百多里路，胜利地到达了目的地，大家都非常高兴。那时天气篌冷，刮着西北风，同学们又冷又饿。我们找到了一个学校，想办法住在一间破教室里，窗户也没有糊，西北风直往里灌。我们请一位老校工帮我们找了一些煤球，生起了炉子取暖。由于大家太累了，没有注意，有三位同学中了煤气。其中就有曹国智，他们脸色发青晕倒了，幸好发现得早，及时进行了抢救。我和阎世臣(杨黎原)因为里里外外跑，没有中煤气。抢救以后，经过商量，决定把他们送回学校。我们雇了板车，派人把他们送到火车站，搭上火车回到北平。这几个同学病好以后，又乘火车赶上了队伍。

南下的各团队伍，在固安县汇合了。北平学联的代表也到了，并召开了会师大会。但是固安县长下令不给我们开城门，同学们很生气，编了一个歌:“一路风霜到固安，城门关上两三天。”他不准进城,我们就在城外住下,城内有些进步教师，就跑出城来慰问我们。固安会师之后，又分别前进。我们师大这一部分同学，后来到了河北省新城县的辛立庄。沿途开展抗日宣传。记得那时王仁忱是我们师大支部的负责人，他参加了宣传团。因为那时已经是瓦窑堡会议之后了，他在宣传时掏出小本本，向一些识字的农民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农民建立联系，我们也到农民家里去访问，给他们讲地主对农民的压迫和剥削，农民的痛苦生活是谁给造成的。沿途还出了油印小报。参加南下宣传团的主要是学生骨干、积极分子，但是也有少数反动学生混杂在里面。在行军途中，我们就曾发现有人用木棍在沙地上写“中国共产党万岁”，他们写这个口号的目的，并不是真正拥护共产党，而是想给国民党以口实，说明南下宣传是有“背景”的，是故意用这种口号来陷害我们，为迫害、解散南下宣传团制造借口。从固安出发后，又经过二十多天行军，到达辛立庄后，就听说“冀察政务委员会”派了个“王委员”来辛立庄了，并说这个“王委员”还带了宋哲元的便衣队，大家警惕起来，预感着一场激烈的斗争就要在辛立庄展开。果然，那个“王委员”出来唱白脸，约同学到一个茶馆里去谈话。阎世臣和我出面同他打交道。他谈话的目的很明显，就是说我们南下宣传是有“背景”的，劝同学们赶快返校。我们当场和他辩论，驳斥他的谬论，据理说明同学们南下宣传，是出于一片爱国热忱，根本没有他所说的什么“背景”。这位“王委员”理屈词穷，茶馆谈判没有成功，他又要和同学直接见面。同学们得知消息后，都站到院子里来同他讲理。这时，学联负责人董毓华同志(中国大学学生)也到我们这里来和同学们一起跟特务讲理，他很悲愤地提出来要进行绝食斗争，以示抗议。在院子里，曹国智即席发表了一段很好的讲话，讲明了我们为什么要南下宣传，呼吁凡是中国人都要热爱自己的祖国。讲得声泪俱下，激动人心。但是那个“王委员”无动于衷，他一面表面上同我们敷衍，一面在背后指挥便衣特务准备对我们下毒手了。第二天，他们开来了卡车，两个便衣特务架一个同学，把同学往卡车上架。面对这场绑架行为，有带着相机的同学，就爬上房顶上去照相，特务们胆怯，就一拥而上把照相的同学拖下来，抢走相机。当时由于同学们赤手空拳，特务们人又多，同学们被绑架到卡车上后，押到了新城县城内，然后一直押送我们回校。这里要说明一句，一九六一年出版的小册子《一二九运动史》中讲了“王委员”是师大的学生，这是不对的，此人是国民党的一个党棍，根本不是师大学生。

在辛立庄绑架的前一天晚上，有两个师大附中的同学，担任交通员，一个叫袁汝镛，一个叫刘甲三，夜里通知我们可能特务要强迫我们返校，要大家提高警惕。得到这个消息后，师大有一部分同学当晚就突围走了。这部分同学赶上了一团，参加了一团的队伍继续南下，走到高碑店以后，又被押回了北平。

我们被押回北平以后，我和张修义(张越)两个人再赶到保定，当时正有相当多的同学在保定城外集中。宋哲元象防敌人一样，在城墙上架起机枪，不准同学进城。经过反复交涉，虽然让进城了，不料他们又在接待我们的地方摆上瓜子、鸡蛋糕，泡上热茶，对我们进行软化。他们提出的条件是不让我们在保定停留，要赶快回去。同学们坚持要在保定宣传三天才回去，最后我们又争取了三天的宣传时间，然后返校。

南下宣传对我们是一次很好的锻炼。当时冒着北国的寒风，突破冀察当局的封锁警戒，以满腔热忱同农民接触，以不纯熟的学生腔，向农民道出日本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者给予人民的痛苦，使农民渐渐明白了抗日救国的道理。他们把热炕让出来给我们睡，把储存着准备年节才吃的白面拿出来款待我们，有些老人，在我们召集的群众大会上，颤颤巍巍地含着眼泪道出他们内心的痛苦，使我们开始理解中国的农村，体验到中国农民的朴实、勤劳，认识到知识分子与农民群众结合的力量，更加坚定了走向农村的决心。

(七)反对所谓“晋京聆训”

与南下宣传的同时，国民党当局发动各校派出学生代表“晋京聆训”。两件事恰恰是同时进行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二九”以后，国民党政府伪装和善，以假面孔表示愿意听取各个学校当局和学生代表的意见，正式下通知要各校派代表，到南京去听蒋介石训话。进步的学校和进步的师生都拒绝派代表，提出现在不是听训话的时候，你只要出兵抗日就好了。北平学联发表了《为反对派代表进京聆训告民众书》。结果，一些学校当局只好指定伪代表晋京聆训。师大派的伪代表是英文系的学生张周勋(湖南人)，由学校出钱，把他送到南京。他是代表，同学们一个人也不知道，是秘密走的。所以封他个名字叫“伪代表”。师大广大的中间同学一比就看得很清楚:一方面进步的同学不怕艰苦，南下宣传，一路上遇到的是冰雪严寒，硬馍馍，白开水;另一方面伪代表们到南京去，坐小汽车，住饭店，吃大餐，去接受蒋介石的荣宠。许多政治态度中间而偏于进步的同学自动贴出了很多嘲讽伪代表，赞扬南下宣传的对联和歌曲。在校的进步同学就抓住这个时机启发同学们提高认识;大家对伪代表的气愤达到了很高的程度。等到我们南下宣传被押回来，伪代表也回来了，同宿舍的同学就不准张周勋进宿舍睡觉，最后把他的铺盖扔到天井里去，群情激愤，学校也没办法。“南下”和“晋京”是同时发生的两件事，时间都在一九三六年一月。那时学校有一个制度，每礼拜一举行纪念周，把学生集中起来唱党歌，然后由学校当局训话。伪代表回来后，学校把学生集中在风雨操场举行纪念周。目的是让张周勋向全体同学报告“晋京聆训”情况。我们早已防备了他这一手。事先准备了如果学校当局叫张周勋讲话，就由我代表学生自治会报告南下宣传经过。纪念周开场了，李蒸自己主持，硬要张周勋上台去讲，同学们纷纷提议让学生自治会报告南下宣传经过。双方坚持不下，李蒸发怒了，动用了校警来维持秩序。邓运生当场站起来反对我们，结果“纪念周”散会，散会后学校扬言要开除我，我们也没有理他那一套。学校当局慑于大多数同学对学生会的同情和维护，终于没有敢采取措施。

(八) “三三一”游行

这是北平学生第三次游行，起因是郭清事件。郭清是河北高中一个十八岁的学生。因积极参加学生运动被国民党关进了监狱。他在狱中受了酷刑，一九三六年三月九日死在狱中。当时北平学联被强令解散了，但实际上还在坚持活动，学联决定三月三十一日为抗议郭清同学惨遭迫害而举行游行示威。当天先在北大三院集合，然后抬棺游行。我们师大的进步同学都去参加了。群众集合的时候，军警和便衣特务包围了北大三院。大门被堵住了，队伍无法出来，但是我们发现北大三院有一堵墙。墙那边是孔德中学，墙上有一个小门，被用砖封起来了。这时姜文彬(江明)同志抄起一根粗树干，把砖封的门给撞开了。队伍蜂拥一般冲出了孔德中学大门，就上街了。队伍冲出不远，军警立即包围上来，把空棺材也打翻了，同学们就和他们对打，但寡不敌众，队伍被打散了，数十名同学被捕，游行示威也匆匆结束了。后来总结教训，这次游行是在严重的白色恐怖笼罩下，各校只有少数进步骨干分子参加，少数人的冒险行动脱离了广大群众，犯了“先锋主义”。“三三一”抬棺游行之后，反动当局更加强了对进步活动的破坏，各校有许多学生运动的骨干被搜捕，白色恐怖更加严重。与此同时，我们的党组织和进步群众组织也在北方局和北平地下学委领导下，总结经验，加强教育，纠正了“左”的情绪。在师生群众中广泛开展活动。当时师大校内也多次组织了座谈会、读书会，在学生中进行思想整顿工作，还找进步教授作报告，组织时事讨论会等等。这样进行了一段工作，学生运动的政策水平获得了显著的提高。

(九)开展对二十九军的抗日宣传

和“六一三”游行

一九三六年上半年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的侵略更加深入，它继续向华北增兵，在华北地区修建兵营和工事，完工后又把参加修建的工人杀死,扔进天津的海河里去。海河里不断发现浮尸。与此同时，日寇又私运日货，这是在军事侵略保护下的经济侵略，直接损害了中国的四大家族和英美帝国主义在华的利益。我们党在分析了这个形势之后，提出了逼蒋抗日的口号。北平市学联,随即在党的领导下，加强对华北驻军的宣传工作。北师大学生自治会积极响应学联号召，组织同学们到南苑二十九军的驻地，同士兵们进行各种接触，开展抗日救国宣传。如体育系的同学去南苑教士兵打蓝球、踢足球、搞田径赛等，同时也带了宣传品去传送。这个办法很好，因为政治色彩很淡。在接触中逐步同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建立了友谊关系，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当时为了开展对二十九军的抗日宣传活动，提出了“拥护二十九军保卫华北”的口号，在这个背景下，六月十三日举行了游行示威，这是北平学生第四次大规模的示威行动。游行前先在鼓楼开了市民大会，师大的队伍参加了这次大会和游行。从这次大会和游行以后，要求国民党政府抗日，反对日本增兵扩大对华侵·略的声浪，更加推广到全国。华中、华南各大城市都积极响应。这次大会和游行，总结了“三三一”游行的经验和教训，争取了更多的中间力量，是在进行了很多座谈、讲演，加强思想教育和加强争取团结工作的基础上进行的。所以效果和影响比“三三一”好得多。使学生运动在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下，由低潮又转向一个新的高潮。

(十)暑假返乡活动

一九三六年暑假，北平学联号召同学们在可能条件下利用暑假到自己的家乡,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把北平“一二九”运动的高潮进一步推广到全国去。我校进步同学积极响应这一号召，我们一些湖南同学也回到长沙。我们一道回去的有曹国智、陈德明等。这个暑假聚合在长沙的各地进步师生有:谭丕模(北平)、李仲融(上海)、肖敏颂(北大)、曹国枢(清华)、李锐(武汉大学)以及长沙当地的进步青年苏镜、廖申之、唐荣前等。我们大家在一起讨论工作，有计划地进行抗日宣传活动。湖南地下党也有一位刘道衡同志同我们接触过。当时我们办了《湘流》杂志，还在岳麓山爱晚亭成立了民先队，在长沙的许多进步同学都参加了民先队。陈德明的母亲是办教育的，她办的是培德女子职业学校，我们就在学校里办了个暑期补习学校，有成人班和儿童班，教文化课时着重讲抗日救亡的道理。但是,北师大学校当局特别是杨立奎、熊梦飞一伙人,利用同学们返乡的机会,阴谋破坏学生自治会和北师大学生的抗日爱国活动。当我们回湖南的时候,他们派了几个湘籍的反动学生跟我们来到湖南，他们同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勾结在一起，派特务钻进补习学校，后来在学校快结束的时候，把我和陈德明逮捕拘禁起来，同时还逮捕拘禁了曹国智。《湘流》杂志社也遭到他们的恐吓与破坏。他们的目的是要吓倒我们，使我们这些人回到学校后不敢再参加学生运动。但是，他们的卑鄙目的，没有达到。与此同时，他们在北平利用新生入学的机会，在北师大一手制造了一起“国会纵火案”，栽赃诬陷和强迫查封了学生自治会。这就是熊梦飞利用他们所掌握的印刷厂，假借师大学生自治会的名义，印了一批向考入师大的新同学宣传共产主义的传单，在欢迎新同学的会上散发。第二天学校就贴出布告，诬称学生自治会“宣传赤化”，查封了学生会办公室，强令学生自治会解散。他们使用这种卑鄙手法，激起同学们极大的不满。但是正在暑假期间，大多数同学还没有返校，学生力量分散。等到我们从湖南等地回来时，学生会已经被迫解散了。

(十一)重建学生会

我们于一九三六年八月底、九月初从长沙回到了北平。不久，学校的党组织和民先队经过酝酿，进行重建学生会的工作。我当时参加的一个党的小组，成员包括了于辛(马子卿)、张万璞、陈振杞和我。我们在于辛家里开党小组会。研究推动重建学生会的问题。我们选择了教育系四年级的陈培光同学，由他出面向学校交涉重新组织学生会。陈是福建人，政治态度是属于中间派但偏于与我们接近，功课也很好，在学生中有一定威信。党叫我做他的工作。陈培光听了我们的意见，也很积极，他就去和学校交涉。学校看他是个中间型的代表，也就同意了。学生会重新搞起来之后，与以前的做法有所不同。当时党的斗争策略也有所转变。强调改善师生关系，加强学习，还注意搞好学生福利。学生会还办了食堂，研究怎么把伙食办得更好一些，让多数同学愿意参加食堂包伙。通过这些方面的工作，让更多的同学团结到我们周围。这样，对于开展党组织和民先队的工作，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运动初期以来，我们没有注意争取中间态度的老师的工作。不少教师虽然政治上不那么积极，但对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是抱着同情态度的。但我们长期不重视上课，往往在“注册课”人员来课堂点名之后，拔腿就走了。这样长期下去，许多教师不赞成。记得历史系主任李飞生有一门课只给我五十九分，我问他为什么恰恰差一分不给我及格，他说:你们不给我们留一点面子，上课时拔起腿来就跑了，而且经常是这样，这个作法不好，我不赞成这样。他的话使我们认识到这样做的结果失掉了中间教师的同情。后来我们党的口号也在转，在强调学习马列主义的同时，也提出“救国不忘读书”。我们的行动也随着起了变化。

(十二)“一二一二”大游行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大游行是北平学生第五次大游行。正好与双十二西安事变偶合。上午游行，当天晚上就知道蒋介石被抓起来了。这次游行的背景是，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至十二月间，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政治事件，日本军队在北平穿城演习，通过大街，炫耀他们的武力。在演习时一个高呼“打倒日本”的朱姓女孩，被轧死在坦克车下，引起了群众的极大的愤怒。再一个重大事件是绥远抗战的爆发，平津学生和各界发动了援绥运动。同时，上海和青岛日本纱厂的工人大罢工，学联号召支援上海和青岛工人。十一月下旬，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史良、沙千里、章乃器、王造时等七君子在上海被捕，学联提出抗议，要求释放爱国领袖。在这些重大的政治事件之后，就举行了“一二一二”游行，师大同学参加了这次大游行。这次游行的一个特点是与冀察当局、二十九军的关系有了改变。游行结束时，冀察政委会的代表秦德纯在景山接见了学生，学生群众高呼“拥护二十九军保卫冀察”的口号，表达了十分强烈的联合抗战气氛。另一个特点是游行的组织更严密，斗争的策略更灵活。

西安事变的消息传来，同学们欢欣鼓舞。但是后来听到放了蒋介石，很多进步同学的思想转不过弯子来:为什么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蒋介石好不容易被抓起来，又放了他?我为这个问题到谭丕模教授家里请教，他给我们做了详细的解释。

反动师生们在蒋介石被抓后，疯狂、沮丧，如丧考妣。后来放了蒋介石，他们又喜出望外，在十二月二十六晚开了庆祝大会，还搞火炬游行。师大的反动教师中表演得最精彩的要算熊梦飞，他整天垂头丧气，简直是歇斯底里发了疯，党义课也不讲了，到了课堂上就咬牙切齿地骂共产党，骂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拼命歌颂他们的蒋委员长。有一次他在课堂上大骂共产党，正式点出我和陈德明、曹国智三人的名字，恣意诽谤。我们当时不在场，事后听到苏镜同志告诉我们，我们就一道去找当时师大文学院院长黎锦熙，严正地提请他转达我们对学校当局和熊梦飞本人的严重抗议。

(十三)伪学联成立及师大六同学被开除

双十二事变之后，师大的反动学生在杨立奎、熊梦飞的策动下，组织了一个所谓“武力清共团”，专门殴打进步同学，向我们疯狂挑衅。针对这种暴行，我们自己也组织起来，向学校抗议，并进行自卫还击。北平一些学校的反动师生在“庆祝蒋委员长脱险”的大会上另外成立了一个“北平学生联合会”，人们称它“新学联”，也叫它“伪学联”。这个“学联”的“主席”就是北师大教育系的学生，名叫李子华，湖南人。李子华是跟着杨立奎和熊梦飞跑的反动学生。伪学联的成立，说明反动派要从内部来分裂学生运动，企图夺取学生运动的领导权。但是，他们这个阴谋没有得逞，因为要各校选代表，除了少数学校如辅仁大学、志成中学和河北省十七中学之类外，多数被拒绝。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的国内形势，是从反蒋抗日、逼蒋抗日逐步转变到联蒋抗日。但即使在这个形势下，北师大内部还在寒假期间发生了学校当局有预谋地开除六个同学的事件。

一九三六年的寒假，学校当局趁着同学们回家度假、力量分散的时候，收买“饭团”分子乔介林酗酒行凶。当时我们学校的民先队长是郭庆云，住在文学院。乔介林喝醉了酒，拿着刀就去郭庆云宿舍找岔要打他。当时郭庆云的门扣着，乔用手打破了玻璃，被玻璃划破了胳膊，他就趁势反诬郭庆云打伤了他，反动学生以此为借口，纠集起来企图打人。我们听到消息，立即发动同学到文学院去保护郭庆云，等我们很多同学赶到文学院时，反动学生因挑衅未成,已经慢慢散了。师大当局利用这个事件，第二天就召开学生生活指导委员会，出布告开除六个进步同学，罪名是“纠众群殴”。这六个人是:阎世臣(杨黎原)、刁鸿德(邵子言)、孙直元、刘作祺(刘子毅)、邵年(邵凯)和王会凯(王文克)。其实他们当中有的当时并不在场，这个事件，完全是学校当局事先策划的。学校宣布开除六同学以后，我们去交涉，进步同学发动了广泛的签名运动，提出要学校收回成命。但学校说不能更改,把责任完全推到学生身上。我们就在北平的报纸上揭露乔介林受人指使酗酒打人的事实。在揭露事实真相同时，由被开除的同学自己提出抗议。阎世臣就曾直接找杨立奎交涉。杨立奎想利用这个机会收买他，很露骨地说:“只要你改变原来的作法，我可以给你介绍工作，经济上、生活上不成问题。”杨的阴谋被阎严词拒绝。这六位同志先后经过党组织的安排，转移到另外的岗位上去了。

(十四)一九三七年的“新五四事件”

在党的指示下，学联提出:“争取学生运动的统一和团结”，反对伪学联的分裂破坏活动。同时发表了一些文章，呼吁学生运动的统一。为了达到学运统一的目的，进步同学争取主动，通过学生会、民先队的组织，用行动来促进学运的统一。提议联合举行“五四”纪念会，就是当时的一项具体措施。但伪学联不愿与我们合作，拒绝共同举行纪念会，我们又采取了积极主动态度，邀约他们一道举行纪念会，地点就在北师大。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表面上答应一起开，实际上搞阴谋进行破坏。当时，开会的台子搭在师大露天操场上。会还没有开，志成中学校长吴葆三就把童子军调进风雨操场，他们每人手持童子军棍，准备捣乱会场。开会时，主席台上首先为唱什么歌发生了争论，伪学联要唱国民党党歌，我们要唱《义勇军进行曲》，双方争执不下。正在争论时，伪学联主席李子华把我们主持大会的同学推下主席台，接着就拿板凳往台下砸，秩序马上就乱了。这时风雨操场里的童子军也冲出来，打开了。我们的队伍事先也有准备。如果他们捣乱会场，就转移到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继续开会。我们的队伍撤走后，剩下一小部分伪学联的人，志成中学童子军把台子围起来，陶希圣、杨立奎、熊梦飞公开出面演讲，骂进步同学，骂共产党，骂了一阵就散会了。他们散了以后，北师大操场里满地丢下的都是铁棒子、铆头、锤子。他们开会前暗地里带了武器，准备制造一场流血事件。这就是“新五四事件”。这次事件充分暴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立场是十分顽固的。

(十五)思想理论战线上的斗争

“一二九”运动，不仅表现在政治上、组织上存在着尖锐激烈的斗争,同时,在思想理论战线上也展开过广泛而深入的争论。

当时以徐芸书、蒋弗华为代表的一些人，在《学生与国家》、《国闻周报》等刊物上发表过《青年思想独立宣言》、《论共产党问题》等文章，公开倡导青年们拒绝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号召“青年运动必须让真正的原始感情支配”，“莫再傍人门墙，好回到自己的天真，树立起自己的意见”，引导青年走第三条道路。同时对学生运动提出“无条件统一论”，主张解散学联，解散民先队。对这些论点，当时有很多进步同学在《北方青年》等进步报刊上作了公开的批判。

当时北平市地下党领导下的文化工作委员会，曾经领导过一个“习作会”的活动，组织一些从事写作的同学，有计划地开展习作宣传工作。我当时参加的一个“习作会”组织，发生过工作关系的有谭丕模(北平民国学院教授)、左漠野(师大教育系)、魏东明(清华大学学生)等人。

从一九三六年冬到“七七”事变前，我们同北平晨报的副刊《青年问题》建立了经常的写作关系。这时北平晨报的社长是罗隆基，报社的编辑负责人员如孙斯鸣、宗君仁、王撷竹等都与进步学生有接触。王撷竹当时是地下党员，负责晨报的副刊《青年问题》、《劳动呼声》等的编辑工作。北平学联主席董毓华因患肺结核，曾用“王春裕”的化名，在王撷竹家养病，并帮助晨报副刊编稿。我们当时成为《青年问题》的经常撰稿人。

当时大公报王xx先生曾经在《国闻周报》第十四卷上连续发表过六篇《寄北方青年》的文章，影响很广。晨报副刊曾向我组稿，写了《与王xx先生谈青年政治思想》一文，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和建国的关系”、“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等问题与王先生进行过探讨。此文在一九三七年五月发表在《青年问题》第十七期上。

这时北平文化教育界由黄松龄、吴承仕、张友渔、张申府、程希孟、吴觉先、张郁光、谭丕模等发起组织“启蒙学会”，推动开展“新启蒙运动”，遭到杨立奎的通电“声讨”，在北平文化教育界掀起一场斗争。我当时曾在《北方青年》、杂志上发表《怎样认识新启蒙运动》一文，驳斥过杨立奎的反动歪曲。当时陶希圣诬蔑北平进步学生运动是“西班牙主义”，《青年问题》第十八期上发表了我写的《与陶希圣先生谈“西班牙主义”》，回答了陶希圣的反动论点。

北师大还有许多同学，参加了学生运动中的思想理论战线上的斗争。

回忆这些有关思想理论战线上的探讨和斗争，对我们当时的青年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提高与教育。

(十六)七七事变

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国民党冀察政委会和二十九军还驻在城里，没有撤，但对学校里的便衣活动加强了。师大传达室有几个老工人，经常通知我们可能出事，要我们避一避。党领导民先队发动进步同学们暑假留校，我们还组织同学把沙包堆在丁字楼口上，做工事护校。我们当时的活动是组织劳军，募捐一些日用品、药品等，用卡车运到各城门去劳军。记得七月二十八日夜打了一通宵，这一夜风声很紧，便衣在学校穿梭，我们住到外边一个学校里，那个地方离宣武门不远。天亮后，我们到宣武门去看，在堑壕里丢了很多子弹袋、子弹壳。宋哲元的部队撤了。当天的报纸发了号外，天津市长也换了人。北平二十九军全部撤走后，日本兵准备进城。那时，我们还住在学校。八月七日我们走到宣武门看见布告，署名是“大日本入城军司令香月”。我和姜文彬同志一道就在这天离开了北平。到天津后在法租界住了两晚，风声紧了，我们又买了到上海的海船票。路上发生了“八一三”淞沪战事，这一船人改到烟台登陆，船上大部分是平津师生，到烟台之后,组织上通知让大家到济南去,由平津流亡同学会集中接待。我们又到了济南，住在济南一个中学里。从天津到济南，我们一路同行的除姜文彬同志外，还有北方局林枫同志和几位北方局领导同志的亲属。在济南稍停之后，即由组织上分配去向:一部分同学去陕北或其他敌后抗日根据地，一部分同学到国民党统治区做地下工作。这样，大家分手了。这实际上是经过了伟大的“一二九”运动以后，学生青年知识分子真正进一步同广大工农群众结合起来，从学生运动转入敌后农村的武装斗争，转入广大群众掩护下的国民党统治区公开的或地下的斗争，青年运动发展成为更伟大的群众运动。

事情已经过去四十四年了，现在谈到“一二九”运动时北师大的情况，就使我回想起为革命事业而牺牲的北师大的同志们，他们虽然已经不在了，但是我们永远怀念他们。这些已经逝去的同志有:

王文彬同志，是当时北师大出席学联的代表。他是一个很好的同志。可惜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山东根据地湖西区肃反中被错误地当成托派而惨遭杀害。

蒋弼，湖南人，原名欧阳弼，是师大的一个青年作家，他在抗日战场上，不幸被日寇俘虏后，钉在门板上，当活靶子射死，他是一位壮烈牺牲的烈士。

张仁槐，师大地理系同学。张礼，师大历史系同学。他们都是师大民先队的骨干。他们在华北抗日战场上英勇地牺牲了。

在林彪、“四人帮”法西斯统治下的十年动乱中逝世的有王仁忱、邵年(邵凯)、杜书田(杜绍西)和于辛(马子卿)等同志。还有张连奎同志，是北师大进步学生运动和民先队的重要骨干，在林彪、“四人帮”一伙统治下，受到迫害，“四人帮”被粉碎后，因病逝世。

对于这些好同学、好同志，我们永远怀念他们，继承他们的遗志，为把祖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努力!

一九七九年“一二九”四十四周年,

本文章摘抄于“文史资料选辑”第八十二辑，有于 刚编写， 侯刚、胡云富整理，文字少有变更，照片来自网络，侵权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