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印度与中国一样，历史源远流长，且拥有恒河平原这一庞大的农业产区作为政权的基本盘。其地形不像欧洲那般破碎，语言和宗教也较欧洲更为连贯。摩羯陀人、德里突厥人、莫沃尔人、马拉塔人等都曾怀有统一全印度的壮志雄心，然而最终结局皆以失败告终。
而且印度各帝国在衰亡时，总是如烟花般瞬间崩解消散，既不像罗马帝国虽亡但精神犹存，也不像中华帝国有着王朝的更替流转。那么，究竟是何种力量阻挡了古代印度的统一之路呢？
公元前 6 世纪，释迦牟尼初创佛教时，给僧团定下常游方不定居的规矩，可后来僧侣们不仅定居下来，还将其确立为基本制度，正所谓“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当过和尚的朱元璋成为中国皇帝后，更是严厉打击游方僧侣，强制推行定居制度。
然而，从游方到定居的转变，并非在佛陀入灭后才出现的离经叛道之举，恰恰相反，这项妥协是佛陀在世时就发起的。 在其成道后的第 14 年，常年游方的佛陀，首次在舍卫城度过雨季。他将僧侣们召集起来说道：“从今已去，听诸比丘三月夏安居。”
所谓夏安居，指的便是每年雨季，僧侣们可停止游方，定居修行三个月。实际上，雨季安居这一做法并非佛教首创，在佛教之前，印度各派修行者基本都在雨季安居。按照佛教经典《四分律》的记载，士门子弟在雨季坚持游方的做法，曾遭到外道的嘲笑。经历 14 年的倔强后，佛陀终于妥协，决定让比丘们三月夏安居。
这个故事表明，在南亚的雨季面前，就连佛法也不得不低头。南亚和东南亚属于热带季风气候区，其最大特点是天气炎热，雨季漫长。在古代，每当雨季来临，大水便会淹没桥梁，冲毁道路。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就算是苦行僧也难以远行。
那么，依赖信使、税利、军队实行统治的古代国家，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在工业革命之前，南亚和东南亚的政治格局虽破碎，却时常出现影响力巨大的帝国，然而这些帝国又极易瞬间瓦解。在这令人眼花缭乱的表象背后，真正发挥作用的，正是热带季风亚洲的宿命与诅咒。
19 世纪之前的欧洲人，将如今的南亚和东南亚统称为印度，除了出于无知和傲慢，另一个重要原因便是热带季风亚洲在诸多方面的确存在同一性，包括政治结构。观察 17 - 19 世纪的缅甸军事帝国，会发现一件有趣的事，那就是东吁王朝和贡榜王朝发起军事行动的时间，总是集中在每年的 11 月到 1 月，因为其他月份要么是雨季，要么天气太热，都不利于行军打仗。直至现代，缅军每年进剿克伦族武装的行动，基本仍集中在年末年初这几个月。
同样，20 世纪 50 年代，在北越交锋的法国殖民军和越盟部队，还会因历史习惯，在下大雨时推迟交战，以至于援越的中国军事代表感慨，越军和法帝真是一对绝妙的对手。 雨季周期性阻断交通通信，对热带季风地区古代国家的构建，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我们可以将古代南亚和东南亚国家想象成众多气球，它们的权力规模，每年都会发生周期性变化。雨季到来，这些气球便开始泄气，政令难以超出首都周边范围。雨季一过，气球们又开始膨胀。但这些气球的大小并非仅由季节变化决定，它们还受到诸多其他周期的左右，例如决定商旅活动的海上季风周期、决定水稻播种与收获的农业生产周期、统治者的寿命周期、人口增长的周期以及灾荒的周期。
这些长短不一的周期，不断影响着国家的权力规模。在热带季风亚洲这片天地中，大大小小的气球各自收缩膨胀，时而相互碰撞，时而彼此间留出巨大空隙，有的气球突然爆炸，有的突然萎缩，还有新的气球在缝隙间不断涌现。 气球与气球之间，主要是由山地、森林、沼泽、海洋构成的广阔真空地带。山地占据了东南亚的中北部、印度的中南部，形成了热带季风亚洲的内陆边疆。
学者们给东南亚北部山地起名索米亚，称其为“世界无国家者的最后堡垒”。与此同时，古代东南亚 75%的土地都被热带雨林所覆盖。在南亚，印度东部的山脉和西部的沙漠，对恒河流域政权的扩张起到了极大的阻碍作用，所有帝国在此都只能施行松散的统治。
为了描述和研究这种复杂的政治体系，历史学家创造了两个名词，一是适用于古典时代印度的“萨曼塔体系”，二是适用于前殖民时代东南亚的“曼陀罗体系”。在中文资料里，对萨曼塔体系的介绍较少，对曼陀罗体系的介绍稍多，这两个名词意思相近，我们可以合并起来解释。
在萨曼塔体系和曼陀罗体系中，大的王国就是一个萨曼塔或者曼陀罗，在这些国家的核心区域之外，周边是一些大小不等的属国或者藩邦。 这些小的政体向王国称臣纳贡，但也保留了相当大的自主权，国王对它们的影响力程度不一，且时刻处于动态变化之中。
总体而言，王国的影响力从核心到周边逐渐递减。此外，小的王国本身也可以构成一个小型的萨曼塔或者曼陀罗。任何一个政体，都可能同时处于两个甚至多个萨曼塔或者曼陀罗之中。 多个大型政体的影响力可能相互抵消，也可能激烈碰撞。
在曼陀罗内外，小型政体的角色空间很大，是否纳贡、纳贡多少、是否拖延、拖延多久，都是各方影响力动态变化的结果。 在萨曼塔和曼陀罗体系这两个模型里，南亚和东南亚历史上许多政权的迅速膨胀和骤然崩溃，也就不难理解了。
南亚的孔雀王朝、百乘王朝、笈多王朝、戒日帝国、遮娄其帝国、波罗提诃罗王朝、维查耶纳加尔王国，它们都是具有浓厚萨曼塔或者曼陀罗色彩的政权。受气候、地形、观念、社会形态等因素的制约，它们既不是中央集权帝国，也无法成为中央集权帝国。
从表面看，这些帝国在鼎盛时期能够覆盖广阔的地域，但它们崩溃的速度也令人难以置信。 大的萨曼塔和曼陀罗破裂后，众多小政权如烟花般绽放，体系边缘出现巨大的真空。萨曼塔和曼陀罗政权极易迷惑人，如果后世无法理解其内部的复杂性和边界的伸缩性，就很容易高估它们的权力规模。
统治者们的权力象征物，例如石碑可以立得很远，关于政治边界的文字记载也可以写得很夸张，但这并不意味着帝国建立了真正稳固的权力。例如象征孔雀王朝统治的碑铭竖立在阿富汗的土地上，但这块碑铭的魔力可能只是周期性的，在马匹肥壮的旱季才会被激活。 正是由于萨曼塔和曼陀罗的存在，现代人常用的色块地图，其实根本不适用于古代印度和东南亚。
萨曼塔和曼陀罗体系的创造者和终结者说到底都是人，地理环境只是个无法回避的背景因素。人的能动性的体现之一便是，东南亚的曼陀罗体系比南亚的萨曼塔体系更为广泛持久。原因之一在于伊斯兰教更早传入印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地的政治格局。
原因之二是古代印度的人口比东南亚稠密得多。当代东南亚人口接近 7 亿，曼谷、马尼拉、雅加达都是世界级的都市圈，但这个庞大的人口规模完全是 19 - 20 世纪快速增长的结果。 19 世纪之前，东南亚是个人口相当匮乏的地区，一直在 2000 万到 4000 万之间浮动。
由于地广人稀，古代东南亚国家的权力规模很小，未开发的丛林沼泽更为繁茂，受地形和气候的影响也更大，所以曼陀罗模型的生命力更强。 反观南亚，公元 1000 年之后，印度人口开始显著增长，从之前维持了数百年的六七千万的水平，逐渐增加到 1800 年前的 2 亿。
1950 年前，有着“印度俾斯麦”绰号的内政部长帕特尔，通过一系列软硬兼施的手段，消灭了形形色色的土邦，才最终实现了印度的行政统一。 现在让我们把目光回溯到 2600 年前，传说释迦牟尼诞生后，在喜马拉雅山上修行的仙人阿斯陀前来为太子看相，预言道：“此子若出家便能成佛，若在家必为转轮圣王。”
那么倘若悉达多太子真的继承了父亲的王位，他能否从每年必至的雨季中突围，打破绵延无尽的曼陀罗圆环，统一四大部洲，将热带季风亚洲整合成一个空前绝后的大帝国呢？相信舍卫城的那个雨天已经给了我们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