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卡塔尔世界杯 1/4 决赛中，摩洛哥队击败了西班牙队。这场比赛于足球领域而言，被视作以弱胜强的爆冷，而在体育范畴之外，人们不由自主地为其赋予了浓重的政治意味。 毕竟，摩洛哥与西班牙之间存在着历史纠葛和现实争议。
以至于摩洛哥政府在接待西班牙首相和外长时，会在会议室悄然放置一尊塔里克·伊本·奇亚德的塑像，此人是 8 世纪从摩洛哥出发征服西班牙的穆斯林军队长官，也是现代摩洛哥的历史英雄，直布罗陀海峡之名便源于他。
除了胜负背后的显著寓意，赛场上还有一个值得留意的细微之处。赛后庆祝时，摩洛哥队替补门将穆尼尔·穆罕默迪的腰间挂着一面鲜亮的黄绿蓝三色旗。这面旗帜不仅出现在体育场看台上，还出现在卡萨布兰卡和拉巴特的狂欢人群中，出现在从巴黎到吉隆坡的摩洛哥侨民家庭窗户旁，甚至出现在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而在那里挥舞它的并非摩洛哥人。
这面旗帜并非摩洛哥国旗五角星旗，而是一个北非民族的象征。这个民族自称阿玛齐格人，外界更常以其历史称呼——柏柏尔人来称呼他们。 接连战胜西班牙队和葡萄牙队，最终闯入世界杯 4 强的摩洛哥队，有着“阿特拉斯雄狮”的绰号。其中“阿特拉斯”指的是横跨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三国的北非阿特拉斯山脉，此地正是柏柏尔人的分布核心区域。
从阿特拉斯山脉启程，向北穿越平原直至地中海边的港口城市，向南跨越撒哈拉沙漠，直至西非的稀树草原，这一大片广阔地域都有柏柏尔人的分布。庞大的游牧和移民空间，使柏柏尔人成为全球分布范围最广的跨国家民族之一。
历史上的柏柏尔人拥有众多标签，其中最为突出的当属桀骜不驯，他们甚至被视为阿拉伯人的反面。人们常言，北非人乃是阿拉伯化的柏柏尔人。 然而，倘若我们深入探究这些说法的起源，便会发现，它们都离不开帝国意识形态的塑造。柏柏尔并非一个天然存在的民族，很大程度上是近代构建的产物。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世界杯赛场和那面自豪的旗帜，其实是一个谎言，是针对摩洛哥以及其他北非民族国家的阴谋？还是说，被构建的民族只要历经压迫，就占据了正义的立场，即便接受刻板印象和历史虚构，也无可非议？
历史并非非此即彼，相比争论立场对错，更为重要的是坚持实事求是，而柏柏尔民族的诞生过程，恰是引领我们通向事实的一把钥匙。 公元 382 年，生于北非的圣奥古斯丁抵达意大利，向米兰主教圣安布罗斯求学。二者均为早期基督教重要的教父、哲学家。交流时，他们使用的是罗马帝国的官方语言——拉丁语。
拉丁语并非奥古斯丁的母语，他与父老乡亲交流用的是北非的方言柏柏尔语。 但在当时人们的观念里，方言被视为乡村土话，没有资格也无法用文字记录，唯有拉丁语能够充当书面语。因此，奥古斯丁不认为自己是柏柏尔人，他自认为是北非罗马人，其他人也将他视作北非人，而非柏柏尔人，毕竟在罗马时代，根本没有柏柏尔人这一概念。
和所有古典帝国相同，罗马帝国习惯以模糊的概念称呼周边族群，比如高卢、日耳曼皆是如此。然而对于北非，罗马人并未创造出一个概括性的词汇，他们用多个模糊概念称呼北非不同地区的居民，例如努米底亚人、摩尔人等等。 可是，以罗马公民身份自豪的圣奥古斯丁，依然无法避免在去世成百上千年后，被冠以柏柏尔人的名号。
最先给他戴上这顶帽子的是阿拉伯人。 公元 7 世纪末，阿拉伯大征服席卷北非，东罗马势力被永久逐出非洲。大征服后，占统治地位的阿拉伯穆斯林居住在少数城市之中，被信仰基督教各派别以及本土宗教的广大北非居民所包围。
自诩文明人的阿拉伯穆斯林觉得，北非民众，特别是山区游牧民仍处于蒙昧时期，他们借用希腊语中“野蛮人”的意思来称呼这些人，柏柏尔人这一名称由此产生。 所以，柏柏尔人从一开始就并非边界清晰的民族，柏柏尔人约等于北非的全部非阿拉伯人，是阿拉伯人构建的一个他者概念。
谁是柏柏尔人，本质上取决于谁是阿拉伯人。 依照当时人们的概念，阿拉伯人等同于会说阿拉伯语的正统派穆斯林。即便一个穆斯林的母语是柏柏尔语，只要会说阿拉伯语，也会被视为阿拉伯人。 历史学家将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在中东、北非的传播历程称作“阿拉伯化”。
由于地形复杂、语言差异大、本土意识强烈，北非的阿拉伯化进程比埃及、叙利亚、伊拉克缓慢得多。 公元 11 世纪，即大征服 300 年后，埃及、叙利亚等地的阿拉伯化进程已大致完成，但北非的阿拉伯化才刚刚起步，柏柏尔语一直停留在口语层面。
与此同时，阿拉伯语从书面语扩展至口语，从城市延伸至乡村，许多北非人成为了双语使用者。然而现代研究者难以确切知晓阿拉伯化的具体进展，因为人们仅用阿拉伯语书写，流传下来的文本也均为阿拉伯语。 作为阿拉伯人的他者和对立面，柏柏尔人在被吸收转化的同时，也展现出了巨大的能量和离心力。
半个世纪后，凭借柏柏尔的武力，法蒂玛王朝入关，成功攻占了埃及和巴勒斯坦，成为中东乃至亚欧大陆上的主要强权之一。 除了法蒂玛革命，柏柏尔人还是北非历史上历次王朝更迭的主要推动力量，马格里布地区的多数王朝皆由柏柏尔人建立，又被柏柏尔人推翻。其中，还有两个由柏柏尔人教团建立的帝国——穆拉比特王朝和穆瓦希德王朝，他们甚至冲出非洲，攻占了伊比利亚半岛的大量土地。
柏柏尔人的爆发力由此可见一斑。 基于这些经验，中世纪北非最为重要的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提出了伊斯兰世界的历史周期律。他认为，建立新王朝的游牧部落往往英勇善战、吃苦耐劳，但他们占领城市之后，就会在阿拉伯化的同时开始沉迷享乐，日益腐化，最终被来自山区和沙漠的另一轮部落所取代。
就这样，伊斯兰传统史官塑造了阿拉伯、柏柏尔之祖对立统一的矛盾体，阿拉伯是主体，柏柏尔人是他者，阿拉伯代表文明，柏柏尔代表王位，阿拉伯不断同化柏柏尔，而柏柏尔又不断征服进化阿拉伯。 如果说中世纪北非阿拉伯人发明的柏柏尔人概念，只是个类似华夷之辩的观念体系，那么这样的概念恐怕远远无法支撑一个现代民族的构建。
柏柏尔人需要科学化、具体化，甚至是激情化、浪漫化，方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民族。 阿拉伯经世和柏柏尔军阀们，显然无法单独完成此项任务，能够推动它的唯有近代民族国家。阿拉伯大征服后 1100 年，以圣奥古斯丁之名，法兰西帝国决定让柏柏尔人不再成为阿拉伯人的影子，拥抱全新的历史与未来。聪慧如圣奥古斯丁也无法预料，自己离世 1400 年后，还会被当作帝国统治的工具。
19 世纪征服北非的法国宣称柏柏尔人是高贵的民族，他们从未被阿拉伯人征服和腐化，而法兰西的使命便是将柏柏尔人从阿拉伯人的霸权中拯救出来，引领他们走向文明与教化。 法兰西帝国的意识形态，离不开学术界的支持。
巴黎大学政治学权威尤金·古尼尔教授认为，柏柏尔人保留着罗马帝国时期的精神和社会组织，古代柏柏尔人创造了辉煌的文明，圣奥古斯丁这样的思想家便是其代表。可惜罗马灭亡之后，阿拉伯人中断了柏柏尔人的历史发展进程，致使北非文明陷入长达千年的黑暗停滞。 这套历史理论，简直是明目张胆地挑起阿拉伯、柏柏尔的冲突，为法国统治北非背书。
除了政治学，语言学生物学学者也不遗余力地为帝国提供协助。语言学家归纳出了柏柏尔语族，为柏柏尔身份的本质性提供依据。生物学家强调柏柏尔体质与欧洲人的接近性，甚至有厚颜无耻的学者直接表示，柏柏尔人和高卢人是近亲，有着共同的祖先。 这些理论都为法国殖民机构提供了思想资源。
对于 19 - 20 世纪的法兰西帝国框架而言，法属北非的地位最为显著，也最为关键。不同于法属印度和法属加勒比，法帝国认为北非是法国领土向地中海南岸的自然延伸，是不可丢失的核心领土，关系到法兰西民族的千年大计。 为了彻底征服北非，长期统治北非，法国借助阿拉伯、柏柏尔这一古典框架，试图将柏柏尔人剥离出来，使其隔绝于阿拉伯民族主义和正统伊斯兰教的影响，同时拉拢柏柏尔人充当殖民者的盟友，如同东南亚苗族一般，成为制衡多数民族的砝码。
在殖民地时期，柏柏尔问题构成了法国殖民统治技术的一部分。法国一方面打压阿拉伯民族主义，另一方面鼓励柏柏尔民族意识，在阻碍阿拉伯人城市文化对游牧民族的影响的同时，也强力打压山区和沙漠部族的起义。 法国分化阿拉伯、柏柏尔的努力持续了整整 100 年，然而，两者之间对立统一的关系始终无法割裂，而且不论如何创造理论，如何制衡操作，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终究都是殖民秩序的受压者，这是法国无法改变的根本事实。
二战结束后，面对北非殖民地日益激烈的反抗，法国采取了高压政策。为了阻止山区部落对游击队的庇护，殖民军队多次进山扫荡，大量搜捕平民，并强迫柏柏尔人集中迁徙。法军的暴行激起了民众的愤怒。 1958 年，阿尔及利亚局势由游击战升级为独立战争，战争局势将财政虚弱、制度不完善的第四共和国逼入绝境。
1985 年，一场特殊的审判在阿尔及利亚国家安全法庭开庭。被关押数月的 23 名政治犯依次出庭，他们大多是卡比尔柏柏尔人，被指控的罪名包括蓄意破坏阿尔及利亚革命、危害国家安全等。 赛伊德·萨阿迪是 23 名受审者之一，他是柏柏尔民权运动的组织者，也是一名精神科医生。
在法庭上，他诊断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患有“恐柏柏尔症”。 他说大学生因说柏柏尔语而遭退学，工人因说柏柏尔语而被辞退，如果这不是“恐柏柏尔症”，那是什么？他还雄辩地指出，阿尔及利亚统治阶层一直在模仿曾经的法国殖民者，就连这个审判他们的法庭，都是参照法国司法制度设立的。
事实上患有“恐柏柏尔症”的，不只是阿尔及利亚政府，其他的北非国家，包括摩洛哥、突尼斯、利比亚，都存在类似的情况。 新独立的殖民地渴望构建强大的民族国家，又无一例外地受到殖民地时期意识形态的束缚。各国政府将柏柏尔民族意识视为法帝国主义蓄意制造的地雷，认为柏柏尔民权运动是针对国家的阴谋，仿佛在法国人殖民之前，阿拉伯、柏柏尔的对立不曾存在，新国家独立之后，就不存在不平衡的问题了。
哈桑二世认为，柏柏尔人会威胁国家稳定，他向乡村派遣大量讲阿拉伯语的教师，加速对柏柏尔人的同化。 摩洛哥相邻的阿尔及利亚从战争中获得独立，冷战时期对西方态度极为强硬。阿尔及利亚的前两位领导人本贝拉和布迈丁，都是经历过革命的强者，在柏柏尔人问题上，拒绝任何形式的妥协，直至布迈丁去世后，政府才开始转变态度。 因此才有了 1985 年的公开审判，以及后来的“柏柏尔之春”。
比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手段更决绝的，是利比亚的卡扎菲政权，利比亚根本不承认本国存在柏柏尔人，坚信只要不提出问题就无需解决。 就这样在独立后的整整 20 年里，新生的柏柏尔民族意识一直受到民族国家的压制，直到冷战结束，意识形态冲突缓和，北非各国政府才开始改变做法，承认并包容柏柏尔文化的存在，不再将柏柏尔问题简单地视为殖民时代的阴谋。
1999 年登基的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一改父亲的强硬作风，展现出宽厚温和的一面。他带头建立了皇家阿玛齐格语言研究所，促进柏柏尔文化的发展。 在阿尔及利亚 1985 年的那场审判后，大多数柏柏尔政治犯并未被判刑。
1999 年，新上任的总统布特弗利卡虽是革命军人出身，但对柏柏尔人和群众运动表现出开明的态度，甚至在演讲中提到“我们都是柏柏尔人”。 如今的阿尔及利亚，已有上千个柏柏尔人社团。柏柏尔人的民族意识和历史叙事，直接来源于法帝国主义的构建，但同样毋庸置疑的是，他们的身份扎根于北非社会，古老的社会冲突、现代阿拉伯伊斯兰单一主义的推广，以及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也为柏柏尔人的身份意识提供了存续的土壤。
单独强调任何一方面都会有失偏颇，而直面现实的第一步，便是承认世界的复杂性。有趣的是，当今北非的阿玛齐格民权运动，最主要的学习对象是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他们都将旗帜带到足球赛场上，让全世界看到他们的存在和主张。
柏柏尔问题和加泰罗尼亚问题一样，都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都让所在国家颇为头疼。或许，摩洛哥和西班牙政府在明争暗斗的同时，也曾向彼此倾诉日子的艰难吧。 无论如何，阿玛齐格已经诞生，阿玛齐格确实存在。若要走向未来，就必须直面现实，承认历史的多彩和复杂，在此基础上寻求理解与团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