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3.00/6-1448南京，6月14日，1948年

阁下:我荣幸地报告中国最近的政治形势。由于局势这样动荡不定,这里又经常发去无线电报告，我暂不在本文做局势评论。

决定性的问题仍然是蒋总统的人格和个性，他完全了解目前形势的恶化状况。他耐心听取人们说，假如不改弦更张灾难就不可避免。他好象决心按宪法程序所规定他的新职务(按指蒋被推选为伪总统-译者)的原则办事。但实际上他办事方法很少改变。

我曾希望何应钦将军被任命为国防部长之后，真正被付与指挥军事行动的权力，巴尔将军(美国在1948年派他到中国直接帮助蒋介石作战--译者)可以同他密切合作。我曾为此向总统力促，他(指蒋介石--译者)保证同意，但条件是，必须随时把有关事务报告他。我也为此同何将军谈过不止一次，他欣然同意并表示尽力之所及去做。然而总统不久就发出了一道命令，说一切军事行动必须根据他的指示办事，而他的指示则是通过无能的参谋总长顾祝同将军发出!白崇禧将军被解除了国防部长职务，这可能是由于他在选举中帮助李宗仁的缘故。以后他被委任指挥黄河和长江之间的五省军队的重任，但不允许他组织这个地区的民兵一一这是他一贯强烈要求的一一并且其中有些地方，例如武汉等城市周围也被划出他的管辖范围。他一气之下拒不接受任命而去到了上海。总统对此并不懊悔并且说这没有什么关系。他似乎怀疑广西派系反对他。这样一来他就失掉了一些人的和衷共济，而这些人本来经过一切考验是既忠于他又忠于国的。

几天以前，我从一个可靠方面接到李济深将军从香港写来的信（1948年6月间我在上海，张东荪从北平介绍了一个名字叫彭泽湘的人来见我。介绍信上说彭同李济深的关系极深，拟去香港见李济深策划二李(李济深、李宗仁)合作搞和平运动，希望我替彭泽湘写一封介绍信去南京见司徒雷登。我写了一封信说明上述情况介绍彭去见司徒雷登，以后就没有下文了。此事大概就是电文所述情况的原委。）要求同我接触。暗示共产党问题不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经过一些犹豫，我把这封信交给总统看。他看了以后，对李将军究竟有多大能力影响共产党表示怀疑。我回答说我关心的不是共产党，而是所有非共产党人士能够以国事为重捐弃前嫌面对共同的危险联合起来。我接下去说他应当领导这一努力。他一如既往地表示同意，授权我斟酌处理，但不要直接给李将军复信。

这些近来发生的情况可能都是使你生厌而又不感到意外的。我对努力影响总统的想法已经比任何时候都感到灰心了。我可以容易地见到他并被请求同他无保留地进行谈话。没有一个中国人敢同他讲别人,甚至是他最亲密的同伙人,想的是些什么。这些人都悲哀可怜地期望我去同他讲，然而我眼看着这江河日下的局势而感到无力挽救。我有时对他的顽固执拗程度，究竟有多少是出于他的性格和习惯，有多少出于他对俄国和中国的共产主义的怀疑和恐惧心理，感到困惑不解。有一事是肯定的，假如我们能对他保证，我们将站在他那一边面对他的敌人和毁损他的人，而他必须不打折扣地实践他的诺言，我们可以叫他同意几乎任何事情。自然这是不可能的。现时我们所进行的最好的策略是忠告和敦促而不象他所希望那样深入卷进去……

反美情绪广泛扩展，具体表现为对我们扶植日本所举行的抗议……解释这种现象相当为难，认为它完全出于共产党或苏联的挑动那就太过于简单化了。打入教职员和学生中的代理人所做的巧妙的宣传和组织，自然有助于制造这些运动。但这么多人卷进去而其中包括许多平时亲美的人们，这说明运动本身有其使人易于接受的原因。这或者主要是由于自前世纪末就产生的害怕日本的心理，我们无法想象其条件反射和深度。由于对我们在日本的行动所做的歪曲的，其中包括中国官方来源的报导;由于对德瑞波和类似报告的公布而产生的误解和错误推论;由于讽刺说我们为了准备对苏联作战而不惜牺牲中国;自然地，以及由于有意的持续不断的恶毒的宣传，反美情绪就更加扩大化了。另一个真实的原因是人们对现政府的普遍的不满而美国却同这个政府的存在和缺点有着不合理的然而是想得通的联系。学生比其它阶层的人更敏感，他们极度失望了而又没有出路发泄他们的爱国热情。在现在使人沮丧的状况下，煽动反对美国扶助旧日仇敌的日本自然是非常有吸引力的。除了这种心理和共产党人以及其它反政府人士的利用而外，还有自私和缺乏远见的工商界人士，他们想避免日本的竞争。举例来说，利润很大然而效率很低的上海纺织工业，他们想把持上海和东南亚的市场。因此极左分子和愚蠢的资产阶族利益奇怪地结合起来反对我们在日本的做法。我们无法使这些做法(指美国扶持日本的做法译者)一点也不产生合情合理的误解。

注：司徒雷登是当时驻中国大使

夲文章摘抄于“文史资料选辑”第八十三辑，有叶笃义编写于一九八一年，文字少变动，照片来自网络，侵权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