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由于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政府的失误（加沙人质被杀害）导致了更广泛的民众愤怒，最终引发了大规模的罢工。这次罢工的规模大到足以让整个以色列国家陷入停滞。这种社会动员反映了公众对政府的不满，尤其是对政府在重大问题上的决策能力和执行力的质疑。

以色列工人总工会（Histadrut）在此次事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它不仅代表了工人的利益，还在政治和社会动荡中具有重大影响力。工会主席阿农·巴尔-大卫（Arnon Bar-David）的言论强调了当前局势的严重性，即国家处于“螺旋式下降”中，并警告政府再不采取行动可能导致更大的危机。

周一的罢工不仅影响了航班，还冲击了以色列的公共服务和教育系统。以色列工人总工会发起的罢工获得了特拉维夫、海法等城市的支持，并且涉及到广泛的政府部门，包括总理办公室和内政部。虽然教师工会不参与罢工，但学校的辅助人员加入罢工，这也导致了教育系统的部分瘫痪。此外，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和特拉维夫大学等主要大学也参与了罢工，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动荡。

极右翼财政部长贝扎莱尔·斯莫特里奇要求总检察长申请紧急禁令，以阻止罢工。他认为罢工将损害战时经济，并可能开创危险的先例。这显示了政府内部的部分力量试图通过法律手段阻止社会动员，以维护国家在战争期间的经济和政治稳定。然而，罢工的进行表明社会不满情绪已经达到了一定程度，即使在战争期间，公众仍然愿意表达对政府的不满。

这次罢工被比作2023年3月的罢工，当时内塔尼亚胡试图推动有争议的司法改革，也引发了全国范围的大规模抗议和经济停滞。以色列特拉维夫法院命令全国范围的罢工在周一下午结束。批评者认为内塔尼亚胡拖延了人质家属及其支持者达成协议的努力，这进一步削弱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

目前仍有100多名人质被扣押在加沙，人质问题不仅是外交和军事上的挑战，也是国内社会情绪的重要影响因素。尤其是那些在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中被劫持的人质，他们的命运直接牵动着以色列社会的神经。六名人质的死亡，特别是包括以色列裔美国人在内的三人本可能在最终停火时获释，这一事实加剧了人们对以色列政府的愤怒和失望。

耶路撒冷的抗议者要求内塔尼亚胡辞职，公众对他领导的政府不满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内塔尼亚胡的政府在应对当前危机时面临着巨大的民众压力，这种压力不仅来自普通市民，还来自政府内部。国防部长约阿夫·加兰特在内阁会议上对政府的批评，揭示了政府内部在如何处理战争和人质问题上的分歧。加兰特的指责集中在政府优先控制“费城走廊”（加沙南部的重要边境地区）而不是优先达成人质释放协议上，他将这种做法称为“道德上的耻辱”。这反映了以色列高层领导人在战略优先事项上存在严重的意见分歧。

一名在加沙南部遇害人质的亲属直接指责内塔尼亚胡的决策，认为政府为了军事目标而牺牲了人质的生命。这位亲属强调哈马斯曾同意在某个时间点达成协议，但以色列政府的拖延和追加条件导致了人质无法获释，最终导致他们的死亡。

以色列极右翼国家安全部长伊塔马尔·本-格维尔表示，他正在利用权力阻止任何可能达成的停火换人质协议，并确保“不进行谈判”。本-格维尔的立场反映了以色列政府内部的强硬派对任何妥协的反对。这种极右翼的立场加剧了政府内部的分裂，并与试图达成协议的温和派形成了鲜明对立。与本-格维尔的立场形成对比的是美国方面的紧迫感。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在会见被劫持为人质的美国人家属时强调，未来几天对推动人质释放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