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石友三在国内軍閥混战的长时期内,由于个人野心的使，朝秦暮楚,反复无常;而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更走上叛国投敌、毁灭自己的道路。关于石友三在抗战时期的活动及其最后結局，有各种不同的传說,为了把問题弄淸楚,有必要将事实的经过作如下的叙述。惟事隔多年,全凭回忆，难免有不詳尽之处，尚希知其事者加以补正。
1931年7月，石友三在反对张学良之战被彻底打垮逃到济南之后，仍然是野心不死，企图收一部分土匪队伍作为再起的資本。在这个时期，他同山东临清一带的匪首馮寿彭取得了联系。1932年秋，他又由济南潜往天津,与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汉奸殷汝耕进行勾結，把馮寿彭的匪部調駐冀东，企图凭借外力寻求“出路”。1933年国民党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訂了《塘沽协定》之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华北的阴謀活动日签加剧,北平、天津等地的汉奸亲日派更加蠢动起来。日本驻屯軍企图把石友三扶植起来成为他們一支有力的別动队，只因石友三号召力不大，又沒有基本队伍,所以不大重視他。
以朱哲元为首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之后，石友三派张化南(号爱棠，是一个流氓,石友三通过他和日本方面及殷汝耕进行汉奸活动)持函来北平見宋,住在利通飯店,适我也住在那里,张对我說,石将助宋扩大冀察政权的局面,知我将往見宋,願偕同前往,并托我代为先容。宋与张談話的时間很长，大約有两小时之久。张辞出后我始見朱,問张談了些什么。宋說:“石汉章联格了些队伍，願意听我的指揮,委托张爱棠来表达他的誠意。”(宋还不知道张化南巳经和我說明了他的来意。)我就对說:“听說石汉章搞活动,张化南替他奔走拉攏,张在外声誉石汉章要协助委員长把冀东归并过来,扩大冀察的局面，还胡說什么要搞一个第二滿洲国，这可使不得。委員长可千万不能听他們这一套。”宋聞我言，頗不高兴,就以教訓的口气对我說:“你不要乱說,我能听他們的嗎?你不用管这些事,好好招呼自己的队伍好了。”第二天,馮治安到利通飯店見到我,問我昨天和朱談了些什么話,我把与朱談的話重說了一遍。馮說:“委員长說你的話特別难听，叫我告訴你好好訓练队伍,不要多說話。”
过了不久,宋同他的高級幕僚們談起石友三的事,他說:“石汉章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他对各方面拉扯的关系很复杂,只要他认为是个机会，什么事都干得出。天津这个地方五方杂处,他长此在那里混下去,沒有好处。不管他的为人如何,总是在一个团体共事多年,我們不能看着他受日本人利用，更不能听任他当汉奸，要給他找个出路,否則他是很危险的。”大家都同意宋的意見,宋就下了个手合,委石友三为冀北保安司令,并且令飭河北省保安处把訓练最好的陈光然、樊嵛山两个团拨归石指揮，連同石自己的队伍(即馮寿彭的土匪队伍)共三个团駐在北苑黄寺一带。
当时我們看得都很清楚:朱把石拉过来,可以說是彼此两利,心照不宣的。从石的一方說:他本来沒有多大的力量,否則他早就成为日本方面一个扶植的对象,自己搞出一个什么特殊化的局面,而不会再向宋哲元出謀献策。石很懂得,宋过去对他并无好或，如果仅仅是凭着过去在一个团体共事的关系向朱討差使，是不会有什么結果的。他之所以派张化南見宋，只不过是向宋显示自己在日本人面前如何有办法,以便引起宋对他的重視，然后由宋主动地把他拉过来,以达到他重登政治舞台的目的。从宋的一方說:冀察两省和平、津两市是自己的天下，一个冀东伪組织的存在，已经像一块毒疮一样,早就想着把它割掉，只是由于日本人的阻挠，始终沒有办到，哪里还能容許再出現一个类似冀东伪組织的局面呢。石友三同日本人的勾结宋是早就知道的,而石的为人宋是更了解的。如果不把他拉过来,迟早他会在冀察范围内捣乱,这是对宋的統治不利的。
果然，石友三担任了冀北保安司令以后,虽然他同日本人沒有断絕联系，但一直到“七七”事变爆发，冀察政委会垮台，石对宋始終是相处得不錯,沒有假借日本人的力量与宋为难。抗战开始后，二十九軍奉令編为第一集团軍,宋哲元任总司令,所部在津浦线北段布防，经过靜海、青县、滄县等处的几度阻击,由于日寇兵力不断增加,我軍在强大敌軍的压力下，逐步后撒。这时，石部已到达德州附近,宋命改編成师,由原来的两个旅扩成三个旅,石任师长,程希賢任副师长,陈光然、张雨亭、馮寿彭分任旅长。当总部由连鎭撤到山东临淸时，为了集結兵力，馮治安(第一集团軍总司令宋哲元于9月25日因病請假一个月由連鎭赴泰山休养，总司令职务由軍长馮治安代行)命令石部向南轉移，但他仍在德州逗留，不肯后撤。馮以电話找石談話,石佯称有病不接;这时薰振瀛适在馮的身边,声称他要找石說話,石仍推說臥病而由程希賢代接。蕭問队伍为何迟迟不向南开,程說准备准备再开。蕭說:“請你轉告汉章:咱們的脸刚刚洗干净,还要抹灰嗎?快开吧!”意思是說,石友三过去反复无常的行为，以及后来又同日本人勾結，他的名声是很坏的，現在参加抗战,正好借贖前愆,不要再受敌人的利用。
蕭振瀛为什么說这番話呢?他是有自己的打算的。他趁着宋哲元离开軍队的机会来到前方,企图利用馮治安、刘汝明、石友三等作为政治投机的資本。而蕭与石旣是同乡，本时又有深切的关系，他这样說，既可以显示对石的爱护，又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在这以前，石借口去济南看望韓复榘，曾和駐济南的日人有所接触,这說明石不听命南撤,是有所等待的。不过这次石和日人的勾結沒有成功，最后还是把他的軍队同友軍靠攏在一起，开到清丰、南乐一带。
10月下旬，宋哲元回到大名总司合部，吳錫祺(吳当时是第一集团軍总部高級参謀)向宋报告他去泰山休养期間所发生的問题和情况,談到石友三曾一度意志动搖,态度噯昧。吳的話并未使宋感到意外,而是很自信地說:“不要紧，我早有布置，石友三如果投敌，立即有人干掉他，沒关系。”从宋的說話来看，他对于石的秘密活动情况,可能知道得更多更清楚些。
朱哲元为策应山西我軍的作战，亲自督率第一集团軍主力于11月1日出动，经威县、广宗绕攻平汉线邢台之敌，預計5日攻下邢台,8日攻下石家庄。后方的布置是，以何基灃部守大名，石友三部守卫河沿岸。这时，我的部队分駐在南宫、冀县一带(原有两个团,嗣又将河北省的保安队編为三个团,共五个团,約万余人,番号为河北暂編第一师，后改为新編第六师，我任师长)掩护第一集团軍主力部队出击。宋北进时，日寇偵知大名一带防务空虚，由邯鄲经成安、广平进袭大名,10日晚城陷,宋以后路感受威胁,放弃了绕攻邢台的計划。经临清、冠县南撤，日寇占倾大名时，石友三部隔河与敌对峙。
以后，宋駐新乡,付命石友三部撤至道口、滑县一带,担任这一地区旣設的国防工事线的守备,命駐在南宫、冀县一带的我部向南轉移,撤至大名以南小滩、龙王庙、元村集之线接替石部防务。
二
1938年1月，日寇开始向我进攻我部采取纵深配备，在南乐一带打了三天,后奉宋命，轉移至道口一带。道口距滑县很近，我与石友三时常往来联系，当时看到张友漁同志倾导一批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并在济南、开封等地,招集爱国学生三、四百人，帮助石部搞宣传工作。他們到处热情演讲,鼓励士气，并演出街头話剧，宣传日寇奸淫烧杀的残暴罪行,鼓动人民群众，保家卫国，支援軍队抗战,工作搞得极为活跃。因此，部队与群众的抗敌情緒，都极为高涨。同时,这一振奋人心的工作,对石友三本人也起了积极作用。石在此时亲自指揮部队对敌布防,严加戒备,不像过去大家背后談論的那样，看不出和日寇勾搭的迹象。只有石的副师长程希賢,时常散布他的謬論。有一次程对我說:“蔣介石这个王八旦,不是东西，我們在这里整天卖命，还不知道哪一天就和韓向方(韓复榘字)一样把我們宰了呢。与其被人宰了,为什么不早作打算。”显然是劝人投敌当汉奸。我对他說:“伟儒(程希賢字),我們可以痛罵蔣介石,可以反对他,可以声罪致討;可是今天是对外的民族战爭，尽管蔣介石把向方杀了,我們哪能因为反对蔣而倒向敌人方面去。在这个大关大节的当口,可不能有絲毫的动搖。”
原来程希賢在“七七”事变前會任保安旅的旅长，抗战开始后，他希望得到一个师长的职位,朱哲元发表他为石的副师长,对宋深表不滿,常发牢騷。韓复榘被蔣介石处决以后,他因与韓私交甚厚，又时常痛駡蔣介石,从此，他便与石友三共同策划投敌的勾当，实际上他已经成了石的代言人。
不久,石部调湯阴，我部在石部的第一线，此时石已被正式任命为一八一师师长,我为新六师师长,我部归石指揮。我发现石部人員常到彰德去购买物品(彰德是日寇的第一线)，問他們怎么那么往来方便呢?他們說弄到了日方的通行证。这件事引起了我的注意,揣測有两种可能:一个可能是，設法弄到通行证，可以借通行证的掩护随时搜集情报;另一个可能是，石与日寇已经取得了安协。因无显著的事实证明，我也不便为此問石。
有一次程希賢又到我处,依然是駡大街,发謬論。最后說:“建侯(我的字)，我們为什么不早与日方妥协,架着石老总到太行山，大旗一树，轰轰烈烈地干一番呢?”我料定他是受石的主使前来試探的,当即加以反駁,程扫兴而去。
不久,石部退到新乡,我部退到輝县,程希賢又向我打电話說:“別走啦,拉出去干吧。”我說:“你怎么总是胡扯这一套呢。現在我們的家乡已经淪陷在敌人手里,我們的亲人已经成了亡国奴,要是照着你的办法去干，我們不就成了国家民族的罪人了嗎!这个問題我們爭論不止一次了,我希望你好好协助汉章抗战,再也不要想这些問題，你說对嗎?”我正等着程的答話，可是程竟把电話挂上了。不多几天,石友三就派他同毕载奕(石的同乡亲信)前往郑州，以后程便是由郑州前往北平活动的。
我部在怀庆掩护着宋的总部进入济源以西的封門口之后，与敌人的追击部队在封門口、邵原鎭两度接战，逐步向西轉移。当时,东北两方面有日寇步步进逼,南面就是黄河,已感走头无路。加之兵力分散，士气低落，假如这时有大部敌人向我进攻，很有被全部消灭的危险。只是日寇的主力部队都控制在平汉线正面，沒有用大部兵力向这方面进攻，所以宋的总部及其所指揮的軍队沒有遭受到更大的损失。虽然如此，大家还是成到十分惶惑。宋哲元本来打算由茅津渡过河把总部設在新安，以蔣介石有合不准过河而未果。在这以前,我部先宋到达茅津渡,已经了解到黄河以北的部队，一律不許过河的情况。师长张凌云、王长海、郑大章、柴建瑞諸入聞得此項消息,都很焦念,一齐来到我处,商量今后的办法。郑大章很牢騷地說:“我看蔣介石迟早是要投降的。現在不叫我們过河,是要把我們消灭在这里,我們应該有个打算，能打就打,不能打就得另謀出路,反正不能眼睜睜困死在这里。再說,与其跟着蔣介石投降,还不如我們自己早想办法。”张、王、柴几个师长咳声叹气，表示着悲观失望的神情。我見到大家的思想很混乱，主张不要消极,万不得已,我們还可以带着队伍去打游击。
我之所以主张打游击,首先是因为在抗日同盟軍时代,思想上受到了共产党員的熏陶,及后在河北省保安处,也有几位共产党员在那里工作,他們都有打游击的经验,对我发生了一定的影响。其次是,我部官兵絕大多数是河北省人，他們对当地的地理熟悉，在群众方面也容易取得联系。再次是，日寇兵力有限,只能控制一些点和线，不能控制广大的面，打游击的地区很广，容易活动。基于上述情况，所以对于打游击是頗有信心的。我把这些情况对大家作了分析,并說:“旣然不能渡过黄河，当然也不能坐以待毙，只有下决心闖出一条活路。只要大家多出主意,訂出个打游击的計划，这盘棋是可以走活的，这可能是我們的出路。”张凌云不贊同这个意見,他說:“队伍打了这么久,只有消耗,沒有补充,像这种残破不全的队伍，在山区里又找不到吃的,怎么能够打游击呢?說得好听是打游击，实际上还不是当土匪。”其余各人面面相觑，只搖头,不說話。最后，郑大章說:“石汉章离这里不远，我們何不去找他談谈，听听他的意見。”于是大家齐到石处，郑首先問石:“今后怎么办，大家全沒个主意,你有什么高見?让我們听听,"石說:“出路不是沒有,宋先生不听嘛!如果早听我的話,在新乡的时候就可以不打了。”他停了片刻又說:“程伟儒、毕載奕都到郑州去了，我打个电报給他們,叫他們想想办法。”我說:“这样办恐怕不妥当吧,这事应先和宋先生說明白。在沒有說明白以前怎么能随便来呢?”石說:“那么我們一同去見宋先生。”六个人一同到了宋住的地方,天还不很亮,大家就先到秦德純、张維藩、邓哲熙等住的屋子里等候,宋听到大家說話,便起床走出来，石迎上去单独和朱談話，一直談到天亮石才退出来对大家說:“已和总司令說过了。”过了一会儿宋召集大家商談办法,宋未表示自己的意見，先問石怎么办，石含糊其詞沒說什么具体办法。宋便轉过来問我,我說:“过河也好,不过河也好,反正敌人已过聞喜、安邑,我們队伍很乱,敌人只要来几十个騎兵一打，我們非跳黃河不可。今天我們的部队必須离开茅津渡和太阳渡一带。現在只有打游击的一条路,請总司令指示一个地区，我們先整頓一下部队然后再确定打游击的办法。”宋說:“好，就这么办。”随即决定:石、高两部任左侧掩护，其余各部仍沿黄河北岸开向中条山内,当天开始行动。总部又回駐在老鴉石。
石部开回侯馬、垣曲問大路以东，分駐在邵原鎭一带，我部駐在坡头村。不久我到老鸦石去見宋,宋說:“电台上收听北不广播，程伟儒在北平发表談話,說他代表我与日方接洽合作的事,其是荒謬之极。”随即問我知不知道程的活动。我說:“程这次到北平是与石汉章有关系的，前天石不是已经与总司令談过了嗎?”宋說:“沒有談过什么。”我便把前些时候程希賢与我談話和石友三要打电报給程希賢的情况向宋說了一遍。宋說:“你快給石汉章打个电报，告訴他不要胡来。此后,你更要注意他的行动,加以监视。”我回防后照着宋的意思給石一电，最后并說:“要抗日，我一定听你的指揮,若有其它行动,我們就无法合作。”石复电說:“自从韓向方被蔣介石处决之后,伟懦恨蔣巳极。他的行动与我无关,完全是他个人的事情,老弟不要多心,并請代向总座轉陈。”石本来早就与日寇有勾搭，而石与程的私交又极为密切,程的投日活动是早就和石計議好了的。不过石自觉力量有限,既怕得不到日寇的重視,又怕投敌不成而丢掉軍队,甚至有杀身之祸,所以一时拿不定主意，他曾经試探过宋的口气,企图拉宋一齐下水，只要宋一点头，他在日寇面前就可以大大地抬高身价。可是宋并沒有为他的劝說所动搖，反而劝石不要乱来(这是宋辞去第一集团軍总司令之后在一次閑談中透露出来的)，所以他不敢冒昧从事。不久，经宋請准把石部編为六十九軍,以石为軍长,指揮他自任师长的一八一师和高树勋的新編第六师。这一新的任命,对石确起了一定的羈糜作用,使他又安定了一个时期。
1938年3月中旬,宋哲元因病辞去第一集团軍总司令职,調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一集团軍的番号撤銷,派馮治安以第十九軍团司令官的名义統率原第一集团軍所属各部。馮亦早已了解到石的情况,他来到老鴉石司令部后,我又把石的情况向馮詳細地談了一遍,馮囑我对石好好联系，坚持抗战，并囑我亲到邵原鎭与石会晤,代致慰問之意。
4月下旬，第一战区长官部令馮治安率其七十七軍开赴徐州以南宿县一带参加保卫徐州的战役;石友三的六十九軍仍留在中条山打游击，但不久亦奉令开赴徐州以东支拨在临沂抗击日寇的张自忠部，当即由隴海路东进,经徐州在炮車車站下車,绕攻郯城。这时张自忠部已由临沂向徐州方面轉进。5月中旬徐州不守,六十九年即进入沂蒙山区,石的一八一师駐新泰、萊蕪，我的新六师駐莒县、諸城、临朐一带,时附近无敌人,正好整訓和扩充部队。約在一年的时間里，石部扩充到十二个团，我部扩充到九个团，六十九軍奉令编为第十軍团。这时，由于张友漁同志的关系,与八路軍取得了密切联系,并且受到八路軍的支援。但是另一方面,石对日寇仍在暗中有所联系。我对此极为注意,派人多方调查,得知程希賢會在这一时期派来一个邹某(石住天津时,此人曾数石画画),仍是劝石投降日寇,因而与駐博山的日寇拉上关系，不断派人来往，但还未敢采取公开投敌的步驟。
1939年春，鹿鍾麟被任为冀察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北省政府主席,駐南宫。石部归鹿指揮,奉命北开,石部驻枣强附近各县,石本人驻大营;我部分駐津浦线以东的乐陵、宁津、盐山一带。不久,石的第十年团改为第三十九集团軍,我部亦扩編为新八軍,仍归石指揮。由于敌人“扫蕩”,鹿鍾麟轉移到平汉路线以西,与石部呼应不上,只是派参議李国鈞往来联絡过几次。因此，石这个集团軍，事实上由驻在洛阳的卫立煌指揮节制。
石友三在一年多以来的时期中，他一方面通过张友漁同志与八路軍发生了关系，另一方面他又同日寇有着不断的接触。重庆方面对石,旣怕他投降了日寇,更怕他与八路軍靠攏。所以在鹿鍾麟到了河北省之后，就发表石以三十九集团軍总司令兼察省主席的名义,认为这样一来，就可以把石籠格住。不久，重庆方面又派臧元駿車領政工人員二十余名来到石的总部工作，毕载奕和石友三的弟弟石友信也一同前来。臧元駿是当时所謂“中央”的人，他得到毕载奕的协助,由毕向石疏通好,才能来到石部。毕载奕这时是石的駐重庆代表,他的野心很大,想借石的势力来进行自己的政治活动。石友信則另有打算，他是个亲日分子，公开主张投降日寇。这几个人来到以后，石友三便很快地显露了原形。首先是在臧的慫恿下,张友漁同志及其領导下的进步青年完全被排挤离去，从此石部便开始与八路軍搞摩擦。同时,石不断派石友信去北平、天津与日寇进行勾结。石友三早在天津秸识的一个女人林慰君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石这里的(据說,此人曾经嫁过一个朝鮮人)。
三
1939年秋，我部奉石命西开，当部队在德州以南越过铁路线时，还一度遭到日寇的截击。此时我尙未意识到日寇是从石那里得知我部的行动，才加以截击，还以为石的投敌活动可能已成过去，否则归石指揮的軍队是不至于受到日寇攻击的。我部开至清丰、南乐一带后，軍部駐在清丰的仙庄集，正在发动地方为部队赶制棉衣之际,石又命我部开赴南宫以北去打八路軍,我以不愿与八路軍作战迁延未去。石认为我不听命令,从此关系越来越坏。
这年冬天,石与八路軍发生冲突,石部被压迫到濮阳一带。石以我未派兵支援,恨我益甚。石友三为人阴险毒辣,我很清楚，因此极力避免与他見面,以防遭到他的毒手。
濮阳专員丁树本，拥有几千人的保安队，他也是西北軍的旧人,會在馮玉祥部当过軍需,与石熟识,知道石为人狠毒,怕吃掉他的队伍。石部南撤时,會令丁出兵掩护，丁沒有照办，因此也不敢与石見面。当时冀察战区游击总指揮孙良誠带着赵云祥等部也随石退到濮阳附近。孙在西北軍里資格較老,看到石和高、丁不睦的情况,有意为他們調解一下，先对石說:“你們这样很不好，你是总司令，要叫人爱戴，不要叫人惧怕。你和建候、立斋(丁树本字)之間有些隔閡,应該由你这方面先表示和好才是正理。”孙又与高、丁二人說委，約定由丁作东請客，邀石、高、孙等，在濮阳县东北的一个村庄会面。这一天,无形中成了一个鸿門宴的局面,丁带着一个 营,石和我各带着一个手枪連,只有孙沒带什么人。大家見面仅仅塞喧了几句,沒有睒什么問題,就这样在相互戒备中吃了一飯。不久，八路軍攻濮县，时我驻清丰，石命我阻击进攻濮县的八路軍,他自己的軍队在八公桥策应。我沒有接受石的命合,一昼夜退到垻头;而石已先期过了黄河到达东明并沒有去八公桥。因此石对我更为不滿,当然,我对石所說的在八公桥策应的謊言也是不滿的。在这以后,石部退到曹县,我部亦撤到定陶。
由于石友三对抗战沒有信心,认为照这样子日蹙百里下去,他个人迟早会得到韓向方同样悲惨的結果;反之，他若伺机投敌，还可望达到善价而沽的目的。因此，抗战开始后不久，石的意志即已搖摆不定，不断地同日寇勾勾搭搭，只是他对于自己的部队，沒有絕对的把握,所以迟迟不敢公开降敌。原来宋拨給石的陈光然、樊嵛山两个团是我任河北省保安处长时的保安部队，装备很好,全部捷克式新枪，他們都与我有密切关系;而且有同样任务，在宋拨这两个团的时候,对陈、樊二人有过布置,也叫他們监视石的行动,这种情况,石自然不会毫无所知。他为了确实掌握住自己的軍队,在他投敌的时候不至发生問題，所以他两次三番地托程希賢劝說我一起投敌。由于我始終反对走投降的路，就成了他投降日敌的主要障碍,所以他对我是旣恨又怕。我也看得很清楚,对石的每一个行动,都非常注意;对石的每一个命令，更是多方考虑，审慎从事。我既怕石乘机夺去我的軍队，也怕石設計消耗我的兵力。我和石虽然有着上下級的关系，但是对石时时在加意警戒之中。而且石几次命我与八路軍作战都被我拒絕,因而石部遭到了损失。这样，石和我之間的矛盾就尖銳了。
石部退到曹县后,我对石虽避不見面，可是与石的参謀长王淸瀚经常有联系，暗中通些消息。有一次王告訴我要注意济宁、归德、开封三方面的日軍情况,須早作轉移。我认为这几方面的日軍都距离較远,一时或不至有何問題;又因为这时正在给部队制做草衣,已将布匹分发到各村鎭，临时收集不易，而且仓卒轉移对地方影响也不好，所以沒有及时地进行轉移的准备。不料济宁方面的日軍很快地就逼上来了,我部正在与济宁方面之敌接战的时候,开封方面的日軍也上来了,接着归德方面的日軍也发动了，我部立即陷于三面包围的形势。我們与济宁方面之敌打了一天，敌人以优势炮火步步进逼，有一部分敌人冲到我的指揮部所在地大陈楼的砦内。我感到在砦内巳无法指揮,乃从交通沟内潜出砦外，遭遇到日軍的机枪扫射,退到另一个小村落。在那里有个干部訓练班，我即指揮訓练班的学員将敌人打退,复继续南撤，至曹县、单县之间一个村庄,收集部队。
在这次战役之后,石得到的消息是,我已被敌人打死。他为了证实这个消息,派了一个参謀到我部打听,恰巧遇到了我。这个参謀对我說:“总司令很惦念軍长的安全，特命我前来問候。”我說:“沒有什么，請你轉报总司令放心吧。”当天这个参謀又回来了，他說:“总司令叫我劝軍长不要离开这里,最好是到我們那里去住,比較更安全些。”我說:“我暫时还不打算离开这里，請你代我謝謝总司合吧。”这个参謀坚請我写一封亲笔信,他好回去复命。我便写了几句表示感謝的信。从这个参謀的言語和神情上判断，石是不怀好意的。他首先是希望我被日寇打死，他可以去掉降日的障碍而且还能把我的軍队抓到自己的手中;但我未死,就想要我去到他的駐地,然后再設法摆布。我对石早就有所警惕,决不钻入他的圈套。又过了两天,石和孙良誠同来看我，表示慰問，石并說:“部队損失沒关系,我一定設法給你补充,你看部队在哪里集結整頓較为方便呢?”我虽然明知石的話是一种口惠,但也不能不敷衍几句說:“这一次的損失,全怪我大意,总司令对我这样关怀,实在使我于心不安。至于軍队集结的地点，精总司合指定。”石說,“咱們都到考城一带整顿吧。”
我对这次战役前后石的态度价经进行了分析，为什么王清瀚事先就料到日寇会从济宁、开封、归德三方面来进攻我部呢?为什么日寇只对我进攻，而不对邻近的石部进攻呢?为什么在我遭受重大損失后日寇即行撤走,而不乘胜将石部打垮呢?所有这一切，不能不引起我的怀疑与警惕。所以在石、孙前来慰問我的时候,我就向石的随从,暗中打听消息,得知:石的弟弟石友信早就去北平与日寇接头,现在还沒有回来。后来知道，日軍这次向我部进攻,是石友信奉石友三之命在北平与日寇勾結策动的，目的是在消灭我軍;王淸瀚事先已得到消息,但怵于石友三的狠毒,不敢对我明說，只是提醒我的注意。
过了些日子,接到后方电报,要石、孙、高派队伍去河南周口接运餉項弹药。石派的是米文和师,我派了一个旅，孙派了一个团，路线是由归德以西越过隴海路。当队伍南下通过路线的时候，石和孙的队伍都安全通过,惟独我的队伍遭到日寇的邀击,一个团退回，一个团被打散了。駐归德的张嵐峰伪軍李連海部正在准备把这个团收容繳械的时候,适郑继成在那里,对李說:“这是高建候的部队,这样作对不起朋友。”結果才被放过去了，但只剩下六、七百人，总算勉强地把餉項弹药接回。据接运餉弹的团长說,石友信在归德和日軍联絡好,所以石、孙两部安全通过铁路线，往来都未被日軍截击。
前面說过，臧元駿到石这里来的任务是，一方面是为了反共，另一方面是防止石友三投敌。現在他看到石与日寇的关系越拉越紧,认为石的投敌已到了不可避免的程度,他或到在石处呆下去很危险，一度避至我处。在制止石投降日寇这一点上,臧与我是一致的,因此，日益接近，经常与我談論对付石的办法。我此时亦很焦急,成到自己的軍队损失太大，不能与石部相对抗，恐迟早要被石吃掉,只有提高警惕，以防不測。有一天忽然接到石总部的通知，說日本飞机来时不准射击,以免惹事。这就更加引起了我的疑心。石請我去总部开会,我也不敢前往,只好称病請假。这时我的心情非常沉重，一則是在艰难困苦中发展起来的武装力量遭受了严重的損失,元气大伤，一时无法恢复;再則是不仅要随时防范日寇的袭击,还要随时防范石友三的暗算，因此苦悶异常，无法排遣。有一天我去找孙良誠,认为孙还是一个“忠厚长者”，想和孙談談心。我对孙說:“云公(孙字少云)見到通知了吧，不让打日本飞机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这样干，那不是汉奸又算什么呢?当汉奸我可不干!”談到这里还难过地哭了。孙劝我說:“你千万不要誤会，我想汉章也不会有旁的意思。”我見孙这样說法，便沒有深一步地談下去。
另一次孙来我处閑談,忽然說:“前些日子謝天祥(會任孙的軍需)来和我說，他和李子鐸在天津做生意，有一次去上海，路过南京,見到了刘兰江(刘郁芬字兰江，这时是汪精卫的参謀总长)，他对我們都很关心，必要的时候他可以帮我們的忙。”刘在甘肃的时候,孙和我都是他的部下,所以刘对我們才有表面关心实系勾搭的表示。在这以前，我还不知道孙和汪伪組织有了拉攏,孙今天談起此事，似在試探我的口气。我說:“汉奸决不能当,我們还要給后輩儿孙留条路。”孙听了我的話，便沉默了下去。接着我又問孙:“您看石汉章究竟是个什么打算?”孙說:“他虽然跟日本人有些拉攏，处在这个环境,这样做也是一种不得已的应付办法,我保险他决不会降敌，你不要多心。”孙說这話，是在替石解释，同时也是在替自己解释。我从这时起，看到石、孙都到各自找“出路”，而自己的处境則更加孤立,更加危险,不能不給予严重的注意了。
1939年的秋天,我奉石命一同开回黄河以北濮阳、濮县一带，石駐濮县的巩庄,孙驻濮县以东的白衣閣,我駐濮阳的柳下屯。这时,石的态度已很明显，这次北开的任务，就是配合日軍去打八路軍。当我部在濮阳征集給养时,当地汉奸組织的人們說，日軍与石部已有协定,石部征集給养地区，不包括濮阳县城附近，日軍不許可濮阳县供应我部給养。这說明石的投敌已经是尽人皆知的事情了。石与日寇的来往,已由秘密轉入公开，他在日寇的协助下，由北平运来了印刷机,大量印刷中国、中央等行的假鈔票就地行使。石部往来平津的办事人都要经过我的防地由濮阳到开封，再由开封乘火車轉往平津，所以我对石的活动，比过去知道得更清楚了些。
不久，石接卫立煌来电，說石与日伪来往的消息閙得滿城风雨，蔣介石已有所聞，但他不轻信謠传，劝石好自为之;并說他有意介紹石为河南主席,特征求石的意見,云云。石接电后来同我商談,我以不明他的意向,不便表示意見,只說唯他的命令是从,至于如何复电，由他自己决定。石也沒說出自己的意見,只是駡“中央”不接济他，发了一顿牢騷。石怎样答复卫立煌，我沒有再問过这事。
四
石友三公开投敌的风声越来越紧,我感到情势越来越严重，便写信給石的参謀长王淸瀚,約他見面一談，以便早作应变的准备。旋接到石的参謀处长(姓名記不起，他是在石部做地下工作的一位共产党员)写来一信，說王清瀚偕同毕载奕去济南未回。显然，这又是与日寇接洽事情。我在无可如何之中，只好每日集合軍官和士兵讲話,反复說明抗战的重要意义,誰要当汉奸我們打誰。与此同时,石會秘密派人来我部进行拉攏活动,但是我的两个师长馬运昌和张汉权都与石素无关系，而且他們知道石为人阴险毒辣，杀过他們的保定軍校同学李炳璇(石的参謀长),且不要說他們不敢去，就是去也带不动队伍,所以派来的人与馬、张見面后，不得要領而回。
前面提到的林慰君到石的防地住了一个时期，为了准备与石正式结婚,又去了一趟天津。当她由天津返回路过济南的时候,被日人留难，要石亲自去济南接林。石不便前往,经交涉始派毕载奕、王清瀚二人代表前往济南。毕、王到后，日寇即对他們提出石友三投降的条件,如名义、餉項、給养以及今后的行动等等,石均一一承·认,日寇才准許林慰君随同毕、王回到濮县。
原来,毕载奕也是反对石友三投敌的。事后，我問毕载奕:“你既反对石投敌，为什么又代表他去济南与日寇讲条件呢?”毕說:“石派我去济南，是一种拉我下水的手法。我若不去，还能在他那里做工作嗎?去这一趟,很有收获,不仅解除了石近来对我的怀疑，更重要的是得到了石和敌人勾結的内幕,对我的工作来說,是大有好处的。”
石和林慰君結婚这一天,我料到这一天是石的喜期,不至于会出什么問題,就大着胆子前往道賀,晚上住在王清瀚屋里与王密談了好久。王把在济南代表石友三的活动和商談石投降日人条件的情况,告訴了我,并表示对此事的憤慨。最后我問王:“你不想随石当汉奸,为什么不設法脱身走开呢?”王說:“想走走不了,一来是沒地方投奔，二来是怕被石发觉，走不脱被他活埋，只好硬着头皮混下去。有一次他召集軍官佐讲話,要大家好好跟着他干。讲完話，当场把几个他认为不安心而想走的人給枪毙了。当时吓得我腿都軟了。”接着又說:“你今后最好少到这里来，对这个翻脸无情的人要多加小心。”我听了王这番話，不等天亮就回到自己的防地去了。
我从王清瀚的談話中,对照了毕載奕所說的情况,证实了他們在济南商談石投降日寇的条件,主要是，石率部向大名方面攏，宣布与华北伪粗织合流，日寇允許給石以河北省省长兼治安军总司令的名义;部队带去多少算多少，缺額可以补充,缺枪可以补发发动时，发給开拔费和給养弹药,俟部队开到指定地点后，按照华北伪軍餉章,立即发放一个月全餉等等。大致已妥,唯石借口发动前的需要,要求先发开拔费和給养弹药，日人沒有同意，正在往返磋商。我感到石的投敌,已经只是时日的問题，形势非常紧迫，必須加速采取对策。过了几天,孙良誠、王淸瀚、毕載奕和臧元駿一同来到我处,談起石投敌的問题,虽然一致认为石的投敌已成铁的定案，但是应該采取什么样的对策,誰也沒有談出具体办法。最后还是毕載奕說:“李福和想当汉奸,就有个部下黄宇宙把他干掉,难道我們这里就沒有个黄宇宙?”毕說这話，似乎是对我使出了“激将”的办法。可是我不时知道毕和石的关系极密,这时对毕的眞正意图还不十分了解;同时,顾虑“中央”是否同意这样办,而且孙良誠又在場,所以不便表示态度，遂无結果而散。孙等离去后，减一人留下来对我說:“毕載奕和王淸瀚都是反对石投敌的。我和毕由重庆同来的时候,路过洛阳,卫司令长官(卫立煌)秘密指示我們，要設法制止石友三的投敌活动，必要时可以相机处理。‘中央’方面不须顾虑，毕载奕也沒有問题，这事就看你的了。”我問米文和、张雨亭二人的态度如何(米、张都是石的师长)?臧說:“他們也不愿随石当汉奸,我已同他們談过,只有石的特务旅还沒有打通。”我囑臧再对米、张二人进一步陈說利害，坚定他們的决心，并說:“我这里的情况你是清楚的,絕对沒有問題。”过了四、五天,臧又来找我密談,他說:“米、张两师长都赕妥了,一有机会就把石干掉。米文和打算用装病的办法誘石去看他,石一到他的师部立即把他扣起来。张雨亭正在計划在师部所在地(观城)开一个运动会，請石前往参观指导，即乘机把他干掉。”我对臧的話经过反复地考虑，虽然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但是能否順利进行，仍无把握。乃約請孙良誠来防地一跤,探探他的口气,以策万全。孙路过石总部所在地巩庄,遇到臧元駿和毕載奕,吿訴他們說要到我那里去,毕說:“我們今晚包鸡肉餃子吃,請您尝尝吧,沒有要紧的事,明天再去也不迟。”孙便留下来同他們吃餃子,吃完打麻将,边玩边談,毕等对孙說“建侯总是发牢骚,您去跟他談談自然很好,如果拉着石总司令一同去談,再由您从中調解一番,那就更好了。彼此多年共患难的老弟兄,有什么解不开的疙瘩呢?見面痛痛快快地談一談,心里有什么就說什么,誰也不要保留,說完了,老哥儿俩对着哭一場也好嘛!”孙本来早有此意,这套話自然打动了他的心,他很高兴地說:“我一定約約汉章。”孙和石一說，石就答应了，說:“好!咱們明天就去,同建侯打麻将去。”
1940年11月下旬的一天，刮大风，天气很冷,我带着队伍正在野外下操,忽东方远处尘土飞揭，漸漸看到有許多人馬，先头一个騎馬的人来报說:“石总司令、孙总指揮来了。”我立即把卫队营长高金兰找来作了布置。紧跟着石、孙也騎馬来到村前,我把他們迎进村去，到我的住处坐下来休息。我的将領和幕僚都来表示欢迎,大家見面，睒笑风生。孙和我的师长馬运昌談起多年旧事，談得特別起劲。石見我的办公桌上有笔硯紙张,就拿起笔来写大字。我正在周旋其間,传达进来对我說:“臧主任来了。”我即迎出来,臧見面和我耳語說:“毕载奕說过,西北軍的人都怕石友三,你到底敢不敢扣他呢?不扣,我就进去一同玩，要是扣，我就不进去了。”我說:“不是早就說妥他到哪里里扣他嗎，扣就扣唄。”减說:“好，我就不进去啦。”我随即在院内命合早已布置好了的手下人将石扣押。这个突然的举动,使孙良誠大为惊愕,从屋里跑出来找我理論,我对孙說:“这是‘中央’的意思,同米文和,张雨亭两师长早就商量好了的,他到哪里就在哪里扣他。把他拿掉以后,我們大家好一齐抗战。”我随即和毕载奕、臧元駿联名向卫立煌报告扣石的经过，电报由臧元駿携带的电台发出。
石友信听到他哥哥被扣由北不赶了回来，气势汹汹地声含要兴师問罪，并要联合日軍解决我部。这时毕載奕、米文和、张雨亭、王淸瀚等都装作事先并未預謀此事的样子，他們齐声附和石友信大駡高某不是东西，非干掉他不可。虽然实际上听石友信話的只有特务旅的一部分,但我怕眞的打起来，徒然給日寇造机会，就把部队稍稍南移,撤到东明附近,打算暫避其鋒,来緩和形势。在部队撤退以前，我召集臧元駿和师长馬运昌等商量此事。馬运昌首先发言:“石友信沒有力量,容易对付。只是留着石友三，部队行动，带着他走,倘有意外,让他跑回队伍里,引来日本人，那就禍事不小了。現在我們势成騎虎,必須馬上去掉这个禍根才好。”接着,臧元駿叙述他和毕载奕同来負有相机处理石友三的使命的经过，他认为馬运昌的意見很对,应当迅速执行,不可犹豫,“中央”方面,由他負责报告。大家一致同意馬、臧的主张，于是做了决定，立即处决了石友三。同时向卫立煌报告经过和我拟請假暫避的情况。就在我部撤到东明的晚上,接到卫立煌答复我等报告扣石的电报,命令把石友三就地正法。随后又接卫电,令我負責石部的善后問题,不准請假离开队伍。
石友信回到石的部队里,孙良誠去找他，意在看看动靜，并企图与石的部下进行联格，为以后抓石的軍队作些准备工作。孙去的时候,沒有带很多的卫队，路过米文和的驻地，毕载奕即請米女和派他的騎兵連(这連騎兵駐在石总部附近)暗中保护孙的安全，同时，毕并派他的随从副官，伺机杀死石友信。石友信見孙来到，正要与孙理論,为什么和高树勛合謀，扣起他的哥哥，話还沒有說完,就被毕載奕的副官从旁开枪将石友信打死,孙还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毕出面向孙說明后,他才弄淸楚了其中的原委。
約在12月中旬,我被任命为三十九集团軍总司令,毕載奕为六十九军軍长兼察哈尔省主席。因为毕与部队沒有关系，而且米文和也想当軍长,終于毕不得不离开队伍，由米当了軍长，最后张雨亭也被米撤换了。
夲文章AI复制于“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辑，有高树勋编写，王式九、吳錫祺整理，文字少有更动，图片来自网络，侵权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