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日天津法租界的梨栈和天增里一带是个最繁华的地区，那里有一所四通八达的高大建筑物一一“劝业場”,是我父亲高星桥(名文奎)在1928年創建的。我父亲以一个铁工出身，充当洋奴、买办而成为資本家的过程，足可說明旧中国半殖民地的某些資本家和帝国主义如何有千絲万縷的联系。現在先把他怎样当井陘矿务局买办因而发家的事迹写出来。
一、从铁匠世家到开煤厂
我家世居金陵，曾租高玉春于淸嘉庆年間，在南京开設铁鋪;祖父高永福是一个烘炉打铁工人，家人均以是为业。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时,曾为太平軍铸造刀劍戈矛。至1864年(清同治三年),曾国藩、国荃攻陷南京后，我家铁鋪生意，一蹶不振。高永福以家口众多,不能維持生計,沿粮道运河迁徙天津,定居桥口芦庄子,开了三間門面的铁鋪,仍然一家做工,主要是打“高記三挺刀”。这种刀,为淸代科場考取的武举人及练习武功的人們所爱用,以其分量均匀，用起来随腕趁手，看起来光滑如鏡，因此銷路甚广。后来业务渐多，又做些比較細致的铁活，如“二人抬”、“金眼毛瑟”、“火枪”、“后膛枪”、“水巢枪”“鳥枪”以及各种刀矛之类。由于中国那 时沒有兵工厂,武器任由民間制造，高家制造的武器就逐渐为官方采用,营业更为发达;甚至“高記三挺刀”被清政府指为武試場专用品。
这样,高記铁鋪兴旺起来,就收了两个学徒:一是叶宝和,一是佟猴。叶后任法商电力公司总倾班，佟后专营銅器作坊。他二人学到铸造铁活的手艺,大有青出于蓝之概,成为当时天津著名的手艺人。叶宝和和高星桥发财致富，創建劝业場，有相当的直接关系。
高星桥七岁时,在天津东門里济生社(八善堂之一)主办的私塾念书。他曾囫圇吞枣地讀过些四书五经,并学习八股文章,学了八年;后以在文昌閣考童生不中，就不再追求功名，仍在铁鋪学习铁匠手艺，因此他在弟兄中較有文化。
清光緒中叶,中国人民，特別是在北方各省，开展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各式各样的教案陆续发生。清皇室端王载漪当权用事,深得慈禧太后的宠信，听說天津高記铁鋪善于打刀造枪，令我大伯高文祥赶造金眼毛瑟枪五十支。端王为了造枪，曾经亲来天津,到高家铁鋪視察。端王来时,前呼后拥,仪仗队伍,随从甚多，高家大小老幼均临門叩头迎接,他坐在自备太师椅上,儼然神圣不可侵犯。从金眼毛瑟枪开始制造,直到完成，試验能用，他都要过目。我諸父輩及全鋪伙計,在这一工作中，兢兢业业，汗流浃背,当場表演,更显得小心翼翼,特別紧张。最后試验能用时,端王感到滿意,对高文祥称贊說,“好小子,我认你作我的干儿子。”并賞給許多銀子。
过了些时,从北京传来端王論示，要我家制造快炮，迅将图样呈覽。这个諭示到来,家人一則以喜,一則以惧。喜的是得到端王这样重視，惧的是只会制造用火线引的土洋炮，至于什么叫快炮，根本沒有見过,图样怎样繪法,实在无从着手,有心推辞,又怕王爷不高兴，而且失去兴家創业的机会。合家为这件事,均焦急万状。这时高家住着一个帮同写帐的宁波人,是个回民(忘其姓名),随高永福从南京一同迁移来的，高永福因是文盲离不开他。我祖母高周氏，在情急中，指着这个人連駡带說:“你来已经十多年了，只会写水牌子,现在端王爷要造快炮,你有什么用处?我还得給你单做飯吃。”这人不常沉默寡言,受到言語激刺,就說:“我来試試。”大家都不相信，嗤之以鼻。他則埋头繪图，不到三天，就将图样画出。经大家研究，认为也許可以試造，为了搪塞交差，就把图样匆忙送交北京。其实端王也并不懂什么叫快炮,半月后,发下大批銀錠(究竟多少,不得其詳,只听說一大坑銀子)。但是制造这种快炮,不要說高記铁鋪的煤炉不能承担，就是把天津所有铁鋪的煤炉集合起来,全不够条件。高家把困难呈明后,奉諭叫高記铁鋪迁移北京香山炮厂去营造。
高家把津市营业停止,移居北京香山炮厂内，按照图样，把快炮投入生产。高文祥和他弟弟高星桥利用炮厂的設备，努力研究武器，不久仿造出一种轉輪式六輪手枪，那时中国还沒有这种东西。端王以軍机大臣,为义和团扶清灭洋撑腰，就令高家加紧造各种新式武器,所制快炮,均刻有“高記”字样。高文祥制造武器技术，有显著进步，端王极为高兴，迭次发給賞金和亲自嘉奖。高星桥在厂内,随着学习研究，技术也有进展，不久亦能自己制造六輪手枪。炮厂与善朴营邻近,高星桥常去那里练习摔跤,身体练得健壮无比。后来八国联軍进攻北京，慈禧太后率皇帝逃亡西北,北京无人負責。高文祥以制造快炮和六輪手枪出名，义和团认为是二毛子，把他綁走杀害了。这时高星桥年才十七岁，为了照顾我祖母，他结了婚。
过了两年，祖母对他說:“目前九口(指租母所生五子二女，及我母和伯母九人)全靠你养活。”这年,他十九岁,不能不担負起这一重担，故又每日随租父徒弟佟猴在外作零活，得貲养家湖口，另外仰仗我外祖父曹某(名字記不清)接济。曹家是天津河北金钟桥的把关头目，他的职业是开关铁桥,每日收入甚多,时常送米送錢。因为他这个职业,持有“龙票”(就是許可执照)是一个铁飯碗,所以成了把头。这样又过了两年，忽然有一天,有人来指定高星桥召集十几个工人，去作英商济安自来水厂的水塔、铁罐水箱铆釘工程。这是他以包工剝削方式搞錢的开始,但这样的包活，时有时无，生活仍然相当紧迫。到二十三岁时,高星桥交結了一些脚行,和衙門口的官人,作为朋友，与他們换帖拜把。这些人讲吃讲穿，沒活做时，到处閑逛。这就是俗話說的:“餓了迎风站,飽了挺肚行”。
在結交朋友中,高星桥认识了河东記酒楼脚行头李輔臣(是个大把头,庚子后曾站吊籠，未死,后来开灤煤矿局的运输由他承包承运)及无正业的邢品一，和山西人赶大車、綽号铁匠的韓珍。因为包工活清淡,逐漸放弃了祖传的手艺，美慕经营煤业，可能有利可图。但是每天家里开門七件事，无論如何，千方百計,也要交給我祖母一块现大洋，来源不定，每天必交。在穷极无聊中，他渐萌了一个“偷”字。
高星桥向李輔臣商量，借来一辆大車，他与韓珍赶了这辆大车,到河东新貨厂老龙头去偷运火車站卸下的煤。不問靑紅皂白，打开車門,装滿大車,就算够一天过活。这里的煤,根本无人管理，于是每天偷运一車,大約一吨,可售两元多錢,以一元維持家用,一元同大伙吃飯。久之,被車站脚行把头潘家五虎发觉,前来阻拦。
潘家五虎子侄，均是彪形大汉，孔武有力。一次潘起龙、潘起凤出来破口大駡,高星桥把他二人打倒，拉起一車煤，揚长而去。原来铁路局对煤存貯,每天进貨量甚大,偷十吨、八吨,无从考查。車站把头潘家五虎,因为准許运輸,故而把持,自运自偷,不許別人車辆进站。高星桥与他們交手多次，去了就要打架。又有一次潘家五虎中三人一起动手，仍被他打倒,拉了一車煤。次日潘家五人一齐带着棍棒,他就改为夜間行动，有时也不断撞見，大打特打。在这一年光景里,高星桥逼体鳞伤，衣服撕破，回到韓珍窝鋪換衣。可是潘家非五人出动,不能抵挡。后经李輔臣等出面調解，也就心照不宜,各行其是了。为了恐怕偷煤出事,高星桥与当时探訪局一些头目拜把子,勾結一起。有时风声紧急,出了事,送押探訪局,由前門进去,从后門出来,換上干凈衣服,又与这些把弟兄們下小飯館，大吃大喝，仍然逍遙法外。
偷煤不法勾当,干了几年，以后路局規章制度逐漸严密，他也认为这样干,終非正途,于是东拼西凑,并得我外祖父曹家支持,小本经营了一个毓記煤球厂。厂房均系自己动手修盖，自己打煤球卖,钻研煤的性能。营业时自己司眼,韓珍跑外,又来了个剃头匠尹献亭帮忙。不到一年,以賠累停业。可是結识了山西財主乔某派在天津的煤栈经理,经其介紹，曾赴山西与乔某接談，乔当面考验他对煤炭性能的识别能力,认为滿意,要他作天津煤栈的推銷員。但乔姓財主,待人刻薄,薪金低微,高星桥干了一年,尽管为煤栈大量推銷,賺了許多錢，但到年終因沒有对东家送礼，只好辞谢。他第二次凑資本,另营坤記煤厂。殊不知一年中,业务蕭条，又告失敗。这次不但資本賠光，連生財家具均行吃光。
光三十四年(1908年)，津浦铁路北段开工，高星桥带同諸弟,参加铁路枕木桥梁鉚釘工作。因与铁路局发生关系,后他轉任铁路火車司炉工。那时开車的司机司炉,大多系外国人,路线逐漸往南发展，由天津到济南,沒有一个中国司机司炉敢开长途。外国司机开一次車,由津到济,均能按照規定钟点,准时到站,除应得工资外，路局并奖五十两銀子。高星桥不甘落后,慫恿伙伴某司机开长途，他任司炉。为了給中国人爭气,于是他們配合，小心慎重，也按照規定跑了正点。但路局对中国司机司炉,只发給奖金二十两。他們对这个不平等待遇,大为不服。高星桥壮着胆,向路局提出抗議,說中外司机司炉,不应有所差别,外国人走飞点,他俩也能走飞点,若差了钟点，甘願受罰。路局就正式让他俩开車，重新由天津开行,飞点到达目的地。高星桥从小在铁鋪烘炉，就会烧火添煤，因此司炉工作,作得很好,以配合恰当,又有与外国人比赛心理,結果赢得了与外国人一样的奖金。后来他离开津浦路局，就将我五叔高文田介紹給路局。高文田已能装配机車机器,全线通車后,他任津浦路局浦口机車厂总領班。
二、任井陉矿务局司磅员得到德国总办的提拔
高星桥离开路局时，他的朋友剃头匠尹献亭謀得德商德义洋行的走街,聞知德商泰来洋行代理推銷井陘矿务局的大砟,在天津保定各处尙无銷路,为他托德义洋行洋人瓦路蒂(A.Wolte)向泰来洋行推荐,居然获得成功。高星桥入了泰来洋行，充任走街，因此对井陘煤炭出品及其貨源銷路，略窥門径。他的拜把弟兄邢品一,和日本横滨正金銀行华賬房买办魏信臣是干亲家,因此他时常要邢品一代向魏信臣借一些小款,买进煤炭，再倒卖出去，从中取利。当然本小利微,不能滿足欲望。高星桥二十七八岁时,经邢品一托魏信臣說項,由井陘矿务局大写蕭玉蓀,轉荐与該局洋总办納根,得以进入井陘矿务局当司磅小职員，收发煤炭，每月工资只有十几元。有时去山西矿井現場,押运煤炭，虽在严冬，他也忍着飢寒,坚持地干。在这一两年中，他对矿务局一般情况，均已摸淸。由于每日必須到賬房交賬,报告收发煤斤数目，耳濡目染，偷听德国人洋赈房与华赈房的人們說德国話,也学会一些德語。有一次，因煤斤数量差了一百吨，洋总办韓納根到司磅处亲自查問。当韓納根問話时,只有高星桥以半通不通的德語回答,使韓納根大为惊异。韓納根見他身体健壮,而又精明能干,就提升他到华眼房里工作。高星桥从此兢兢业业,埋头苦干，处处要好，頗邀韓納根的嘉許，月薪有所提高。
光緒末年,井陘煤矿建設初具規模,开始产煤。这种煤是无烟煤,质量較开灤煤为好。但开灤烟煤，已经早在各地行銷，英国人看見德国人的井陘煤出产甚大，怕影响它的銷路;为了抵制井煤,特派大批修理炉灶的泥工，到天津市各家住戶，免費代修能烧烟煤的炉灶，并奉送各戶烟煤半吨,作为推荐使用。这时居民作飯、取暖和工厂烧鍋炉，均用烟煤;而井陘煤是大砟，燃烧引火很费时間,产量虽多,毫无办法打开銷路。井陘矿务局中国总办徐兴纲是清朝协办大学士、軍机大臣徐世昌的五弟,但在中国总办位子上毫无实权。这位中国总办徐五爷,只是挂名，享受最高薪金，汽車出入,每日到公事房总办室,晚来早走,来时不过是喝茶、抽烟、看报而已。为了推銷問題,中德两位总办彼此推諉,互相責难。韓納根盘算,我一个有工作能力,而又专心为他服务的洋奴来担任推銷煤炭的工作。这个人旣要干练有为,还要有巨额押款保证金,更重要的是不能像中国总办,只拿錢不办事,而又不听話。他忽然想到华眼房中有高星桥,其人年青而有魄力,能写能算，身体康健，可惜他位卑职小，不能利用。
韩纳根为了拔擢高星桥,先在德国人方面,造成一种气氛。他与矿务局工程司哈可门和管账人德禄等人研究，干脆把中国总办当成牌位，另外用一人来替代总办的实权工作,并建议高星桥堪以充任，拟加拔擢。但所有德国人均不同意，一致认为资望太浅，恐影响矿务局的前途。韩纳根说可以当面试试，即将高星桥叫到外国人的公事房里，几个德国人，如同对毕业生口试一样，从煤的质量、性能等问起，一直问到怎样打开销路。高星桥心有成竹，对答如流，条条是道;而且把怎样识别煤的好坏，哪种煤具有耐火能力，源源本本，如数家珍地讲出。不但这样，还说能从烟突的冒烟区别用煤的种类。转天这些德国人，携同他乘矿务局小汽艇到大沽口实地考验，同去的还有驻津德国总领事。他们看见大沽口港外，海上的大小火轮，用望远镜观察。他们向冒黄烟的，是什么原因?高星桥答这是硫磺质过多。接着按看到的黑烟，指出哪是开滦煤，哪是井陉或者抚顺煤。他们当即乘小汽艇到停泊的火轮或兵舰去询问对证，果然不错。这些德国人非常诧异。从此上下德国人，对高星桥发生了浓厚兴趣。他后来对我说，这是从小拉风箱打铁，日积月累，取得的丰富经验和知识，没有想到，在受德国人测验时却用上了。
这里说明一下韩纳根是什么样的人物。他德文名字是Von. HandeKen，就是冯·韩纳根,“冯”是德国贵族的意思。他是德意志皇帝威廉第二的外甥，又是德国海军将官。在1894年以前,他应清政府的聘任，来中国替李鸿章训练海军，曾在中国水师学堂担任教官。李鸿章创办北洋舰队时，他是助手。有人还说，他是李的干儿子。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會传見他,賞賜头品顶藏,紅頂花翎,及穿黄馬褂。甲午战爭时，他率領由他在德国买来的兵輪，組成中国舰队，与日本海軍作战,被日本海軍击沉了他的旗舰。他用救生圈在海中浮漂了三昼夜,后被救脫险，回到北京，覲見慈禧請罪。那时清政府很重視这个德国海軍貴族，又以他与李鸿章有特殊关系，想以他来联系德国皇帝。因此虽是战敗之将，也能免罪，并把山西省井陘县煤矿的开采权給了他,通过中德政府立案，成立了井陘矿务局。除德国皇室加入一部分资本外(内容不详),他又同当时握中国海关稅收大权的总稅务司德催琳勾結，出了一部分资本,算是他个人的。德催琳是英国人，他的老婆是德国人，他的大女儿嫁給韓納根。虽然英、德在国际上有矛盾，但他們有翁婿关系,对侵略中国,他們是合作的。这样,井陘矿务局开办,在政治上，有中德皇室支持,在经济上又有中国海关税收支持,所以很順利地搞起来。各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最后集中表現在1900年的庚子八国联軍进攻北京,德国帝国主义在这次侵略中占了上风,因此韓納根負責办理井陘矿务，即至清朝覆亡，民国以后的历次政府中，都是一帆风順的。
在大沽口考验高星桥不久之后，韓納根与徐世纲的意見分歧更为加深，徐表示以后絕不管经銷处的事。韓說:“我的公事房里，到有一个人，能担负起这个責任。”徐問是誰?韓說高星桥。徐又問:“干什么的?”韓答:“管过收发煤炭过磅的記賬員。”徐很轻蔑地哈哈大笑。韓說:“你不要笑,你可以考验一下。”于是他們把高星桥叫到总办办公室，当面考試。徐命高星桥书写履历一份,和对山西矿区写一封通知书。他的八年寒窗,这次用上了，当面繕写，頃刻立就，不但文笔通惕,而且书法脱俗。徐世纲閱后,連声称赞,对德国总办說:“行!这人能干,可以。”韓納根认为当时沒有翰面子，深为高兴。从此关于銷售煤炭的事,韓就不与徐商議,徐也就不再过間。但是高星桥哪里有十万两銀子的保证金呢?有一天，韓纳根交与他一封信,說:“今天是星期六,我去北戴河。你拿这封信去見德老太太，信上写的是請她为你押款事想个办法。”
德老太太就是韓納根的丈母娘,德催琳的老婆,她生了五个女儿,沒有男孩。德催琳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掌握中国进出口贸易税收多年。她的五个女儿,和她一样,能說一口流利的中国話。大女嫁韓納根,二女嫁美国人拉克，任美国律师,后任美丰銀行经理;三女嫁帝俄駐华公使武官某;四女嫁英国人那森(Nathan),任开灤矿务局总办;五女嫁英国駐华公使武官某。她的一家和女婿們,在侵略中国,有关軍事、政治、经济各个方面,都能起重大作用。这时德催琳已故,德老太太年已八旬了。
高星桥持函到馬場德催琳公館，見到德老太太。她原是德华銀行大股东,見信后,为了帮她女婿的忙,慨然允諾,当时写了一封回信，嘱高星桥去北戴河面交韓納根。高当天赶到北戴河，下車后,正值傾盆大雨,又在夜間,韓的別墅在石岭,离車站还有二十余里，車站无旅館，也无交通工具,只好步行，深夜里飢寒交迫,走到别墅,周身雨淋湿透。在別墅走廊見到韓的No.1 Boy,俗称大管事的赵鳴鑾。赵看到他这样狠狽,拿出一套干衣服給他換上,又給了一些吃喝,就在走廊后边籐椅上睡了半夜。次日早晨,韓納根传見高星桥,看完德老太太的回信后对他說:“高先生，我向你道喜!”这是洋奴突然听到洋大人台爱的第一次称呼,大有不知所措之感。接着韓又說:“你已经是井陘矿务局津保售煤处的总经理了。德老太太在德华銀行为你担保十万两银子,你太幸运了!”于是韓把今后步驟和工作方法說了一遍,就同高在走廊上共进早点，并把在北戴河地区作为避暑休养的好处，說了一些道理。他說这块风景地区的地亩，将来必定要涨价。这样,高接受了洋大人的第一課見面礼，后来，在这里买了許多土地,建筑了很大的楼房别墅。由于韓納根的提拔，高星桥得以充任售煤处的总经理，伺候韓大人(这是因为他作过清朝大官,中国官場习惯的称呼)的当差們,如赵鳴鑾等人，也都改称高星桥为“高二爷”了。韓納根死后星桥修建劝业場对面的交通旅館,赵鳴鑾就作了該旅館的副经理二十多年。
三、“荣任”津保售煤处总经理
在与韓納根接談妥当后,高星桥当天返回天津,与矿务局韓納根的翻譯蕭玉蓀联系，办理接任及訂立合同手续。其中有些困难問題，他对蕭許了很多好处才把合同起草、繕写了德文中文各一份。因对人不对事的关系,合同条款，比之泰来洋行有些出入，专等五天以后韓納根回来征求同意,即可签字生效。
在韓納根尙未返津的五天里，高星桥着手組织津保售煤处的机构。由公兴存粮栈走街姜少华，介紹粮栈刚出师的学徒翟耀庭为务管理员。老搭当剃头匠尹献亭,也出来张罗,奔走一切。消息传出后,原先介紹高星桥得识魏信臣,再由魏轉荐高进入井陘矿务局的邢品一,便带着他的混混七弟，手持木棍短刀，赶来售煤处(地址在第六号門傍二三四号,是铁路岔道,直通厂院内,大門面临海河),大駡不止,要闖进賬房。高星桥見来势很凶,便躲在賬房門后，尹、翟二人挡着大門。邢品一声称:“你发財,把我忘記啦!先得让我干几天。”高星桥从門后出来，哀求說:“邢大哥,我当经理，你当副理,所有利益收入,我們哥儿两个,一家一半好嗎?”邢品一这才首肯了事。多年以后，在我能記事时，我父“教育”我說,当邢品一与他爭执时,自己忖度，要是讲打架动武，潘家五虎全是咱手下敗将,何况邢家兄弟二人;继而又想:“倘若打起来,抓破脸,那么本星期五,怎样去見韓大人?”他时常以这事作为比方，說他那时是“福至心灵,养家不治气,好容易看見了飯，別出毛病”，教我以后，“必須忍小事,不要乱了大謀”。
韓納根从北戴河返津,在合同上签了字。彼此交换后,韓打电报向柏林皇室报告，回电同意任高星桥为售煤处总经理。这天是清宣统三年七月十二日(1911年9月4日),也就是生我的那一天，高星桥年三十岁。为了紀念“双喜临門”,把我的乳名叫作“柏林”。
井陘矿务局津保售煤处的经理人員是:总经理高星桥,副经理邢品一,天津经理翟耀庭,上海经理尹献亭,汉口经理张錫三,保定分销处经理苗小波，石家庄分销处经理朱小庭,北京分销处经理王幼章。从此，高星桥走上洋奴买办的道路。他认为这完全是韓大人一手栽培的,那么必須肝脑涂地报答韓納根。为了打开銷路,他先到山西矿区,看現場,下矿井,实地研究一番。归来后,在技术上、工作上、交通运输上，向矿务局提出不少改进意見，大部分均被韓納根采納了。
正在这时,由矿区到井陘县不远的一座大桥,忽然陷塌。这是矿井煤炭运出的咽喉孔道,如果半月内不能修复,矿务局就要受到严重損失。韓納根召集在局内所有德国工程师开会討論，議决由德人工程师哈克門(Harkman)及小矿师(名字不詳)承包下来，定期二十天内修竣,工料費五万元,韓納根同意照办。因为高星桥到矿区視察时,看过这座桥梁的工程，就向韓說十天内可以完工，但是需费十万元。韓立即应允,要他馬上亲去現地、負责督率办理,果然十天竣事。原来德国工程师的計划只是白天施工，他的办法则是分为昼夜两班。在这次承包工程里，他就剝削了工人应得工资达五万元之多，这是他平生第一次賺了这样大的一笔大錢。由于桥梁修复迅速，更邀得了韓納根的宠信。
接着他带着尹献亭到火車上和三北、日本三井等翰船公司的輪船上,以及津市各租界电灯房,亲去实验井陘煤炭的火力及生火过程，充分证实了井陘煤炭的耐火力确比开灤煤超过两倍。以后就嘱咐尹献亭到各处去宣传推銷,甚至小工厂、小作坊也不放过。这样经过一个阶段，井陘煤炭的牌子創出来了。
矿务局规定:煤斤出矿后,装上火車,每辆車皮装六十二吨,到津交货,按六十吨收賬,其中两吨,作为沿途損耗。井陘大砟是整块的,不同于开灤原煤完全是零散的。就是零碎的大砟,也比开灤原煤末大得多。因此損耗量不大,在第一年年終結算时,就多出了三千余吨。高星桥明知这是售煤处的利潤，但为了对洋人表示忠誠老实，就把多出原数三千多吨的貨款两万余元(那时每吨值六、七元),如数奉交洋賬房。韓納根聞知,便对他說,这笔款矿务局不能收,这是售煤处应得的利益，原数退还。他以一个穷苦小职員，爬到这样的地位,而又在不到一年中,得到这两笔大錢,对洋人的“威恩”,就不消說了。他自己认为有了这些錢,要坚决实行自己的“只賺錢,不花錢”的原則,第一年大部分的经营范围,只限于华北。轉年1912年，中国国体改变，但并不影响井陘矿务局的开采权。津保售煤处本身，在经济上已有了初步基础。那时天津金融界的权威魏信臣,对高星桥的看法,也就不一样了。他們逐步形成莫逆,在互相倚重下,想把推銷范围扩大到长江流域一带。只是津浦铁路南北接軌，甫告通車，車皮有限，不能南运，必須用輪船运輸。因命尹献亭去上海，与天津同乡张錫三联系。这人在上海做煤炭生意二、三十年，以麻袋装上等大砟，租招商局輪船运申，卸在浦东碼头,在南市靑蓮閣試行叫卖推銷。矿务局煤价大約七、八元上下一吨,再加上包装运费損耗，每吨可得純利二两銀子，这可以說是一本万利了。
四、欧洲大战，德皇赠予“冯”的封号
轉瞬两三年过去,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但沒有影响德国人经营的井陘矿权,相反地,生产和銷路出乎意料之外地特別发达。这时原先在石家庄井陘煤矿代理負責人庞松年，在石家庄建立的小型焦炭窑十余座,所炼的焦炭质量低劣，加以经营不善，无人問津。有人警告他說,若不急于脱手，将来堕入深渊，非至倾家蕩产不止。韓納根授意高星桥，支持他接办。这种建議是从总工程师哈克門向他提出的，暗中說明焦炭发展前途远大。这一下打动了他的欲望,即按价如数把庞松年经营的焦炭窑收买过来,并把庞位置为这个焦炭窑的经理。他除随时向韓納根請敎，并得他大力帮助外，亲自到石家庄督导一切。又将原烧炼焦炭窑附近的地亩收买,大量扩建了炼焦窑三百余座,比庞松年经营的規模要大。工人昼夜分班，大約达六、七百人。而且得到德国小矿师的指导,在技术上、生产上大加改良。这样銳意经营炼出的清水焦炭，质量大見提高,符合出口的国际水平。
淸水焦炭虽然大量生产,但运到天津,尙无銷路。这时日本帝国主义鉴于欧洲帝国主义自顾不暇，便謀独占中国利益。高星桥经营的清水焦炭，在天津堆集如山，日本洋行走街发現焦炭货色品质优良,爭先訂购。这里面日商三井洋行走街太田(女性)手眼灵通，经她斡旋,与三井签訂了包销长期合同。三井把这些淸水焦炭运到日本，再轉卖与日本八番铁厂,获利甚丰。八番是日本著名的重工业，也是日本軍国主义制造武器軍火的重要軍事企业。这样，每月都有十余艘翰装运大砟和焦炭。这是高星桥开始发财的主要源泉。这一年是最旺，也是最繁忙的一年。
欧洲大战开始时,华北各省德国侨民为了表示“爱国热忱”,在天津德国人俱乐部(当时称为德国球房，即現时的解放路三三九号,河北省市政协委員会)里,认购德国战争公債。高星桥随着韓納根认购了这項不是他的国家的“爱国公債”一百五十万馬克。虽然这时德国因战爭关系,通貨开始貶值，但折合中国銀币，仍然是現銀五万元。在战争未开始的头一年，韓納根便托高星桥代德軍赶制冬季御塞高統毛皮馬靴两万双(这些馬靴,后来德軍在东战場进攻烏克兰时使用)，尙有其他助战物資，其費用均由井陘矿务局拨付。这时矿务局和津保售煤处，已成为“德軍后勤司令部”。馬靴先期由西伯利亚铁路运赴柏林。其余物資,因沙皇对德宣战,改由中立国輪船运德。
洋奴买办高星桥对德国这样的特殊表現，深蒙德国皇帝威廉第二的嘉許,就由德皇頒发上諭和奖状,恩賜高星桥閣家为“Von”(馮)的封号。从这时起，德国人就以德国貴族看待我家。这样的“殊恩宠遇”,在中国人方面是从来沒有的。高星桥感到受宠若惊，不知所措,那只有“五体投地,誠惶誠恐”地接受了。井陘矿务局总办韓納根,特为这事替高星桥举行祝贺酒会,在德国俱乐部里召集当时在华北的德国侨民,一律参加。他当場宣布他們皇帝威廉第二世,为什么封赐高星桥先生为德国贵族的原因,用以激励海外德人怎样地忠君爱国。封号证书,由德国駐津总領事面交与高星桥。从韓納根以下,矿务局德国高中级人員均与他握手、拥抱、亲吻,塌面非常激动。以一个售煤经理人，一跃而为德国贵族。所有德国总工程师、工程师、大小矿师、技术专家,連德国总倾事均是一般普通德国公民,只有韓納根是貴族。他們把高星桥的“算荣”,看得简直是他們一輩子做梦也想不到的“大喜事”。現在的高星桥所差的，只是尙未办理入德国籍的手续罢了。
不久,德皇威廉又通过韓納根,寄給高星桥一个铁桶装束的礼物,是中国全国铁路待修計划蓝图紙表一大卷,并在他的論旨中說:“德国軍队有信心,在世界上战胜它的敌人,将来它要废除俄国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到那时中国铁路之包修，完全由貴族高星桥主持，委他以全中国管理铁路的事宜。”这时正是德国雄心勃勃，赶修由柏林通过巴尔干、土尔其等地，到达巴格达的铁路，更有再来接通中国铁路的蓄謀。多年以后，高星桥对我說:“我对德国的铁血主义，在世界上的强胜，以及我对井陘矿务大卖气力，都是这次德皇頒賜殊荣和寄我的修路計划所鼓励引起的。可惜德皇的帝国失敗,不然的話,我們的事业还不是区区这样就停止了。”言下尙为这个奴隶幻梦惋惜。
高星桥经营售煤的第四、五两年，向江南各省推銷煤炭，試验成功，就計划先在上海大量发展一下,于是和天津三北翰船公司訂定长期租用輪船装煤去申。三北輪船公司的規模,远逊于招商局，只是国内沿海航线，不能达到南洋。通过三北公司经理李正卿的介紹,和上海聞人虞洽卿有所联系。因为既要想去上海发展,就必須与这个商业巨头阿德哥拉攏关系。高星桥写信，交与上海天津同乡会主要人张春华轉虞，托虞关照。后又携同尹献亭去上海訪問。由虞洽卿的关系,又結识了上海流氓聞人不少，如黄楚九、黄金荣及上海煤业大王刘鸿昇。于是在上海大同路新康里，設立了井陘矿务局上海售煤处,留尹献亭长期駐扎上海。这趟到上海,打开了推銷出路,后来几年里,生意兴旺,盛极一时。
中国政府对德宣战后,所有德侨惶惧不安。韓納根老謀深算，在协約国无法指責以前,先把井矿务局总办一席,让与他的内弟、英国人德催琳的侄儿沙摩。这不过是借这个英国亲戚,頂立門戶，一切仍然是他自己操纵指揮。
五、保管德侨财产和加入天津行商分所
1918年德国战敗消息传来中国，韓納根等德侨遣送回国已经确定。在回国前，原本想把矿务局全部财产手续携带回国,经高星桥劝阻,韓把井陘矿产全部文件契約手续,交由高負責保管;并由韓介紹,德华銀行的財产、德商起士林以及其他德侨产业，統統交由高代管，继续经营。这时井陘煤的銷路，在华北日益激增，井陘大砟已经是家喻戶晓,到了冬季成为居民取暖必需品。这样,营业入了正軌,一年比一年强。井陘售煤处門庭若市,大有接应不暇之势。韓納根在这时被中国官厅看管在北京西城寺庙，由天津警察厅偵探长丁振芝监視保护。就在这年秋季护送上海，他以德国侨民公会会长，率領一批德人回国。高星桥亲到上海送他离去。高星桥两次去上海,除結交当时沪上聞人外,在与这些人周旋中，学到了很多剝削方法和搞錢手段。这和以后1928年修建天津劝业場，有一定的思想联系。上海分銷处成立到后来停业,共得純利二十一万两銀子。为了孳生盈利,不动老本,便产生了既要轻而易举、又要稳固可靠的养房产、吃房产的办法。大約1917年，他先在河东渡兴庄盖了自己的住宅,同样与邢品一盖了一所住宅,每个分銷处的经理,也替他們盖了一所住宅。原来大家都是穷光蛋,这时各人有了住宅,皆大欢喜。这是吃瓦片(天津把养房产叫作吃瓦片)的开始。后又在河东旺道庄，建筑了一千多間平房，取名为积庆里、輔庆里;又修一所沐浴池,取名为輔庆澡堂。这些房产都是吃租的。同年又在北馬路买了大观园茶园旧址,建筑天津商場(現在的天津影院);又在北門里修建华昌金店用的楼房一所，及河东大獅子胡同修了一所四合院的住宅。这两項房产,在两年后,先后赠給我三叔父徐秋田(三叔过继給姨祖母,改名徐秋田)了。輔庆澡堂送与曾经借給他大車、作偷煤勾当的把头李輔臣去经营,作为对他的謝礼。
在经营井陘售煤处的五年里，高星桥名下已经积存四十余万两銀子。他因見到上海商人都有帮口,都有公会组织关系,各个行业互相支援,经济金融上互通有无，所以上海工商界聞人，遇事都兜得轉，叫得响。因此他就不断想加入天津帮的行商分所。这时正金銀行华賬房买办魏信臣是行商分所的組织成員，与他有金融上的往来,又有交情,便不断与魏联絡,請他吃飯，称他为六哥(魏行六)。魏信臣的朋友，不外是当时的富商巨賈，魏时常把高星桥的事业发展情况,向他的朋友夸飾。这样就扩大了影响,彼此相互成了朋友。
高星桥为了更好地巴結这些人,在北戴河現在的保六路三号，购地十二亩,建筑了一所堂皇富丽的别墅。每到夏季,他便敦請行商分所各成員到那里去避暑,花上一笔錢,招待他們食宿，陪同他們去游山玩景。遇到年长的,他自称晚生后輩,三节两寿,必定亲携重礼,登門祝賀。这样逐漸邀得了老財主的垂青,获得了好的印象;再加上魏六哥的吹捧，說高星桥在正金銀行存折上面，大大有名，可算是百万富翁。高星桥通过各种方式的拉，才勉强得到分所成員們的承认,加入了天津行商分所,成为新成員。这个組织的参加者的条件是:第一、暴发戶(即新財主)不准参加;第二、个人财产必須超过百万元,方算有資格参加。但最重要的，还是必须要多数贊成,表示好感，方能进去。原来天津行商分所是天津洋行买办阶級的组织,約在淸末民初成立。一些有錢有閑的买办人物，为了攫夺经济利益，需要时常見面碰头,于是发起組织这个分所。行商分所的所址設在天津日租界和中国地界接壤地方(即現在和平路电車道，只有一百多米，华兴楼飯館对面)，也就是日租界芦庄子口，实际上是中国管轄的地方，距离旭街只有咫尺之隔。选擇这个地方,主要是为了吃喝嫖賭方便,中国官厅和日本警察署都管不着。
行商分所是以天津外国銀行和洋行买办的所謂“行”，和以天津著名的盐商、当商的所謂“商”,两个东西的混合而命名的。茲将該所知名的重要分子,就記忆所及記录于后:
李全泰泰昌洋行出口西宁羊皮、羊毛的創办人。
甯星普 新泰兴洋行买办。
刘聘卿 义昌洋行东家。
杜克臣 平和洋行买办。
刘子兰 平和洋行买办。
魏信臣 日本横滨正金銀行华賬房总经理。
张朗軒天津交通銀行经理。
背质甫 法商东方汇理銀行华眼房总经理。
沈瑞安 日本武斋洋行、永兴洋行买办。
叶兰舫 初系天津盐商,后任天津商会会长。
王郅隆 粮行商,时正与倪嗣冲办粮台，魏信臣至友。
曹幼占 謙益商行,经营英国亚細亚煤油商人，魏信臣内亲。
赵聘卿 裕津銀号后改裕津銀行总经理。
胡素田 原德泰洋行(美商)买办,后素德大楼东家。
徐樸菴 英商麦加利銀行买办。
范竹斋天津棉纱布商巨头瑞兴益东家。
章瑞庭 恒聚德軍衣庄东家,与张作霖交称莫逆。
孙朗軒元隆綢緞庄东家。
张春华聚兴成五金行东家。
宋xx行三,大仁堂药庄东家,后行商分所地址售与宋，作为制药栈房之用。
高星桥井陘矿务局津保售煤处总经理。
邢品一井陘矿务局津保售煤处副经理。
行商分所的成員大約有五十余人，这些人不一定完全是天津老財主,有很多是后起之秀。他們之所以进入行商分所,也不外高星桥那样,用夤緣钻营,得为入幕之宾。这些人每天下午6时左右，粉紛到这里来消遣作乐。这里設有賬房,負責人于老八(耀臣),門房、茶役、守卫等管事人訾二,还有十余名职工。这些人赌博并不要带現款,輸贏大小数目均由于耀臣代为分別記賬，事后清算，或者三节收賬。于老八干这工作，其是財运亨通，吃水(抽头錢)道喜(某人赢了錢,笑脸相迎,說声道喜,贏者即慨然分賜),从中搞錢不少,很快地“家成业就”,变为小康。分所内并备有中西餐及点心部，各种名酒荣餚应有尽有。如果遇到这些老爷們有喜庆事，就叫飯庄，如义和成、聚和成、全聚德、会芳楼(回教)来所伺候,大摆筵席。該所也可以带着亲友去玩,但必须考虑去的人的身份,就是說穷小子不要进去。
据我所知，李全泰有一次生日,成員們要为他祝寿。这天用的是义和成飯庄的八八上等酒席，要几十元一桌(那时面粉每袋二元),一摆就是二十桌。大家来宾吃了后,异口同声說,紅扒鴨和紅烧魚翅做得好,贊不絕口。寿星老李全泰听了后，笑逐顏开，大为高兴。因为次日是中秋节，李全泰把义和成老板名叫呼老喚的叫来說:“大家老爷們都說今天荣做得好,明天照原样,給我做二十桌,一直預备到本月底,仍請原人在这里吃飯。”这一下，李全泰花了八千余元,眞是“朱門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行商分所的成員們,和在朝在野的軍閥、官僚、政客,分別有一定程度的关系。例如民初以后,很长时間的天津警察厅长楊以德，与他們往来很为亲密,因此分所里的烟睹两項，极为安全，楊以德决不去触犯他們。又如亲日派巨子曹汝霖和魏信臣因为日本正金銀行的关系,互相勾結,在曹任总长时,在向日本銀行借款方面,魏帮过曹的忙。曹下台后,寓居日本租界，行商分所对日本租界当局，如有什么問題,只要曹一出面,就可得到解决。无論换了哪个日本总領事,行商分所均有保障。至于安福系或軍閥政客,为买軍火，都与这些洋行买办,有千絲万縷的关系。
天津行商分所,作为一个垄断金融的机构,在天津经济方面是可以操纵一切的。所以外埠的大商人或外埠买办，也要通过行商分所的某一成員,就可以挂上鈎,加入进来,在这里面,調度資金。例如中国銀行卞白眉,麦加利銀行馮商盘、徐樸菴，中兴煤矿的庄乐峰,永兴洋行叶星海等,都是民国以后相继加入的出色人物。因此那时的成員,对老一辈,过了时的,大有瞧不起的样子;而老一辈的成员,对新的暴发戶,同样也是瞧不起,不願意看他們,无形中分成新旧两派。在1928年以前,可以說天津行商分所的经济力量,掌.握了天津市面金融大权。迨至“九一八”事变后，由于中日外交关系逐渐紧张,行商分所地址已不适宜,于是停止了几年的活动。后来又迁移至法租界福煦路蓬莱春飯庄后面，又以人事和时局的演变,再加以成員們衰老死亡，仅存而参加者不过十几个人，不过时常来打打牌而已。及至太平洋战争事起,日寇接收租界,这个垄断机构,也就瓦解了。
六、韩纳根卷土重来和井陉矿权被收回
韓納根于1920年冬季回到天津，同来的还有德国在津著名大商人第佛士，仍然住在旧德国租界德国花园的楼房住宅里。高星桥把韓納根委托代管和保存的井陘矿务局及一切德国财产契約文书等,完整无缺,一一点交还給他。韓认为世界上最守道义的要算是高星桥了，因此他們之間的私人威情比以前更为亲密。他这次回到中国，表面上作为德国侨民在中国居住,不过問井陘矿务局的事,一切由他的英国舅爷总办沙摩替他办理，向他彙报。
这时退居天津的黎元洪,就住在現在的解放南路、原德租界銅人前南边德国总領事館对面。韓同黎本有水师学堂师生之誼，因此时相过从。黎元洪每天清晨,騎着高大洋馬到海河边练习驰騁，有时路经韓納根花园住宅,韓在阳台上举手招呼,状至亲切。1922年6月,黎元洪复任总統,韓納根又想重整旗鼓。高星桥也由他少年时在城里济生社善堂讀书时的同学王性甫(后来在武备学堂和张紹會同学)介紹,与张紹會有了交情。张任顏惠庆内閣的陆軍总长,尔后任国务总理。韓納根授意高星桥,用了一笔款(确数不详)向黎、张打通关节，得到总統批准，井陧矿务局由娘子关起修建一条铁路支线,大約一百一十公里,得以更大量地把煤运输到大城市中来。
1923年6月,直隶省长王承斌的亲信陈星楼代王出謀划策,要王坚决收回井陘矿权,王就委陈出头办理。陈星楼要为曹錕賄选总就筹措经费,若把矿权收回，当然经济来源甚大，直系津保两派自然支持这一計策。但这一举动,必须首先打倒高星桥,便一面叫天津警察厅长楊以德通辑严拿高星桥，一面先由石家庄起用武力把高经营的三百多座炼焦炭的窑全部沒收。(这些炼焦炭的設备,与井陘矿权无关。)另一方面,用外交途径接收井陘矿务局的财产，当然也有些威胁手段。韓納根揣度中国政局将变,鉴于“黎菩薩过江,自身难保”,这回沒有帝国主义的威风了，他躲避起来，不敢出头露面。
高星桥和楊以德早有交情,楊事先派人秘密通知他,透露陈星楼的企图,他便立即离津赴沪,暫时覌望。这年我正十三岁，我家住河东复兴庄,住宅前后封鎖,軍警把門,如临大敌,不准出入。入秋后,高星桥从沪返津,家里才知事情和緩。韓納根答应交出矿权，当即开始办理一切移交手续。陈星楼在售煤处，烧毁了高星桥和韓納根所签訂的合同,售煤处全部被陈接收。从那时起;井陘矿权轉移到中国軍閥官僚手中。
当陈星楼接收全部井陘矿务局和津保售煤处各地财产后，售煤处内部也清理眼目,烧毁一切内外关系契約手续,及总经理高星桥和副经理邢品一的彼此眼目的交割。邢品一又亲自带着他的七弟,各携七首，到眼房查眼分款。十年多以来，自从高星桥接任经营，除去一切开支及职工遣散费外，共得利潤一百五十五万元,按当初約定，不均分配，高邢两家应各分七十七万五千元。天津经理兼总司眼翟耀庭，按照合同把应分数目告知邢品一，話未說完，邢老七就上去打翟耀庭一个嘴巴,又掏出七首，向桌上一拍，大駡不止。他們无理取閙,非要多分五万元不可，就是他們要八十二万五千元。这时高星桥在他的办公室里,各处经理也都在場,当即从中阻拦。高星桥說:“好!按照他們的要求,如数分給他們。”邢品一多拿去五万元,这才罢休。过去几年中，每年高邢两人年终，应分利益約計不过十万元左右。但是邢品一在生活上非常糜烂，不到几年就一无所有,全部輸光。高星桥却不吸烟,不喝酒更不賭博(所謂“在理”)。由于他的原則“只賺錢,不花錢”掌握得紧,旣不乱花,而又調度有方,利上加利,除去修建住宅和养房产外,在清算賬目后,仍然有現款八十多万元。
七、韩纳根病死，高星桥送巨资
1920年韓納根回到中国以后，每年中有六七个月消磨在他的北戴河别墅里。1923年以后,高星桥也无事可作，就在法租界(第十二号路,現在的赤峰道一三〇号)建筑了一所花园式的楼房，設备均甚考究。建成后,全家由河东迁居新宅。搬家那天,大約是7月間,恰遇法租界张灯結彩欢迎法国元帅霞飞蒞临的盛大游行。就在这年10月10日,高星桥在新宅里,欢宴韓納根,用的是天津当时最著名的义和成飯庄的酒荣八八席(六十四样荣)。在我家来說，这是有史以来最隆重的一次宴会。在这以前的两个月里，为了欢宴韓納根,特別給我和我二弟排练德国軍国主义的軍事礼节,以备迎接时使用。这次我和韓納根見面。韓納根在客厅中，見到壁問悬有德皇威廉第二和他本人的大幅半身像片，非常高兴。这可以說是高星桥“感恩戴德,媚外取悦”的可耻行为了。
从1920年到1924年，韓納根在中国是不得志的洋人。这时他已经七十八岁,日趋衰老,患了食道癌的絕症。病重时由他老婆电知高星桥到医院接談,韓当面向高要了十万两銀子,死后装入玻璃棺材运回德国。
韓納根死后,高星桥还念念不忘。有一天,在韓納根的像片前,对我說:“我一生所賺的錢,全仗韓大人的栽培提携;沒有他，咱們家还是穷人。”这就是說,要我不要忘記韓納根的“思惠”。
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高星桥对德帝国主义忠实效劳到什么程度了。
夲文章摘抄于“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四辑，有高渤海编写，胡君素整理，文字少有更动，图片来自网络，侵权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