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世界，存在着两个截然不同的“美国”。一个是真实的美国，另一个则是美国刻意营造出的形象。20 世纪初期，美国曾掀起一阵警惕文化入侵的浪潮，彼时备受瞩目的是法国电影。
1895 年，法国人卢米埃尔兄弟首次公开放映电影，标志着这一新兴技术与艺术形式的诞生。 在随后的十几年中，以百代高蒙为代表的法国公司，在世界电影市场中独占鳌头。其中，百代公司的电影在美国占据着统治地位。
20 世纪头十年，百代的收入竟是所有美国本土电影公司总收入的两倍。百代公司那标志性的红色高卢雄鸡，在城市中随处可见，引发了美国人对外国文化的焦虑。 当时，部分美国人认为，外国电影对美国本土市场的主导是危险的，甚至有人指责法国电影过于阴柔，称这种“娘炮文化”会侵蚀在西部拓荒运动中形成的伟大美国精神。
仅在 1909 年 6 月，百代公司送审的 13 部电影中，就有 6 部被拒绝或要求删改。1910 年 2 月，国家审查协会以出现成人谋杀、自杀元素为由，要求一部名为《磨坊》的法国电影剪掉一半。 美国对法国电影的压制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 20 年代。随着一战后法国电影的相对衰落以及好莱坞在有声电影时代的崛起，美国人的“红公鸡恐惧症”才渐渐平息。
站在百年后的今天回望这段往事，着实颇具讽刺意味。毕竟真实的美国，并非如它所展现的那般自信强大、无懈可击。20 世纪初已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强国的美国尚且如此，更早时期的美国状况可想而知。
本期将从文化史的视角切入，带领大家重新认识美国，那个刚刚诞生、尚未粉饰自己的美国。现代人早已习惯美国的强大，即便了解历史，也鲜有人意识到，共和国早期的美国，是个弱小的后殖民国家。 所谓早期共和国时代，是美国史领域的特定称谓，一般指美国独立后的约半个世纪，即 1776 - 1820 年。
广义的早期共和国时代更长，可延伸至 1861 年南北战争爆发，即 1776 - 1861 年。 在早期共和国时期，美国人的反应情绪和民族自尊心极为强烈。2015 年，百老汇推出热门音乐剧《汉密尔顿》，每当台上念出华盛顿的名字，台下观众便集体欢呼鼓掌，反之提及英国国王，观众则一同发出嘘声和笑声。其实这种剧场文化，在早期共和国时代就已存在，且当时的观众更为狂热，常常出声打断演出，甚至要求台上演员重演或退场。
因此，在美国演出的英国演员必须谨言慎行，若有任何涉嫌侮辱美国的言行，后果不堪设想，不仅可能被封杀，甚至还会遭遇砸场，人身安全都难以保障。例如 1849 年发生的纽约阿斯特剧场暴动，这是共和国早期规模最大的平民骚乱，便是由反应情绪所引发。 这场骚乱的起因颇为简单。当时英语剧坛有两位顶级莎翁级演员，分别是美国的弗雷斯特和英国的麦克雷迪。两人的竞争，被众多美国人上升到了民族尊严的高度。
1849 年，麦克雷迪在纽约阿斯特剧场演出。演出前，有人在室内散发传单，上面写着“统治这个城市的，到底是英国人还是美国人”。演出当天，多达 1 万人前往阿斯特剧场示威，在与警察对峙时，有个示威者高喊“有种开枪啊，为了一个该死的英国戏子，你们竟敢对自由的美国公民开枪”。结果警察真的开枪了。
在 19 世纪，剧场是市民文化生活的核心，类似古罗马的角斗场或东罗马的赛车场。剧场常常成为公共政治的表达场所，戏剧本身也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色彩。一些民族主义者甚至宣称，莎士比亚虽是英国人，但倘若他还在世，定会选择成为美国人。 阿斯特剧场骚乱并非孤立事件。共和国早期的戏剧文化，整体深受民族主义情绪的影响。
剧场氛围如此，戏剧创作亦然。布雷肯里奇和邓拉普，是共和国早期的两位戏剧先驱。他们的众多作品都是爱国主旋律正剧，如布雷肯里奇的《邦克山之战》《奎贝克之为蒙格马蒂将军之死》，邓拉普的《哥伦比亚的荣耀》《他的义勇军》。
然而，即便创作主旋律作品，邓拉普仍遭到民族主义者的诋毁。《哥伦比亚的荣耀》的前身《安德鲁》中有个细节，在华盛顿下令处死英国间谍安德鲁时，剧中角色布兰德对此极为不满，将大陆军的帽徽狠狠掷于地上。这一片段招致观众的一片骂声，许多人指责作者恶意攻击美国革命。在骂声中，邓拉普最终不得不修改剧本。
除戏剧外，其他文学体裁，如诗歌和散文，也饱含着反应情绪。《哥伦比亚的远见》《哥伦比亚德》《美国战争之师》《英国暴政的终结》《征服迦南》等诗歌风靡一时。在散文和杂志故事里，英国被描绘成一个贫富差距悬殊、道德沦丧的社会，英国人的形象不是为富不仁的老爷，就是薄情寡义的负心汉。
现代人或许难以理解 19 世纪美国人对英国的仇视，以及面对英国时的敏感。实际上，这种心态归根结底是由当时的政治经济结构所决定。 美国并非自独立起就是一个帝国。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的美国，与同时期的拉丁美洲一样，处于欧洲世界经济的边缘。以我国历史学的观点来看，当时的美国依然是英国的半殖民地。
因此，作为后殖民国家，无论是经济结构还是社会心态，共和国早期的美国与同期的拉丁美洲国家极为相似。当时的美国有众多仇恨英国的理由，随便就能罗列七大恨。 美国独立后，英国以边界纠纷为借口，长期在俄亥俄驻军，并煽动印第安各部族抵抗美国，阻碍美国向西北扩张，此为一恨。
美国独立后，英国切断了美国与英属加勒比地区之前的传统贸易联系，致使美国对外贸易失去重要市场，此为二恨。 1807 年，英国废除奴隶贸易，导致美国南方奴隶主经济受损，低人权优势难以发挥，此为三恨。 1812 年战争中，英军攻入华盛顿，烧毁白宫、国会山，在纽约，英军甚至扬言肢解联邦，此为四恨。
1846 年俄勒冈领土纠纷中，美国被迫放弃北纬 54 度 40 分的主张，接受现行边界，此为五恨。 美墨战争后，美国需开发西部。当时两洋铁路尚未建成，前往西海岸的移民需绕行英国势力范围内的中美洲地区，美国受制于英国，于 1850 年签订《克莱顿—布尔沃条约》，此为六恨。 美国内战期间，英国虽表面中立，但社会上层普遍支持邦联，并以贸易形式给予南方实际支持，此为七恨。
今时今日的人们或许会将这些事归结为帝国主义因利益分配不均而引发的争斗。但在当时的美国人眼中，上述种种，皆是英国限制打压美国的罪行，是英帝国主义妄图灭亡美国的铁证。甚至在 1846 年美国发动美墨战争时，统治阶层用来为战争合理化的借口，都是英国阴谋封锁美国，墨西哥是英国的走狗，攻打墨西哥就等同于间接反抗英国等等。
当然，反英情绪并非代表共和国早期美国社会的全体。如同同时期拉美保守党中仍有人高喊国王万岁一样，当时的美国也存在亲英情绪，尤其在社会精英和富农当中。 共和国早期的两大政党分别是联邦党和民主共和党。联邦党由亚当斯和汉密尔顿创立，内政上主张中央集权，外交上亲英。民主共和党由麦迪逊和杰斐逊创立，内政上主张周全，外交上亲法。
1800 年大选后，民主共和党占据上风。1812 年战争爆发后，亲英派基本失势。1829 年，以杰克逊、沃尔克为代表的平民主义势力掌控美国政坛，反英情绪成为主流。杰克逊幼时曾遭英国人虐待，在 1812年战争中是抗英英雄，无人比他更能作为平民的反英代表。
顺带一提，杰克逊和布尔克皆为苏格兰爱尔兰裔，此族裔相较于英裔更为草根，对英国较为排斥。 19 世纪 40 年代后，天主教徒爱尔兰裔涌入美国，他们更为强烈的仇英情绪也开始影响美国。直至世纪之交，美国的反应情绪仍未消散。鹰派鼓吹以武力夺取加拿大和加勒比，要求将英国逐出美洲，民众普遍同情南非的布尔人，谴责英帝国的邪恶。
当现实利益冲突消失后，民族主义情绪也随之改变。 我们如今所看到的英美特殊关系，是这一历史进程的结果，但它并非天然存在。现代人研读美国史时，往往对殖民地时期和共和国早期不够重视，或习惯将其视为帝国的序曲、霸权的起源，却忽略了美国曾作为后殖民国家的一面，忘却了它曾处于资本主义世界的边缘。
从 19 世纪中叶的阿斯特剧场，到 20 世纪初的纽约电影院，美国人用实际行动证明，无论是作为帝国还是后殖民国家，美国都只是个普通的国度。共和国早期的美国，自称是拉丁美洲各国的姊妹共和国，还会将印第安女神和哥伦比亚女神一同纳入国家象征。
然而，由于美国例外论的盛行，这些史实鲜少受到关注，连学者们都不习惯将美国置于全球性的视野中探讨，仿佛美国独立于世界历史之外。 美国例外论坚信，它不惧怕美国被批评、被当作反派，但绝不能接受美国被视为普通国家。说美国从普通的殖民地，变成普通的半殖民国家，再发展成普通的帝国，最终普通地衰落，说这其中的每个环节，都遵循着普通的规律，可以与其他地方进行普通的比较。
对于美国例外论而言，普通而非邪恶才是最大的亵渎与冒犯。 但历史的事实就是如此，美国人皆是普通人，美国历史的每个细节，都与世界其他地区紧密相连。美国发生的一切在其他地方也会出现，其他地方的所有故事也都可能在美国上演。 从红公鸡到好莱坞，世界舞台上的角色不断更替，但本质从未改变。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特殊的国家，有的只是无耻的双标和廉价的虚荣。而就连双标和虚荣也并非特殊，因为此类现象古往今来屡见不鲜。
