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秋,国民党軍队攻占了吉林、长春以后,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便十分骄傲起来。他策定了南攻北守的全局作战指导原则，只留下新一軍一个軍駐守吉林、长春,六十軍(缺一个师)駐守口前、磐石、海龙的铁道线，七十一軍駐守四平，其他主力部队都尽量調往辽南,企图一举攻到鴨綠江边。不料攻旣失敗,辽北松南地区的防守也就軟弱无力。松花江北的解放軍主力经过三下江南之战后,杜聿明手脚慌乱起来，只好将国民党主力軍集結在沈阳附近，改为机动防御,长春、吉林便形成了孤島。
一、长春变为孤城的经过
长春、吉林形成孤立的经过如下:1947年上半年,松花江北的解放軍主力几度南下,经过其塔木战斗，吉林老爷岭战斗,城子街战斗,怀德战斗，德惠战斗，公主岭战斗等一联串战爭，留置在辽北松南地区的国民党各个軍都被打垮了，其中尤其以駐守四平由陈明仁指揮的七十一軍更是損失惨重，几乎是全軍復灭。因此，杜聿明决心縮小松南防线,于7月間将駐防口前、磐石、海龙沿铁道线的六十軍集結吉林，与新一軍的新三十八师合力防守。8月間又将新三十八师由吉林调到长春，归还軍的建制。这时,新一軍軍长孙立人因与杜聿明不睦,他个人被调往南京,由军辖五十师师长潘裕昆接替军长职。王是自长春防军除新一军外，还有由伪锅铁石部队收编、改为暂丑十师番号的部队协防。10月间，沈阳又电调长春新一军全部及四平七十一军主力移防沈阳，在长春仅留下暂五十师，在四平仅留下七十一军的一个师防守着。暂五十师根本是没有战斗意志的部队，七十一军留防四平的这个师,也在8、9月间被解放军在公主岭附近全歼了两个团，补充的新兵，都不能单独作战。七十一军自接调防电令后,很快便将主力通过昌图,开源南下。新一军全部也跟随南下，但在昌图,四平之间遭到解放军阻击,折回四平，随又接到沈阳电令退回长春。这时候沈阳的东北保安司令已经不是杜聿明，而是陈诚了。陈诚大概担任司令不满半年，看清东北全局已不可为，不久又换了卫立煌。
新一军自从缩回长春不久,大约在11月间又接到沈阳电令,扩编成两个军，番号是新一军及新七军。新一军辖新三十师及五十师两个师。扩编后的新一军随即南调沈阳，归廖耀湘的沈阳机动兵团指挥作战。由原新一军拨出的新三十八师及伪满铁石部队改编的暂五十师，另加由胡匪及乱七八杂的地方部队合编的暂六十师,凑合成新七军，由新三十八师师长李鸿调任军长，独守长春。12月初,东北保安副司令郑洞国亲来长春,指挥困守吉林的六十军放弃吉林,移驻长春。郑洞国用第一兵团司令的名义，统一指挥新七军与六十军，合力防守。这时候，六十军除原辖两个正规师之外,又编进了由原驻吉林交通警察总队改编的暂五十二师,凑合成了三个师。防守长春的部队,名义上是六个师,实际上能作战的只有三个师。这三个师也屡经挫折,士气不振。而其他三个师,则是虚张声势而已。
自从卫立熄担任国民党东北部队最高司令以后,大势所趋,无总挽救顺局，只是等待死亡而已。1948年2、3月间，沿沈阳到长春的沿线都已全被解放，沈阳北出只能到铁岭,相距不过七、八十里，再北一步便不可能了。四平更是可怜，由一个残破师困守孤城,一步也不能走出城骧。长春情形略胜一筹,在西郊约二十里距离处,还控制着一个飞机场，偶尔有飞机起落。3月底,解放军又发动四平战斗,防军自知无力抵抗，便弃城南逃了。5月初,长春外围解放军又占领西郊飞机场，新七军的暂五十师损失一个团。从此长春全部守军便龟缩到城区工事里面，对外完全断了交通联系，变成孤岛。
二、长春孤城的防守部署
长春曾是伪满洲国的首都,日本关东军早就以苏联为假想敌，以东北人民为假想敌，在长春街市及近郊区做了许多坚强的防御工事,如碉堡、壕沟、坑道、丁望台等,样样都有。城中心的关东军司令部、在乡军人会、空军司令部及大兴公司四个大建筑物，雄据在十字路口的四角上。前三座楼房的地下室，都有钢筋水泥坚强坑道通过大马路,彼此相连,更有笨重的铁闸门，可以彼此阻绝。四座楼房的地上建筑,都是厚墙铁窗钢筋水泥屋顶,中级飞机炸弹不能损伤它们。再向南走,是伪满洲国的中央银行,全部外墙都用花岗石砌成,厚度在一米以上,形成一个坚强据点。市内各主要街道都宽在六十米以上，街与街之间和各大建筑物之间都留有很多草地花园，距离足够发扬火力。重要的街口还修有水泥掩盖的地下霸堡。自从日本投降,国民党军队进入长春以后,更在环市添修了很多水泥地堡,将关东军的遗留工事联系起来,无形中把整个市区变成了要塞。
1948年2月间,郑洞国在长春成立第一兵团司令部后,以由南到北的中央大道为界，将整个长春划分成两部分。六十军守市的东半部,两个正规师各守市区的四分之一,暂六十一师驻在城防工事外的兴安桥以东大街两侧。又在市区工事外的长春火车东站及印刷厂设城郊独立据点，各派部队死守。市区西半部由新七军担任防务，新三十八师守北部,暂六十师守南部，暂五十师 则派出步兵一个团守西郊飞机场，其余师主力集中整训。另在环市工事外设了几个独立据点，例如北郊宋家洼子的面粉厂，西关外的某外,虹熙街的伪满电影制片厂,南关外的伪满建国大学，都是深沟高垒，有层层铁丝网围着。兵团司令部除了指挥两个军以外,还有重迫击炮一个连，独立通讯营,一〇五榴弹炮一个连,兵员不足的辎重兵一个团及特务营等部队。另外还有胡匪号称三四千人(实在人数不过四五百,原是松花江南各地的地主恶霸集团,因在长春外围四出流窜，打家劫舍,兵团司令部为了安定地方,扩大兵力也将他们收编成立两个骑兵团)。总共长春守军全部人数约六万人。
三、长春军民生活状况
长春为松南平原的粮仓，物产极为丰富，伪满曾在此建都，时为全东北的政治文化中心。在最繁盛时期，居民曾经超过六十万。1945年8月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日本投降以后,长春居民还有五十多万。1946年5月间,国民党军队进入长春后,天天战斗，居民日夜不安,安分守己的劳动市民无法谋生，渐向外迁，而解放区的地主恶霸则渐向内流，可抵消下降速度。到1947年3月间,四平解放前，人口减缩,不到四十万,在这四十万人口中,有将近万人是新七軍、国民党空軍及特种部队独立团营的軍官家属与留守人員。这些人都是利用部队名义，霸占日伪财产,不願离开的人。另有后方医院收容各部队作战重伤官兵約三千人。当3月四四平解.放到5月同解放軍对长春尙未紧縮包围圈时，市区的善良居民到生活日些困难，便大量外流，国民党的空軍也乘运粮空飞机回航的机会,带走了空軍的全部家属及少数能用重金买黑票的富豪。直到5月間,解放軍进占飞机場，对长春作近迫包围时为止，全市住民只剩下約十五万了。到10月間长春解放时，全长春仅有市民五、六万。
当国民党軍队困守长春时,居民与軍队的生活其困难万分，其中尤以居民的生活更是惨絕人寰。1947年5、6月以前,解放軍对长春还只作远距离围困时,市外已无粮食进城,居民中稍存粮食的人，就每天减少食量，希望多苟延几天。沒有存粮的人家，只能出卖家具衣服，“破烂市”这时期极尽繁荣的現象。但也有許多衣服家具不足而儿女又多的人家，就只有出卖儿女的唯一办法。最初是有“人口巿場”的,不久便只有卖方不見买方了。在这以后,在交通比較僻靜的街道口上,能看到三三五五的三四岁小孩,坐在街沿上哭叫着父母。郑洞国虽曾发动地方“慈善机关”及軍队家属收容,无奈被遣弃的小孩过多，每天总有几十或近百，无人敢收。这时期每天逃出市区的人数总是成千成万，也有逃出去的人遇着胡匪,人財两空,又想进市,却成了可望而不可即的了。
这期間国民党守軍的生活也很困难,以六万人的部队，仅依賴两三架飞机运来一点米粮，哪能济事!更何况国民党的空軍都是怕死鬼，稍有风雨或机場附近响了两三声步枪,便四五天不敢飞来了。平均每天运来粮食不过四五千斤,供六万人吃，时間不长，倒也不成問题,但统此想抱延李年一年,怎他做得到呢，因此在5男国，长春便发生了少数军队强镜居民存箱的事,吸迫居民真家当布的惨剧。一般部队目常吃的粮食,先见豆轶加水揭,以后处须端趸新糊。全市軍民不仅粮食困难，燃烧的柴享也无法维钓。市多克地的树木都已砍光,萬地里的棺水也都被挖尽,以后只努在够部的街巷里将无人居佳的房屋，拆取門倒水板米作燃料。有时可民现在一处手抢柴火,枪打斧劈,打死人命。
5月間解放军攻者西郊飞机場后,改变了对长奉市的栈奖,而远困改成近逼,双方火线距离，敏近处和距仅五大百公天，教无抢也不过千多公尺。因此市内国民党守军及居民生活更形困难，亚酒精存量目益减少，成千上万楼房都被拆毁，很多士兵由于能餓,脸部浮肿起来，夜盲和昆软，更是十分普通。街市上已发现我人肉的罪案，真是骇人听聞。郑洞国再三向沈阳要求增加飞机座投粮食，可是空罩怕死鬼到了长春上空后，高度总在三千公尺以上,投下的大米包半数落到解放軍火线后力。加之飞机的鬼无力。天气稍微不好就不来，平均每天投不到二千斤，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因为空控粮食，长春还发生了一些不可想像的惨别。不少场民坐在家里或走在路上,祸从天降,大米包突然掉下来了，超顶硬成大洞,人被碰死。有时候大米班包落地破要,居民便蜂涌上来抢米,任凭軍队开枪也吓不散。更有使人哭笑不得的事，郑洞国年视定由兵站部收集投下的粮食,統筹分配各部队,但每当飞机来的时候,各部队便升火烧水，若米包饶车落到附近时，便把米抢来骂上倒进锅里,等收集人赶采时,生米已变成了熟飯。士兵們说。要我們卖命打仗,让我們吃顿飽飯再去死，不算过高要求吧?这时候。无临各级軍官們怎样狡猾与斯驅,对下载及士兵，都已无法掌握。从郑洞国以下,都只能听命由天。
四、长春的解放
从1946年秋，杜聿明决定南攻北守的战略指导方針后,我們接到上级的命令都是要求部队坚决死守长春。以后陈誠接替杜聿明,曾派罗卓英到长春来，还是說:“部队应坚决死守长春，拖着共軍主力。长春若有困难，沈阳及南京一定設法解决。”到了卫立煌接替陈誠时,卫會亲自来到长春，他的話就不同了，他說:“长春本該死守，但在必要时，也有可能要退回沈阳或山海关，大家必須事前做些准备。”在个別談話时,卫立煌还征求各人意見,当时我會向他說过:“大部队由长春向南撤退,要通过五百里解放区，也不是一件簡单的事。第一,应該由沈阳方面先創造有利退却的态势,万不可仅用一紙命令,叫跑便跑，甚至于沈阳先就开跑了。第二，沈阳应該事前赶快設法空运，将留在长春各部队的残病伤兵及家属先接走，严禁空軍的返航飞机卖黑票和偷运弹簧床。”当时卫立煌答应說:“当然要考虑这些事。”
1948年10月15日,这天的天气是很明朗的，万里无云，人們穿着薄薄的棉衣,不冷也不热。大約在正午12时稍前約10分钟,南方天空忽然传来了馬达声,不一会儿，一架战斗机已飞到上空，盘旋两个圈,丢下一块紅布,就向南飞走了。这时候我正坐在新七軍的司合部里，馬上意识到沈阳方面送来了紧急而重要的命令,即搖电話通知副軍长史說(当时軍长李鸿正患病发高热)，請他注意。半个钟头后我在家里吃飯时,史說来了电話說:“刚才你猜得对,郑先生来电話,約我們两人馬上到他的家里去。”
下午1时，我和史說都到郑洞国的队房里，郑洞国斜靠沙发，一言不发,手里玩弄着一只小花猫,空军通信用的红布袋摆在我们中间的小圆桌上。他的卫士跟着我们进房，一面为我们倒茶，一面告诉我们说:“六十军的曾军长正在军部开会，派了他的徐参谋长来,马上就会到。”果然不一会儿徐树民和兵团司令部的副参诺长杨友梅也都来了。
大家坐定后,郑洞国忽然振作精神由红布袋里掏出个大信封，用很严肃的态度对大家说:“总统来了手令,请大家注意听。”这手令是给郑洞国及转新七军和六十军两位军长的。手令內容大致是：全东北的局势很不利,关外的全部军队不日准备退入山海关,要长春守军即刻行动向清原撤退。他(蒋介石)已经命令青年军第二零七师在清原迎接。他本人也决定在沈阳停留等候三天，如再贻误戎机，必依军法重处。郑洞国读完蒋的手令后，问我们有什么意见。我们彼此面面相觑,沉默了5分钟。最后史说发言，他说:“李鸿正在重病，我们也提不出什么意见。只能依兵团司令的决定去做。”接着徐树民发言,他说曾泽生既没有来,他只能先听司令官的决心,然后回去转知曾泽生。如果曾有意见,那时候再来商讨。郑洞国沉默了几分钟，然后用忧郁的口气表达了他的决心说:“总统既然决心要我们撤退,我们就只好走吧。”随即要杨友梅拿出地图，大家伏在桌上研究撤退的路线、时间和部署。史说就在这时摇电话通知新七军的作战参谋，要他即刻通知军属三个师的师长及军直属部队长马上在军部集合，等候开会。
大约由2时到4时,我们商讨了两个钟头,决定将长春守军分为两个纵队向清原转移。左纵队由六十军担任，先沿吉长公路向吉林急进,候先头师通过岔路河后,即令先头师向吉林佯攻，掩护军主力折向东南方双河镇前进,候全纵队通过岔路河后,先头师即任全纵队后卫转向吉林、磐石铁路线，跟随全纵队沿铁路线向海龙、清原前进。右纵队由新七军全军担任,先派新三十八师向长春南郊大屯佯攻,打破缺口掩护暂六十师向南急进占领伊通伊巴当，担任侧翼掩护。新三十八师作为右纵队先头师，向西沿长春双阳向烟筒山磐山铁路线前进。暂五十师先任长春守军的后卫，固守市的城防工事,候新三十八师撤出长春后,改任后卫,随后跟进。暂六十师候暂五十师到达双阳后，即向双阳转进，担任右纵队的后卫,掩护兵团退却。行动时间:右纵队的新至十八师于当夜12时即开始向南郊大屯进攻;暂六十师于拂晓前向伊通方向急进;左纵队于当夜2时开始向岔路河出发。大家商定后，郑洞国即宣布散会。各人回去马上准备行动。我们回到军司令部后，由史说向各部队长宣布计划。我们明知各部队长有不同意见，但都不敢说。时既入夜,各级部队的行动都逐次开始了。
16日晨2时，新三十八师的第一线团已在南郊就了开进准备位置。这时候我枕边的电话机铃突然响了，是长春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安震东打来的电话。他说他住房对面街口的枪正朝着他的卧房射击,窗上的玻璃已被打碎了很多片,他已不敢起立,问我这是怎么一回事?我错误地意识到这是各部队在撤防时间，或许有少数散兵不守纪律，乘机抢劫住民。因安震东的住宅临近新七军军部不远,我马上摇电话通知军部特务连连长,要他派一个班向安震东住房对街口附近搜索,查明乱枪来历。约十几分钟后,特务连长来了电话，说乱枪是由安震东住宅对面中央大道街心地堡内的守兵所发,而该地堡的守兵系属中央大道东侧六十军部队,应向六十军联系查问。同时该连长又告诉我，中央大道东侧的警戒部队已加强了兵力,且士兵说话,很多是朝鲜语。我顿时感觉情况有突变，
馬上通知特务連全出动，先以部为中心，向东严密警戒，不准随意开枪射击。又馬上搖电話想与六十軍軍部联系，但电話总机告訴我:与六十軍的直达电話线，在三个钟头前已拆掉了，現在只有通过兵团部的总机的一条线,但掐了很久,无人接話。这时候我知道情况确已突变,馬上搖电話告訴史說,并建議要各部队暫就地停止候命。史說同意了。他即刻将情况电話通知郑洞国，郑要史說和我即时到他的家里去面談。十余分钟后我們到了他的寝室里,郑披衣坐在床上，听了我們的詳細报告，就在床头拿起电话机要六十軍軍长會澤生讲話,等了很久沒有人接;再要六十軍的参謀长徐庆褔,也无人接話。他知道事已突变了,但情况仍不明了。当时他向史說命令新七軍的各部队仍暫恢复原防，加强对东半城的警戒,候情况清楚后，再作处理。我們回到軍部后，即依决定調回部队在天明前恢复了原防。
10月16日的早晨，我在电話里与兵团司令部的副参謀长楊友梅联系上了,他告訴我郑洞国经过多次向六十軍搖电話,在快天明时才接通了。接电話的人不是軍长、师长,而是六十軍軍部新聞处长,他告訴郑說六十軍已经决定起义。如果郑贊成他們,他們也欢迎郑一同起义;如果郑不贊成，他們也不勉强，那就只好各行其是了。郑會要与曾澤生直接談話,但被拒絕了。
我这时候也搖电話与六十軍的师长隴曜接通了。最初我抱怨他既久为战場上的兄弟,为什么突然变計,而事前对我們毫无商量呢?他答复我事出突变,也是他所料想不到的事。我与他約定,两个軍之間,虽然各有主张，但决不願彼此对杀，相約以中央大街为界,两方各約束部队，防止冲突，等候上級解决。史說将一切情况告訴了正在臥病的李鸿,李鸿也很惊慌,要史說召集全軍营极以上的部队长开会討論,征求大家意见，再作决定。
上午10时，全軍营級以上的部队长都到会了，由史說主持时論,有些主张仍然继续突围,但也有不少反对突围。主张突围的人提不出很好的理由，只是主观地认为軍人应絕对服从,既然上級命令要突围,我們便应照着做。主张不突围的人却能提出些理由:第一,他們认为士兵的体力太弱，部队飢俄将近一年，大多数都是腿脸浮肿，患夜盲病,就是徒手行軍，日走也不过四五十里，何况是有严重战斗任务的急行軍呢?第二，长春部队退清原、沈阳，但同时清原、沈阳部队又退山海关，以廖耀湘的指揮道德論，势必由我們担任后卫战,这不明明是为他們替死?第三,是千多戶家属及三千伤残病員早应撤退,也容易撤退，可是置之不理，今日要我們忍心抛弃他們,他們今日的处境，就是我們明日的处境，这算什么指抓道德?这些人虽說出了平日不敢說的話，可是还不敢提出更进一步的主张。
会議进行了两个钟头,只是彼此爭执,得不出一致的意見。史說最后和我商量,认为軍心旣已渙散，突围是沒有希望的事，徒然将全軍引入死路。若要学六十軍起义,但李鸿病重,我們的号召力又不够,只有由郑洞国倾导,我們协助响应,才有可能,否則难免引起内部残杀，招致全长春市的毁灭。第三条路是全軍投誠,願意参加解放軍的官兵,由共产党收留;願意再回国民党的官兵，可以自由回南方去。一切罪过由史說和我两个人承担。我們二人旣无千万财产害怕共产,但也不是穷苦人,一定要共别人的产。我們认为两党之争是内政問題,何苦国人自相残杀?在抗日战后,我們的任务便算完成了，不应再参加这次内战，但身为职业軍人，历史因緣牵拉下水了,現情况不允許干下去，便应洗手不干了，留在解放区，
永远做个平民算了。因此便决定走第三条路，引导全軍投誠。当时到会的人多数贊同了我們的意見。
正午时候,我接到兵团部副参謀长楊友梅的电話,問我們开会的情形如何?我将经过情形通知了他。他告訴我郑洞国也未尝不想起义，但面子难看,要史說和我股法解决这个問题。我即告知了史說，史說很痛快地說:“那是要改走第二条路的方針。如果郑洞国号召起义,一切办法就容易想了。就是走第二条路,事实上也不会妨害第三条路的精神，因为共产党也不会强拉着不願干的人。”于是我又用电話与楊友梅联系,楊友梅告訴我說已经有了办法,只要我們即刻把郑洞国接到軍司令部来,然后内部由他号召起义,向外宣布說他是受了新七軍的胁迫。我再問他兵团部内部意見如何?郑洞国本人意見如何?他說沒有問題,會与郑洞国談了,郑也沒有表示反对和拒絕。楊就要我即时去接郑，我把楊友梅的話告訴了史說,史說說:“照着做吧!这是大势所趋,我們为了郑的生命安全及个人体面，将一切罪过都背起来吧!”但这时我却担心,在我去接时,万一郑不同意,一下翻脸,岂不是自己钻进老虎嘴里送死?史說劝我勇敢些,但在去之前，必需要楊友梅确切說明郑的态度，以防万一。我再与楊电話联系,再三声明我的顾虑,楊也再三告訴我沒有問題，他敢担保我的安全。于是我就駕車闖过了六十軍与新七軍双方壁垒森严的中央大街，到了銀行大楼的第一兵团司合部。
整个兵团部是在高度的战斗状态中，它巍峨聳立在长春市中心的中央广場西北角上。广場的东半部已经完全被六十軍占領着,西半部除了大楼本身外,其余的街道和楼房也都淹沒在灰色部队的海洋中。大楼上的每层每面墙窗上,都垒着沙包，伸出枪口。
当我登上第三层楼,走近郑洞国的队房时,坐在門旁边的四个警卫員立即迎着我，吿訴我:“司令官正在休息。”我說:“如果司合官在休息，我想見楊副参謀长，是他約我来的。”警卫員要我等一下，轉身进房去了,不一会儿，楊友梅开門迎着我进了房，只見郑洞国侧身蒙被躺在床上。楊友梅侧身坐到床沿上。床对面的沙发上坐着两位由南京国防部派来长春親察而沒有机会逃出的少将高级参謀,彼此都是相识的人，所以我也只打了个招呼，就在靠近床边的一张椅子上落座。楊友梅向床上轻声讲了两逼:“司令官，龙参謀长有事来見你。”郑好像是已经入睡,沒有应声，我也只好静候着。大约寂静了两分钟，郑忽然轻声发言問我:“龙参謀长有什么事?”我說:“现在軍部正在开营級以上的干部会議，希望司令官去主持一下。”郑反問我:“你們的李軍长呢?史副軍长呢?他們为什么不亲自主持?”我依照与楊友梅相約定的話回答說:“李軍长正在发病,无法主持会議。史副軍长現正主持会，但有些重大問題，无法决定。倘若司令官亲自参加，問題就容易解决些。”我讲完了后，郑洞国很久不作回答,大約又过了5分钟，他忽然撑起了半身，指着我厉声責問:“龙国鈞,你和史說随我做了几年事,我沒有亏待你們。你們今日为什么学张学良、楊虎城卖我求荣呢?”我听了这話,登时气得几乎爆炸了,我长时間埋在心里的一股不滿,几乎脫口而出,但是終于忍住了。
我听郑洞国的指責，頓时深感自己处身很危险。郑說完了这几句話又默不作声,倒身躺下去了。楊友梅和两位高参,也都默无一首。我忍耐了两分钟,起身引退,出了房門,便疾步下楼,还听見楊友梅和两位高参在楼梯口招呼我，要我反轉再去談談。我想起 张学良亲身送蔣介石回南京的历史教訓，便头也不回，赶回軍部了。
下午4点钟,史說为了防止那些主张突围的部队长铤而走险，发布一道作战命令,准許他們向南突围，由他們率傾自己的部队，規定时間出击。这些部队长接到命令后,才实际估量了情况,考虑到突围后可能的后果,然后改变主张，自动放弃突围打算，同意一致和談协商繳械,大家都洗手退出内战粉爭。
这时楊友梅又与我再在电話里联系上了，他告訴我:“郑先生还是为了面子問題,希望把銀行大楼作为据点，打一二日，再和談繳械。”我认为这样做很不妥，在这两天的小打中，也不能沒有伤亡,死的人应記在誰的賬上呢?
这天晚上8时左右,暫六十师师部电話通知史說,說他們已经与解放軍接上了头，由駐在邻近的六十軍隴师长处送来了解放軍长春围攻司令部的信，約我們指派代表到隴曜处商談和平解放問题。史說与李鸿商定派新三十八师的副师长彭克立及暫六十师的副师长宁伟为代表,于10时左右到达了指定地点,双方初步商定了不用战斗方式解决战局,詳細条件，双方各回部队拟定，再定于12时会談解决。彭、宁二人回軍部,与李鸿、史說二人商量,提出三項条件，条件内容大意如下(一)原新七軍人員,願意参加解放軍的，解放軍应予留用,不願参加解放軍的,应給遣送费,保护安全离境。(二)所有官兵及家属应保证安全,不得加以侮辱,个人財物保证不被沒收。(三)所有伤残病员，应保证负责医治，伤病全愈后，如家在解放区的人，应設法安排生活，如家在非解放区的人，应給資遣送回家。解放軍方面的代表也提出了一項条件，即一切公共财产及軍事装备应妥善保护移交,不得破坏。双方談妥条件签字后，約定在10月17日上午9时,解放軍派部队进入市区接防。
17日清晨全军将家眷集中到軍部地下室,各部队以为单位，各在原駐地集结,軍通信网約在8时双方交接,軍部的警卫也大約在8时稍后交接。9时頃电話给又响了，总机通知我,蔣介石已派来飞机，要轰炸长春的抗命部队，要我們全部人員退到地下室去。10分钟后，果然由南方飞来了九架飞机，在长春上空盘旋了两个圈,东半城及东郊区一片爆炸声,这大概就是蔣介石“爱护”部下的具体表现。半年以前，我們多次請求派飞机来运走伤病及家眷,却是石沉大海,这次只是我們放下武器不替他拼死了,他便能馬上派大队飞机来轰炸,眞是狗肺狠心!事后总机告訴我,当飞机盘旋市空时，飞机上的人用无线电話向兵团部联絡,要兵团部指示轰炸目标。但郑洞国沒有对他們說实話,說六十軍原駐东半城,現已撤到郊外去了;西半城的新七軍部队,現在正在对战中。恐怕飞机只炸东城,不炸西城,就是这个原故。
17日午后，銀行大楼附近时有枪声及手榴弹声。这大概是兵团司合部的“礼仪”战斗，也就是长春解放最后的枪声。18日及19日整两日不靜如常。19日夜9时許，解放軍派来了几辆汽車将郑洞国、李鸿和軍部少数人員及其家眷护送离开了长春,从此这座美丽的城市,終归人民所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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