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口第一舫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纱)，是于1914年由汉口商务会总理李紫云邀集鸦片、洋紗等业商人聚資紋銀二百万两組合起来的。开始筹备时,就因英商安利英洋行对訂购紗錠的背信违約而拖延了五年,不能开工。迨至1919年机器交齐、投入生产后，又适值帝国主义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后恢复,卷土重来,国产紗布市場受到打击。在此形势下,一紗营业一蹶不振,无法維持，不得不以飮酖止渴的办法将全部厂房、机器作抵，向安利英洋行貸款維持,后来愈陷愈深,无力自拔，結果由安利英以債权人名义投资接办，派进买办朱立峰为经理。总計欠安利英債务达一千万元之多。抗战胜利初期,由于一紗接受了大量敌伪物資,加以市面一时的虚假繁荣,在其他紗厂尙未复工的有利条件下，业务一度好轉，获利頗巨,始于1948年了清安利英債务,排出了安利英代理人宋立峰。谁料前門去虎,后門进狼,国民党老官僚何成濬又乘机侵入一紗,并取得董事长的席位,进行巧取豪夺。茲凭回忆所及，写此片断,以供参考。

1945年日寇投降后，持有少数股权的李荐廷凭他担任湖北省政府驻渝办事处主任的权势,仗其父李紫云为一秒創始人的渊源，疏通国民党政府经济部派他回汉接收一纱。他依恃軍事接收大員林逸圣的力量,拉攏股权較大的一纱股东程子菊、宋立峰成立复工委员会，自任主任委员，骄横跋扈,独断专行。当时代理董事长程拂瀾旣是一紗大股东,又自恃有民社党的后台,自不甘示弱，因而程李之間的斗爭相当激烈。特别是1946年董事会改选前夕，对董事长一席，双方逐鹿争吵,尤为厉害。有一次同在一江春西餐館宴会，两人因互相訴毁,各不相让,李荐廷竟抓住程拂瀾的衣領,当众侮辱,几乎酿成訟爭。自此程李之間的恶感愈深,倾軋愈烈，从而造成了何成溶侵入一纱的机会。

何成溶凭其政治势力,渗入工商界,原是蓄謀已久。抗战結束，他解除了軍法总监的軍职,当选了湖北省参議会議长之时,就已经在汉口商业銀行、江汉企业公司以及其他錢庄、公司当上了董事长。一紗規模旣大,可乘之隙也多,自是他挥肥而噬的一个重要对象。

抗战結束未久,安利英洋行强要把債权轉为一纱的股权,一紗不同意，僵持未决。何成濬认为有机可乘,暗地里叫他在报界的亲信蔡某伪造一些假名,冒称一纱的股东,备文向省参議会呼吁反对安利英“化債为股”,主张仿照英汇丰銀行偿还华人債务办法,了清債务,同时在各报刊登消息,公布呼吁内容。这样一来，何就取得了正式干預一纱事务的地位,并在一些股东中騙取了好感。第二步便对少数大股东采取了各个击破的方法。他首先支持李荐廷打击程拂瀾，然后再用間接威胁手段迫使程拂瀾屈服。当时李荐廷对爭夺董事长一席还无把握,让程拂瀾夺去又有所不甘。一次,李荐廷在何成濬家里談到一纱的問題时，向何献媚說:“很多股东希望雪公出来領导一紗,只有程拂瀾一人反对。”李說这話的用意,只是挑拨討好而已，未必眞是以为何有自取董事长的意图。不料何听了之后,就勃然大怒說:“我历掌軍政大权，不知見过了多少世面。 .程家有几个臭錢，有什么了不起。”当时程拂瀾之侄程子菊和儿女亲家李博仁均在座，何如此发作,用意是使他們轉吿程拂瀾。程拂瀾聞訊之后,十分惊恐,有一天探知李荐廷、程子菊同在何成浴家中,急往訪何，并当着李、程之面对何說:“听說有人在雪公面前說我反对雪公領导一纱，这是誰說的?請予指明。”并說:“雪公是湖北的家长,德高望重,領导一紗,正是企业之幸,股东之福，为我們求之不得的。”程这番話也无非是意在恭維，自己旣未打算放弃竞选,也未察觉何的心机。何听罢之后,嘻嘻哈哈一陣，口头上虽劝程拂瀾不要誤会，可是語气中却微露了定要程拂瀾抬他出馬的意思。这时程拂瀾与在座的李荐廷、程子菊都啼笑皆非,事后他們三人都知道是中了何的毒計，但已经势成騎虎了。何还暗地委托南经庸(前湖北省銀行行长)进一步与程拂瀾密切联系，一直逼到程拂瀾提出“保证雪公当选”的諾言才罢休。一紗召开股东大会进行改选,不过掩耳盜鈴,而实际程拂瀾一門股权占大多数，有左右操纵权力。因此,当1946年底选举时,何成濬本身并无股权，仅代表江汉企业公司所持一紗不滿百分之一的股权登記資格，先取得董事的席位,并于1947年5月当选董事长了。

选举揭晓时何在上海，一紗即以电报促請返汉举行董事会成立会。何一面假意謙辞,一面赴南京听取南经庸的汇报,探悉担任董事长的反映如何,同时又与鲁寿安会面密談(魯为一纱股东，与何在重庆合营秦安紗厂,情感甚篤)，約同一道进厂。他計划进厂以后,由重庆的秦安紗厂抽出大部分资金,調出重要人员，一并投入一紗,以期在投資数量上超过程家大股东,占絕对优势;在人事支配和业务行政等方面能为所欲为。他还想把一纱旧有八万八千紗錠,分別在沙宜、襄樊等地另設四个分厂,一纱再购进十万紗锭，以此来增强实力。他还吹牛說:“在实业建設上，将要与张文襄公声誉比美。”結果除人事方面由秦安调来经理吳觉生等重要人员外,增資問題因遭到李荐廷、程子菊等的暗中反对，未经股东大会通过才作罢。

何成溶当上一纱董事长后，带进了大批亲信走卒。如他的儿子何懋周、女婿单成綬均委以专員要职,享受优厚待遇。再如汉口商业銀行经理王理原,派为董事会秘书长;亲信呂鳴九派为总管理处秘书主任;汉口商业銀行协理刘逸吾,派为一纱駐广州办事处主任;其他如警卫股长的职务,也派进了他的旧属团长充任等等。他們每月領取高薪,一般都在銀币四五百元上下。同时他对其手下的嘍罗們,不管軍界、政界、新聞界的大小爪牙,一概“有求必应”，均委以实职或挂名虛衔。因而企业豢养的这批拿錢不做事的人越来越多,每月支付乾薪約值銀币四万余元,超过了全厂职员的薪俸总額。

何成濬在一纱的种种巧取豪夺,約如下所述:

(一)带头貪汚:何每月除在一紗領取高薪約銀币一千元外,私人住宅的租金每月約銀币百余元。其私人每月交际应酬费，不論用费多寡,一律向企业报銷,日积月累,这笔开支相当惊人。例如在1948年年节前后,何以賞賜其旧部为名,在一秒交际費項下三次共支付金圆券八亿六千万元。同时由于他带头贪汚,大肆掠夺,也不得不让所属的常务董事和总副经理各捞一把,正所謂“上梁不正下梁歪”。如1948年7月程拂瀾、李荐廷、程子菊、鲁寿安、李貢廷共同签具白条一纸，取去二十支紅獅球牌棉紗三百件,平均分摊。又一次李荐廷、程子菊、鲁寿安、李貢廷共同具名(未注明年月日)取去紅獅球棉紗六十件。其他以个人名义或以特別开支为由，分别取去棉纱的事实还很多。另外,他們为了便于上下其手，并防止这些勾当被人揭露，乃用給予特别津貼的手段籠絡高級职員。根据当时金价折合計算，所付津貼一般都在黄金五两到十两以上。

(二)购置洋房:1948年程子菊,李荐廷为了献媚于何，竟私向一纱上海办事处黑眼内提取黄金約三百余两在上海购置小洋另一栋,装置得富丽堂皇,供“董事长小公館”享乐之用。

(三)“祝寿兴学”;1948年5月,适逢何的生辰，何抓住大家准备送礼祝寿的机会，打着“祝寿兴学”的好听招牌,大捞一笔。这次收到的礼金,方面很广,为数亦巨。仅一纱一个单位就送了二百亿元，約值銀币三万元。后来他声言将这笔礼金委托湖北教育厅长錢云阶、中华大学校长陈时筹办学校,可是后来即无下文。

(四)扎台营私:1947年由何暗中主謀,程子菊公开出面，邀約了李貢廷、荐廷弟兄和鲁寿安及五个人的老婆，一共十人，一同到程子菊家聚商，决定开設“甡裕”花号(甡字有十划，一划代表一人)。随即租定洞庭街十六号为号址,所需开办費用，一概由一紗垫出。名义上以程子菊妻周若庸为经理，鲁寿安妻卢玉兰为副理，何成溶妻为监督,李荐廷的舅弟为会計,其他营业員、車供等办事人員,均由亲信人分担。实际上由鲁寿安、程子菊共同負責。开始营业,即利用“甡裕”这块空招牌,低价向各花号赊进棉花，再以高价向一紗換回棉紗,輾轉获取暴利。由于近水楼台消息灵通,里应外合,甡裕自开张以来,始終“无本万利”,只賺不蝕，仅仅半年当中,共获得純利达黄金一千余两。除出职工紅利外,每家各分得黄金一百余两。

(五)所謂代程潜需索竞选費:在1948年伪国大开会前夕,何特向鲁寿安提出:“頌公(程潜，别号頌云)竞选副总統，所需费用大,希望大家多帮些忙。”授意向董事会号召,由一纱拨送三十亿元,并指使晏勛甫代为催收。当时各董事意見很多,认为程潜旣非一纱董监事,又不在股东之列,皆默然不表示响应。魯处于左右为难之际,最后通过何成濬的同意,打出一纱空头紗单二百台，用高价售出、低价补进的办法辗轉营利,其不足数仍由一纱凑足伪币三十亿元(約值銀币五万余元)交給晏勛甫。这笔款項，究竟是否送給了程潜,或被何等从中利用了,就非局外人所得而知。

(六)逃亡香港,企图盗卖机器:1949年解放战争迫近武汉时，何等先将家眷送往香港,继在一紗以公司名义抛售空头纱单,括得一笔巨款之后,相继潜逃。解放以后,仍遺下是項不能兌現的空头提单二千余件約值銀币五、六十万元,使一般棉紗业中小商人瀕于破产,无辜受到損失。何在香港曾召开最后一次董事会,企图把一纱从英国购来的一批运抵香港的机器出卖。这些机器是一纱在解放前向英商怡安洋行訂购的,共值二万七千二百英鎊,合同載明应在上海交货,凭程子菊、魯寿安印鉴提取。当时程、魯均在香港,已同意将全部机器就地出卖。此时武汉解放未久，一纱正开始生产，获此消息,即呈报中南商业部由一紗派員至上海向怡安洋行交涉，結果,在华东軍政委員会外事处的协助下,才制止了何成溶等出卖机器的企图。

夲文章AI复制于“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九辑，有鲁寿安编写，文字少有更动，照片来自网络，侵权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