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冬，山西呂梁山上,原来由进步青年建立起来的青年抗日决死队,奋起反抗閶錫山頑固派的压迫,宣告起义。这一次起义就是在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受到人民反击的“晋西事变”。茲就所知叙述如下:
一
閻錫山在西安事变后,曾伪装进步，标榜“迎共抗日”，取銷了“防共保卫团”名义,改为新編团,从事扩軍。但作为封建反动中心组织的“公道团”依然保留,而且扩大公道团的青年部,指定心腹特务头子梁敦厚(化之)領导。时又招致平津进步青年，并由薄一波任青年部主任。薄当即组织“牺牲救国同盟会”(簡称牺盟)，在山西境内发展基层組织，形成进步势力，与公道团相对立。1937年“七七事变”后,牺盟組织日見壮大。
日寇进犯山西，大同、不型关、雁門关相继失守。閶系的旧行政官吏聞风逃避,地方公道团也烟消云散。这时各地的“牺盟”会員，奋勇跃起,成立新的行政組织，实践“抗日救国十大纲領”,屹立敌后，坚决抗战,阻止了日寇的深入。閻錫山看到淪陷区不断扩大，对于地方行政的維护与监督，不得不寄托于坚强站在敌前敌后的盟中坚干部来分区領导,于是建立了七个新的行政专員区，任薄一波、宋紹文、张文昂、戎伍胜等为专员。忻口失守，太原接着淪陷，阎的基本部队晋綏軍大部清不成軍,阎本人逃到晋南临汾。只有七个新成立的牺盟領导行政区动员民众，收容潰軍，同时组织了二十多团的青年抗日决死队，每团达到两千多人。这样才箝住日寇,使阎的旧軍政集团安全退到晋南，重整部队。
閻錫山退到临汾后更无心抗战，轉而害怕人民进步力量的发展。1937年冬，在临汾的温泉村举行了一个多月的新旧軍政人员会議，强調“統一領导，創造新的组织”。随即組织所謂“民族革命同志会”，表面要把公道团和牺盟統一起来，实际是想消灭牺盟的组织。同时开办所謂“民族革命大学”，将各方投奔到晋的青年学生集中起来，目的在为公道团培养干部，夺取牺盟建立的新政权。在軍队方面，把靑年抗日决死队改称新軍，編为四个纵队，派旧軍中的少将級軍官陈光斗、鲁英鏖、梁浩等为纵队长。同时在临汾土門鎭成立所謂“新軍敎导团”，借口为新軍培养有政治素养的軍事技术新干部;其实是集中一批頑固的下級軍官和搜罗一些落后青年加以训练，伪装进步,企图打入各决死队腐触新軍，伺机发动内变。主持这个教导团政治工作的依然是梁化之，主持軍事訓练的是閻的卫队旅旅长杜春沂。这一切反动措施都是想并新于旧,消灭进步力量,积极保持閻錫山的封建統治。
临汾失陷,阎錫山再逃到呂梁山西南隅的吉县,旧軍政力量更显頹敗。新的牺盟政权和新軍却日益壮大，新軍和新行政区的保卫团,达到四十余团。阎錫山自然大感不安,大叫大喊什么“新的存在,旧必灭亡”,鼓动旧軍政頑固分子，掀起“变新运动”，进行消灭新軍和牺盟的阴謀。
这时阎系旧晋粉軍全部退縮到呂梁山里，而以牺盟新軍在外围掩护。旧軍实际仅余十九平、三十五平、六十一平、骑兵軍和郭宗汾、杜春沂两个独立师和一个所謂教导师。其余尽是虚股番号，所謂四个集团軍都是虚构的名义。经过日寇的几度扫荡进攻，旧晋绥軍日形萎靡。自傅作义的三十五軍从河曲去西，脫离閣系以后,阎錫山威到他的势力日往孤单,就急于要吞并新罩来支撑起四个集团軍的局面。还在1938年秋，阎錫山偵知日寇将再犯呂梁山消息，他就趁此机会要求新軍统一行动，适时配合“正规軍”作战。他命他的副长官楊爱源为新軍总指揮，設总指挥部于大宁县城，升新軍第一纵队纵队长陈光斗为指揮官，任梁化之为政治委員。用“統一行动，争取胜利”作幌子，企图控制新軍，使其逐步脱离牺盟的領导。
与此同时，阎錫山还把他的亲信十九軍軍长王靖国调到吉县輪流开办“集訓团”，加强对新旧軍的各級軍政干部的訓练。阎亦日夕亲自訓話,讲“物劳主义”、“民族革命組织”、“变新运动”和“新战法”等等,以“促进进步、統一认识”做幌子,极力鼓动旧軍干部反对新軍，并且勾搭新軍的若干落后分子，准备做瓦解新軍的工作。这样的訓练办了几期(每期三星期)。到了冬天，由于日寇的扫落遇到人民抗日武装的反扫蕩,吉县、乡宁地区暫告安定，阎錫山进行瓦解新軍的阴謀計划亦准备完成，于是他在陝北宜川县的秋林鎭召开軍政大会，凡县长以上、师长以上的文武官員和各級政治委員，一律被召出席，远至重庆、西安方面亦派代表参加。会議拖延达三个月之久，为的是使牺盟、新軍主要干部离开所属，让梁化之、王靖国所唆使而打入新軍的反动分子有充分时間进行挑拨离間、分化瓦解的阴謀活动。因此会議之初不过是泛泛討論些問题，數衍过去。及到进入討論軍事方面的問题时,突然提出所謂“就一方案”。这方案包括統一编制、统一训练、統一指揮、統一人事与待遇 等规程。这个方案的实质，就是并新軍于旧軍，也就是要消灭新軍。
阎的总部参謀、軍务两处已在拟訂方案实施后如何以旧軍为基干输入新軍、完成集团軍系統的計划。当时閻部的四个集团軍总司令，除了陈长捷的第六集团軍尙統辖六十一軍和杜春沂独立师扩称为軍的两軍外，其他如王靖国、赵承綬的第十三和第七集团軍只是他們所統率的十九軍和騎兵軍一个軍;至于孙楚的第八集团軍，竟是空头,連一个师的部队也沒有。所以各旧軍将領就特别支持这个阴謀計划,强調应立即实現,早日抓到新軍部队。同时在政治上和组织上也有了阴謀計划:要消化“牺盟”于“民族革命同志会”之内,要限制“牺盟”领导在新行政区的权力;因而設立所謂“省政府行署”四个,划全省为四区,由四个集团軍总司令兼任行署主任，实現組、政、軍一体化的反动措施。当时牺盟各主要干部都出席开会，他們为了团結抗日,在会内会外尽力耐心陈說,但无法消除閻錫山吞并新軍、消灭进步力量的野心。面临到最严重时刻,新軍第二纵队长韓钧和第七新行政区专員张文昂便在隰县义棠鎭率队誓师起义,号召各新軍和“牺盟”一起宣吿脫离阎錫山統轄,坚决抗日到底。間則悍然以武力对待，命令十九軍和六十一年发动对蒲隰地区的起义新軍进攻。事变就扩大到临县、兴县方面。
二
当时閻属的所謂“正規軍”都在晋西,騎兵軍(赵承毅)在兴县、岢嵐,郭宗汾独立师(属赵承授集团軍)在临县,十九軍(王靖国)在石楼、中阳、隰县、永和地区，六十一軍(呂瑞英)和杜春沂独立师(都属陈长捷集团軍)在临汾、蒲县、吉县、大宁地区，彭毓斌教导师在乡宁地区。起义的新軍韓鈞和第七行政区专员张文昂所領导的决死第二纵队以及专区的保卫团队，处在隰县东区、洪赵西北区和汾西西区間旧軍的重重包围里面。其它新軍各纵队在汾河东和太行、五台山区，都被日寇的封鎖线所問隔，无从相互策援。在新軍内部,阎錫山自以为已有安排,必起内变,只要一经进軍压迫，就可以把起义新軍囊括捕捉。但閻又深有顾忌，认为陕北八路軍可能过河支援起义軍,因此严督六十一軍要赶速进攻,并命十九軍和兴临方面的赵、郭軍准备应付陕北的动态。
事先,阎錫山得到梁化之(兼新軍总指揮部的政治主任)的密报,知道韓鈞、张文昂在酝酿起义,已命令参謀处拟出討伐計划,采取层层围击,并密令各旧軍遵照。計划要点如次:
(一)赵(騎兵軍)郭(独立师)两部于临县集结,监视陕北方面，并准备迎击起义軍的北撤,防止其进入兴临地区。
(二)十九軍主力于石楼、永和监視陝北,一部于中阳北的“軍、汾日寇封鎖线”南，谁备拦击先期北撤的起义軍,并适时协助北进的六十一軍对起义新軍进行围击。
(三)六十一軍,附以教导师续汝霖旅,为进击起义新軍的主力軍,向蒲隰以北地区,联系十九軍,对隰东、汾西間的起义新軍实行围击。
当韓鈞、张文昂于义棠鎭誓师起义时,阎即电令各部队发动进攻。那时王靖国和梁化之尙在秋林阎处，主持督令各部队的进軍和策动各新軍内部預謀的瓦解工作。十九軍是由副軍长梁培璜在永和軍部負責指揮。他以史澤波旅(独立旅三团制，等于师)从軍汾线南下，向中阳城北区活动。軍主力的两个师集結于隰县、石楼間和六十一軍联系,主要为对陝北方面戒备。
六十一軍从乡宁道中折回吉县，軍长吕瑞英先馳赴土門部署七十二师和二〇八旅的前进。我从乡宁赶回吉县桑峨村，以第六集团軍名义指挥各部，策定計划，企图在隰县东方、汾西西方，义棠、中阳的山隘間围歼起义新軍。进軍大約在1939年12月上旬开始到年底就结束，并各复員于原来驻地。
进攻主力六十一軍秘密前进相当迅速，但右纵队(七十二师)一路跋涉山区小径,沒有摸到新軍踪影,左纵队(二零八旅)于越过蒲北山地中,遭到来自义棠的新軍逆击,展开一日的激烈战斗。吕瑞英以为捕捉到了新軍所在，就加上軍预备队高翘团,并命右纵队向左旋轉进行右包抄的围击,待拂晓展开并进;不料新軍已乘夜北撤，不知去向。吕瑞英复按原計划，向中阳以北线上进行追击;及到中阳和十九軍南来的史澤波部会合时，知道起义軍同七专区各牺盟組织、行政人員等都已越过軍汾日寇封鎖线进于临县地区了。六十一軍就停止于中阳南地区,但尙拟在陝北沒有动静的情况下，策动再一跃进，想越过軍汾线和临县的赵郭軍合力攻击該区的新軍各部。部队正在等待閻的后命,到1940年1月上旬,阎錫山忽然变計,突然严令六十一軍和续旅剋期分别还到原駐地。
六十一軍从抗战以来在閻軍中是被称为劲旅的,人数充实,武器好，轻重机枪和炮数均多;且在蒲隰中阳一带會和日寇数度作战,对該地区地形相当熟悉。进軍到隰东虽已张开包抄形势,但未能捕捉新軍。七十二师、续旅和东翼支队等都等于白跑长途,未得参与战斗。仅二零八旅和独立騎兵連于蒲北、隰东和新軍一部激战了一日夜，伤亡了五十余兵员，散失了百余人;那一陣战斗据說是激烈的,新軍亦有相当伤亡。但是，新軍有牺盟的正确倾导，是人民的部队，处处有人民的支援,耳目灵敏，运动轻捷,所有伤患者都经人民妥当掩护起来。正义誰属，人心向背,明若指掌。阎錫山土皇帝统治的反动性,至此又得一明确证验。
十九軍方面，所謂戒备陝北八路軍的东击，根本上是見鬼自悸。两个师在隰县、永和問自扰了一場,只是史澤波独立旅从临县南来到中阳北区，想截击新軍，却遭到起义軍主力北进中的反截击。十九軍部队是有名的豆腐軍,经不起意外的一棒,竟潰灭了一营多。这一影响使閻旧軍对新軍的战斗力由原来的轻视轉而戒惧起来。当六十一軍离开吉县向蒲北前进时，在乡宁已南出进击日寇于稷王山的胡宗南属李文九十軍也調头回到乡宁，且依胡宗南的指令，以支援“討伐叛軍”和对临汾日寇的戒备为名，续向吉移动。反动派是尔虞我詐的,阎为此躊躇顾忌,就令十九和六十一两軍停止于中阳、离石一带,以覌望形势。
在軍汾线以北兴县、临县方面的赵、郭两軍,受到阎的密旨,先以赵承授出面，装做調处姿态，和在該区的新軍、牺盟并各进步抗日的軍政组织如续范亭等会睒于兴县的白文鎭。他們把这一事变說成是局部的新、旧軍摩擦，为阎的阴謀掩飾;暗中集结部队以监視在晋西北的八路軍賀龙部队,并牵制該地区的新軍，使之不能支援隰县方面的起义軍。当蒲汾起义新軍北移越过軍汾线到临县地区时,阎會令赵、郭軍相机狙击。但是,他們鉴于史旅的受創，和当地人民的力量，便观望不前,莫敢下手。两部主力都退到临县城附近,在城周做起工事,从事屯粮,守御待援,不久就受到新軍的联合围击。
三
阎錫山慣于玩弄所謂“守点攻击战法”。参謀处已作出以十九軍、六十一軍越过軍汾线会合赵、郭两部消灭新軍于临县城附近的計划，而阎錫山却惴惴于胡宗南的趁机相迫，修改了这个計划:要胡部的李文九十軍开进石楼方面和六十一軍会合，由第六集团 军总司合陈长捷統一指揮,北进临县。因此与胡宗南商議,而胡更其狡猾,表示同意此项計划,但要再派两个军过河进入阎区来接代六十一年的原防地,理由是为了加强李、陈軍的后方，防备日寇乘机入侵。这显然是要动搖閶鍚山的立脚根本。于是阎錫山决定放弃兴临地区，突命赵、郭軍立即南撒;并命六十一军等部姓日返原防地。这样就阻止了李文軍的北展。
赵、郭軍正在临县严陣待援，突然接到南撤命合莫名女曲;在仓皇夺路中，受到新軍的追击和地方民众的威胁，越过军汾线时，已紛潰不堪,騎兵軍竟自相惊扰,完全瓦解。赵承授所兼管的省府第三行署各員属,山西省銀行分部金柜,以及赵的妻子等等都丢失了。赵只身跣足逃到中阳山头，不禁北望雪涕。郭軍亦有半数以上的重大散亡。这两个部队以后跑到隰县才勉强收容起来。
在汾、隰的起义新軍是决死第二、四两纵队和两个政治保卫团,总共入、九个团,人数較多,每团約二千三、四百人;装备差,政工人員多,步枪每团只有六、七百枝，轻重机枪和迫击炮只决死队有一些,为数很少;但是战士的政治觉悟高,作战勇銳,行动轻快。起义軍的全部作战人員約万余，相等于六十一軍加以续旅的兵員人数，但火力相差很远，不宜于作胶着的持久战;且处于各反动旧軍的层层包围形势下，必須早行轉移,免陷于孤立受击，所以起义年放弃第七专区，只留一部分逆击向义棠急进的六十一軍,以掩护其主力同七专区署、牺盟组织干部等从汾西外线向兴临地区绕越北撤。在主力北撤中,先就地解决了在該区的王靖国、郭宗汾所属的各一个补充营。(这是个破烂营，抽出从事补充的;进入接近汾西方面的进步抗战区,一面是为了发动补充兵缺,一面暗中窥伺新軍,作离間和情报的勾当。)又于经过中阳北区时,对从事拦截的十九軍史旅进行了反截击而安全度越日寇的軍汾封鎖线:到达兴临地区时，联系上那里的新軍,得到了立脚点,安定下来。于是大力展开宣传工作,使阎錫山的全盘阴謀大白于天下;同时动员民众起来对集结于临县搶夺民粮的頑固軍赵、郭两部加以围困，迫使赵、軍动搖南撤,在南撤中又猛力追歼。经一个月的时間,全部肃清了兴临地区阎錫山多年压在人民头上的反动封建势力，建立起民主新政权，继续抗日。
王靖国秘密进行从内部瓦解新軍的勾搭只有鲁英謇一个团被游离出来，其中也只有极少数的落后分子附和了鲁的行动,絕大多数人员在发觉了魯英響的阴謀騙局以后，也都走向兴临方面去了。
事变虽在晋西的汾西、隰县地区发动，立时全晋各地的牺盟、新軍都一致揭穿阎錫山制造事变的阴謀,为起义軍声援,截断阎錫山、梁化之的特务魔爪，明确宣告脫离阎錫山的一切关系，更坚定接受共产党的領导。
牺盟虽然失掉第七行政地区，而把赵、郭軍和所謂“山西省府第三行署”等反动势力，驅逐出兴临地区，使晋西北地区建立起稳固的且和陕北联成一片的进步抗日根据地，并有利于和冀察以及太行山区的八路軍很好地联系策应，大大增强了抗战的力量和作用。
牺盟干部如刘岱峰等曾经常在閻錫山总部誘导阎錫山走“联共抗日团結进步”的路线,在牺盟揭开閻的頑固反动阴謀时就离开梁化之的监视,走向陝北。牺盟、新軍经过一場大斗爭，从此更加进步，在共产党的正确領导下,为抗日民族革命和人民民主革命貢献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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