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秀峰我于一九二八年在法国巴黎大学毕业后，应国际联盟秘书长聘请到日内瓦国联秘书厅工作。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我曾参加过李顿调查团在中国东北的调查工作，现将当时情况记述于下。
一、“九一八”事变前中国与国联的关系
国联是根据第一次世界战争后凡尔赛条约而成立的。当时中国因为抗议凡尔赛和约将德国占领的胶州半岛移交日本而拒绝在凡尔赛条约上签字。中国虽是国联创始国家之一，中国代表顾维钧也曾参加国联宪章起草委员会的工作，但中国成为国联成员国是根据圣日尔曼对奥地利和约而不是根据凡而赛对德和约。
从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七年间,中国与国联的关系极为一般,有可记载的只是中国曾几次被选为国联理事会非常任理事。由于中国多年深受鸦片的毒害，所以成为国联禁烟委员会成员之一。又由于中国北洋军阀时代的财政贫乏，应缴国联的会费或延期不交或交而不够，所以名誉很坏。
一九二七年以后，中国与国联的关系变得密切起来。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发生革命，北洋军阀政府被推翻，一度使帝国主义国家惶恐不安。到了一九二八年底，蒋介石组成的亲西方的南京政府，得到了帝国主义国家的相继承认。一九二九年，国联就派遣特使爱文诺正式访问南京政府，借以联络感情。其时我到国联秘书厅工作不久，也奉命随行。此行结果，打通了所谓国联和中国技术合作的道路。后来由国联卫生部长拉西曼负责促进双方合作的具体工作。拉西曼取得了宋子文的信任，使合作范围扩展到卫生、公路、水利、农业、行政、教育各方面。国联先后派来中国的专家为数不少。其时旧北洋政府积欠国联的会费达到七百万瑞士佛郎，国联秘书长宣布国联大会将此项欠款用于双方的技术合作，其实不过是为了保存中国体面而用的外交语言罢了。
二、国联理事会受理关于日本侵略中国的申诉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日本关东军突然向中国东北发动进攻。这对国联是一个打击，在它历史上是一个衰亡的关键。
日军进攻沈阳的消息于九月十九日清晨传到国联秘书厅，国联情报部长立刻打电话告诉我，我也立刻转告那时南京政府派往日内瓦出席国联会议的代表施肇基和王家桢。施、王旋亦收到南京政府训令，于九月二十一日，根据国联宪章第十一条向国联理事会控告日本侵略中国领土、破坏国联宪章中国代表要求理事会立即采取措施，制止日本对和平的威胁和形势的恶化。
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一方面密令张学良不许抵抗，另方面发表所谓《告全国人民书》，说政府已将日本侵略东北文事件提交国联要求处理，相信国联必能主持正义，制止日本侵略。国联理事会为此，于九月二十二日举行会议。施肇基报告理事会说:目前形势比数日前当他提出申诉时更为恶化，战争已从沈阳扩展到其他城市，连较远的长春也遭到日军炮击。他要求理事会迅速采取相应行动，并声明中国政府准备接受国联为此作出的任何决议。
日本代表芳泽宣称:日军行动仅是一个局部事件，日本政府准备与南京政府直接交涉谋求解决。他本人认为如果国联鲁莽从事介入其中，这会激起日本人民的愤怒，使问题更难解决。他最后说:由于尚未收到政府训令，不能正式表示其他意见。因此，他要求理事会暂时休会，等候日本政府训令。
日本代表此举，显然有意拖延时日。理事会无可奈何，只好接受芳泽的提议。它授权主席(Ascala Zamora，前西班牙共和国内阁总理)与中、日代表保持接触，并将理事会讨论经过通知美国政府。
当时美国由于自己是开罗非战公约和一九二二年华盛顿九国条约的签字国，对于东北事变和国联的受理颇为注意，它表示在处理中日纠纷问题上愿与国联合作。但美国不是国联的成员，涉及具体行动又矛盾百出。这时在日内瓦的各国代表以为救急办法是由国联派遣一个由各国驻华官员组成的调查团去沈阳调查“九一八”事变真相和目前情况。中国代表马上正式提出这样的要求。日本代表立即表示反对。英国代表薛西尔(Lord RobertCecil)认为如果得到美国同意派员参加，国联可以不顾日本的反对而决定照办。但美国国务卿史迪生(Stimson)认为此举会激怒日本军人，使日本内阁对于军部更难控制，因而表示反对。史迪生要求国联速使中、日两国直接交涉。美国政府这种逃避具体责任的怯懦态度，实际上在款励日本采取强硬态度。因为日本当时最顾虑的是美国与国联密切合作(实际上等于英、法、美合作)对付日本，现在则勿须顾虑了。三天过后，芳泽向理事会报告他已收到日本政府训令，说日军在九月十八日夜的行动完全出于自卫，日本对于中国东北并无领土野心，已将大部分部队撤回到南满铁路的范围，并准备在日人生命、财产安全得到保障时，再将其余部队撤回原驻地点。最后说日本政府希望与中国直接谈判，目前国联最好避免干涉。
施肇基答复说:中国方面对于保障日人生命财产的安全已经完全做到，日方毫无理由不立即撤兵，只有当日军完全撤退之后，中国才能与日本直接谈判，在此以前是不可能的。
熟识日本当时情况的人都知道，若榇内阁不能控制军部，答应撤军不过是一句空话。但理事会的大国代表却以为日本政府有此声明，最少对它本身来说是有诚意的，只有希望形势能够如愿地发展。因此理事会于九月三十一日一致通过(包括中、日代表在内)一项决议，重申日本声明在东北并无领土野心，日本准备在日人生命、财产安全得到保障之后即将军队撤退。决议呼吁中、日两方尽力避免形势恶化，并决定于两星期后复会。至于派遣调查团一事，由于日本反对遂作罢论。理事会希望各国政府训令各自的驻华武官国联。或其它官员就地调查实际情况，并将调查所得转由各本国政府报告接着各国政府也训令驻华官员进行调查，但这些国家的政府不愿触怒日本，未将收到的调查所得情况转告国联。国联理事会关于中、日问题的首次会议至此告一段落。
三、国联理事会对中、日问题的审议和美国的参与
九月三十一日理事会会议闭幕后，东北情况日益恶化，日军长期占领东北的野心更加明显。他们用尽一切办法，收买或强迫东北地方中国官吏背叛祖国，积极组织在日军控制下的地方伪行政机构，其目的在于完全消灭张学良地方政权。关东军司令本庄甚至宣布撤销对张学良地方政权的承认。这时张学良已将他的指挥部迁往锦州。十月八日，日军飞机轰炸锦州，并投下传单勒令锦州居民背叛祖国，“否则会受严重的惩罚”。
这时，日本政府的态度矛盾百出:一方面进行所谓竭力设法控制军部的活动，并发表声明说关东军对锦州的行动，事先未得到政府许可，轰炸锦州是错误的;另方面，又通知国联说，撤军条件不限于保障日人生命财产的安全，而且要中国于日军撤退之前承认若干基本原则。所谓基本原则是指在日本军事压力之下，中日两国举行无休止的直接交涉以拖延时日。日本政府还把中国人民抵制日货与日军侵略中国联系起来，胡说抵制日货就是破坏开罗非战公约，因此日本为了自卫，有权采取一切报复行动。
日军轰炸锦州之后，国联理事会于十月十三日在巴黎召开会议。适值理事会在职主席(西班牙外交部长)因事不能出国，继任主席轮到法国总理白里安充当。在一些人眼里，白里安是当时欧洲有名的政治家，因此他就任理事会主席，一时对国联起了打气的作用。同时美国政府也宣布决定派遣代表参加国联理事会会议。十月五日史迪生致书国联秘书长，要求国联尽其职责使中、日纠纷得到解决，并答应给予国联一切襄助。白里安于听取中、日两方代表意见后，向理事会建议正式邀请美国派员参加理事会会议，理由是中、日纠纷既与国联宪章有关，亦与美国签字的开罗公约有关，所以接受美国合作是既有理由也有效用的。
在理事会秘密会议中，日本代表芳泽以美国不是国联成员为理由，认为此举违背国联宪章,反对邀请美国参加会议。实际上，日本顾虑的是美国与国联合作，鼓励国联对日采取积极行动。从资本主义国家法律观点而言，芳泽的反对并非毫无根据。这在当时是一次典型的外交斗争。如果局面不是如此严重，理事会或许会要求海牙国际法庭予以讨论和表示意见。因为除了美国是否有权参加国联会议的问题以外，另一个法律难题是邀请一个非会员国家参加国联会议是属于手续问题(多数赞成便可通过)，抑或属于本质问题(需要全体赞成，即包括日本在内，才能通过)，也要由海牙国际法庭加以解释。可是当时日本对中国的军事侵略正在进行，时局紧张不能拖延。除德国外，其他理事会成员都不愿让一个复杂烦琐的法律问题，耽误大事，既失美国体面，又使中、日纠纷拖延不决。理事会乃不顾日本的反对，把邀请美国参加作为手续问题进行表决。投票结果:十三票赞成，一票(日本)反对，终得通过。美国代表基尔伯(Gilbert美驻日内瓦总领事)遂于十月十六日参加理事会会议。一时世界舆论以为国联既得美国支持共同对付日本，又得法国总理白里安主持会议，一定会使日本对于进一步侵略中国有所顾忌，因而国联代表们一时也充满了乐观情绪。
然而这种乐观很快就消失了。原来美国外交最易受到国内两大政党政治斗争的影响，在传统上，华盛顿的外交政策是最不稳定的，它的诺言的价值是最低的。史迪生由于日本的强烈反对和国内孤立派的攻击，竟然指示基尔伯不得参加国联对日本采取具体行动的讨论。美国这种翻云覆雨的作风顿使国联十分失望。理事会根据日本前次诺言，要求它答应在一定时间之内把它占领东北的部队撤回原驻地点，并说明现在撤军的条件。这又遭到芳泽的拒绝。白里安于是在十月二十四日向理事会提出一个草案，重申九月三十一日决议原则，但增加两条，即:(一)要求日本马上开始撤兵，并于理事会下次开会以前，即三个星期之内撤毕;(二)在日军完成撤退时，中、日两国应即开始直接交涉，以解决两国纠纷。但日本既无意于撤兵，更不愿等待撤兵之后才开始交涉，芳泽对此草案叫嚣反对。
同时，大国领导集团，尤其是英、法方面，故意制造一种新的法律理论，竟说根据国联宪章第十一条规定，理事会一切决议应得理事国家包括当事国在内(事实上指日本)一致通过，才能发生效力。这种论调是违反宪章原来的精神和一九二五年国联调解保加利亚与希腊冲突的先例的。不过在外交史上对国际公法的解释时常取决于强国实用主义，而不取决于真理。因为当时资本主义强国绝对不愿由于中国受到侵略而去冒与日本作战的危险。它们只能在战争边沿后面，希望通过国联机构来调解中、日的纠纷。实际上美国和英帝国正过着经济严重危机的日子，法国也面对德国军国主义复兴的重大威胁，它们自顾不暇，哪能为中国火中取栗呢?!
中、小国家为了本身的利益，希望看到当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国联能够经得起考验，忠于自己的宪章，实行制裁日本。但这是脱离现实的幻想，根本不可能做到。它们于失望愤恨之余，还得无可奈何地接受大国的摆布。
国联理事会于十一月十六日在巴黎法国外交部举行会议。其时日军在中国的侵略行动又进了一步。日军在东北继续向北推进，占领黑龙江省会齐齐哈尔，准备完成对整个东北三省的占领又在天
津制造事件，与中国发生冲突。日本侵略中国的目标，显然已超越东北而扩展到长城以南。这使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权益直接受到威胁。尽管如此，英、法和美国也不愿同日本发生直接冲突。
在此情况下，如果根据法理，国联理应按照宪章第十五条的明白规定，不需当事国家(主要是日本)同意，迳可采取制止日本侵略中国的具体措施。这是中、小国家所期望的。但是大国仍然认为这样过于冒险。甚至南京国民党政府对此也不热心，原因是它恐怕在经济方面制裁日本，将会导致日军更大规模的进犯。
这时,日本代表芳泽先以个人名义向国联建议,派遣一个调查团去东北和整个中国,调查中、日纠纷背景和目前情况。日本此举的目的，显然在于拖延中、日纠纷的解决。但国联本身早已显示懦弱无能，舍此别无其他更好的办法。另一方面，有些代表认为，有了一个重要的调查团去到中国，或可起着阻止日军进一步扩大侵略的作用。这种意见终于被多数代表所赞同，美国政府也表示拥护。
十一月二十一日，芳泽以日本政府名义，正式提议由国联派遣一个代表团到中国调查上述情况。施肇基发表声明说，除非日军完全撤退，否则中、日纠纷不能解决。关于派遣调查团一事，他也同意。这个提议既为各方一致赞同，白里安和他的助手随即起草决议，这里大家特别注重关于调查团的任务的规定。由于芳泽讨价还价拖延时日，草案条文经过三周协商后才达成协议。这时日军侵略中国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们以保护日侨为名，积极准备占领锦州和山海关，并沿平沈铁路南下占据天津。由于中国的要求，国联主张将锦州划为中立区，并由各国驻华武官保证它的中立，借以阻止日军的前进。这个主张得到美国支持。嗣后，日本政府命令日军暂停西进。十二月十日，理事会一致通过一个决议，主要内容是派遣“国联远东调查团”(后来被简称为李顿调查团)。根据决议条文，调查团的任务是研究中、日纠纷背景，向国联提出报告，但它无权干预两国的军事行动或建议两方直接交涉。条文也未具体说明调查团有义务或权利向国联提出解决两国纠纷的建议。这是避免在法律上强迫日本接受国联具有解决中、日纠纷的权力。很明显，这是大国对日本有意作出的让步。这就使日本可以毫无顾忌地继续采取违背国联宪章和开罗非战公约的行动。芳泽甚至声明日本有权随时采取措施，来“镇压土匪和其他扰乱秩序分子”，换句话说，就是日本在军事上仍将任意自由行动。
决议通过之后，主席白里安发表声明说:任何国家不管它的理由如何充足，也无权违背宪章，使用非和平方法来解决它与别国之间的争端。当时白里安和其他一些代表以为有理由相信国联调查团到了中国,能起着超过决议条文应起的作用。可是中、小国家对于这个决议虽然勉强接受，但很不满意。尤其是拉丁美洲国家鉴于美国时常干涉中美洲国家的内政，认为理事会不敢正式遣责日本违背宪章，就等于承认日本侵略中国领土的既成事实。他们的代表发表声明说，他们虽然接受决议，但不承认这个决议可以作为将来解决国际争端的一个典范。美国政府发表声明支持理事会的决议，尤其是关于派遣调查团的部分。
国联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审理中、日纠纷的经过就是这样。白里安在这次会议中，本来是扶病主持;由于积劳和愤，在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二日辞去内阁总理职务，旋即病重逝世。
四、李顿调查团的委任、组织和出发
到一九三二年一月，国联处理中、日纠纷为时已三个月了。在这三个月中，日本根本不顾国联有什么活动，对中国的侵略不断推进。这使国联在世界人民面前大失威信。李顿调查团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产生的。
国联对李顿调查团的处理,看来郑重其事,但调查团本身的实际行动异常迟缓。关于遣派调查团的决议是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日通过的,但它的团员的委任,直至一九三二年一月十四日才得完成。它的五名团员来自五个资本主义大国，即英国的李顿(Lytton，前驻印度总督)，法国的格罗特尔(Claudel，前驻越南法军司令)，美国的麦考益(Mccoy，前驻菲律宾总督)，意大利的阿尔杜鲁万地(ALdrovandi，外交官吏),德国的希尼(Schnce ,前驻东非洲总督)。根据理事会决议，中国政府委派东山再起的顾维钧，日本政府委派驻土耳其大使吉田为调查团陪查员。
关于调查团的工作人员，国联秘书长指派国联交通部长哈斯(Robert Hass,法国人)为调查团秘书长，另五个职员为秘书长助理，我是其中之一。法国和美国的团员也各有其助理。还有六位来自美国、法国、荷兰和加拿大的人员充当调查团的专门顾问。二月三日，调查团在日内瓦举行第一次会议并推选李顿为团长。
南京政府对于调查团迟迟其行表示不满，尤其是团员们不愿取道西伯利亚铁路东行可以早些达到东北，而偏要背道而驰地路经美国和日本。因为正当调查团忙于组织时，远东形势又进一步恶化。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中旬，日本被认为比较温和的若榇和币原内阁被迫下野，而让位于政友会的犬养(首相)和荒木(陆相)内阁。政友会领导集团与日本军人素有密切关系，他们对于中国久已主张采取强硬政策。转年日本新内阁成立数周之后，日军就继续进占哈尔滨、锦州和山海关，以致张学良的地方政权竟被完全消灭。二月底，日军不但在东北成立由他们控制下的“地方新政权”，而且强令三省傀儡省长在沈阳举行会议，宣布东北脱离中国而独立。同时日军又在一月二十八日进攻上海，中国十九路军起而抵抗，形成淞沪的激战。而这时李顿调查团还在美国和日本途中，直到三月十四日调查团才到上海，四月二十日才到东北。
五、李顿调查团的旅程和我的见闻
李顿调查团的欧洲成员于一九三二年二月三日离日内瓦取道美国转赴远东。美国成员则在纽约加入行列。调查团于二月二十九日到达东京，访问日本当局，三月十四日到达上海。其时我和国联交通部长哈斯早已在沪，并奉国联秘书长命令参与调查团行列。调查团到沪后，即与由外国驻沪领事组成的沪战调查委员会取得联络和参观战场,了解情况。三月二十六日调查团赴南京访问中国当局。四月一日至七日访问长江城市，重点放在武汉。四月七日回到南京转由平浦路前往北平。四月九日至十九日调查团留在北平与张学良和日本关东军代表取得联络筹备出关。四月十九日分两路赴沈阳:一路在秦皇岛转车，一路在秦皇岛转船经大连前往。在东北调查的时间是从四月二十日到六月四日。其间访问过许多城市，尤其是在长春、吉林、哈尔滨、旅顺、鞍山、抚顺、齐齐哈尔等地。六月五日调查团回到北平在北京饭店设立临时办事处，从事整理在东北获得的大量材料。在此时期中，汪精卫、宋子文、罗文干分别从南京北来，与调查团举行会议。六月二十八日调查团团员再赴东京与日本当局交换意见。当七月二十日调查团团员回到北平时，临时办事处整理材料的工作已经基本完成，随即起草报告书。这个报告书终于在九月四日签字。至此调查团的基本任务就算完成了。以上是李顿调查团的旅程。以下记述我个人重要见闻的片断。
(一)参加调查团行列的人员可分五类:是来自欧美的调查团团员和他们的助手，是国联秘书厅派来的职员(我是其中之一);三是以顾维钧为首的中国代表团人员，四是以吉田为首的日本代表团人员;五是中外新闻记者。当从南京乘船赴武汉逆流而上时，中间曾停留九江。在船上的三天，欧美人员总是从上午九点至十二点、下午两点至六点照常办公。团员们白天阅读文件，下午五点茶会漫谈，交换意见。
日本代表团人员极少，除团长之外有一位陆军武官和一位海军武官。三人每天用大部分时间坐在船头研究带来的长江地图。地图的详尽令人惊异，粗形的房屋和树木都应有尽有。我估计每五个或十个平方公里即有一图。单是这些地图的制出，就可说明日本精心策划侵略中国由来已久了。
中国代表团除极少数外，都在船上不分昼夜地大打麻将。有一次我在船舱上碰到中国代表团秘书长前驻丹麦公使王广圻，我对他说:“我们国家正处在存亡关头，如果我们仍不振作，就会亡国!日本人天天研究侵略中国的计划，我们代表团怎么可以日夜赌博，增加外人对我们国家的轻视呢?”翌日，王广圻告诉我，他们决定白天不再打牌。可是他们从此改为通宵赌博，白天睡觉。原来，国民党取得政权后，自己培养的外交人材很少,“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只好起用北洋政府的外交人员。顾维钧就是在这时又被起用的。顾被任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后，跟他进来的旧日部属不少，其中包括有朱鹤祥、金问泗等。
(二)当调查团在北平筹备出关的时候，日本大特务头子土肥原极力制造恐怖气氛，说有人要象一九二八年炸死张作霖一样地炸毁我们出关的专车。这个消息传到上海后，中国代表团团员朱鹤祥的妻子写信给她在平的丈夫，劝他不要随顾维钧出关。朱即向顾报告，并声明无论如何决不出关。顾对朱说:“危险也可能有，但既然接受南京政府的任务，而且又已来到北平，怎能临阵退缩。”朱说南京政府是国民党的政府，不是他们的政府，日本侵略东北是国民党惹来的灾难，与他们无关。朱最后说，如顾一定要他跟随出关，就请顾代向南京政府要求先将二十万元以他的名义存在银行，以备万一牺牲时他的家人生活得到保障。顾未接受朱的要挟，朱终于拒绝出关。
金问泗本是顾的亲信之一，中国代表团的副秘书长。他的妻子也从上海来信说她“忧心忡忡，夜不能寐”，如果金要出关，她会忧郁而死。金以妻函示顾，顾也同意金不出关。秘书长王广圻也留在北平，什么原因就不知道了。
(三)在沈阳时,我们下榻大和饭店。在我的房间门口,经常有两个日本侦探不分昼夜地监视我的动静。白天，当我在室内工作时，每隔二、三小时，必有一个假扮服务员的日本侦探借故进来窥伺。当我和外边通电话时，我听见的机器声音，表明有人暗作记录。当我出门散步时，侦探必在我背后十米左右跟来，一刻不离。
有一晚，我和中国代表团的刘子楷(出关的秘书长)、萧继荣(副秘书长)同往城里一家餐馆吃饭。八点半的时候，忽有一位华籍日方警察进来干涉。我们对他第一个反应是表示愤怒和蔑视。他严肃地对我们说:“我奉关东军司令部命令告诉你们:九点以后必须离去，否则后果由你们负责!”他用背诵的方式把这句话连说三次。我们发现他含着满眶的眼泪，只得忿忿离开，一时不禁泪如雨下!
六、李顿调查团报告书的简略内容
李顿调查团报告书是由调查团于一九三二年夏在北京饭店起草,并于九月四日由全体团员签字的。文长二百七十二页，约七十四万四千字。签字之后，即由秘书长派员取道西伯利亚带送日内瓦国联秘书厅。
报告书对于“九一八”事变以前的东北情况，作了详尽的描写认为东北地方行政存在许多的缺点;认为日本确有相当理由提出责难和要求;详细记载了“九一八”事变前后发生的事实;并根据许多人证、物证，作出自己的论断;特别注意到伪满成立的背景和发展，对于日本在东北和整个中国的经济权益以及中国人民抵制日货的影响，作了详细的调查和研究;对于苏联在东北的权益也予以同样的重视。以上是关于事实的叙述，并附有调查团自己的意见。报告书的要点是提出了解决中、日纠纷的一系列基本原则和方法。它的结论是:恢复“九一八”前的原状，不是解决中、日纠纷的适当办法，因为这是不适合现实的;维持和承认满洲国也不是解决的办法，因为这是违反国联宪章和另一些有关条约的精神，并与远东和平所寄托的中、日谅解是不相容的，比较满意的解决办法是，建立一个东北地方自治行政制度，并以下列十大原则为基础:
(一)符合中、日两国的利益。
(二)兼顾苏联的权益。
(三)符合现存一些条约的规定。
(四)承认日本根据条约在东北的既得利益。
(五)签订一个新型的中、日关系条约。
(六)订立一些能迅速解决未来中、日纠纷的条款。
(七)成立一个东北地方自治的政权。
(八)东北地方治安应由警察负责维持，为避免外来侵略起见，一切武装部队应从东北撤出，并由中、日两国订立一个互不侵犯的条约。
(九)中、日两国进行经济合作。
(十)用国际合作的方法，由各国襄助中国发展经济(例如孙中山建设中国的计划)。
怎样才能具体地实现这些原则呢?调查团建议国联理事会根据上述原则，邀请中、日两国直接谈判来达成一项解决中、日纠纷的协议。如果中、日接受这项建议，两国可以召开一个咨询会议来讨论成立一个东北地方特殊行政制度。这个咨询会议可由中、日双方政府各派一个代表团和由两国政府各自选派一个东北人民代表团，即由四方代表参加会议。中、日两国可以同时举行另一个会议来讨论其他有关问题。最后，调查团建议将上述两种会议达成协议，包括在以下的法律文件之内:
(一)在维持中国在东北主权原则之下，由中国政府发表一个关于成立东北三省地方自治行政制度的宣言。
(二)关于日本在中国权益的中日条约。
(三)中日仲裁和互不侵犯条约。
(四)中日贸易协定。
关于中国中央政府与东北地方自治政府的关系，调查团建议以下权力属于中央政府。
(一)除有特别条款规定者外，一般国际关系监督之权属于中央政府。
(二)海关、邮电、盐税、营业税、印花税、烟酒税的收入和管理属于中央政府。
(三)东北自治区行政长官由中央政府委任。
(四)中央政府有权对东北自治区行政长官发布命令。
(五)其他由会议规定的权力。
调查团报告书在日内瓦发表后，资本主义世界的上层人士竟尔认为:调查团曾尽力采取中立和公正态度，报告书的结论使中国在基本问题上得到实际的胜利，特别是报告书指出日军在“九一八”夜向北大营进攻绝不能认为是自卫行动，满洲国的成立，如果没有日军在场和日本官员的活动，是不可能实现的;伪满并未得到东北人民的拥护,所以不能认为它的成立是出于东北人民自发的、真诚的要求。
关于东北非军事化的问题，当时西方人士说，现实是日本已经完全占领东北，中国在东北主权已经完全丧失，因此把东北划为一个非军事区的主要作用是强迫日本从东北撤军，这对于中国也是一个差强人意的解决办法。
然而照我们中国人民看来，报告书最大的偏向是容忍侵略，迁就现实，反对恢复“九一八”前原状，主张东北自治。而最严重的是将东北划为非军事地区，这就使中国政府失去了在自己领土上驻兵的权利。报告书却反说这是抵抗外来侵略的保障!
七、国联对李顿调查团报告书的讨论、决议和日本的退盟
国联理事会收到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后，即提交国联大会处理。由于报告书有恢复中国在东北的主权的词句，日本加以拒绝。日本政府采用拖延手法，要求给予时间准备答复。同时它派遣一位新的代表、日本有名的诡辩家松岗到日内瓦大肆活动。松岗对中国问题素即主张采取不妥协政策。南京政府这时也另派顾维钧任驻国联代表。
松岗于十一月二十一日在大会上开始对中国进行攻击，他诽谤中国有共产主义的危险。他举一九二七年英、美战舰炮击南京为例，胡说日本今天的行动和过去英、美在中国的行动在原则上毫无差别。他还为满洲国这个傀儡组织百般涂脂抹粉。
顾维钧对松岗的胡说八道进行了驳斥，他把重点放在报告书关于日本破坏宪章的行动和解决中日纠纷的原则和方法上。
由于松岗采用拖延手法，大会讨论的进行非常缓慢。在十二月六日至八日第一次讨论过程中，大国与中、小国家之间的分歧越来越显著。中、小国家主张国联采取积极行动，并批评大国畏首畏尾、缺乏决心。这种谴责引起了英、法国内统治人物的不快。他们埋怨中、小国家大慷他人之慨，而不考虑到积极行动可能引起更大的战争，战争的破坏只会落在大国头上。他们还说中、小国家缺乏实力，对于经济或军事制裁不能作出有效的贡献，因此没有发言的权利。大国这种盛气凌人的态度更引起中、小国家的很大反感。后者说:“我们所冒的风险并不小于具有强大陆海空军的大国。中、小国家代表相继发言要求国联采取积极行动制裁日本，并表示他们政府对于调查团报告书不但全部接受，而且认为它已证明日本破坏了国联宪章。
在这时候，人们特别注意，英、法代表对于调查团报告书的发言。可是英国外长西门对报告书指出的中国弱点部分复述了一番，对谴责日本部分却一字不提。法国外长保罗彭古尽其咬文嚼字之能事，结论是:法国主张遵守“国联宪章，整个宪章，唯有宪章”。英、法的政策使日本称快，使曾对英法有幻想的中国和中、小国家的人士大失所望。继西门之后发言的是大不列颠帝国成员加拿大的外交部长，他甚至公开为日本的侵略罪行极力辩护。
大会讨论结束后，它的特别委员会用了两个月时间试图说服日本接受调查团报告书的建议，但遭到拒绝。最后，特别委员会直截了当地向日本提出问题说:“你们是否同意在维持中国东北主权的基础上，在东北建立一个地方自治行政制度?”日本的回答是:"维持满洲独立是保障远东和平的唯一办法。”至此，特别委员会乃放弃调解工作，并开始为国联大会准备决议。决议草案全部采用调查团报告书关于导致“九一八”事变前夕的情况和“九一八”后日本占领东北成立满洲国和上海战争经过的材料。它指出国联理事会关于调解中、日纠纷的建议遭到日本的拒绝，“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曾尽力之所能克制自己。它指出:日本所作所为是破坏国联宪章。它主张根据调查团报告书提出的原则和方法，来解决中、日两国的纠纷;主要条件是维持中国在东北的主权，否认满洲国成立的合法性和出于东北人民的要求。它主张在行将成立的大会远东委员会协助之下，由中、日两国直接交涉来解决它们的纠纷。决议草案最后要求国联成员在法律上和实际上一致拒绝承认满洲国和不做任何事情来妨碍大会决议的执行。
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三日的国联大会，几乎一致地通过了这一纸决议草案。只有泰国放弃表决权利，日本反对并声明拒绝大会的决议。中国代表投票赞成并声明努力执行大会的决议。当大会通过决议的时候，松岗根据日本政府事先的训令，率领整个代表团戏剧性地退出了会场。三月二十七日日本政府正式通知退出国联。
国联大会通过这纸决议后，史迪生发表声明，美国完全接受国联的决议。接着美国民主党的罗斯福上台继任总统，他的国务卿赫尔(CordelHaill)发表声明，继承史迪生既定政策，并接受国联邀请参加远东委员会工作。
国联同时邀请苏联参加远东委员会工作，但遭到拒绝，可是不久之后苏联就改变了对国联的政策。
国联的这个决议通过以后，直至一九三七年日本大规模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止，远东委员会无所事事。其间，日军完全占领热河,从长城南下威胁平、津,在冀东再搞伪政权，……情况如此，蒋记政府却照样与日本保持外交关系，不准抗日，这在国际政治实在是反常的现象。
新任国联秘书长爱文诺深深感到对于解决中、日纠纷无能为力，他找我去谈话，说:“当一个国家受到外国侵略时，首要的在它自己起来抗战，然后才有希望得到他国的援助。如果它自己不去抗战，象你们的国家一样，而希望别人替你们火中取栗，这是史无前例的。所以中国今后必须自己起来抵抗日本的侵略，才是你们的唯一的出路。希望中国朋友们及早体会这个真理。"
爱文诺对我讲这番话时，我立刻感到他要我把他这个意见转达我国政府。因为作为一个国联秘书长，他不能在中国代表面前劝中国进行战争。但把我作为他的一个部下，就可对我直言不讳。谈话结束后，我马上走告顾维钧。我相信顾也会迅即报告蒋介石，但却有如石沉大海，毫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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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为国联总部，位于瑞士日内瓦的万国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