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四四年，我任国民党政府经济部工矿调整处(管制民营企业的机构)专员，住在重庆市内。这年九月，日军攻占桂林，进兵独山，重庆的国民党上层首先恐慌动摇起来。传说国民党政府要迁都新疆。市上物价随着传闻暴涨，各种生活必需品都被奸商囤积起来，有行无市。
我到住在山洞的国民党元老居正家中，探询政府是否真要逃往新疆，姆妈(居正之妻)说确系事实，飞机输送的计划已经在编排中。我听后首先想到，飞机运送不会轮到我这经济部工矿调整处的专员;继而又想到，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流亡异乡，仍不能逃脱国破家亡的命运，现在即使能逃往新疆，也是继续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我决心不再逃亡了。这样，在经济部工矿调整处国民党特别党部召开知识青年签名从军的大会上，我就登台签名，决定从军。这种决定，只是为解脱个人苦闷的一种行为。
我签名从军后，重庆《大公报》在第一版上以大字标题报道了“经济部专员吕振寰从军”的消息。这时不仅经济部的人员认为我签名从军是精神病态下的行为，又因事先并未和妻子商量，她也抱怨我丢下她,说她带着孩子，无亲无友，在重庆市上无法生活。我考虑到她的现实生活问题，也觉得自己此举过于冲动，缺乏周到的考虑。可是我签名从军的消息已经传出，业已追悔不及了。
国民党号召知识青年从军，本来是因为日军进攻独山，重庆空虚，无兵可守，为了欺骗宣传，安定人心，以号召从军来转移市民的视线，掩盖其和日帝国主义作战的失败，并打算利用知识青年，组成十万名青年军，日寇如果攻入四川，就裹胁这十万名青年军掩护逃走。因此各地国民党党部、三青团团部，都竭力鼓动，并对签名从军的人，给予奖励金、安家费，许以各种优待条件，如在职人员从军期间保留原职，在校学生将来复员保证优先升学或安置工作等。我当时也领到一笔奖励金和安家费，经济部还预支给我三个月薪俸，并在郊外的职员家属宿舍中拨给我妻子一栋附有炉灶的房子(我们原租住嘉陵江边棚屋，条件极差)。
签名后某日，我和妻子在重庆市上闲逛，偶然遇见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的长女张素我，她曾在西安中央军校第七分校军官教育队语文班担任过英文教官，当时我在该班任日文教官，因而相识。这次相遇后，我写给她一封信，投寄张治中私邸，信中要求她在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给我保荐一个军职，有了军职，到了青年军中就可以不当兵。她不久就回信说，已向张治中谈过了，叫我到军委会政治部去找一个皮部附，当面洽谈。我往该部找到了皮部附，他把国民党所属各部队政治部编制册子查了一番，又问了我的履历、职级等，当时就指出几处尚缺上校政治部主任的部队单位，叫我自选，允许派我任师级的上校政治部主任。可是我当时只打算弄到一个军职，可以借口到了青年军中不当兵，并不想到国民党其他部队去担任政治部主任，所以当时就推说:“我还要见一见张治中部长以后再决定。”
我接着又到处打听，结果在经济部国民党特别党部听说，从军签名也不过是欺骗一般知识青年的，各机关的中高级干部响应运动签了名，就算是捧了场，哪里还会真的去当兵呢?只要活动一番，就会另有安置。接着我又打听到，响应青年从军运动的各军事干部，可以调到新成立的青年军训练总监部军官训练班受训，文职干部可以调到总监部的政工人员训练班受训，经过短期训练，就都派到青年军中任干部。不过想要被选调去受训，还须找到私人关系介绍保荐。这种选调手续，按经济部的职员从军，是由重庆市国民党市党部经手办理。当时我就想到了国民党元老居正。虽然居正只不过有个国民党元老的空招牌，可是他向重庆市党部说几句话，还是有分量的。
于是我就前往重庆市外山洞的居家。但是看样子居家对于我签名从军并不赞许，表示冷淡，因此我就不好在姆妈面前提出要求介绍我到重庆市党部，保荐我去受训的话题。但我虽未当面提出，却借了住在居家，可以任意走动之便，乘居正本人不在，溜进他的书房，拿了居正的两张名片，又在名片上加盖了摆在桌上的居正的私章，藏在身边带回家中，自己写上:“特介绍吕振寰同志前来，希予照拂，此致重庆市党部主任委员方直。”就是这样，我由国民党重庆市党部保荐，被选调到青年军训练总监部政治部政工人员干部训练班受训了。
(二)
青年军训练总监是罗卓英，训练总监部政治部主任是蒋经国。蒋经国亲自担任政工人员干部训练班的教育长，主持该班的训练工作。教育处长为胡轨，训导处长为俞季虞，政治总教官为邓文仪，高级教官为张一清，总务处长为樊奎书。这些主要人员中，俞季虞原为西安军校第七分校主任办公厅的上校秘书，与我相识。张一清是原康泽任主任的中央军校特训班的训导处处长，我在该班担任留日学生训练工作时，曾经见过他。
青年军政干班设在重庆的复兴关，邻近蒋经国任教育长的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在干部学校里，我又遇到了旧友陈元。陈元是福建人，清华大学学生，这时正由干部学校大学部毕业，经蒋经国亲自选拔，担任了蒋的随从秘书。我与陈元谈话后，进一步了解到青年军政工人员干部训练班的内幕情况。原来蒋经国想要组成一支能由他个人支配的特务部队，故参加政干班受训的人员，三青团干部学校毕业学生占三分之一强，此外是三青团的党团员干部，和三青团保荐的一般机关、学校的干部，各约为受训人数的三分之一。我是属于政府机关的职员，由国民党党部保荐，因而被选调的。该班第一期受训人员共约二百余人。训练期间预定为一个月，毕业后拟派到青年军各师政治部担任中下级政工骨干。至于各师政治部主任，则先由蒋经国在三青团中央团部选调副处长一级的高级干部充任，再配以有党团籍的报名从军的大学教授为点缀。这些人不参加受训，而给以少将级担任班内各队的政治指导员。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一日，政干班正式开始训练了。训练期间是军事管理，由蒋经国约来陈立夫、张道藩、邓文仪、李惟果等国民党权贵上课讲话。托派叶青也被约来上课，对马列主义进行了一番诋毁污蔑。总之仍旧是污蔑共产主义，灌输反动思想的老一套办法，与我在抗战初期曾经经历过的由康泽主持的留日学生特训班的训练方法大体相同。
蒋经国每日晨昏，都集合训练班全体人员讲话。他大骂国民党干部腐化，呼喊改变当前民族垂危的局面。他一再说是要“革命”，可是从来没有听他说过革命的对象是谁。三青团中央干校毕业来受训的学生宣传说:“蒋经国在苏联留学多年，是有办法的!”可是究竟有什么办法，谁也不了解和说不清楚,只是在不久后大家看到了蒋经国如下表现:
授枪式和夜间紧急集合一到班编队后，蒋经国就亲自主持了授枪式。他在授枪式会上说:发给武器是为了要“革命”，要以革命手段用武器扫清当前乌烟瘴气的局面。他鼓动说:“有志青年到下层去!做大事不做大官!”不久以后又在深夜里紧急集合，他在没有灯光的广场讲台上说:“四周是黑暗的，革命者必须要随时警惕!”但是究竟是谁造成了“当前乌烟瘴气的局面”，是什么原因使“四周黑暗”，他却从来不作说明。他所谓“做大事不做大官”，也就是要受训人员人人到青年军的下层去，掌握住学兵让他们听从支配罢了!
爬“好汉坡”和一支莫名其妙的歌曲。在训练期间，蒋经国选了一个寒冷的早晨，锻炼身体，要大家奔上复兴关的高坡。他自己光着上身，争先跑在前头，跑完了说:“跑在先头的就是好汉!”所以这个坡就叫作“好汉坡”。他又曾在晚间集合时，亲口传授了一支歌曲，歌词是:“奇怪奇怪真奇怪!一个老虎两脑袋!”这支歌曲后来由受训的人员传授给青年军的士兵，成了青年军中的流行歌曲。
蒋经国常向受训的人员说:“谁都可以找我谈话，从不拒绝!”他又常常当了大家的面，到各处去拣拾学员抛在地上的橘子皮放进垃极桶里。通过以上这些,使人认为蒋经国的作风确实与众不同，确实“有办法”。进而使人幻想，今后以蒋经国为首团结了十万知识青年军，对国民党从内部雷厉风行地“革命”一番,卧薪尝胆，自强不息，也许可以挽救垂危的民族前途，由此决心为蒋经国尽忠效命。我在当时也曾有过这样的想法，只是后来到了青年军中,遇到了一些具体问题,才看出蒋经国决不能也决不敢革他老子蒋介石的命，他的种种讲话都是表面文章，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一个月的训练即将结束，毕业前夕，蒋经国找我个别谈话。我到了他的办公室，他从名簿上看了我的简历，首先问我说:“你当过装甲兵团修造工厂厂长么?”我说当过。他又问我:“你认识居伯强么?”(居伯强是居正的长子，曾任装甲兵团修造厂厂长，我当时任副厂长。)我说:“我认识居伯强,我们是朋友。”他接着说:“居伯强是个好人，他很能刻苦。”事后我知道:居正的次子居浩然，为了追悼他死去的哥哥居伯强，编印了一本小册子，其中也有我写的一篇追悼文字，蒋经国看到了。这次谈话后，我就由蒋经国圈定为青年军的团级政治督导员，官阶为中校，以表示“做大事不做大官”。
按训练总监部决定，第一期青年军先编七个师，故共选定了二十一名团督导员。其中有:三青团中央干校大学部毕业的易劲秋、李焕，蒋经国在江西任专员时的干部江振东，来自“中统”的周文化、刘汇川，北大毕业曾留法的冉由，南开中学的训导主任赵尊光等。这些人都是在政工班毕业以前由蒋经国亲自圈定的。蒋经国希望这些团一级的政治督导员能成为青年军的核心领导者，希望通过这些人掌握支配十万名青年军。在举行毕业典礼前，蒋经国搬来了蒋介石，集合了这二十一名督导员一起座谈。蒋介石按名册呼名，一一问及年龄、简历，然后蒋氏父子与大家一起照像。我们得此“殊荣”，心情都异常激动。
(三)
一九四五年一月第二〇三师在四川泸州编成，师长钟彬，政治部主任余纪忠、副主任樊中天。余为江苏常州人，当年三十多岁，曾留学英国，回国后在西安中央军校第七分校政治部任秘书，曾主编该校的杂志《力行月刊》，并负责校内的复兴社的组织工作，一九四一年前后由胡宗南保送到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党政班第一期受训，后留重庆任三青团中央团部某处副处长。樊中天为河北省人，是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毕业的党棍。政治部分三个科，第一科主办部队的政训工作，第二科主办宣传及社会活动，第三科管总务、会计等事项。
全师共编三个团，此外是师直属连。各团设督导员办公室，由政治部直接指挥。室以下分两股，各设股长一名，股员二人。第一股办团内政训工作，第二股办文书事务工作。以外有团俱乐部，设少校级总干事一名，上、中尉助理干事各一名。各连设连指导员一名，助理干事一名。这样的人事编制是蒋经国拟订的，与国民党一般部队政治部编制不同。我被指派为二〇三师六〇七团督导员，赵尊光为六〇八团督导员，易劲秋为六〇九团督导员。
第六〇七团驻在泸州的小市，团部率第一营各连驻在小市的一所学校内。团长林鼐宾，浙江人，系黄埔及陆大毕业，据说曾任某军的团长及第五军的参谋长等职，是一个身躯高大、嘴上映唇的汉子。我到该团后，他嘱托给我的第一个工作任务就是为了防止学兵逃亡，要把全体学兵因从军而领到的奖励金，全部设法收缴，以免他们逃跑时作路费之用。
我接受了他嘱托的工作任务之后，为了免于赤裸裸的收缴引起学兵的不满和反抗，就先在全团宣传节约，号召储蓄，再由连长、连指导员半强制性地将学兵身上的钱，悉数收缴到团督导员办公室，临时成立一个“储蓄部”，准学兵每月支取零用一次。就这样把全团学兵从军所得到的一点奖励金，全部收缴管制起来了。
为了控制学兵身边的钱，又通知泸州邮局和银行，规定凡学兵家中汇来的款项，都必须加盖督导员室印鉴后方可支付。所有挂号信都先交督导员室,由我指定一个四川籍的文书上士登记。不久这个上士把许多学兵家中寄来的汇票，私自加盖督导员室条戳取出后拐款潜逃了。许多学兵受了损失，我也未加理睬，更未给以任何赔偿。
除了完成这项搜腰包的任务以外，更主要的还是按照师政治部的指令计划，向全团学兵进行政训教育，配合训练展开文娱活动。所有政治课、小组讨论、个别谈话、体育活动等诸种方式，都用来灌输忠于领袖的奴隶思想，污蔑共产主义，并借此随时了解和掌握官兵的思想，防止“异党活动”及学兵逃亡。
第二〇三师政治部，除直接指挥各团督导员的政训工作外，还在泸州展开了社会宣传活动。首先是派了科员及政工队员，到师司令部直辖的炮兵连、搜索连、工兵连、辎重连、通讯连等单位，兼任连指导员。直辖连中有些是由四川各大学从军的学兵编成的，便组织他们编写壁报，排练歌舞。有些学兵后来编成一个军人舞，先在泸州市上演出，以后又到重庆上演。蒋经国对此特别满意。他之认为二〇三师政治部主任余纪忠是青年军中最精干的政工干部，就与这些活动有关。政治部为了消耗掉学兵们身边的钱，还在泸州开设消费合作社，设了理发馆、浴室、饮食部，大作其生意。这样既可以赚钱，又取得为官兵服务之名，而把学兵的钱消耗光了，更可以免得学兵开小差时作为路费。
六〇七团团部及所率第一营所住的泸州小市的一所学校，学校后门住有一家贫民，家中老婆婆经常来取送学兵们给她缝补浆洗的衣物，有时她的一位年约十五六岁的幼女也来取送。哪知却被团长林鼐宾看上了。某日夜，林派了他随身的勤务兵将这幼女拖架到团部外他的住室去，把这幼女强行奸污了。事后老婆婆常到后门哭诉，因为学兵对她母女都很熟悉，所以成群地围着老婆婆听她哭诉，这样林鼐宾的兽行不久传遍全团，官兵纷纷议论。
我得悉此事之后，一面命连内指导员制止官兵议论，一面报告师政治部，请求对团长林鼐宾有所处分，以便维持军纪，挽回不良影响。但是政治部主任余纪忠却迟迟不予答复。
不久余纪忠调我到政治部，担任连政工干事训练班的队长。这是由师司令部直属连选拔三青团的学兵二十余名，打算予以短期训练后，派往各团的连内担任助理干事，协助连指导员进行工作的。
林鼐宾于我离团以后，就把被他强奸的少女全家，逐离泸州，又制造起军官与指导员间的摩擦，并报告师长钟彬说:团督导员吕振寰制造谣言，鼓动是非，官兵不满;说我诬他强奸幼女，要求政治部不要叫我回团。钟彬向余纪忠提出，余纪忠竟责备我在团内未注意人事关系上的“协调”。我当时对此十分气愤，就争吵说:“蒋教育长(蒋经国)口口声声叫我们‘革命’，而青年军的团长强奸幼女，我政工人员视若无睹，这样的‘革命工作’，我不干了!”余纪忠无奈，才亲自赴重庆，面见蒋经国报告，请示处理办法。
余纪忠由重庆请示归来，首先在他私人家中约我吃饭，饭后又约我到泸州近郊散步，散步中对我说:“我在蒋教育长面前把你到泸州以来的工作成绩再三称赞，并有书面报告送给蒋教育长，把我对你的看法总括地写在上面，就是‘稍加琢磨，堪赴大任’。”又说:“你就是脾气不好，不善于处同人。”又说:“我们要体谅蒋先生(指蒋经国)处境上的困难!林团长的事，你要顾全大局。”我问余，蒋对我如何处理。余纪忠说:“已经决定调你到二〇二师，仍任督导员。这是不得已的处置，你可暂时前往，希望不久的将来你我再共大事。”这时我才觉悟到，我在受训中希望蒋经国能够整顿国民党内部、挽救当前危机的想法，实在太幼稚了!蒋经国对蒋介石嫡系的黄埔、陆大出身的军官，是不敢丝毫得罪的，这怎能谈得到“改革”呢?这时我才了解到，按照蒋经国的意旨，青年军中政工人员所应取的态度，只是服服贴贴地为军官们的反动兽行作掩护宣传而已。
后来我又曾向青年军训练总监部政治部直接写报告请长假，但回批是:“请假一节应毋庸议，仍调该员为二〇二师六〇六团中校团督导员……”
(四)
一九四五年六月，我来到青年军第二〇二师，该师司令部及政治部驻綦江县，但六〇六团独驻江津。第二〇二师师长为罗泽闿，政治部主任为杨伯森;杨是重庆某大学教授签名从军的。
第六〇六团团长张止戈是四川洪帮大爷，日本士官学校出身，是一个屠户型的大胖子。他带着他的三姨太太住在江津郊外的第六〇六团团部附近。张止戈的三姨太太却是能书善画，对于到六〇六团视察的人员，张止戈都命她画些山水花鸟之类的中国画相赠;对其中主要人物还加赠一笔现金。张止戈就赖此弄到这个六〇六团的少将团长。第一营营长姓刘，黄埔十期毕业。第二营营长姓袁，是黄埔一期中将军长袁朴的侄子，原做政工，以后入了高教班，改任为带兵军官。第三营营长王化通，黄埔十期毕业，热河省朝阳县人，是我族中姑姑吕佩璋的丈夫。团督导员室的第一股股长包行一，三青团中央干校专修部毕业，是蒋经国的亲信弟子。各连指导员也多是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专修部毕业的。
我一到六〇六团，团长张止戈马上集合了官兵，进行了布达介绍，又召集来三个营长，大排酒宴，对我欢迎。我根据在二〇三师六〇七团的经验教训，也增加了戒心，改变了态度。我学了蒋经国的态度，特别对团营长表示谦虚有礼，表示今后全团政工人员在我领导下，一定保证接受军事干部的指导和领导,尽力合作。前任团督导员也是三青团中央干校大学部毕业的,因与张止戈争领导闹翻了刚走掉，张止戈正为此恐怕得罪了蒋经国而焦急不安，我一来就有这样表示，张止戈十分欢喜。他马上命同我有亲属关系的第三营营长王化通在团部附近为我布置“公馆”，派出专人，发了大笔路费，迎接我的妻子来江津。
此后张止戈除了常同我在团部同行同止，每日在一起大吃大喝，从不叫我花费分文外，又暗示王化通由第三营拨给我两个杂役兵的空额，每月把两个兵的食粮、副食和饷金送到我家，说是给我津贴家用。当时青年军的粮饷待遇比国民党一般部队要优厚得多，例如副食发实物，每日早餐每名士兵发花生米二两。两个兵四两花生米，加上我本人的，此外在团督导员办公室也有两个杂役兵空额，因此我一人就领得五人份的待遇，光花生米一项就每日十两，积多了，我就在家中天天油炸花生，炒花生，煮花生，就这样我和家属一起每月也吃不尽。其他粮米蔬菜肉类也都吃不完。当时我的收入，除了月领原经济部工矿调整处专员的薪俸以外，还有中校督导员的薪饷，又加上四个士兵空缺的粮饷，生活上较之过去任何时期都更富裕。所以我常想:“不谈什么革命了，有吃有喝混下去再说罢!”此后也就把过去打算辞职不干的念头打消了。我又把全团的政训工作,由一律推给第一股股长包行一，就连师政治部发来的指示公文，除了包行一送给我必须看的而外，我也一律不看不管。整日里，由王化通将另外两个营长约来，在我家中打扑克，叉麻将，赌够了就杀鸡烹鸭，大吃大喝。有时也约了张止戈一道吃喝。就是这样，我在六〇六团的人事关系上，真是“协调”得如同亲属家人一般了。
正当我除了吃喝就是赌博，终日晨昏颠倒、头晕脑涨，对团内任何事情不闻不问之际，团长张止戈忽然向我说:“根据调查，团内发现了共产党阴谋鼓动破坏!”我初听来虽很惊愕，但为了怕多事，就说:“既已发现了，总算是好了，团长看着处理罢!怎么办都好，我是一切服从团长命令，决无异议。”可是张止戈却说:“这案子牵连着第三连指导员王某，非你亲自出面办理不可!”他这么说了以后，我才不得不到团内去清查一个究竟。
原来张止戈率六〇六团单独驻到江津郊外，借口缺少营舍，一面报请修建，一面奴役刚刚编入该团的从军学生，大兴土木。营地是霸占当地人民的耕地，建筑材料是无偿强征民间的竹木。由采伐、运输到工程修造，奴役学兵劳动半年之久，张止戈报领到大笔工料费，全部贪污了。所以不仅民怨沸腾，全团学兵也恨之入骨。他又为了显示他的成绩，令各营在营内成立消费合作社，设有贩卖部、小吃部，长年不放假，不令学兵外出，只有购买合作社的昂贵的日用品和食品，这样各营都可以赚取学兵的奖励金。为了点缀所谓文娱活动，他把当地民间的一个川戏班子拉到团内，把戏班的行头夺来做抵押品，规定艺人除了每周必须在团内演出外，每逢该地场期还要出去演戏，收入不给艺人分文，全作团内酒宴之用，每名艺人仅按士兵待遇，发给一份粮饷。至于团内所谓政训工作，也都由张止戈主持一切。他又在团部成立了一个报社，石印一份三日刊，实际每期印出只为了向上报成绩，很少发给学兵阅读。该报社由第三连指导员王某任编辑，经费由团内经费支付，在报社里派有他个人的亲信，实行特务监视，一切都按他的指示办理。军事训练出操演习，也分别照了像片，为了报成绩之用。又强迫士兵苦练木马和单双杠，为了表演给来团视察人员观赏。又借口办好伙食，提出要各连比赛，每周张止戈率团部人员到连内“会餐”，少则十余人，多则二十余人，大鱼大肉加菜，都由士兵伙食项内开支。全团各连都有团长的亲信班长或副班长，专门监视学兵，经常直接向团长打小报告，实行特务统治。就是连指导员也不能找士兵个别谈话，如果找了，就会被认为鼓动叛乱，因此各连的政工人员，也都对张止戈深怀不满。张止戈发现的所谓共产党鼓动破坏案，是根据他的亲信特务的密报，说是团部报社编辑第三连指导员王某常常表示对团长不满，于是张止戈亲到该指导员在第三连的办公室去搜查，当即查出一张油印的传单，其中列举了张止戈奴役虐待学兵，强征民间木料竹子等贪污事实;并有该指导员与外界来往信件若干封，其中有关于组织某学社的谈话。张止戈根据以上传单、信件及其他密报，说是以该连指导员王某为首，第三连有共产党员士兵十余人，阴谋计划暴动，要我出面即刻将王某逮捕，加以共产党在国民党部队内部鼓动兵变的罪名。当时我想，传单所举事实是全团官兵所共悉的，王某与外间组织学社也不能肯定就是共产党，尤其王某是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专修部毕业的，是由蒋经国亲自训练了多年的弟子，如无确证就逮捕法办，将来不好交待。但是又想到我在二〇三师六〇七团时，团长强奸幼女尚将团督导员调职，现在连指导员竟指控团长贪污，处理原则自然是必须牺牲连指导员。可是这个指导员是蒋经国的弟子，我只有在处理过程中，对双方都加以敷衍才行。这样计议已定，我乃将王某叫到督导员办公室，责备他不该油印传单，又用了过去余纪忠对我使用过的办法，开导王某要识大体顾大局。谈话后就令他暂且搬到督导员室我自己的房里住下，房外加派一名武装岗兵，算作监禁。张止戈则将第三连牵连在内的十余名士兵全部逮捕，送入禁闭室禁闭。
张止戈与我商量，叫我和他一起亲自审问这些学兵，并问我事实真相未弄清以前是否可以用刑。我说要用了刑将来如没有结果传说出去不好，他才决定改用威吓的办法。为了造成恐怖的气氛，张止戈在团部附近的民间选了一间孤立的茅棚，里面挂了一些杀猪刀子，布置了桌椅，摆成“公堂”。他选了深夜时分，棚内点了油灯，将禁闭室里的学兵加上手铐脚镣，叫到茅棚里来。张止戈和我对他们施以威吓说，如不招认是共产党图谋暴动，就拉出去活埋!吓得个个学兵脸色惨白，全身战栗。就这样挨个审讯威吓，连续了一个星期，可是一点共产党图谋暴动的口供也没有弄出来。
最后我又与连指导员王某谈话，才知道，传单是他叫指导员室的文书上士油印的，打算附在报告上，向训练总监部政治部控告张止戈;信内所谈的学社，是早年湖北同乡以居正为背景的一个小组织，已经解散几年了。但是我为了要维持政工人员与团长张止戈的人事“协调”，最后我仍决定以“人地不宜”为理由，将王某送往师政治部，改派工作。后来二〇三师政治部将王某送往训练总监部政治部，由蒋经国决定令其回到三青团中央干校学习。牵连的学兵禁闭了一个多月，因没有任何口供，张止戈只好交回连内，令人监视行动。这一次所谓共产党鼓动破坏案，才暂告结束了。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帝国主义被迫投降。我此时也从醉生梦死的除了吃喝就是赌博的生活中清醒了一些，想到“七七”事变以来，自己漂流异乡，到处鬼混，当前青年军中如此腐化，长此以往何时是个下场。加之，自从所谓共产党鼓动破坏案了结，连指导员王某回到三青团中央干校以后，就同六〇六团里干校出身的政工干部们，把我和张止戈终日吃喝赌博等情况，不断向蒋经国报告，我想蒋对我也决不会有什么好印象，这样的日子恐怕也维持不久，与其将来招到惩处，还莫如早日“急流勇退”。于是我就到重庆经济部工矿调整处，要求仍回本处工作，又写了报告要求复员复职。不久，我的要求由青年军训练总监部政治部批准。可是当我回到江津，向团长张止戈说明以后，张却坚不同意，他一面令三营营长王化通守护着我，不准搬家去重庆，一面派团附带了一名连长及十余名学兵作为六〇六团官兵代表，到青年军训练总监部政治部面见蒋经国，要求“收回成命”，挽留我继续留团工作。蒋经国准许了这个要求，以公文通知了经济部，说我仍有继续服役的必要，不能复员。这样我暂时不能脱离该团。可是据我的经验，深知国民党反动派内部的结合，完全是暂时的利害关系。我同张止戈的结合，只不过张止戈因为我一向不问团内事务，并甘心供他利用，从不揭发他的阴私，他在团内可以任意胡为而已;如一旦情况变化，彼此利害冲突，他会马上把我赶出该团的。所以我虽暂时未能离团，但仍未放弃我设法脱离的计划。
一九四五年十月，通过国共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我庆幸地认为今后国内恢复了和平环境，自己也要另谋一个“安身立命”的出路。我更加焦急地要脱离该团，不断借故由江津到重庆活动，参加了在重庆的热河省同乡会，认识了在重庆的一些热河省同乡。
十一月，国防部召集全国国民党部队政工会议，规定一般部队为师级政治部主任以上人员参加，青年军为团督导员以上人员参加。我决心乘机脱离六〇六团，又正逢妻子怀孕临产，便借口妻子到重庆入医院，趁我去参加会议，将全家搬回重庆。政工会议结束，我决心赴东北，才通知团长张止戈不再回团了。从此结束了我在青年军中的一段经历。
(一九六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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