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二年，北京国会曾在上海召集过一次临时会议。这次会议的召开，为的是反对曹锟贿选总统。由安福系和北洋军阀浙江督军卢永祥号召民八议员南下开会，同时也得到在广州的非常大总统的支持。那时号召者，从根本上认为北京议会为非法，认为只有民国八年所产生的议员为合法，所以要民八议员悉数离开北京不参加贿选，以拆北京国会之台。但为了反对贿选，凡属伸张正义、反对贿选的议员，也欢迎参加上海临时国会。

临时国会设在上海南市湖北会馆，由一部分原来居沪议员推举湖北籍议员但焘出来筹备，后即推但焘为临时国会秘书长。凡来沪报到的议员，一律发给每月维持费数百元。前法租界恺自尔路原有一处由议员自组的招待所，届时扩大设备，增人招待，到沪无住所者，尽量在该处容纳。当时原在上海的议员，有联省自治派褚辅成与沈衡山等;国民党有张继、谢持、茅祖权、徐堪、田桐等;另外有不属于党派的张知本等(张后来加入了国民党)。其中大部分为国民党，但并无组织，也不团结。

那时上海俨然成为一个政治中心。安福系的曾毓隽、国民党的汪精卫，均到上海来运筹帷幄。汪精卫俨然以国会中国民党议员党团领袖自居，但他本身并非议员，加之国民党议员如一盘散沙，汪精卫有呼应不灵之苦。黎元洪那时也悄悄来到上海，因为他在北方站不住脚，也想在沪借一部分鄂籍议员及素来捧黎之章太炎的鼓吹，以总统资格出席临时议会。

这次会议要花一笔钱供给活动开支，主要的都由卢永祥拿出。所以人事实际上都是由卢永祥左右的一些政客支配，而安福系亦参加一部分意见。

至上海报到的议员，不久就凑足所谓法定人数。开幕之前，国民党议员在沪南半淞园开了几次小组会议，由汪精卫主持，说得娓娓动听，但许多议员对汪的讲话不以为然，大家不承认他有领导权，意见不能统一。其中以豫籍议员凌樾、茅祖权反对最烈。汪当时说话内容，大概是就那时所谓法律观点上谈他的看法和议员应该怎样做。议员们则各持己见，有的认为这一会议是反对曹锟的，等于一次不流血的革命，不能胶柱鼓瑟，一切一成不变。依国会旧例，开会时应由当时总统出席报告。黎元洪是在北方被迫离职的总统，他自以为他的总统任期还没有届满，是时还有效。但当时会议幕后主持人反对他;北方反曹锟的人，想趁机拥段出来;而国民党议员如张继等反黎亦甚激烈。临时国会第一次在沪开幕时，张继很早就到了会场，摩拳擦掌，准备在这个问题上作一场舌战。因之会场上虽事前由但焘预为张贴“总统席”，以及会外向来捧黎之章太炎为之摇旗呐喊，并不能左右局面。当时有议员质问秘书长但焘:所贴之总统席系指何人?但只好说因国会惯例开会时有总统席，所以依样画葫芦，现在并没有人来。黎元洪看情形不妙，始终未敢出席，他来上海，算是白跑了。

临时国会在上海举行了八个月，由于人心不齐，意志不坚，并未取得多大成绩。而当初，号召开会的各有关方面也是同床异梦，不易合作。最初响应号召至沪的议员，为吴景濂(北方议长)经办的贿选票一再涨价所吸引，又去北京拿钱。当时社会叫这般人为“猪仔”，就是谁出的钱多，就食饮于哪一方面。不过国民党议员究竟有处可归，绝大多数没有参加贿选。而在上海举行的临时国会，就在风流云散之中偃旗息鼓了。

上海召开国会时期，我以上海《民国日报》与东南通讯社记者关系，始终参与其宣传工作。临时国会宣传工作由浙江议员杭辛斋负责，议事工作由浙江议员褚辅成负责，总务由临时秘书长但焘兼任。我那时几乎每天都和国闻通讯社严慎予、《中国晚报》范敬五等去杭辛斋住所旧法租界仁和里采访，和议员们联系较多，他们有什么稿件，都交给我们发布，所以知道一些内情，但因年代久远，不免挂一漏万罢了。

夲文章摘抄于“文史资料选辑”第八十二辑，有陈冰白编写，文字少有更动，图片来自网络，侵权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