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革命低潮中北大的形形色色
1922年夏，我毕业于江苏海州中学，到北京升学，考进北大甲部(理科)預科学习。入学考試的国文题是“救国莫忘讀书論”。这个题目是胡适出的，反映了他那时所倡导的要使青年学生脫离爱国运动、埋头讀书、不問政治的反“五四”精神的思想。这个时期正当直奉軍閥大战之后,胜利者的直系軍閥头子曹錕、吳佩孚夺得了北京政权，气焰万丈,不可一世,大力压制北方的革命势力,使革命运动一时趋于低潮。曾经依靠、帝国主义的学者兼政客胡适，逢迎曹吳意旨,高唱他的“好人政府主义”、“多談問题,少談主义”、“学生应多讀书,少搞运动”等謬論。入学考試的国文題就是对新来北京应試的青年的一个当头棒，企图使他們在思想上先有一个深刻印象,就是:在入学之后,必須做一个只讀死书、不問世事的规矩学生，和革命运动絕緣。
胡适的这种反动思想和言論，在当时是有市場的。我在到京投考期間，寄居在海州中学同班好友谢福元的一个当国会議員的哥哥家里。当时直系軍閥以“恢复法統”为名，恢复了1917年的旧国会，策划贿选曹錕为总統的勾当。那些从土里爬出来的国会装員一时大为活跃,謝家每天宾客盈門，議員們在他家团聚，纵谈国事,議論风生。当他們談論到前两三年的青年爱国运动的时候,莫不談虎色变,认为現在是“法統重光,政治上了正軌,万不可再叫青年学生胡来乱閙,对自己荒废学业,对国家破坏法治，……”这些議論和胡适的主张如出一辙。当我应試回来把国文题向他們說了以后，他們齐声称赞国文题出得好，并規劝我大学以后应該专心讀书,求得其才实学,方能救国济世。我亦深以为然。
大学以后,的确看到当时北大的学术空气特别浓厚,不愧为中国的“最高学府”。校长蔡元培是当时最有威望的教育家，在他的“只問学术,不問派別”、“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針下，著名的学者教授薈萃于北大,各种派别的学术論战，各种式样的学术活动，搞得盛极一时，热閙异常。
理科方面,基础理論科学分量特别重，数学制度也特別严，甲部預科的必修課程有一門考不及格,就得留級。因此我和別的同学一样,除认真上課听讲外,就是蹲图书館或实验室,終日孜孜不息，搞得头昏脑服,旣无暇时看报紙杂志,也沒有閑心談論国事。文科方面則另是一番景象。那时多数文科学生是胡适的信徒，不是醉心于“整理国故”,就是迷恋于訓詁考证之学,而对哲学思想問題的探討爭論,更为热烈。当时北大同时开了两个公开的哲学讲座,一是胡适主讲的西洋哲学思想史，另一个是梁漱溟主讲的孔家哲学。资本主义的哲学和封建主义的哲学唱对台戏，时間都同时排在星期六下午，胡在北大三院大礼堂讲，梁在北大第二院大礼堂讲。两方面的听众都相当多,但三院礼堂較大,毕竟还是資本主义哲学比封建主义哲学的吸引力大些，听众多些。法科的学术空气并不如文、理科浓厚，他們另有一种风气。他們所注意的并非书本上的东西,而是实际的东西,因为他們有一个共同信念,就是:如果在当学生时不在官場中或社会上搞好人的关系，到毕业出枝后就前途茫茫,无依无靠。所以他們不抓书本,而去抓社会关系。当时北大的男生宿舍,有馬神庙的西斋,住的多半是理科学生:沙滩的东斋,住的多半是文科学生;北河沿的三斋,住的多半是法科学生。按照学风看，也有个自然分类，就是:“西斋的书呆子多，东斋的公子哥儿多,三斋的社会活动家多。”
在这种“只要讀书、不要运动”的思想影响下，表面上学术空气很高涨，另一面也滋生了辯癬。这一期間,在北大师生中間出現了一些轰动社会的怪事丑聞。首先是教授阶层中发生了三件駭人听聞的丑事。一是哲学系的教授张兢生讲授“美的哲学”，大肆传播他的“性学”，毒害了很多青年。二是已有妻室儿女的经济系教授楊栋林,追求被称为“校花”的某女同学,某女同学不胜其扰，把楊的丑行在报上揭露，因而北大同学掀起了一場驅逐楊栋林的軒然大波，一、二、三院校墙上貼滿了驅楊的紅綠标語,这个流氓教授不得不溜之大吉。三是生物系主任譚某某乘他妻子在协和医院生产的机会,把寄居他家的姨妹陈xx(我班的旁听生)强奸了,其妻出院后憤懣病歿，他便和小姨結了婚。陈在广州的未婚夫聞訊北来，在《晨报》上公布了他的控訴书，鬧得滿城风雨，譚某某也是一走了事。在同学方面,讀书的空气固然浓厚,而歪风邪气也看风靡一时，我在这一段时間里，也是西斋的书呆子之一。因为我上大学是受海州中学一位老师沈黍农的資助,他对我的希望很大,要求我学成一个有“眞才实学”的科学人材;同时我又在入学时接受了“數国莫忘讀书”的指导思想,理科的功課又重,制度又严,因而在入学后的三年里面,其正做到了埋头钻研,苦学苦练。但是我由于身体不好，为了鍛炼身体，报名参加了蔡元培創办的北大学生軍，沒想到后来竟因此而开拓了新的生活領域，使我走出課堂，投入政治，从而改变了我的人生观和人生的道路。
二、北大学生军的光荣任务
1924年秋,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后,直系将傾馮玉祥突然从热河前线回师北京发动政变,并邀請孙中山北上。与此同时,馮又把段祺瑞請到北京做了“临时总执政”。1924年11月，孙中山在广州发表了“北上宣言”,主张“召开国民会議,解决国是”,旋即绕道日本北上。北京各国公使与段祺瑞勾結起来反对孙中山北上。孙中山由日抵津后,他們便在北京散布謠言,說孙中山在广州屠杀商民(指鎭压商团叛乱而言),北京市民不欢迎孙到北京来,如果要来,将对孙不利。他們并印了很多“孙大炮屠杀广州商民的惨状”的图画传单,在各处散发。但是他們的阴謀詭計,阻挠不了孙中山的坚强意志。他到天津后就得了病，得到帝国主义者和軍閥阻挠他到北京去的消息，态度更加坚决,不顾一切,抱病到北京来了。
北大校长蔡元培是老同盟会員,他关心孙中山的安全,乃派北大学生軍在孙到京时到前門車站担任欢迎和警卫的任务。我們学生軍的全体同学得到这个命令之后,高兴极了。那一天的气候非常冷,北风凛冽,我們很早就在北大第一院大操場集合。司令白雄远讲了話,說这是学生軍創立以来第一个有历史意义的光荣任务，要同学們发揮革命軍人的精神,很好地尽到保卫孙中山先生的責任。经此鼓励，士气更盛,出发后一路跑步,到了前門东車站,在站内站外布置了警戒线,派好了崗哨。我們拿的虽然是木质的教育枪,但是我們的戎装整齐,精神旺盛。北大学生軍第一次在社会上出头露面,很惹人注目。軍閥政府所派的少数保安警察,也为我們的气势所震懾,或到气餒。在站台上我們把警戒线布置在靠近火車的第一线,把他們隔在外面，崗哨的距离很密，五步就是一个崗。我們把枪上了刺刀，不端在手里,时刻注視着警戒线外的每个欢迎的人。当孙中山所乘火車到站的时候,我們齐声高呼“欢迎孙总理召开国民会議，解决国是”、“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約”……等口号。孙中山下車之后，我們看到了这位一代伟人，心里异常兴奋。他看見了我們这样年青英武的軍容，也含笑点首,非常高兴。他虽面带病容，而精神十分健旺，出站以后，就乘坐蔡元培的破旧汽車到铁狮子胡同寓所去了。我們胜利完成这一光荣任务回校时，路经东交民巷西口，在那里又大呼一陣“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口号,向帝国主义表示:“我們胜利了!”
孙中山在铁獅子胡同寓所的警卫任务，最初仍然由北大学生軍担任。我們每天有一班人去服勤务,虽然耽誤部分上課的时間，但每个人在接任务时都欣然前往。孙中山到京后，虽然病情日益加重,但他对于軍閥和帝国主义的斗爭，始終坚持不懈，特别是对段祺瑞所搞的“善后会議”,斗爭更为激烈。他坚持贯彻对内召开国民会議,对外废除不平等条約的革命主张,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有革命传統精神的北京青年，受了孙中山这种革命精神的启发，爱国热情和革命空气又漸漸地高涨起来。孙中山的健康情况,人人关心,每天早晨看报时,都搶先看发表的病情公报,一看到温度升高，心里就着急，看到病情减轻，心里就安适。但是不幸的消息终于在1925年3月12日到来了，孙中山先生終于病逝了。孙中山的遗体在协和医院施用科学方法处置之后，用水晶棺材装殮，移途至中央公园社(今中山堂)停放，护灵的任务，仍由北大学生軍担任。移灵西山碧云寺的那一天,我們全体学生軍三百人,在早3时許即在北大一院操場集合点名，一名不缺，随即开往中央公园执行任务,在社稷殿及社稷坛内外布置崗哨。原定午前9时起灵,等候段祺瑞亲来奠祭,但等到10时許,他还不来;后来传来电話說,他的皮靴小了,穿不上脚,不能来了。他这种无信无礼的行为,引起群众的痛恨。移灵时，把各方面所送花圈二千余个，由北大全体师生編成花圈队，首尾长达三里，前头队伍快到西四牌楼，后尾才走到西长安街新华門附近。我們学生軍在灵車左右前后护卫灵櫬,另有巡查队前后巡行,維持行进中的秩序。移灵经过的路线，人山人海,道旁的房顶上和树上滿都是人。沿途路祭频繁，直到午后1时灵車才到达西直門外，把馬車換为汽車駛往香山碧云寺。我們学生軍完成了任务，才回校休息。这一次光荣任务，具有历史意义,永志难忘。
三、 革命统一战线领导的几次爱国运动
1924年1月,孙中山在共产党的支持和帮助下,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改組了国民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以后,革命統一战线形成了,全国又掀起了革命新高潮。北大教授李大釗参加了这次代表大会，他开会回来以后,便先在北大建立了北方的革命統一战线。在他的領导下， CP(那时共产党的簡称)和国民党左派密切合作，掌握了北大学生会和学生軍的領导权，并进而領导了北京学生总会和以后的各次爱国运动。自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以后,直到1926年“三一八”惨案这一期間,北京的爱国运动，一个接着一个，都是在这个革命統一战线領导下进行的。
我从参加北大学生軍欢迎孙中山及担任孙中山寓所警卫和移灵时护灵队的光荣任务以后,在我思想上有了一个新的动念，就是觉得书呆子生活沒出息，参加群众性的社会活动有兴趣，静不如动，讀死书不如干政治运动好。适逢上海“五卅”惨案发生了，北京和全国各地一样，展开了罢課、罢工、罢市、反对英帝国主义、支援上海遇难同胞的运动。我在班上被选为出席学生会的代表，把整个精力和时間投入了这个运动。同时北大学生軍成了北京学生爱国运动中的唯一的武装力量(实际上只有木枪)，我在学生軍的活动中也非常积极。这时各党各派也在积极发展组织，我班的一位同学邓文辉是国民党左派的一个領导人(我两人在预科同班,1925年又同时升入了物理系)，他見我放弃了书呆子生活，在学生会和学生軍的各項活动中很积极，便把我作为发展的一个对象。他几次向我宣传鼓动,說他們的左派团体“实践社”① 是眞正革命的，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和CP合作,反对西山会議派和国家主义派，等等。我当时虽然认识不清CP和国民党左、右派在政治理論和方針路线上究竟誰是誰非,但是邓告訴我国民党右派都是腐化分子，并举出北大同学中的几个右派作例子，他們就是那批坐包車逛八大胡同的公子哥儿中的某些人物。邓文輝本人則是我班最优秀的一位同学,他又好学又正派,而且一度被选为北大学生会的主席。我两人坐在一个书桌(双人桌)上，感情浓厚，他的話打动了我的心，我就在这次爱国运动中由他介紹成为国民党員，同时参加了他所倾导的左派团体“实践社”。这件事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个关键性的轉折点，从此以后，我便舍弃了原来的“讀书成名”的人生观，开始了政治生活。
我参加实践社不久，北大学生会改选,一个我过去从未見过的政治斗争場面开始了。北大学生会就是当时中国政治舞台的縮影，为了爭取学生会代表的席位和执行委员，各党各派在竞选中展开了爭夺战。CP和国民党左派在竞选斗争中紧密联合，和国民党右派、国家主义派斗争，在北大西斋成立了竞选的秘密联合组织，就一領导这一斗爭，不分昼夜地进行活动。为了争取一个中間分子的票,往往投入很大的力量,三番五次地去做宣传說服工作，有时搞得通宵不眠。我对此毫无经验，只作了些内部事务工作和交通工作。由于統一战线有李大釗的領导，这場斗爭終于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1925年下半年以后，北大学生会的領导权便掌握在革命統一战线手中,北京学生总会也由此为革命力量領导起来,从而开展了这一时期对北洋軍閥和帝国主义的一系列的斗争。
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李大剑和邓文辉等左派分子被推选为北京的出席代表。那次大会，国民党左派和中国共产党参加国民党的同志們密切合作，又击敗了右派，李大釗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員，并以政治特派員的身份回到北京，和左派国民党组织了“中国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設于东城翠花胡同,右派則另設市党部于南花园)，成了北京在这一时期爱国运动的司令部。我們那个小团体的邓文輝、蕭忠貞两人都是市党部执行委員,在李大釗領导下,积极进行反軍閥、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北大学生軍也在北大学生会掌握下，成了爱国运动的主力军。我在学生軍里面是一个积极分子,曾参加了以下几次爱国运动的斗争,当时的情况,至今記忆犹新:
(一)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北京各学校全都罢了課，举行游行示威及宣传募捐活动。在天安門开群众大会时，北大学生軍在会場上負起了維持大会秩序及警卫責任。大会后游行示威，并到铁狮子胡同执政府請願。游行开始后，忽然来了暴风雨,北大学生軍的队伍排在最前列,在大雨倾盆中，精神更为振奋，步伐更为整齐，口号喊得更为响亮,以致带动了全体游行的人也都沒有一个股队，暴风雨好像为我們助了声威。到执政府門前时雨已停止，我們每一个人都淋得像个落湯鸡,但是斗争的气势昂揚,使軍閥的警卫队退避到执政府的铁栏門内,紧閉大門,不敢和我們对垒。北大学生軍的队伍走出了大队，在执政府大門外布置开了一个四列横队，保护群众。我們虽然是徒手，但是威风凛然，終于安全地完成了那次請願的任务。执政府派代表馬良出来見了請願队伍，表示“尊重民意,向帝国主义严重抗議,提出惩凶、賠偿要求……”等空头支票之后,队伍又继续游行到北新桥散队。
(二)1925年11月初，段祺瑞执政府和帝国主义在中南海居仁堂开“关税会議”的时候,北京学生总会又組织了一次反对“关税会議”的示威运动，仍以北大学生軍作开路先鋒，排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当游行队伍到达新华門前时，即与軍閥政府布置好了的武装保安警察发生了冲突，展开了交手战。我这时正和拿軍旗的同学司徒德、吳寿金在一起,和两名拿大刀的保安警察对打起来。司徒德以旗杆作武器和两把大刀对抗,警察的刀法有路数,司徒德抵挡不住,旗杆被大刀削断。我和吳是徒手，拣馬路旁边的砖石对警察投擲,命中警察面部,使司徒德得以脫险。我們且战且走，由府右街脱离战线,返回北大。这次斗笋，学生与警察都有伤者，学生被捕十余人。
(三)1925年11月底，北京学生和工人又发动了一次规模很大的“打倒軍閥”“驅逐段祺瑞”、“废除不平等条約”、“实行关税自主”的国民大示威运动。这次大会是在景山前面神武門开的，参加的有学生、工人四五万人。全体北大学生軍全付武装参加。馮玉样的国民軍也以維持秩序为名参加了大会，和北大学生軍合作,对大会和游行示威担负了警卫任务。当大会开完,宣布游行示威开始时，北大学生軍仍在最前列开路,国民軍的大刀队分列成两行,在游行队伍的两侧行进,从会場出后門,直扑铁狮子胡同执政府。因段祺瑞在东四十条家里，未到执政府来办公，队伍又轉到东四十条，把他的住宅包围起来。他的住宅围墙很高，四角有炮楼，大門紧閉，卫队在炮楼上支起了机关枪对着群众。北大学生軍这时也把教育枪的刺刀上了把,把枪平端在手里，作准备冲鋒状，在群众队伍的前面和段的卫队对峙起来。他們知道我們拿的是打不响的教育枪，故意戏弄我們,在炮楼上向我們喊話:“喂,学生軍!放一枪我們听听!”我們被激怒了,便回答他們以一陣口号:“打倒卖国軍閥!”“段祺瑞快下台!”“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約!”“实行关稅自主!”群众随之高呼,气壮山河,吓得他們不敢再开腔了。这样对峙了五小时之久，直到傍晚时分，示威的队伍才撤退解散。这次运动,因有国民军大力支援，軍閥未敢动手，沒有发生流血惨剧。这就是有名的所謂“首都革命”。这次运动使段祺瑞的反动統治发生了根本动搖。
(四)1926年春,因日本兵舰炮击大沽口,和国民軍守大沽口的炮兵发生了冲突，日本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向中国政府发出最后通谍,要中国撤銷大沽口的炮台，撤退国民軍，因而激怒了北方的人民群众。北京二十多万群众在大沽口事件发生后的次日，召开了反日大会，向日本帝国主义提出抗議。3月17日，在北大三院
召开了紧急会議，决定于次日在天安門召开国民大会，并向軍閥政府請顾。这次运动是在李大剑所領导的翠花胡同市党部、北大学生会、北京学生总会联合策动下进行的。3月18日,天安門大会由李大釗主席,会后即游行示威,往铁子胡同請願,一路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段祺瑞政府”等口号，并唱国民革命歌。北大学生軍仍担任沿途警戒及維持秩序的任务，每隔二十步配一学生軍，走在队伍旁边。我那次的位置,配在队伍的后半截,当我随队游行至东四牌楼北面三条胡同口上的时候，忽听北面枪声大作,随之前面的游行队伍秩序大乱，执政府門前惨杀学生的事件发生了。我們不能再往前进,就地解散,由隆福寺胡同折回北大。回校后才知道死伤的学生很多，馬上展开了救护工作。北大学生会主席邓文輝当时在場,亲見李大釗始終沒有离开队伍,当軍閥的卫队开枪时他才在拥挤的群众中走出現場。邓文輝当时伏在地下，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左腿,但因那顆子弹已经穿过了好几个人的身体,成了强弩之末,打在他腿上只震动了一下,沒有穿进肉里。他把掉在地下的弹头順手撿了起来,弹头上还滿是鮮血。
四、军阀势力对革命力量的残酷鎭压
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不久，馮玉祥的国民軍在奉、直、鲁軍联合压迫下,放弃了天津、北京,退往西北,张作霖到北京做了“大元帅”(段祺瑞也垮了台),张宗昌做了北京警备司令,开始对革命力量进行残酷鎭压，特别是北大成为他們注意的主要目标。这时翠花胡同市党部已不能公开活动,革命工作轉入地下，人員分散,但对軍閥的斗爭仍在激烈进行。
1927年春，由于北伐軍在南方胜利进展，北方軍閥越发害怕，对于北方的革命势力防范更严。张宗昌是个极端残酷的杀人魔王，他做了警备司令以后,偵騎四出,大事搜捕革命分子。实践社的領导人物邓文辉、蕭忠貞等潜伏在北大西斋元字号，CP也有几位同志潜居在天字号。我住在地字七号,有时遇到他們在秘密开会，立即避开。有一天突然来了一伙值緝队要到西斋宿舍里检查，說是有个逃犯躲在西斋。传达曹子平一面应付他們，一面告訴我急速告知邓文輝、蕭忠貞等立即由西斋后面逃避。他亲自去通知天字号的其他比較重要的同学，他們都从二院后面物理实验室的后窗跳入实验室,从二院陆续走出,因而使那些偵緝队扑了个空。次日又有几个便衣警察借查户口为名,到西老胡同一个公寓里搜查，也无所获。
在这种紧张情况下,由李大釗和苏俄大使館联系,把翠花胡同市党部的重要人員和文件迁入苏俄大使館暫避。那知帝国主义和軍閥秘密勾通,特別准許张宗昌的兵进入使館界东交民巷,于1927年4月6日拂晓突将苏俄大使館包围,跳墙而入,把北京市党部的全体人員都逮捕了，大厨师(不知其姓名)正帮助烧毁文件，也被逮捕。
俄使館事件发生后,北京的革命力量頓时失去了領导,革命活动陷入停頓状态。事隔二十多天,約在4月底某日,从司法部传来消息，說那一天要审俄使館事件的案犯，实践社李寿雍(邓文輝被捕后由李負責領导)命我騎車到司法部附近去窥探。那天风砂蔽日,显得特別紧张,行至南长街南口即被軍警拦阻,不能过街,又绕道至西交民巷，也被拦阻,知道情况不好,乃奔回宿舍。到了午后由学校传来确实消息，李大釗等二十人都被軍閥处了絞刑，邓文輝、张挹兰(女)等同学也同时被絞死。这对北方革命力量的摧残实在惨重。我們在西斋的同志,抱头痛哭一場之后,共商善后。当天午后,即由学校当局出面向司法部交涉倾尸的問題,得悉行刑后,每人用一具薄板匣子装起来送到宣武門外长椿寺内停放,命家属去，我們实践社的同志分了下工，由我去到宣武門外各寺庙去租賃寄放邓文輝的灵櫬的地方。我跑了半天,在崇敎寺租了半間厢房;另由一位同志的年紀較大的妻子充作邓文輝的表姐去倾尸，同学徐季吾伴同前往。她們到了长椿寺附近,見有一中年妇女带了个小孩坐在地上痛哭。徐問她哭什么人,原来她是俄使館厨师的妻子(厨师也是被较死的二十人之一),因家貧沒錢买棺材，所以痛哭。徐当时从身上掏了十元錢給她,竟为长椿寺的偵緝队看見,立即将徐逮捕,带至长椿寺内审訊,认为徐是共产党。徐說他是国立八校所组织的善后委员会派来调查遗族情况的，直到天晚，才把他放出来。
当她們把邓文輝、张挹兰的尸首領出来运到宣外湖南义地另行裝殮时,我騎車从崇敎寺回来,看到有許多便衣偵緝队在湖南义地的胡同口来回梭巡。我猜想可能他們想乘此机会再来个大逮捕，乃急馳往湖南义地吿訴那些比較重要的同志同学快些躲开，以免发生意外,他們就从后院越短墙出走。那时邓、张二同志的尸体尙未入殮,张挹兰的妹妹(在女师大讀书，忘其名)伏在尸身上，哭得死去活来,抱着她姐姐不让入殮。张挹兰的弟弟张鹏(北大同学)也躺在地上痛哭,凄惨景况,令人不忍卒睹。直把邓、张二烈士的遺体装殮好了,伴送到崇教寺安置妥貼,我才回学校。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背叛革命，发动反革命政变之后，我所参加的国民党左派团体实践社的領导人李寿雍在南京投入了陈果夫的怀抱，蕭忠貞投入汪精卫的幕中，这个团体从此分化变质了。我于1928年北伐軍进入北京、商震組织河北省政府时,轉入行政部門做官。1929年我又回北大复学,轉入教育系讀了三年,于1932年毕业,才結束了我的学生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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